斯坦福監獄實驗對於某些參與者及工作人員產生了持久的影響，許多不在預期中的正面效應也因此漸漸浮現。總體來說，在最後一次追蹤評估中(研究結束後的不同時間裡，由參與者在家中完成並寄出)，大多數參與者都表示對個人而言，這是一次價值非凡的學習經驗。這些正面感受多少可以平衡負面的監獄經驗，雖然只到某種程度而已：正如我們注意到的，沒有任何參與者願意再次自願參加類似的研究。以下讓我們從參與者的評估中檢視斯坦福監獄實驗留下的正面效應。
先說說道格8612這位囚犯造反事件中的領袖，他也是第一位出現極端情緒性壓力反應的囚犯。他的反應迫使我們必須提前釋放他，而當時他進入實驗的時間不過才36小時。在我們的紀錄片《寂靜的憤怒：斯坦福監獄實驗》拍攝過程中，道格曾在一段訪談裡承認這段經驗十分令他困擾，他是這樣說的：「這是個無與倫比的經驗，我這輩子從來沒叫得這麼大聲過，也從來沒有這麼不舒服過。這是個失控的經驗，不管是對那個情境還是我個人都一樣。或許我一直以來都有不容易失控的問題吧。為了瞭解自己，(在斯坦福監獄實驗結束後)我開始走人心理學領域，我會繼續研究心理學，去瞭解是什麼事物會讓一個人理智短路，這樣我就不會這麼恐懼未知了。」
在研究結束五年後的一份追蹤評估中，道格透露他開始會為了得到釋放而讓自己陷入極端痛苦，接著8612這個角色又會纏上他。「我以為擺脫這個實驗的方法就是裝病，一開始只是假裝身體有病痛，當那方法不管用時就裝出精神疲勞的模樣。但花在裝病上的精力讓我痛苦，而這樣發生在我身上的事實，也真的讓我覺得很不舒服。」到底有多痛苦？他在報告中說到，他女友告訴他，他緊張不舒服到實驗結束兩個月後還老是在談那件事。
道格繼續學習心理學，最後拿到了臨床心理學博士學位，部分原因就是希望更能控制自己的情緒和行為。他的博士論文是研究(對囚犯地位的)羞恥感及(對獄卒地位的)罪惡感，他在聖昆廷監獄而不是一般的醫療／臨床院完成實習學分，之後超過20年的時間在舊金山和加州的矯正體制中擔任法庭心理學家(forensic psychologist)。由於他動容的見證，讓我們為實驗的紀錄片取名為《寂靜的憤怒》，他談到我們必須防範的是囚犯身上出現的嗜虐衝動，這種衝動總是存在權力差異的情境中——就像一股寂靜的憤怒，隨時伺機突圍、爆發。道格的工作一部分是協助囚犯無論身處何種環境都仍能保持尊嚴，以及促使獄卒和囚犯和平共存。他的例子說明，儘管斯坦福監獄實驗一開始造成了強烈的負面效應，最後仍能轉化為智慧與洞見，持續對個人與社會產生貢獻。身為受試者的收穫與承受的痛苦是成正比的。
在所有電視節目對斯坦福監獄實驗的報道中，都會特別介紹被暱稱為「約翰·韋恩」的酷吏赫爾曼，他由於身為支配性角色，並且為虐待囚犯發明了各種「有創意的邪惡」任務和遊戲而聞名。我們在我最近的一場演講中碰面時，他向我吐露心聲，他說安迪·沃霍爾(Andy Warhol)說過，每個人一輩子中都會有一次機會享有短暫的美名，不過斯坦福監獄實驗帶給他的卻是「一時的醜聞、一輩子的臭名」。我曾經要求他想想這次參與是否曾在他的人生中留下任何正面影響，他寄給我一張短箋作為回答：
數十年來，我背負的生命重擔已經軟化了當年那個傲慢而不經世事的年輕人。如果當時有人跟我說我的行為傷害了某位囚犯，我可能會回答他：「那些人全是懦夫跟娘娘腔。」不過今天，我回憶當時是如何走火入魔以致傷害他人而完全不自知時，這些經驗已變成一則警世傳奇，提醒現在的我必須注意對待他人的態度。事實上，有些人可能會覺得我對自己身為公司老闆的身份太過小心翼翼了，像是有時候我會對開除表現不佳員工這類決定有所猶豫，因為我擔憂這對他們來說太過殘酷。
克雷格繼續就讀斯坦福法學院，他後來以法學博土身份畢業，同時也拿到我們心理系的博士學位。他在加州大學聖塔克魯斯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Santa Cruz)任教，教授頗受歡迎的心理學及法學課程。克雷格後來成為美國的獄政首席顧問，也是少數與囚犯集體訴訟案件的律師代表合作的心理學專業工作者。他曾針對犯罪，刑罰、死刑等許多不同面向廣泛撰寫文章，提出出色的見解。我們曾在許多專業的期刊論文、書籍以及貿易雜誌上合作發表文章。從他對斯坦福監獄實驗對他造成的影響所做的聲明中，可以清楚看出這個實驗的價值：
對我而言，斯坦福監獄實驗是改變我職業生涯的再造經驗。當津巴多教授、科特和我開始規劃這個研究時，我只是個剛讀完二年級的心理學碩士生，那時在津巴多教授的鼓勵和支持下，我對運用社會心理學解決犯罪及刑罰問題的興趣才剛要開始成形……當我完成斯坦福監獄實驗的工作後不久，我開始研究真正的監獄，而最後我將焦點轉向社會史，因為社會史協助塑造了人們的生活以及他們的內在局限。但我從未忘記在那短暫的六天中，我在模擬監獄裡所觀察及體悟到的教訓，以及因此而對制度產生的洞察。
克裡斯蒂娜·馬斯拉什這位斯坦福監獄實驗裡面的女英雄，現在是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的心理學教授、大學教務長、人文暨科學院院長，也是卡耐基基金會的年度傑出教授。她在斯坦福監獄實驗中短暫但強烈的經驗，也對她的職業生涯抉擇有了正面影響，在一篇回顧性的文章中她這麼說道：
對我而言，這個監獄經驗遺留下的最重要影響，是我從個人經驗中所學到的教訓，而這樣的學習又塑造了我接下來對心理學的專業貢獻。我最直接體會到的是心理學的去人性化——如何能讓一個堪稱善良的人用如此惡劣的方式來認知和對待其他人；對於仰賴他們伸出援手和善意的他者，人們多容易就可以不把他們當人，而且當成不值得他們尊敬和平等對待的畜牲、下等人。斯坦福監獄實驗裡面的經驗啟發我進行關於精疲力竭感(burnout)的前瞻性研究，即探討對情感過度苛求的人類服務工作可能產生的心理危機，也就是導致起初仁慈、奉獻的人去人性化，甚至虐待他們原本應該服務的對象。我的研究嘗試說明在各種職業環境中出現精疲力竭感的原因和結果，並試著將研究發現應用於實務。我鼓勵分析和改變造成精疲力竭的情境決定因子，而不是把焦點放在照顧者的個性上。因此我的斯坦福監獄故事不只是扮演提前結束實驗的角色，我也扮演了開始一項新研究計劃的角色，而這都是來自於我在那獨一無二實驗中得到的啟發。
然後就是我了，菲利普·津巴多(關於科特及賈菲在實驗中的角色請參見註釋17)。斯坦福監獄實驗的一周體驗在許多方面改變了我的女生，從個人面及專業面都可說是如此。要追溯起這個經驗為我帶來的意外正面影響，那可是非常浩大的工程。我的研究、教學和個人生活都逃不出它的影響，而我也因此成為一名社會改造分子，為改善監獄境況，並為喚醒人們關注其他形式的制度性權力濫用而積極奔走。
實驗結束後的三十年來，我的研究焦點可說是由模擬監獄的許許多多觀點刺激而成。它們帶領我走進「羞怯」、「時間洞察力」和「瘋狂」的研究世界。在簡述過監獄實驗對羞怯研究與治療嚴重羞怯者的關聯之後，我接著會詳述這經驗對於我個人生活的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