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研究的相對倫理，傳統觀點的看法是，只有當研究結果對科學、醫學或社會的貢獻大於實驗參與者所付出的代價，研究才能獲准進行。儘管計算得失比率的做法看似妥當，不過我想在此挑戰這個會計觀點。我們的實驗參與者(在斯坦福監獄實驗中被稱為「實驗對像」)付出的代價的確是真實、立即而且明確的。不過相對地，無論預期的收穫會是什麼，在研究者進行研究設計或獲得實驗許可的階段，那些收穫都只是遙遠的可能性，也許不會有實現的一天。而一個極有希望得到預期成果的研究卻往往沒什麼意義，甚或因此不能發表，也無法在科學界討論。就算是得到有意義的發現並獲得公開發表，也可能無法轉為實務用途，或者若要達到有利社會的目的使得規模必須放大，因此未必實用和可行。另一方面，有些研究或許一開始未必有明顯用途，最後卻有重要用途產生。例如調節自律神經系統的基礎研究，就對以生物回饋方式輔助治療的保健應用有直接貢獻。此外，大多數研究者對「社會工程」中可運用於解決個人及社會問題的方法多半缺乏興趣，也沒有特殊才能。
綜上所述，這些評論說明了無論從原則上或實踐上思考，研究倫理等式中關於獲益的崇高理想都有落空的可能，然而就實驗參與者及社會而言，他們仍然得分別付出損失的代價，就個人而言是淨損，對社會而言則是毛利損失。
相對倫理等式中還有項被單獨忽略的因素是實驗參與者的淨收益。他們是否也能從參加研究計劃的經驗中得到某些好處呢？舉例而言，他們在金錢報酬方面是否能抵償參加醫學研究時經驗到的痛苦呢？若要實現人體受試者研究的次要目標，適當且操作細膩的減壓解說會不可或缺。我在誘發性精神病理學(induced psychopathology)研究中的經驗可作為範例參考。然而這類收穫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從經驗上來說，我們必須把這樣的收穫當作是結果測量，是當研究者事先抱持對其「倫理可疑性」的敏感度而做研究時，得到的一種檢驗。考慮到研究倫理時，還有一個大多數時候都被忽略的因素，就是研究者負有社會行動的義務，為了讓他的研究能用於他的知識領域及社會改革，研究者必須有所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