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從斯坦福監獄實驗中學的最重要一課是，情境是由系統創造的。系統提供製度性的支持、威權以及資源，讓系統能夠順利運作。在大致介紹斯坦福監獄實驗中所有情境特質之後，我們發現有個關鍵問題很少人提出：「是什麼或者是誰造成這些事情發生？」誰有權力規劃設計出這個行為環境，並且用特殊方式維持它的運作？接下來的問題是，誰必須為結局與後果負責？誰得到成功的功勞，誰必須為失敗受責？在斯坦福監獄實驗裡，最簡單的答案——是我。儘管如此，如果處理的是複雜的組織，比方說失敗的教育或矯正系統、腐敗的大型企業，或者是阿布格萊布監獄中創造出的系統，回答這問題就不是那麼容易了。
系統權力是授權或是制度化許可，包括授權和許可從事規定下的行為、禁止及懲罰違背規定的行為。它可以提供「更高的威權」，這更高的威權批准新角色的扮演、新規定的服從，也批准從事在一般情形下受到既有法律、規範及倫理道德限制的行動。這些批准通常披著意識形態的外衣出現。而意識形態是種標語或主張，通常用來合理化為了達到某個至高目的所需採取的任何手段。因為意識形態對處於某個特定時空的大多數人來說「正確無誤」，因此通常不會受到任何挑戰甚至質疑。當權者將政治綱領包裝成善良、正直的，使它看似珍貴的道德律令。
設計出來支持意識形態的政治綱領、政策及標準運作程序，是組成系統的基本要素。由於意識形態被人們當成神聖不可侵犯，系統程序因此被視為合理而正確。
在20世紀60和70-年代，從地中海到拉丁美洲世界都受到法西斯軍閥統治，當時的獨裁者總是以防衛「威脅國家安全」勢力的需求來強化建立軍備的號召，以對抗他們聲稱來自社會主義者或共產黨人的威脅。為了除去威脅，由軍警執行、國家批准的嚴刑拷打成為必要行為。法西斯意識形態也正當化行刑隊對所有疑似「國家公敵」者的暗殺行動。
而在目前的美國，所謂國家安全威脅勢力對人民已經造成恐嚇效果，使得他們願意犧牲基本人權來換取安全的假象。這種意識形態接著正當化對伊拉克發動的先迫性侵略戰爭。而由當權系統製造出來的意識形態，又繼續創造一個次級系統，即管理戰爭、國土安全，軍隊監獄的次系統，或由於缺乏嚴格的戰後計劃，而導致上述事項的失於管理。
我對喬治·奧韋爾在其經典名著《一九八四》」中概述的洗腦策略與技巧一直抱持濃厚的學術興趣，因此，我原本在我的專業生涯中應該更早意識到系統權力存在才是。系統最終會粉碎個體的開創動力並抵抗系統入侵的意志，而「老大哥」指的其實就是系統。然而許多年來，由於原始對話的整理是以天性式對上情境式的競爭作為詮釋人類行為的框架，因此在斯坦福監獄實驗的眾多討論中連一個系統層次的分析都找不到。我忽視了一個更大的問題，竟沒有考慮到這框架背後的提供者——系統。直到我參與了一項調查，開始瞭解到導致許多伊拉克、阿富汗和古巴軍隊監獄中普遍存在虐待事件的動力後，才終於注意到系統層次的分析。
諾貝爾物理學家理查德·費曼曾經表明，「挑戰者」號航天飛機的悲劇並不是由於人為失誤造成，而必須歸因於「官方管理」的系統性問題。當時美國太空總署的最高主管不顧工程師的質疑，也無視「挑戰者」號製造者對某個關鍵零件(也就是後來造成災難的瑕疵O形環)的安全性曾表示過關切，堅持發射航天飛機而造成了悲劇。費曼認為，太空總署的動機很可能只是「為了確保太空總署的管理無懈可擊，以保證經費無虞。」「在稍後的章節中，我們將採取系統與情境同樣重要的觀點，以幫助我們瞭解在斯坦福和阿布格萊布監獄中錯誤是如何造成的。
美國太空總署為了實現其出於政治動機的口號「更快、更好、更便宜」，因而犯下系統性的失敗，相對於此，納粹大屠殺系統卻得到恐怖的成功。包括希特勒的內閣、國社黨政客、銀行家、蓋世太保，納粹黨衛軍、醫生、建築師、化學家，教師、列車長以及更多參與者，這些人組成一個由上而下密切整合的系統，為了消滅歐洲猶太人及其他國家敵人，每個人都在他們全力以赴的行動中扮演了一個角色。
有許多事必須要做，興建集中營、處決營，以及他們特殊設計的火葬場，新形態的致命毒氣也必須開發得更加完善才行。政治宣傳專家必須製造各種形式的宣傳晶，通過電影、報紙、雜誌、海報等宣傳，將猶太人視為敵人、詆毀、去人性化。教師和傳教人員則負責教育年輕人成為盲目服從的納粹黨員，讓他們可以正當化自己在參與「猶太問題最終解決方案」時的行為。
這些人開發出一種新語言，用一些聽起來無害的字眼包裝人性的殘酷與敗壞，這些話像是Sonderbehandlung(特殊待遇)、Sonderaktion(特殊行動)、Umsiedlung(遷移)以及Evakuierrung(撤出)。「特殊待遇」是種族滅絕的代號，為了使用上的效率，有時會縮寫為SB。納粹黨衛軍頭領萊因哈特·海德裡希(Reinhard Heydrich)曾在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一份聲明中略述安全性的基本原則：「可以一般方式處理的人以及必須給予特殊待遇的人，這兩群人之間必須做出區分。後者所涵蓋的對象由於極端令人反感、極具危險性，並且極可能成為敵人的政治宣傳工具，因此是予以根絕的適當人選，不須給予人性尊重與同情對待(根絕方式通常為處決)。」
許多納粹醫師受徵召參與挑選集中營囚犯以進行處決及實驗的任務，他們時常必須面對忠誠度分裂的問題。「在奧斯威辛集中營中，這些納粹黨衛軍醫師面臨救人與殺人的誓言相衝突，似乎時時刻刻擺盪在謀殺的殘酷以及短暫的仁慈之間。然而這道鴻溝卻無法彌平，事實上，持續分裂就是使他們繼續從事奪命任務的因素，分裂是維持總體心理平衡的一部分。於是人逐漸被整合進入巨大、野蠻並且高度功能性的系統之中……奧斯威辛集中營是個集體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