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的模擬監獄中，學生囚犯和獄卒受到經驗誘發而出現性格上的轉變，為了更充分評鑒性格轉變的程度，我們有必要考慮60年晚期及70年代早期的美國時代氛圍。那個時代的代表性思潮是拒絕威權、「不要信任大人」（trust no one over thirty）、反對軍隊及工業化，參與反戰示威、加入民權及婦女權益促進行動。那是個年輕人起而造反、反抗來自父母和社會死板教條的時代，而那些教條曾在50年代桎梏了他們的父母。那是性、毒品和搖滾樂的實驗年代，年輕人蓄著長髮，高唱：「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那也是個嬉皮士的年代，為了愛和存在而靜坐抗議的時代，是頭上戴幾朵花去加入舊金山反戰青年「花孩兒」(flower child)行列的時代，是和平主義者的時代，更是個體主義者的時代。那一代人的智性導師——哈佛心理學家蒂莫西·利裡(Timothy Leary)曾經為世界各地的年輕人提供一個處方，裡面包含三重指引：別管傳統社會說什麼、嘗試看看改變心智狀態的藥丸、傾聽自己內在的聲音。
由於訴求激烈反抗各種不正義及壓迫，青年覺醒運動(Youth Culture)的興起格外關注越戰中發生的各種不道德行為，他們抨擊每天清點敵人屍體的可憎行為，抗議執政當局不願承認錯誤，並從曠日持久的流血戰爭中撤退。這些價值風潮在歐美引燃一波又一波的青年運動。相較於美國的理念，歐洲人甚至更激進地挑戰社會建制。他們公開反叛政治及學術霸權。法國巴黎、德國柏林和意大利米蘭的學生們「架起了路障」，直接反抗他們視為保守、反動的現行體制。他們之中有許多是挑戰法西斯主義者，也強烈譴責昂貴的高等教育造成的不平等人學限制。
而身為一個群體，我們研究中的志願學生正是來自強調造反、個人探索、否定威權和盲從的青年文化。因此我們原本預期實驗受試者更能抗拒制度性的力量，拒絕服從我強制加諸於他們的「系統」支配。沒料到的是，這些志願者當上獄卒之後，竟然完全接納了權力慾心態，然而當初讓自願者選擇角色時，根本沒有人願意成為獄卒。即使是最苛酷的獄卒赫爾曼也寧可當囚犯，就像他告訴我們的：「大部分的人都會嫌惡獄卒。」
幾乎所有志願學生都覺得他們比較可能在未來成為囚犯，畢竟他們上大學可不是為了當獄卒，但是哪天因為犯了什麼小罪而被逮卻不是不可能。我說這些的意思是，這些被指派為獄卒的人並不像他們後來的表現那樣具有虐待或支配傾向。當他們進入斯坦福監獄實驗時，並沒有任何傷害、虐待、支配他人的嗜好。如果說有，那也是貼近符合當時社會氛圍的傾向一一關懷他人。同樣地，我們也沒有理由預期扮演囚犯的學生會如此快速地崩潰，他們的心態和身體健康狀況在開始時都十分健全。因此，當完全不同時代的研究者試圖複製這個研究時，他必須牢記這個時代和文化的脈絡，這點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