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開扮演跟自己私下信念相反的角色會出現一個有趣的結果：產生認知失調。行為與信念之間不一致，以及行動不是隨著恰當態度而產生，都是認知失調出現的條件。失調是一種緊張狀態，它會強而有力地刺激個人改變公共行為或是私人觀點，以降低失調程度。人們將會竭盡所能，力求拉近信念與行為的差異，以達到某種功能性統一。差異程度越本，達成調和的動機就越強，而人們也會期待看見越極端的改變。如果你有許多好理由去傷害一個人，反倒很少會出現失調，比方說你的生命受到威脅、身為軍人的職業要求你得聽從權威者命令行事，或者從事違背你和平信念的行動可以得到豐厚報酬時。
然而奇怪的是，一旦從事這類行為的正當理由減少，失調的效應卻會開始增強。好比說你只為了微薄報酬去做一件令人厭惡的事，你的生命不受威脅，提供給你的理由也不夠充分或是不妥當，失調情形就會變嚴重了。在人們擁有自由意志時，或者當情境壓力迫使他從事與信念不符的行動，但是他或她一時失察或無法全然贊同這樣的行為時，失調程度會升高，試圖去降低失調的動機也會最強。如果與信念不符的行為屬於公開行為，否認或修正都是不可能的。因此，改變的壓力會施加在認知失調方程式中較軟性的元素上，也就是屬於內在、私密的部分，亦即價值、態度、信念，甚至是知覺感受上。有大量的研究可以支持這樣的預測。
認知失調是如何刺激我們在斯坦福監獄實驗獄卒身上所看見的改變出現呢？他們從事長時間且辛勞的值班工作，完全出於自願，只為了一小時不到2美金的微薄薪水。他們很少得到指導，告訴他們該如何扮演這個困難的角色。無論何時，只要他們穿上制服、出現在牢房中，或者足有仟何其他人在場，不管那個人是囚犯、他們的父母或是訪客，他們就必須一貫維持每天輪班八小時的獄卒角色。他們不當班時，有16個小時的休息時間遠離斯坦福監獄實驗的日常工作，然而16個小時後，他們還足得回到角色裡。這樣的情境是導致認知失調的強大源頭，也許就導致獄卒內化其公共角色的行為，並且造成他們用私人認知和情感回應方式來自我合理化，因而使得獨裁及虐待行為日益增加。
更糟的是，由於這些和個人信念不符的行動是他們承諾要做的，於是獄卒們更覺得必須賦予它意義，必須找理由來解釋自己為什麼做出違背他們真正信念及道德主張的事。在許多情境中，認知失調的情形被承諾掩蓋，因此讓明智的人受蒙騙，做出非理性的行動。社會心理學提供許多證據，證明這種情形可以讓智者做出蠢事、清醒的人行事瘋狂、道德的人行為下流。做出違背信念的事情後，人們總會提出「好的』理由為自己無可抵賴的作為辯解。相較於合理化——替自己的私人道德觀與實際行動間的矛盾開脫——的功力，人們的理性能力反而是差了點。藉著合理化，他們可以說服自己和別人，主訴他們的決定都經過理性考慮。然而人們對於自己在面臨失調時那股維持一致性的強烈動機，卻是一點也不敏感。社會認可的力量
還有另一股更為強大的力量影響人的行為，不過人們對此同樣毫不察覺：社會認可的需求。人們需要被人接納，被人喜歡，被人尊敬，這意味著行為要看起來正常、恰當、符合社會期待。這股力量非常強烈，以至於人們會優先服從陌生人告知的正確行為，即便那些行為極端地愚蠢怪異。我們嘲笑著向我們揭露真相的「整人遊戲」節目，卻很少注意到在自己的生活中，我們成為整人遊戲「主角」的次數有多頻繁.
除了認知失調效應之外，我們的獄卒也同樣受到服從的壓力。來自其他獄卒的群體壓力強化了當一個「合群的人」的重要，而這裡的遊戲規則就是必須以各種方式將囚犯們去人性化。好心的獄卒成了群體中的異類，值班時，他被排除在其他獄卒組成的小圈圈之外，沉默地承受痛苦。而在每個班次中，嚴酷的獄卒總是會成為至少—位其他獄卒的模仿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