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進入斯坦福監獄實驗給我們的最後教訓之前，我想要再提出兩個最後的觀點來討論角色權力及運用角色來正當化違法行為。我們現在先跳出獄卒與囚犯是由志願者扮演的，回顧一下幾個角色：來訪的天主教神父、假釋委員會的委員長、公設辯護律師，以及在探訪夜出現的父母。父母們不僅覺得我們展示的監獄情境良好、有趣，還允許我們將一系列武斷獨裁的規定用在他們身上、限制他們的行為，就像我們對待他們的孩子一樣。我們也信任他們會好好扮演深植於內在的角色——他們是循規蹈矩的中產階級公民，尊重威權、極少直接挑戰系統。我們同樣也知道即使囚犯們處於絕望中，而且人數遠多於獄卒，但是這些中產階級出身的年輕人也不可能直接槓上獄卒。其實只要有一個獄卒離開牢房，囚犯與獄卒的人數比甚至可以達到九比二，他們卻不曾反抗。這類暴力不屬於他們從小習得的角色行為，卻可能是出身較低階層的實驗參與者所熟悉的，而且比較可能會採取行動改變自己的處境。事實上，我們找不到證據證明囚犯們曾經策劃要發動人身攻擊。
角色的現實依賴支持系統而存在，系統對角色提出要求、規範，並且阻止其他現實情況入侵。回想一下，裡奇1037的母親向我們抱怨他的情緒不佳時，我立刻動員了我的制度性威權角色回應並挑戰她的觀察，我暗示囚犯1037一定有些個人困擾，所以他的情緒狀態完全和監獄的運作問題無關。
回溯我當時的反應，我的角色從一個十分有同情心的老師，成為一心只顧搜集資料的研究者、麻木無情的警務長，這樣的轉變最令人痛苦，在這個陌生角色中的我，做出一些不適當的怪事，我狠心打斷了一位母親的抱怨，而她的確有理由抱怨;當帕洛阿爾托市的警局警官拒絕將我們的囚犯移到市立監獄時，我的情緒變得十分激動。我想我會那樣做的原因是因為我完全接納了我的角色，也就是要讓監獄盡可能正常運作。但也由於接納了這角色，我只關注「我的監獄」的安全和維持，於是在第二名囚犯也達到崩潰邊緣時，我並沒有察覺到有中止實驗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