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角色要求相對的夥伴關係，就像獄卒角色的存在如果要有意義，就必須有人扮演囚犯才行。除非有人願意扮演獄卒，否則一個人無法成為囚犯。在斯坦福監獄實驗中，不需要什麼特別的訓練就可以扮演角色，也沒有手冊教你該怎麼做。回顧第一天獄卒的笨拙以及囚犯的輕浮舉止，只是因為兩方都正在適應這個陌生角色。但是很快地，隨著以獄卒一囚犯共生關係為基礎的權力差異愈益明顯，我們的實驗參與者也輕易地進入了他們的角色中。演出囚犯或獄卒，一開始根據的腳本是來自於實驗參與者自身關於權力的經驗，包括觀察父母之間的互動(傳統上，父親是獄卒，母親則是囚犯)，以及自身對醫生，教師、老闆等權威人士的回應，最後，通過電影中對監獄生活的描繪而刻畫在他們腦海中的文化銘印，也是腳本的來源之一。社會已經幫我們做了訓練，我們只需要記錄下他們演出角色時的即興程度，就可以取得資料。
許多的資料顯示，所有實驗參與者的反應，實際上都曾在某個時候遠超出角色扮演的要求，而這些反應滲透到囚禁經驗的深層心理結構中。一開始，有些獄卒的反應受到我們的說明會影響，在會中，我們曾大略提及為了模擬真實的囚禁情境而希望創造出什麼樣的氛圍。但無論這個舞台環境對於當個「好演員」這件事曾大略提供出何種一般性要求，當獄卒私下獨處，或是相信我們沒有在監看他們時，這些要求理應不會有效。
實驗後的報告告訴我們，單獨私下和囚犯待在牢房外頭的廁所時，有些獄卒會特別殘暴，他們會把囚犯推進便器中，或是推到牆上。我們觀察到最殘酷的行為都發生在深夜或是清晨的值班時間，如我們所知，獄卒們認為這時候他們不會被我們監視或錄音，在某個意義上也可視為是實驗「關閉」的時候。此外我們也看到，儘管囚犯們不反抗，而且隨著這場獄中災難達到頂點而露出頹喪跡象，獄卒對囚犯們的虐待還是每天不斷推陳出新、愈演愈烈。在一場錄音訪談中，一位獄卒笑著回憶，實驗頭一天他還曾經因為推了一個囚犯一把而感到很抱歉，但是到了第四天，他卻已經對推擠和羞辱他們毫無感覺了。
克雷格敏銳分析了獄卒的權力轉變。他仔細回想進入實驗沒幾天後，他和其中一位獄卒之間發生的衝突：
在實驗開始前，我和囚犯以及所有獄卒們都曾做過訪談，雖然為時短暫，但我覺得自己是從個體角度來認識他們。也許因為這樣，儘管他們的行為隨著實驗進行越來越極端、嗜虐，但我對他們是真的毫無敵意。不過很明顯的是，因為我堅持和囚犯們私下談話——表面上的理由是和他們進行咨詢，而且偶爾也會吩咐獄卒們停止一些特別嚴重且毫無理由的虐待，所以他們把我當成背叛者。因為這樣，有一位獄卒在日記中這樣描述我和他的互動：「那個心理學家離開(咨詢)辦公室前責備我銬住囚犯而且蒙住他的眼睛，我很氣憤地回答他，我做這些都是為了安全的考慮，而且這是我的事，不管怎樣都和他無關。」他的確這樣告訴過我。奇怪的是事情似乎顛例過來，是我協助創造了這個模擬環境，現在我卻因為無法支付這些新規範，而被一個我隨機分派角色的獄卒戧得啞口無言。
談到獄卒說明會可能造成的偏差，我們才想起我們完全沒有為囚犯辦任何說明會。那麼當他們私下獨處時，當他們脫離不間斷的壓迫時，他們都做些什麼？我們發現他們不是去認識對方，或談論跟監獄無關的現實生活，而是非常著迷於當下處境的各種變化，他們增飾自己扮演的囚犯角色，而不是與之疏離。獄卒們的情形也一樣：從他們私下在寢室或在準備輪班、換班空當中搜集到的信息顯示，他們彼此很少聊和監獄無關的事或私事，常聊的反而是關於「問題囚犯」、獄中即將出現的麻煩或對工作人員的反應——完全不是人們認為大學生在休息時間會討論的話題。他們不開玩笑、不笑，也不再其他獄卒面前流露出個人情緒，原本他們可以輕鬆運用這些方式讓形勢愉快點，或是跟角色保持點距離，卻沒有這麼做。回想一下克裡斯蒂娜稍早的描述，她談到她見到的那位親切、敏感的年輕人，一旦穿上制服進入他在牢場的權力位置之後，卻搖身一變成了粗野殘暴的西部牛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