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方面最糟的案例是納粹黨衛軍醫師，他們的角色是在集中營囚犯中挑選出處決或「實驗」的人犯。而在經過重新社會化之後，他們已經完全擺脫常態的醫治者角色，完全進入殺人共犯的新角色當中。基於為了公共利益而必須有所作為的群體共識，他們接納了幾個極端的心理防衛機制，以避免面對事實——身為猶太人集體屠殺事件的共犯。要理解這段複雜過程，我們必須再次提起社會心理學者利夫頓。
剛進入這環境的新醫生，一開始一定會對他所見到的景象感到驚駭，他會問一個問題：「這裡的人怎麼會做出這些事？」一個普通的答案就能解答一切：對他(囚犯)而言，什麼是比較好的？是在糞堆裡苟延殘喘還是乘著一團毒氣到天堂去？於是這個新人就會完全被說服了。面對嚴酷的生命現實時，大屠殺是每個人都被期待去適應的手段。
將猶太人滅絕計劃塑造為「最終解決方案」的心理學目的有兩個：「它代表著獨一無二的大規模屠殺計劃，而且從根本上把焦點鎖定在問題的解決。」於是它把整件事變成一樁有待解決的難題，任何手段只要是必需的，都可以來達成這個實用性目標。這樣的理智訓練，讓同情與憐憫從這名醫師的日常巡診中完全消失了。
然而挑選人犯進行毀滅的工作是「如此繁重，和極端的邪惡又息息相關」，這讓高等教育的醫師們必須運用一切可能的心理防衛機制，以避免面對他們是謀殺共犯的事實。對某些人來說，將情感與認知分離的「心理麻木」成了常態：而另一些人則採取精神分裂式辦法，過著「雙重」的生活。於是在不同時間裡，同一位醫師身上可以存在著殘忍與高貴的極端特質，這必須召喚「存在於自我中兩個徹底不同的心理叢結：一個是以『普遍接受的價值』以及身為『正常人』的教育和背景為基礎，另一個則是建立在『與普遍被接受價值極端不同的(納粹一奧斯維辛)意識形態』的基礎上」才能做到。這些雙重傾向日復一日地來回擺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