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若處在某種強大社會情境中，本性會出現戲劇性的變化。劇烈程度就如同羅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引人入勝的虛構小說《化身博士》(Dr．Jekyll and Mr．Hyde)。幾十年來，斯坦福監獄實驗引發的關注仍持續不歇，我認為這是因為這個實驗揭露了「性格轉變」的驚人事實：當情境力量加諸於人時，好人會突然變身成像獄卒般邪惡的加害者，或如囚犯般病態的消極被害者。
通過引導、誘使或傳授的方式，就可以讓好人為非作歹。當好人沉浸在「整體情境」時，情境力量會挑戰個人人格、個性和道德觀的穩定性及一致性，從而影響人性的表現，引導人做出諸如非理性、愚蠢、自毀自棄，反社會，不計後果的行為。」
我們希望相信人有基本不變的善性，能夠抵抗外在壓力，並以理性方式評價並抗拒情境誘惑。我們賦予人性以神性，人性具有道德及理性的能力，使人類公正而富有智慧。在善惡之間，我們豎立一道看似穿不透的藩籬，以簡化人類經驗的複雜性。在善這一邊的都叫「我們」、「自己人」、「同類」，而在惡那一邊的通通歸成「他們」、「別人」、「異類」。矛盾的是，在創造出不受情境力量影響的迷思時，我們卻因此對情境力量失去警覺性，從而開啟了墮落之門。
斯坦福監獄實驗及許多社會科學研究(參見第十二章、十三章)透露出我們不願接受的信息：大多數人不得不面對社會力量的嚴格考驗時，都會出現重大的性格轉變。我們置身事外地想像自己的可能作為，然而一旦進入社會力量的網絡中，想像自己的行為表現及實際能做的卻差了十萬八千里。斯坦福監獄實驗號召我們捐棄「善良自我」能夠打倒「惡劣情境」的簡化觀念。正如情境感染相同處境的其他人一樣，只有當我們承認情境也有「感染我們」的潛在力量，才能最完善地抗拒、避免、挑戰及改變這類負面情境力量。羅馬喜劇作家泰倫斯(Terence)說過：「凡出於人性的，必適用於我。」這句話提醒我們時刻莫忘此一認識的重要性。
通過納粹集中營獄卒、吉姆·瓊斯的「人民聖殿教」的毀滅儀式，以及更近期的日本「奧姆真理教」儀式所造成的行為變化，這些教訓一直重複地傳達給人們。而在波黑、科索沃、盧旺達、布隆迪及最近蘇丹達爾富爾地區的種族滅絕暴行，也同樣提供了有利的證據，證明人類會將人性及仁心屈服於社會力量，以及諸如戰爭征服、國家安全等抽像的意識形態借口。
無論人類曾犯下多麼恐怖的暴行，只要處在正確或錯誤的情境中，這些行為就有可能出現在我們任何人身上。這樣的認知並不構成為邪惡開脫的理由，相反地，它使得邪惡民主化，讓一般行動者共同承擔了邪惡的責任，而非宣稱邪惡是偏差分子或者是暴君的專利——邪惡的都是「他們」，不會是「我們」。
斯坦福監獄實驗最單純的教訓是告訴我們情境的重要性。社會情境在個人、群體及國家領導人的行為和心智運作上產生的作用力，遠較我們能想像的還深刻。有些情境施加在我們身上的影響非常大，可以讓我們做出不曾更不可能預測得到的行為反應。」
人若處在無法依循從前法則行事的新環境中，情境力量的影響最為顯著。在這類情境中，慣常的報償結構不同了，預期也被打破了。置身其中時，人格變項的預測力變得很低。因為它們的預測力依賴的是想像的；未來行動估計，而未來行動則是以過去在熟悉情境中的典型反應為基礎——但現在我們遇到的新情境並非如此：一位新獄卒或囚犯會這麼說。
也因此，當我們試圖瞭解自己或他人令人困惑的不尋常舉動時，都必須以情境分析為出發點。只有以情境為基礎的偵查工作無法解答謎題時，才採用天性式分析(基因、人格特質、個人病理學等)，我在斯坦福的同僚李·羅斯認為，這樣的分析方法是邀請我們從事「歸因的仁慈」(attritutional charity)。這意味著，我們不是一開始就把矛頭指向做這件事的行動者，而是仁慈地從現場調查出發，去找出行為的決定因素。
然而知易行難。因為我們大多數人都有強烈的心理偏見——「基本歸因謬誤」，使我們無法以這樣理性思考。提倡個體主義的社會如美國及許多西方國家，逐漸習慣去相信天性的重要勝於情境。在解釋任何行為時，我們過度強調人格的重要性，卻低估了情境的影響力。讀完這本書之後，我希望讀者們開始注意這個行動的雙重原則是如何頻繁出現在自己的思維方式和他人的決定過程中。接下來要以我們的監獄研究思考讓情境發揮影響力的特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