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開始前不久，我們曾對前來接受前測評估的實驗參與者進行三種評量測驗，以評估他們之中的個體差異。這三種評量測驗分別足測量威權性人格的F量表(F-scale of autoritarianism)。測量權術性人格的馬基雅弗利量表(Machiavellian Scale Of interpersonal manipulation strategies)以及孔雷人格量表(Comrey Personality Scales)。
F量表，在測量是否墨守傳統價值及對威權是否抱持順從、不具批判力時，獄卒們的平均數是4.8，而囚犯們的平均數則是4.4，兩者間差異並無統計上的意義，這是在他們被分派為兩種角色前所做的測量結果，但是將五個全程參與實驗的囚犯的F量表分數，和另外五個提前被釋放的囚犯的分數相較時，我們有了一個大發現。全程忍受斯坦福監獄實驗威權環境的受試者，在因循性格(conventionality)及權威性人格方面的分數(平均數等於7．8)高於提早釋放的同胞(平均數等於3．2)兩倍。我們將囚犯的F量喪分數由低至高以等級排列時，從分數與停留實驗小的天數兩者之間，我們驚訝地發現了高度的相關性(相關係數等於0．9)。我們認為，可能是囚犯留下來的時間越長，他會越有效地適應威權的監獄環境，因而增強他在僵固性、傳統價值依附性，以及威權的接受度，以上這些特質正描繪出我監獄情境的特性。相反地，無法良好處理情境壓力的年輕人，卻是F量表的特質分數上最低的一群——有些人會說，這是他們的光榮。
馬基雅弗利量表：正如這個量表的名稱所示，其目的是評估一個人對於在人際互動中運用權謀來獲得實際好處的支持程度。在這個量表中，獄卒的平均數是7．7，囚犯的平均數則稍微高一些(8．8)，兩者之間並未發現顯著差異，也無法借此預測受試者停留在監獄中的時間。我們原本預期那些在操控他人特質上取得高分的人，他們的人際技巧與在監獄情境中的日常互動會有關聯，然而在我們認為對監獄情境適應情形最良好的囚犯裡，有兩個在馬基雅弗利量表中獲得最高的分數，另外兩個我們認為同樣適應良好的囚犯得分卻最低。
孔雷人格量表：這份自陳式報表由八個次量表組成，用來預測獄卒與囚犯間的性格變化。這些人格指標包括：信賴、守秩序愛整潔、服從、活動力、穩定度、外向性，陽剛性及感同身受的能力。在這份評估中，獄卒和囚犯的平均分數實際上可以互換取代，甚至沒有一個分數接近統計的顯著性。此外，在每一個次量表的評估中，群體的平均數都落在孔雷曾報告指出的基準性男性母群體的第十四至第十六百分位數之間。這項發現支持了我們的主張：這兩個不同群體的學生擁有「正常」、「普通」的人格。克雷格·黑尼及科特·班克斯在進行學生自願者樣本的事前篩選時，確實做到以「普通人」為挑選樣本的標準。除此之外，在扮演獄卒角色及扮演囚犯角色的兩群人間，也找不到預先存在的性情傾向能區分這兩者。
然而，在提前釋放的人以及撐完這整場災難的囚犯間，我們倒是找到一些雖不具顯著意義，但仍十分有意思的差異。我們發現後者在「服從」(接受社會現實)、「外向性」及「感同身受的能力」(助人、問情、慷慨)方面的分數，都高於因表現出極端壓力反應而不得不提前釋放的人。
如果針對表現上偏離群體平均值(1.5個標準差以及以上)的個別獄卒及囚犯檢視他們的分數，有些令人好奇的模式就出現了。
首先，讓我們先看看表現特殊囚犯的一些人格特質。在我的印象中，傑裡5486非常沉著穩健，而這個印象也得到證據支持，他在「穩定度」上的分數的確高於其他囚犯，但在其他分數上則非常接近母體基準。當他的行為偏離軌道時，他總是有正向的表現。他在「陽剛性」(不容易掉淚、對羅曼史不感興趣)的分數也是最高。斯圖爾特819把自己的囚室搞得像垃圾堆，使得必須收拾他留下爛攤子的牢友心情糟透了，他在「守秩序愛整沽」(一個人行事小心及重視整齊清潔的程度)的項目則得到最低分。儘管行為跟規則完全背道而馳，他一點也不在意。猜猜看誰在「活動力」(喜愛體力活動、辛苦勞動及運動)的評估項目上得到最高分？沒錯，就是「中士」2093。「信賴」的定義是相信他人基本上是誠實而善意的，克萊416在這方面拔得頭籌。最後，從囚犯檔案中，你認為哪—位的「服從」(相信執法、接受社會現實、對他人的不服從不滿)分數可能最高？哪一位對克萊416抗命獄卒的行為反應最強烈？除了我們年輕的小帥哥修比7258之外還會有誰！
在獄卒中，只有少數個人檔案出現非典型的分數，他們的分數相較於其他問儕顯得十分反常，令人感到相當好奇。我們先看看「好獄卒」約翰·蘭德裡，他在「感問身受的能力」項目上得到最高分，而不是他的弟弟。獄卒瓦尼施在「感問身受的能力」和「信賴」項目上都是最低分，卻最關心秩序與整潔。在獄卒中，他也是馬基雅弗利量表分數最高的一位，把這兩個指標放在一起比較，正足以說明他在整個研究中以冷靜態度表現出有效率、機械式且疏離的行為。
儘管這些發現指出人格測驗的確可以預測某些個別案例的行為差異，我們仍然必須小心謹慎，在瞭解進入一個新環境(如我們的監獄)中的個體行為模式時，不可過度概化，跌人以偏概全的陷阱。舉個例子，根據我們所進行過的所有測驗，在所有囚犯中，傑裡5486的表現可說是「超乎尋常」。然而，僅次於傑裡5486、在人格報表分數上可給予「極為正常」評價的卻是道格8612。他對於演戲的病態說明，以及後來變得很「瘋狂」的行為表現，都很難從他實驗前「極度正常」的狀態中預測到。此外，在四個最惡毒的獄卒和其他沒那麼濫權的獄卒之間，我們也找不出任何可看出他們之後差異的人格前兆。沒有一個單一人格傾向能夠解釋這些極端的行為變化。
假如我們現在來看看最惡毒、最殘酷成性的兩個獄卒：赫爾曼和阿內特的人格分數，可以看到他們倆在所有人格面向上的表現都一般而平均，只有一項除外。使他們出現歧異性的是「陽剛性」。直覺反應的人格理論家或許會想當然地認為赫爾曼——我們這位無法無天的「約翰·韋恩」一定陽剛到了頂點，並且以此為他辯護。事實正好相反；他在陽剛性的分數低於所有其他獄卒，甚至也低於所有囚犯。對照之下，阿內特的陽剛性卻勝於所有獄卒。心理動力學取向的分析者或許會十分肯定地以為，赫爾曼冷酷、支配性的行為，以及他所發明的恐同運動，是為了對抗他不具陽剛氣質、可能有潛在同性戀傾向的人格特質，從而激發出的反應。儘管如此，在我們繼續陶醉於這些分析性花腔之前，我得趕緊補充，在接下來35年的歲月中，這名年輕人始終維持著循規蹈矩的生活，是個稱職且正常的丈夫、父親、生意人、熱心公益的國民，這些是對他唯一適當的形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