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帕洛阿爾托市長久出色且良好的市民服務記錄中，唯一的污點發生於20世紀70年代因聯邦政府干涉印度支那，反戰學生開始破壞摧殘校園建築物時。當時我幫忙組織了其他上千位學生，告訴那些破壞校園的學生，在他們這種有結構的反戰活動中，媒體只會針對暴力和破壞行為做負面的報道，對戰爭的進行根本毫無影響，若改用維護和平的理念，說不定能夠奏效。不幸的是，我們的新校長肯尼斯·皮策(Kenneth Pitzer)先生驚慌之餘竟叫來了警察，就如同美國當時各地發生的對峙狀況，太多警察失去了他們專業裡應有的耐心，動手打了原先他們應該保護的大學生們。另外，在這次校園衝突之中還有更暴力的警察：1967年10月、1970年5月，在威斯康星大學、俄亥俄州肯特州立大學、密西西比州傑克遜州立大學，學生被當地警察和國安人員開槍射傷，甚至殺害。
1970年5月2日《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以柬埔寨發展為訴求重心，校園反戰情緒再起，昨日各方發動各種表達形式，包括以下事件：在馬裡蘭大學學生集會，並且衝撞位於校園運動場的預備軍官訓練總部之後，兩個國安單位在馬里蘭州州長馬文·曼德爾(Marvin Mandel）的指示下進駐。大約有2300位普林斯頓大學生和教職員決意挺身抗議至少到星期一下午，當大量安排好的集會出現，便意味著聯合抵制的社會功能……斯坦福校園的罷課事件發展成為加州校園互擲石頭的混亂流血事件，警方使用催淚瓦斯驅離示威群眾。
一份斯坦福報告描述了在小鎮所見的暴力程度：警察到校至少16次，並且逮捕了超過40人，其中最嚴重的示威活動，發生在1970年4月29日及30日美軍進攻柬埔寨之後。警方遠從舊金山調派警力，到處是石頭攻擊，第一次一連兩天在校園裡使用催淚瓦斯，這就是校長肯尼斯·皮策口中的「悲劇」。大約有65人受傷，其中也包含警察。
一方是斯坦福校園社區的學生，另一方則是帕洛阿爾托市警察和走強硬路線的「鷹派」——大學城居民，兩者之間慢慢出現令人難受的氣氛。這是一個令人意外的衝突組合，過去在居民與學生之間不曾這般愛恨交織。
新上任的警察局局長詹姆斯·澤克(James Zurcher)於1971年2月接任時，很希望能解開這份衝突爆發後久久不散的敵意，因此接受了我的提議，共同合作一個市政警察計劃，由口才不錯的年輕警官帶領大學生參觀明亮大方的新警察部門，學生則以共進宿舍餐點並邀請他們進教室上課回報。我認為，日後或許會有一些年輕警官有興趣參與我們的研究。然而，我卻在這個過程裡不經意創造了一群帕洛阿爾托市未來的小惡霸。
警察局局長澤克很想知道，一個人怎麼社會化成為一個警察，又為什麼一個新手會成為一個「好警察」。「棒極的主意！」我回答，「雖然我沒有權力進行這樣的研究，卻有些小權力可以研究監獄獄卒何以成為監獄獄卒，監獄獄卒在功能上和地域上相較下是更窄化的角色。如果我們請一些新進警察和大學生來扮演假獄卒和假犯人，你覺得如何？」對局長來說這似乎是個好主意，因為不論我的研究得到什麼結論，對於菜鳥警察來說，無非都是良好的人際訓練經驗。於是，他同意派遣幾位菜鳥參與這次監獄實驗。我很高興，也知道只差臨門一腳了：請局長的菜鳥部下假逮捕即將成為模擬監獄中的犯人。
但是，就在我們準備開始的時候，警察局局長願意出借部下來當獄卒或犯人的話卻食言了，理由是他們這兩個星期沒有額外的人力。雖然如此，他還是和氣地表明，他願意以其他任何形式來協助我的監獄實驗。
我建議，為了讓這個研究開始的方式夠逼真，最理想的方式還是請真正的警察出面逮捕這些即將入獄的「假犯人」！它只會花費週日幾個小時的休假時間，但卻可以確定能讓這個研究的成功走出一大步。在被逮捕的同時體會到瞬間失去自由的感受，遠遠比自己走進斯坦福校園，自願交出自由來當受試者更逼真。局長心不甘情不願地答應，讓他的小隊長帶領部下，在星期日早上開著警車到各地執行逮捕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