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照環繞著陌生人的紐約市和帕洛阿爾托市，我在這兩座城市中感受到不同的社區認同和個人認同，於是好奇心油然而生，決定執行一個實地實驗來檢視其中不同的樣貌和效標。我變得對反社會行為效應感興趣，想知道當人們覺得沒人可以辨識他們，也就是所謂的「匿名狀態」時，在處於外在煽動侵略情境下會如何反應。根據《蒼蠅王》(Lord of Files)一書，面具可以解放敵對的衝動，我做了許多研究，顯示那些較為「去個人化」(deinpiduated)的受試者，比自覺較為「個人化」(inpiduated)的受試者不容易感到痛苦。而現在我想要知道，良善的帕洛阿爾托市民如何抵抗「破壞公物」的動人誘惑。於是我設計了一個關於帕洛阿爾托毀棄汽車的「實境研究」(candid camera-type field study)，並拿來和3000英里外的紐約布朗克斯相互對照。
我們把一輛外形亮眼、但取下車牌、拉下敞篷的汽車隨意停在紐約布朗克斯路間，拿下車牌是為了讓人認為這是一輛「報廢」車，引誘市民成為破壞者。我的研究團隊在極佳的觀察點拍攝布朗克斯大伙行動的照片，也錄下在帕洛阿爾托市的行為。記錄設備都還沒陳設好，就已經有第一組「破壞者」出現，並且想私吞這輛跑車。爸爸吩咐媽媽清理車廂，自己則動手拆電瓶，不忘提醒兒子查看置物箱。來來往往的不論開車或行走的路人，都停下來在這個拆除大賽中搶走車子上任何值錢的東西。緊接著重頭戲來了，一位「破壞者」在有系統地拆卸後，成功扒走這輛不堪一擊置於紐約的跑車。
《時代雜誌》以《遺棄汽車日誌》為題刊出這個令人感傷的都市匿名傳奇。幾天後，我們在布朗克斯記錄了23輛古董車遭受破壞的案件，這些「破壞者」大都是白人，衣著光鮮，擁有不錯的經濟環境，會受到較多警方協助而相較之下少有犯罪背景，並且是會非常同意投票支持增訂法規的一般市井小民。與我們預期不同的是，在這些破壞行為中，只有一件是小孩所犯，而且都是單純出自享受破壞的快感。更令人驚訝的是，這些破壞動作全發生在光天化日之下，我們的紅外線完全派不上用場。「內在匿名」(internalized anonymity)效應，顯然無須黑暗便能展現無疑。
那麼，我們遺棄在帕洛阿爾托市那部看來十分明顯、隨時讓人有機可乘的跑車，命運又是如何呢？我們驚訝地發現，經過了整整一個星期，竟然沒有任何人對它「下手」。人們路過、開車經過它，看著它，卻沒有任何人去碰它。喔，其實也不盡然，一天突然下起一場大雨，有位紳士過去將車子的敞篷蓋上(老天保佑沒讓引擎淋濕)。後來當我把車開回斯坦福校園時，三名附近的居民還報警說，有小偷偷了這輛被遺棄的車。
我對「社群」的操作型定義是：人們會對於所居地非尋常和可能違法的事件十分關心並且採取行動。我相信，這樣的「利社會行為」是來自互惠利他主義的前提假設——他人一樣也會這麼對待我的財產及權利。
這個實驗讓我們感受到「匿名」的力量，當我們認為他人不認識我們，甚至問都不會問我們一聲時，可能就會促成反社會、自私自利的行為。我較早的研究著重在瞭解隱藏個人身份後解放了對他人施加暴力的控制，在情境的允許下，它會破壞人與人之間的既定常規。這個遺棄跑車事件延伸了這個概念，包括四周充滿匿名的環境時可能成為違反社會規範的前兆。
有趣的是，這個實例變成了「破窗理論」的實證證據。這個理論說明「大眾混亂」(public disorder)如何形成犯罪的情境刺激，然後引來真正的犯罪。藏在斗篷下的匿名人土，降低了他們對他人的責任及身為市民對自身行為的職責。在許多機構裡，如學校或工作場合、軍事基地或者監獄，我們都見過此情此景。破窗理論的支持者認為，只要由街上移走廢棄的車輛、拭去牆上的塗鴉、修理破窗……這一類實質的混亂，就可以減少街頭的犯罪和混亂。有些證據顯示，這樣的前瞻估量果真在一些城市裡運作得還不錯，像是紐約。只不過，並不是每個城市都有用。
帕洛阿爾托這樣的城市，社區精神在安穩中茁壯，人們關心物質上和社會上的生活質量，並且善用資源讓兩者皆能精進。這裡有一股公正和信任的精神，而不是嘮叨吵鬧著不公平並且嬉笑怒罵地讓城市變成另一種樣貌。舉個例子：人們相信警方能夠控制犯罪且抵制惡流並不是沒有道理的，因為警察受過良好教育和訓練，友善並且正直！警察「理論上」應公平地對待人民，甚至在某些特殊的情況下也應如此。只不過，人們忘了警察也不過是個藍領階級，無非只是可以在市府預算出現赤字時還能領到薪水、穿著藍色制服的普通人罷了。在某些特定的時候，他們，甚至也不得不因為上級的權威而違背自己的人道精神。這種事不太常發生在像帕洛阿爾托這樣的地方，但它還是以一種奇特的方式，在極大的震撼之下，引發了斯坦福實驗背後故事的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