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個社會體制如何像個大機器般地不斷創造、轉發意識形態？換句話說，它是怎麼被更高階的因素——也就是系統的力量——所創造且塑造。不單只是特質和情境，「系統」也必須納入複雜行為模式的考慮之中。
當非法或是不道德的行為發生在像警察、懲治者、士兵等專業的公職人員身上時，這些人通常會被典型地認為是少見的「壞蘋果」，意指他們是少數的例外，必須擺在好壞界線的邊緣地帶。而制訂這個界線的人，通常是這整個系統的護衛者，他們希望能隔離問題、轉移視聽者的焦點，好讓注意力和責備都落到督導不周或失職的上級身上。像這種「蘋果特質論」，再次忽略了「蘋果」間的界線，以及可能的腐敗情況對所有蘋果的影響。於是，系統分析，應聚焦在有權設定這些界線標記的人物。
這些有權設定這些界線的權勢精英，通常就在玻璃帷幕之後規劃許多「我們」日常生活的情境，人們就在他們打造的社會結構下日復一日地生活。社會學家米爾斯(C. Wright Mills)曾啟示我們這個力量的黑洞。這些權勢精英所處的社會地位，讓他們得以輕易勝過我們任何人，他們可以決定許多重要議題並且產生重大的結果。只是，他們關鍵性的地位，遠遠比他們所下的決策更有巨大的影響力；錯誤的行動，遠遠比錯誤決策更嚴重。·他們聽從現代社會主要階級和系統的命令，操縱大型財團法人，運作國家機器並自認有特權，指導軍隊組織，壟斷社會建構的策略命令公告，集中了最有效的手段，享有權力、財富和名聲。
當這些各式各樣壟斷的權力結合起來，他們便開始定義、實現有如喬治·奧韋爾(George Orwell)在《一九八四》裡所預言的我們的生活。這些軍事結合宗教的力量是最終的至高系統，它將掌握今日美國生活的資源和品質。
如果一個權力引起了長期的憂慮，就會變成恐懼。
——埃裡克·霍弗《心靈的激情狀態》(Eric Hoffer，The Passionate State of Mi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