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退休的一個主要原因是想為普通讀者寫更多的書。實際上我也這麼做了，直到無力閱讀和編輯自己的作品為止。因為這時一個人寫作對我而言已變得十分乏味（該死的光標到哪裡去了？）。以前我喜歡和同事合寫，但如今自己無法閱讀，就得採取更新、更多樣的合作方式。我先和合作者談論彼此的觀點，並加以論證和反駁。初稿出來之後，對方大聲朗讀給我聽。面對面的口語交流不但有利於觀點的討論，也完善了書中的語言表達，因為聆聽比閱讀更容易發現錯誤。我建議所有作者對自己的作品既要瀏覽，也要聆聽，沒失明也可以這麼做。通過這種方式，我和兩個兒子——哈爾和約書亞，合作修訂了三遍《社會性動物》。
我失明之後嘗試寫的第一本書是和朋友兼同事卡羅爾·塔夫裡斯（Carol Tarris）合寫的《誰會認錯》（Mistakes Were Made：But Not by Me）。卡羅爾是心理學界最有才華的作家之一，竟也驚喜地發現口語交流對提高作品質量大有裨益。這本書對我意義非凡，它是向我的摯友和導師利昂·費斯廷格致敬之作。1957年，我極不情願地閱讀了《認知失調理論》的手稿，從此改變了我的人生。費斯廷格是偉大的科學家，但卻毫無興趣將理論運用於改善人類的生活狀況。
為什麼那麼多人做了害人的事、愚蠢的事、弄巧成拙的事或殘忍的事，晚上仍舊能夠安然入夢？在《誰會認錯》一書中，我們用失調理論對此現象進行解釋。比如：為什麼這麼多檢察官不承認那些證明他們錯將無辜者送進監獄的DNA證據；為什麼一些醫生明明採用了會對病人產生副作用的過時療法，依然可以為自己開脫；為什麼大多數科學家拿了產業機構的錢，卻能自我說服認為自己的研究結果不會受其影響；為什麼這麼多有紛爭的夫婦（和國家）不能從對方的角度看問題。我總認為認知失調理論是強大的理論，不應該只待在實驗室裡。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我和卡羅爾死活將費斯廷格拽到了現實世界裡來。該書於2007年出版，距《認知失調理論》一書出版整整5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