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來的4年裡，每隔幾個月我都要經歷一次急劇的視力下降。每當撞到傢俱、被人行道上的縫隙絆倒或是幾乎沒法看書時，我都猶如挨了重重的一擊，難以自控。但我盡最大努力調整自己的心態和生活習慣，走路更慢一些，凡事更專心一些，將電腦上的字體放大一些，慢慢習慣了眼中的模糊版世界，越來越像印象派畫家筆下的濃霧天了。
每次我會說：「嗨，我能應付。只要視力不會變得更糟，我就沒事。」然而幾個月之後，我的視力再一次急劇下降。我再次進行自我調適：將電腦字體放大到視力表上最大的「E」那麼大；練習拄著枴杖上下台階，規避路障。我還專門瞭解了針對盲人的電腦新技術。朋友和同事們不斷給我打氣、出主意。只要讀到任何相關治療取得突破性成果的消息，他們都會及時告知我。可惜我這種黃斑變性直到現在都無法醫治。到了2004年，我的視力跌至谷底，我完全失去了中央視力。這可以說是個好消息，因為不會出現比這更糟的情況了；也可以說是個壞消息，因為這就是最糟的情況。
在黑暗而扭曲的世界裡生活，讓我陷入了極度的恐慌之中。我首先考慮的是如何處理斯坦福的教學工作。我一直在修訂講義，用大號字打印出來。隨著視力的不斷下降，講義的字號也越來越大。但雙眼失明後，我根本沒法閱讀講義，更不用說看到學生的表情，揣摩他們的反應了。那段絕望的日子裡，我相信自己根本無法按照自己的要求繼續教學，於是就辭職了。後來我意識到這是一個草率的決定，因為自那以後，我就開始訓練自己講課時不用講義。
我仍舊能靠邊緣視力看到一點東西，但25厘米以外的人就沒法認出來了。我必須湊得很近才能看清楚是誰在跟我說話，偶爾會顯得很失禮：本以為是一位朋友，猛然發現自己與一個陌生人面對面緊挨著，於是兩人都帶著窘迫迅速退後。當四個可愛的小孫女來家裡時，這份無奈表現得最為厲害，我根本沒法將她們區分開來，每每想到這件事便令我傷心不已。這樣的體驗，加上扭曲而陌生的環境帶來的焦慮，似乎令我兒時靦腆的性格死灰復燃。可我原以為自己成年後已經成功克服了內向的毛病。
以前我把失明想得太簡單，以為就是視力嚴重減退而已，事實遠非如此。我不僅看不見眼前的事物，還常常看見不在眼前的事物。有幾年，我眼前會無緣無故地浮現希伯來語單詞，彷彿就印在我前方的一面牆上，而且還不是祈禱書上的普通式樣，而是印在《托拉》上的華麗式樣，就像精美的手寫藝術品。我印象最深刻的是timshel，意思是「你可以」。直到今天，每隔兩三分鐘，就彷彿有一束強光射向我的眼睛。這惱人的視覺先兆需要富有創造力的應對技能。起先我嘗試自嘲，假裝自己被狗仔隊盯上了，因此到處是閃光燈，後來就慢慢習慣了。
如果我已從哥哥賈森那裡學有所得，此時就絕對不能抱怨這一手爛牌，而是要盡自己所能打好這副牌。我一直試圖這樣行事，既沒有走向否認一切的極端，也沒有邁向沉迷於自我憐憫的另一個極端。像我這樣的「害羞之人」，若是在飛機場或不熟悉的城市迷了路，也不得不開口求助陌生人，這當然不是什麼好笑的事情。作為一個學者，不能瀏覽期刊論文，閱讀自己感興趣的內容，這也不好笑。但是幽默，混合著一點失調的減少，幫助我度過了最難挨的日子。一則古老的猶太笑話恰好能表達我的感受：
兩位老朋友在街上相遇。「嘿，傑克，」索爾喊道，「得了關節炎和癌症以後，你感覺如何？」
「很可怕，但並不太糟。」
每次我的視力下降，自我調適的方法之一就是弱化無法再做之事的重要性（我才不喜歡參加雞尾酒會，寫期刊文章呢），同時關注自己能做之事，比如與朋友們交談，聆聽有聲讀物。在街上向陌生人求助對我來說已不是難事，因為我知道大多數人都會耐心而友好地幫助我。就算我再也沒法接住棒球，甚至連球都看不到了，我還能跑。我可以一大早到海邊的沙灘上去跑步，這樣就不用擔心會絆倒正在學步的小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