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雷斯吉學院的教學實驗改革宣告失敗後，我轉到了阿德萊·史蒂文森學院，這是比較傳統的一所學院。在那裡我大部分精力都花在心理學系研究生專業的建設上。剛進學院時並沒有研究生專業，社會心理學同仁中也沒人積極從事實驗研究。我敦促系裡先後聘請到兩位出色的社會心理學家托馬斯·佩蒂格魯（Tom Pettigrew）和安東尼·普拉卡尼斯（Anthony Pratkanis），他們在各自的研究領域都很活躍。不久，我們三人就建立了一個應用社會心理學研究生專業，吸引了許多優秀的學生前來就讀。
但是，對本科生十分有利的學習環境，卻影響了研究生的科研訓練。由於心理學系教授散居於校園的各個角落，研究生們很難與我們互動。在哈佛、明尼蘇達大學和得州大學時，研究生的辦公室多半緊鄰我的辦公室，我們全天都可以輕鬆自由地進行交流。我認為，保持密切的師生聯繫是辦好研究生專業的關鍵所在。我說服校長給我們配了一個拖車式活動房作為工作室，就停在史蒂文森學院邊上。工作室既提供了實驗場所，也可以作為研究生助理的辦公室。它並不奢華，但也不像弓街9號的閣樓那麼寒酸。
1977年，我勉強同意擔任代理系主任，直到找到正式的系主任就任為止。那年，研究生學術報告委員會決定邀請阿瑟·詹森為心理學系的教授和研究生們做一場報告。詹森是一位頗受爭議的人物。他研究人類智商後得出結論認為，不同種族平均智商存在差異的原因之一是受到基因的影響。這無疑是一條爆炸性的結論，尤其在人權運動如火如荼的當口，很容易引發過激的反應。
我讀過詹森的一篇代表性論文，看得出他是一位嚴肅的學者，並不是一個偏執狂。但作為社會心理學家，我認為詹森忽視了環境和情境對種族差異的影響。我不想邀請他來做報告，但並不是因為他備受爭議，而是考慮到系裡經費有限，我更希望請一位我認為所做研究更為有趣的心理學家。但是研究生委員會認為，如果能面對面地以友好的姿態質疑詹森的觀點，該多麼令人興奮啊！作為系主任，我不想挑起爭論，也不想迴避它，於是同意邀請詹森。
詹森在電話裡接受了我的邀請，讓我吃驚的是，他同時提出要保證他的人身安全。詹森解釋說，之前幾個月在數所大學裡，他的講話都被學生們的尖叫淹沒，學生們還向他吐口水、對他推推搡搡。我向他保證，這些過激舉動絕對不會在加大發生，因為我們的學生思想開放活躍。更重要的是，我們的學術研討會在系研討室舉行，規模通常很小，大約只有10位研究生和七八位教授參加，大家圍坐在圓桌邊進行研討。我開玩笑說，我們的研究生從不向客人吐口水，但詹森並沒笑。
不久，令我吃驚和失望的事情發生了。詹森來加大的前一天晚上，幾百名學生舉行了一場集會，燒了他的一本著作和一些研究論文，宣稱第二天晚上要大鬧報告會現場。我在得州時就已熟悉右翼分子的偏執行徑，如今面對自由主義者的偏執行徑卻非常震驚——這些人與我的價值觀一致，但其行為與我在奧斯汀遇到的非民主分子如出一轍。
學生的憤怒和潛在的暴力行動令我左右為難。我答應確保詹森的安全，但200名學生「襲擊」20人研討室的場景十分令人擔憂。我該叫警察來保護詹森嗎？還是該取消報告會？顯然都不行。我不想製造學生和警察發生衝突的場面，也不想屈從於非民主的粗暴行徑。左思右想後，我找到了一個自認為不錯的辦法：研討會改在一位教授家舉行，在系研討室門上貼一張公告，宣佈報告會改在校園外舉行。當一群本科生趕到研討室準備鬧事時，發現裡面空無一人，他們氣壞了。
第二天的學生報紙就對我進行了攻擊，稱我是種族主義者，居然敢邀請詹森來學校作報告，他們還罵我是懦夫，不敢讓學生跟詹森見面。不過這種中傷對我沒有絲毫影響。10年前我在奧斯汀被人罵作「黑鬼情人」，如今又在聖克魯茲被指責為種族主義者。作為奧斯汀事件的一個意想不到的呼應，當晚我也在家裡接到一通令人不快的電話。不過對方是一位憤怒的學生，而不是一個聲音粗啞的男子；電話是晚間八點打來的，而不是凌晨兩點。但是仍讓人覺得不安。
「明天的師生面談時間不變吧？地點仍然在克雷斯吉咖啡屋外的露台上？」
「當然。」我回答。
他不懷好意地說道：「你最好別失約。」
第二天我照舊來到露台，走到往常坐的桌子邊，見到三位學生在那兒等我：哈爾、尼爾和朱莉（當時約書亞還在上高中）。薇拉已告訴孩子們我接到電話的事，以及可能會遇到的麻煩。於是他們前來給爸爸提供精神支持，必要時還可以充當保鏢。10分鐘後出現了幾十位學生。其中一些人舉著火把，他們一邊高呼口號「阿倫森是種族主義者」，一邊列隊登上小山坡，來到露台上，在我桌邊圍成一圈。接著有人摁下錄音機開關，對著麥克風一條一條地陳述我的罪狀，然後將麥克風塞到我面前說道：「你有什麼話要說？」
我做了所有信奉自由主義的教授都會做的事情：對他們進行了五分鐘的講演，讚美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the First Amendment）。我告訴他們，很遺憾沒讓他們聽到詹森的報告，但他們前一天晚上焚書並叫囂要攻擊報告會現場的行為令我別無選擇。我告訴他們，學習的目的不僅僅是強化我們自己的信仰，也包括聆聽和討論諸多嚴肅學者的各種觀點，其中有些觀點我們也許並不贊同，有些觀點甚至可能會對我們有所冒犯。在大學裡，大家通常在爭論中學有所得，但必須要講民主。學生們傾聽著，有幾位甚至鼓起掌來。之後，他們就靜靜地散去了。
我朝自己的孩子們看去，見他們正咧著嘴笑。
「還不錯，爸爸。」哈爾說。
「好極了。」朱莉說。
「咱們喝點咖啡吧。」尼爾說。
我花了好長時間才從這件事的陰影中走出來。不過詹森事件也讓我看到學生身上難能可貴的品質：雖然思想異常活躍，但也樂於傾聽教誨。之前我從未遇到過能將這兩種品質合而為一的學生，甚至在哈佛也沒有見過。大概是因為哈佛的本科生比加大聖克魯茲分校的素養更高，也更有學問。但在我看來，他們也更循規蹈矩一些。我很欣賞加大聖克魯茲分校的學生，他們敢於表達自己的想法，不怕得罪人，同時也願意傾聽。作為我對他們褒獎的回報，學生們扎堆般地去聽我的社會心理學導論課。1979年，女校友協會決定設立年度優秀教學獎，並將該獎項第一個頒給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