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社會變革在某些人眼裡是可行的，在另一些人看來是空想主義，而對大多數人來說則是危險的無政府主義。1970年，俄亥俄州國民警衛隊向肯特州立大學進行反戰和平示威的學生開槍，打死了4人，傷了9人，1人致殘。許多美國人對此表示憤怒，但更多的人則覺得那些學生活該。在那種政治氛圍下，大學裡沒有人可以保持中立。
肯特州立大學槍擊事件之後，無數得州學生決定前往奧斯汀市中心的市議會大廈舉行反戰示威。得克薩斯州騎警，一幫既強硬又保守的執法者，聞訊後宣佈他們會到事發現場武裝「維持秩序」。所有人都明白那意味著什麼。一些游騎兵視學生們的反戰示威為不愛國的暴行，並公開表示了敵意。他們宣稱很高興為了保衛和平而讓一些人的腦袋開花。在他們看來，大多數學生領袖藐視並決心挑釁游騎兵的權威。事態一觸即發，各大電視台都派出一流記者前去報道，他們認為這場暴亂的畫面感一定很強。雖然我支持學生的抗議行動，但也擔心他們的安全。因此我同其他幾位教授自願出任學生示威遊行的組織者和領導者。
我們在遊行前夜參加了學生集會。現場人滿為患，一幫熱血青年高喊著：「去死吧，蠢豬！」眾人興奮不已，回應道：「說得好極了！」我和幾位同事發表講話，警告學生不要和游騎兵發生衝突，否則會把和平遊行變成一次暴亂。我們勸說學生採取明確而強勢的方式進行遊行，但不要有公然挑釁之舉，否則會置自己的生命於危險境地。我們的講話贏得零零星星的禮貌掌聲，但遠不及一聲「說得好極了！」來得熱烈。離開會場時，我仍不能確定學生們會如何行動。第二天我出發去參加示威的路上，心情沉重不安。好在學生們選擇了和平的示威行動，沒有發生任何衝突。他們雖然大聲呼喊著抗議口號，但沒有任何行動讓執法者有理由動用警棍或槍。電視台記者們早早就收拾東西離開了現場，顯然他們認為非暴力遊行沒有新聞價值。
這場席捲全美的社會變革使我們察覺到了大學裡存在的問題，某種意義上說，也是社會問題的一個縮影。得州大學是一所一流學府，對州內居民所收的學費卻低得驚人。任何成績不錯的得州高中畢業生幾乎不用貸款，就能在奧斯汀接受良好的高等教育。可是我剛到那兒時，學生幾乎全是純種白人。即使是渴望贏取全國冠軍的校橄欖球隊也只有一個黑人球員。我與班上一些非裔、拉美裔學生交談後得知，很多少數族裔學生不願申請得州大學，他們覺得這地方對他們並不友善。他們說得對，非裔和拉美裔學生很難在學校附近租到房子。其實那裡空房很多，但大多數房東都拒絕出租給少數族裔學生。
很明顯，解決問題的第一步是立法，將房東對非裔和拉美裔學生的歧視定為非法行為。我和同事鮑勃·赫爾姆裡希出席了奧斯汀市議會討論住房公平提案的會議，並發表了演講，從大學教育機會均等的角度來支持這一提案。為使我們的論點更有說服力，會議前一周我做了一次實地實驗。我讓學生們按照學校附近的租房廣告前去看房，結果發現，穿著得體、談吐文雅的非裔或墨西哥裔學生要求看房時，總是被告知房屋已租出，然而一小時後一位白人學生去同一個地方要求看房，立即就被房東領去看房。不同種族學生所受的待遇差別如此之大，只能用房東的偏見來解釋，這就是我展示給奧斯汀市議會的證據。當晚，市議會以微弱優勢通過了住房公平提案。這是梅森·迪克森分界線以南的主要城市中出台的第一個公平房產法令。
持有根深蒂固種族偏見的當地人自然對此感到十分憤怒。一天深夜兩點，家裡電話突然鈴聲大作。電話那頭是個聲音粗啞的男人。他稱我為「黑鬼情人」，並威脅我說：「我們知道你家住址，也知道你有四個孩子。如果哪天晚上你家門鈴響了，請務必親自去開門，因為有人會帶著雙管獵槍在那兒等你，我們可不想傷了孩子。」
歧視
僅僅因為一個人是某個團體的成員，就對其做出不公正的、負面的或有害的行為。歧視行為往往源於偏見，但種族歧視和性別歧視是制度上的歧視，即使在沒有偏見意圖的時候也如此。
我到奧斯汀警察局報案，警官卻告訴我他們對此無能為力。
「那傢伙可能只想嚇唬嚇唬你。」警官安慰我說。
「那他已經如願以償了。」我回答道。
全家人在恐懼中煎熬了幾周。漸漸地我們意識到，那位警官說得沒錯。聲音粗啞的傢伙再沒出現過，我們恢復了正常的生活。不過，這是我們第一次直接和頑固的種族偏見者打交道，領教了他們肆無忌憚的憤怒和威脅。令人安慰的是，我們的實地研究不僅推動了公平房產法的出台，還凸顯出其他價值。第二年，我們學校少數族裔學生的人數就大幅增加了。
市議會上的演講以及與聲音沙啞的恐嚇者打交道的經歷，將蟄伏在我內心深處15年的願望再度喚醒：尋找做好研究和為世人謀福利相結合的機會。我並沒有等待太久。1971年奧斯汀公立學校廢除了種族隔離措施，結果鬧得一團糟。非裔、墨西哥裔和白人年輕人公開掐架，一幕幕鬧劇在整座城市各個學校的校園裡精彩上演。
1954年，最高法院對布朗訴教育委員會案進行了裁決，此事件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奧斯汀廢除學校種族隔離之舉正是針對該事件的一個遲來的響應。在那次判決中，最高法院否決了現行法律的有關規定——只要黑人和白人擁有「平等的」教學設施，就允許實施種族隔離措施。根據最高法院的判決，「隔離但是待遇平等」本質上是違反憲法的。因為即便白人學校和黑人學校的設施一模一樣，種族隔離仍然會對少數族裔孩子的自尊心產生「也許永遠無法消除」的負面影響。
我記得當時很多人對最高法院的這一判決感到歡欣鼓舞，亞伯拉罕·馬斯洛甚至在辦公室裡跳起了舞，他大聲叫道：「這是結束種族偏見的第一步！」理由自然是不言而喻的，如果種族隔離傷害了少數族裔孩子的自尊心，那麼種族融合就將保護他們的自尊心。一旦少數族裔孩子的自尊心得以維護，他們的學業成績也會提高。此外，如果說偏見主要出於無知和令人不快的刻板印象，那麼讓白人孩子和少數族裔孩子待在一起彼此瞭解，就能降低他們對彼此的敵意。
不久後各地出現的種種現象明顯表明，消除種族隔離並非易事，要達到預期效果沒那麼容易。大多數地區廢除種族隔離措施後都會在社區裡引發騷亂，在教室裡激起敵意。學校裡的種族偏見實際上有所增加，而少數族裔孩子的自尊心和成績都並未得到提高。奧斯汀的情況更富有戲劇效果，可以說是動亂的一個典型代表。
一片混亂中，教育局長助理打電話來，問我能否做點什麼。他希望停止校園暴力，而我想知道為什麼廢除種族隔離沒有產生預期的正面效果。雙方的關注點有所重合，於是我接受了挑戰。
研究的第一步，我要弄清楚教室裡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我派研究生去兩所小學的五六年級課堂進行系統觀察。我指導他們如何觀察：「就坐在教室後面，什麼也別說，過一會兒孩子們就會忘記你們的存在。觀察的時候，不要忽略任何事情。一些事情看上去很普通，卻具有重大意義。避免犯此錯誤的一個好辦法，就是假設自己是火星來客，從未走進過教室。你是第一次觀察這些地球人做的每一件事情。把觀察到的每一點都記下來，然後按照每一種行為出現的頻率進行排序。」
在閱讀學生的觀察報告時，有件事引起了我們的關注。這是任何在傳統公立學校讀過書的人都認為理所當然的事情。課堂通常是一個高度競爭的場所，學生們相互較量，以期獲得老師的關注和讚揚。奧斯汀和大多數地區一樣，少數族裔孩子在學校課堂上幾乎都是輸家。針對不同種族孩子的教育問題，以前的法律規定「隔離但是待遇平等」，隔離的目的達到了，但從沒有做到待遇平等，黑人和拉美裔孩子之前所上的學校教學質量並未達標，因而他們的閱讀技能比白人孩子落後了差不多一個年級。
於是當老師在課堂上提問時，白人孩子紛紛舉手，希望被老師點名回答問題，而少數族裔孩子侷促不安，恨不得成為隱形人。兩類孩子原本就對彼此有刻板印象，課堂上的競爭局面，加上不平等的競爭環境，強化並放大了這種刻板印象。白人孩子認為少數族裔孩子既愚蠢又懶惰，少數族裔孩子則認為白人孩子既傲慢又愛出風頭。
我們的干預很簡單，目的是重建教室裡的動態關係，將不同種族孩子之間的競爭關係轉變成合作關係。我們設計出互助小組的形式，小組成員包括不同種族背景的孩子，他們必須相互合作才能弄懂整篇學習資料的內容。這種教學方法被我們稱之為拼圖教室（jigsaw classroom）。
整個教學過程如同玩拼圖遊戲，每個孩子都要為整幅圖畫貢獻關鍵的一塊拼圖。比如，閱讀材料的題目叫做《埃莉諾·羅斯福的一生》，小組中的每個孩子都被分配到一段內容，分別描述了羅斯福夫人人生中的一個階段。孩子們先各自學習屬於自己的那段內容，然後集中起來，每個孩子向其他人介紹自己手上的那段內容。只有認真聽完其他人的介紹，孩子們才能掌握整篇文章的信息。拼圖環節結束後，教師立刻進行有關埃莉諾·羅斯福一生經歷的書面考試。
刻板印象
將某個群體概括化，即將同樣的特徵分派到該群體所有成員，而不管成員之間實際上的差異。刻板印象一旦形成，就很難因為新信息的出現而發生改變。
設計拼圖式教學策略時我有些擔心，假如小組中有個閱讀能力較差的孩子拖了別人的後腿可怎麼辦？其他人是不是會更加討厭他？我仍然記得自己幼年時的那種感受：我是整個棒球隊最遜的一個，也就是那種終級替補，卻被安排在了右後場。可憐的小傢伙站在那裡，祈禱不要有任何球打到自己這邊。可是突然之間，一個幾乎沒有任何難度的高飛球向他飛來，此時此刻所有壘上都站著對方的跑壘員，我卻把球接丟了。真是噩夢一場啊！
為了避免拼圖小組裡出現同樣的災難，我想出了一個辦法。孩子們將老師分配給自己的段落內容通讀幾遍並弄明白後，就可以加入「專家」組。專家組裡的成員來自各個拼圖組，他們手上的閱讀內容都是一樣的。孩子們在專家組裡一起討論同一段內容，這樣就能幫助閱讀能力差的學生趕上大家的進度，隨後再回到各自的拼圖組將自己負責的段落講解給其他組員聽。有了專家組，就不會發生因為一個孩子看不懂閱讀材料而拖全組後腿的事情了。當然，這種做法不能確保所有孩子都表現得完美無缺，也不能消除孩子的緊張情緒，但確實避免了有孩子在課堂上掉隊的現象發生。
我們開始進行試測，將六年級一個班級的學生分成若干個拼圖小組，這就是實驗組，控制組則是一個傳統的班級。開始時，實驗組裡的孩子們仍像以前那樣參與課堂教學。但幾天後他們意識到，競爭行為突然不起作用了。以一位墨西哥裔男孩卡洛斯為例，英語是他的第二語言，雖然卡洛斯英語說得很流利，但白人孩子經常嘲笑他的口音，因此卡洛斯在班裡一般不說話。可是當我們將拼圖式合作學習引入課堂後，卡洛斯不能再惜字如金了，他必須開口向別的同學講解老師分配給自己的內容。
當卡洛斯開始複述自己的段落（埃莉諾·羅斯福的中年）時，他已經準備得很充分了。可是他有些緊張，話說得結結巴巴。起初，一些孩子大聲歎氣，或側過臉看別處，有個孩子甚至罵他笨蛋。在傳統課堂上，這些行為經常成功地令少數族裔孩子亂了陣腳。但在拼圖式課堂上，孩子們很快認識到，對卡洛斯的無禮言行將影響他介紹閱讀材料，如果學不到這部分內容，就不能在考試中拿高分。於是他們不得不學著靜下心來，側耳聆聽，並提出各種問題，鼓勵卡洛斯將自己掌握的內容清楚地表達出來。在這一過程中他們發現，卡洛斯比他們想像得聰明、和善得多。
拼圖式合作學習進行了一周後，實驗組班級的課堂氛圍就大為改觀。音樂和美術教師最先注意到這一變化，不禁詢問班主任實施了什麼神奇的教學改革。六周後我們用實證方法記錄了這一變化。我們讓實驗組和控制組的孩子自我評定他們對班級和學校的喜愛程度，並通過出勤記錄驗證他們所給答案的可信度。
實證數據證實了我們之前通過觀察得出的結論：與傳統班級的學生相比，實施拼圖式教學班級的所有學生對學校的喜愛程度都更高一些（曠課率顯著下降）；無論在不同種族學生之間，還是同一種族學生之間，都表現出更多的友愛。白人學生的自尊心和考試成績並無明顯變化，但實驗組班級裡少數族裔學生的自尊心明顯增強，考試平均分比傳統班級少數族裔學生高出9分。這種差異無論在統計學意義上還是現實意義上都具有顯著性。傳統班級裡的一個黑人學生可以得到72分，但在拼圖式合作學習的班級裡，一個黑人學生可以考出81分的好成績。
我的研究生黛安娜·布裡奇曼發現，與傳統班級的學生相比，拼圖式合作學習班級裡的學生更懂得理解別人。這是為什麼？在拼圖式班級裡，學生必須密切關注其他小組成員的發言，這樣才能提出更有價值的問題，使自己掌握好相關知識，這使他們學會了換位思考。這一發現令我很興奮，學會理解別人至少與學習歷史和地理知識一樣重要。
研究證明，拼圖式合作學習方法對教師的教學水平並無特殊要求。在複製實驗中，我們選用了一份難度更高的書面考試卷，並且偷偷做了安排：給控制組班級指派了校長欽定的最佳教師。但實驗結果依然如前。因此拼圖式班級學生的成績提高，並不是因為老師教學水平高超，而是來自教學方法的改善。多年來，我們一直在推廣拼圖式合作學習，效果很穩定。而且，採用拼圖式合作學習的學校裡的種族歧視現象更少一些。我們利用課間休息時間在操場上拍攝了一些照片，有充分證據說明誰和誰在一起玩。傳統學校裡的學生總是按族群聚成不同的群體，但在拼圖式合作學習的學校裡，卻能見到種族融合的畫面。
拼圖式合作學習的成果令我十分開心。還記得九歲的一天，我坐在裡維爾的馬路邊上，擦著流血的鼻子和破裂的嘴唇，問了自己一系列問題：為什麼別人會仇視猶太人，如何才能讓他們喜歡我……今天我終於用科學的方法，給那時的自己一個滿意的答案。我的研究已經表明，偏見是可以消除的，不同種族的孩子可以學會相互喜歡。
為了達到這一目標，不僅要增加不同種族孩子相互接觸的機會，更要探索正確的接觸方式。正如戈登·奧爾波特在《偏見的本質》一書中所寫：
「安排不同種族的人從事同一項工作，對消除種族偏見多少有些幫助。但如果大家都將自己看做團隊的一分子，效果會更好。」以我在裡維爾棒球隊與非猶太隊友們相處的經歷來看，戈登的觀察符合事實。一開始大多數隊友都以不信任的眼光看待我們猶太球員，但一旦我們結成一個團隊，這種情緒就消失了。我們開始彼此理解，彼此喜歡，生發出友愛和尊重的情感，一直維繫到棒球賽季結束後好長的時間。
我們在有專家評審的某科學期刊上發表了研究結果。但我希望拼圖教室不只是被其他心理學家知曉，更要被一般公眾，尤其是老師和家長所瞭解。於是我用通俗易懂的手法重新講述研究結果，寫成文章投給了科普雜誌《今日心理學》（Psychology Today）。我給文章配了許多彩色照片，刊登在雜誌的顯要位置上。我把登有這篇文章的幾頁雜誌複印了幾百份寄給全國各地的教育局長，並說明自己可以提供免費的教師培訓，然後靜候即將紛至沓來的邀約。
我真是天真極了！如果沒有人想要，或者想要的人不多，你就不能一廂情願地往外送禮物。為了弄清邀約甚少的原因，我開始打隨訪電話。大多數教育局長和校長解釋說，學校各方面情況良好，不需要外人來傳授新的教學方法。只有一個人說了實話：「如果我們採用你提倡的教學方法，你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嗎？我的電話會響個不停，全部是家長的抱怨：『你的意思是要讓黑人孩子來教我的孩子？那老師要做什麼呢？』」我恍然大悟，只因為奧斯汀的學校陷入危機，我們才被邀請前去干預，而大部分地區的教育體系都有自己的標準：只要沒發生危機，就算運行良好。
我的心情如同坐了一次過山車，飛到頂端後一下子又跌到最低谷。我已經設計出完美的教學策略，可以有效減少校園裡的種族偏見，提高學生的學習成績，但這種教學方法沒法推廣出去。朋友和同事們安慰我說：「這就是官僚作風，你也無能為力。」我的心情依然沉重。
就這樣，拼圖式合作學習法被擱置了約14年。到了1984年，為紀念布朗訴教育局案30週年，奧斯汀被美國人權委員會評選為消除學校種族隔離的模範城市。人權委員會盛讚拼圖式合作學習法，我開始接到邀請趕赴全國各地培訓教師。
之後的幾年裡我一共為數十個學區培訓了數百位教師，但拼圖式合作學習法並未進入美國的主流教育體系，仍就只是滄海一粟而已。怎麼回事呢？這種教學法操作起來簡便易行，又以實證研究為依據，教師也樂於使用，為什麼國會或教育部始終對拼圖式合作學習法不感興趣呢？我想很可能是因為它與左派或右派的觀點都不一致。左派認為，要改變大多數弱勢兒童的處境，必須進行大規模的制度性變革；右派則相信，如果學生成績欠佳是因為遺傳基因不好或者父母疏於教育，那麼任何外界的干預都無濟於事。作為一位公民，我為自己不能更有效地推廣拼圖式合作學習法而感到萬分遺憾和失望。但作為一名社會心理學家，我對這種現象見怪不怪。
有價值的實證研究成果一旦與現行政治意識形態背道而馳，就只能靠邊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