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實驗室和「牛棚」的佈局有利於師生之間進行創造性的對話並建立友誼，明尼蘇達大學教授俱樂部的佈局也起到了相同的作用。無論是初來乍到的助理教授還是最受人尊敬的資深教授，都可以在這裡平等自由地交談。這又是一個與哈佛截然不同的地方。哈佛的教授俱樂部裡，熨得十分平整的桌布上擺放著鮮美的食物，還有侍者專門為我們服務。而我在那裡用餐的次數屈指可數，還都是應某位資深教授的邀約。明尼蘇達大學的教授俱樂部沒有那麼正規，像自助餐廳裡一樣隨意，食物都放在塑料盤裡，菜色也很一般。
心理學系大多數教授幾乎每天都在那裡吃午餐。雖然用餐環境缺乏高雅情調，但飯桌上的交談輕鬆有趣，常常碰出思維的火花。我們喜歡在餐廳最頂頭的一張大圓桌上用餐，因此那兒被稱為「心理學角落」。但這個角落並非我們獨家享有，經常會有其他系的同事加入我們的行列，比如科學家赫伯特·費格爾（Herbert Feigl）和小說家傑克·路德維希（Jack Ludwig）。
我就是在這樣的午餐聚會上認識了加德納·林齊，後來我們成為一對密友。一開始我對加德納很是敬畏，他比我年長12歲，而且已經編撰了兩本最重要的社會心理學書籍。加德納是圓桌上的明星，既能講故事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也很擅長打開別人的話匣子。最令我佩服的是，他似乎對每個人的研究都瞭如指掌，前一分鐘還在詢問肯尼思正在進行的動物學習實驗的細節，這一分鐘又在跟戴維·呂肯探討測謊實驗的詳情。而且加德納總有法子讓每個人的研究課題同在座其他人的興趣掛上鉤。我所有發表過的研究論文他都知道，所以他常常向我仔細詢問一些具體的實驗程序。
加德納博學多才，不僅是各種信息的源頭，也是一位資深八卦人士。他瞭解這個圈子發生的所有事情，例如誰離開了某某大學去了其他地方、誰獲得了晉陞、誰沒拿到終身教授資格。他還知道誰快離婚了，誰和誰在一起了。有一天我問他，為什麼很久沒在午餐時看到傑克·路德維希了。他無比震驚地看著我，問道：「你還沒讀《赫索格》（Herzog）嗎？已經出版兩個月了！趕快去讀，寫的都是你認識的人。」
《赫索格》的作者是索爾·貝婁（Saul Bellow），此人幾年前曾在明尼蘇達大學做訪問學者。那時候除了加德納之外，沒人知道貝婁的妻子與貝婁最親近的朋友傑克有曖昧關係。貝婁為此極為憤怒，和妻子一起進行了心理輔導也無濟於事，他們最終還是離婚了。貝婁用寫小說的方式進行報復，在小說中幾乎從不掩飾幾位主角的真實身份。他本人就是赫索格，而傑克是瓦倫丁·格斯巴赫，與赫索格的妻子有曖昧關係。現實中的傑克有一隻畸形足，而小說中的瓦倫丁有一條假肢，實在不能不讓人產生聯想。赫索格去找精神病醫生埃德維格，埃德維格對赫索格的遭遇反應相當冷淡，赫索格因此指責他也愛上了自己的妻子。加德納告訴我，貝婁去看的那位心理咨詢師其實就是保羅·米爾。後來，我跟保羅提及貝婁在小說中對他的描寫。「嗨，這幫作家。」他回答。
聽了幾則名人軼事後，我開始打趣加德納，把他稱做美國心理學界的赫達·霍珀。保羅對這個稱號嗤之以鼻：「你太小看我們的朋友了，加德納肚裡的八卦豈止限於美國大陸，全世界的小道消息他都知道。」
一天清晨，加德納打來電話，問我是否願意同他一起出席一個「商務午餐」。
「在哪兒？」我問。
「明尼阿波利斯市中心有幾家超級棒的餐館。教授俱樂部固然舒適，但總在那兒吃飯，把味覺都毀掉了，你也不想這樣是吧？」
「當然不想。」我答道。
「11點半在你們樓下等著，我順道過來接你。」
那次午餐，我和加德納各自回憶起自己在哈佛的歲月。那時他師從戈登·奧爾波特，40年代後期拿到了博士學位，隨後在哈佛教了幾年書。他問我最喜歡哪些哈佛人，我提了幾個名字。
「你那時在弓街9號，是不是？」他問道。
「沒錯。」
「有意思。我注意到你沒有提傑羅姆·布魯納的名字。」
「說實話，我和傑羅姆相處得並不好。」
「我也討厭那個混蛋。」加德納興高采烈地說。
「我可沒這麼說。」
「我知道你是這麼想的。而且我是說真的，我也討厭他。」
加德納和我成為好朋友的原因很多，但卻是這一點使我們的友誼突飛猛進。
從此我倆定期共進商務午餐，通常一週一兩次，戴維·呂肯和保羅·米爾偶爾也會加入。我很快就意識到，加德納評判餐館的主要標準不是食物，而是那裡的酒吧的水準。我們的午餐總是持續兩個多小時，餐前來上兩三杯馬提尼，餐後再喝一杯法國白蘭地。令人驚訝的是，午餐後我們下午的工作效率依然很高。我們的友誼開始於我酗酒的那段時間，那時加德納正合我胃口。我不再貪杯以後，我們的午餐聚會和友誼也依然保持不變。我從沒見過任何人像加德納那樣嗜酒，也沒見過任何人像他那樣風度優雅地端著酒杯。不過他也可以一連幾周不沾酒精也不會犯酒癮。而且在我們近50年的交往中，我從未見過他酒後失控。
之後的幾年中，我和加德納就社會心理學研究和理論進行過許多次激烈的交流和爭論。一次，他聲稱所羅門·阿希（Solomon Asch）的從眾實驗是這個學科領域最重要的實驗。我說：「胡扯！這個實驗沒有任何理論支撐，又沒有控制組，它只不過說明了人們比我們想像的更加容易從眾。費斯廷格和卡爾史密斯的撒謊實驗才是真的意義重大，既有理論依據，又與人們的直覺相悖，改變了整個社會心理學！誰會猜到，為1美元撒謊的人會比為20美元撒謊的人更容易相信那個謊言是真的？」
幾番爭論之後，加德納邀請我擔任《社會心理學手冊》第二版的合編者。由於我總是把這部書當做社會心理學的聖經，所以這個邀請對我而言不啻編撰新版的聖經。這部手冊囊括了全世界最著名的社會心理學家的最新見解、研究和理論。我一口答應下來，認為和加德納一起工作將使我獲益匪淺，事實也確實如此。
幾周後的一天，我還沉浸在成為該書主編之一的喜悅中，加德納提議讓我撰寫其中一章。這次我表示了異議：「我的確可以就其中幾個領域寫出精彩的一章內容，但作為主編，我希望聘請最好的學者分別負責每一章的撰寫，而我並不是最佳人選。」
「你來寫一章有關實驗方法的怎麼樣？」他問道。
「我又不是方法學家。」我說。
「但你在哈佛教過研究方法的研討課。」
「沒錯，但那幾乎是一門實踐課程，我只是幫學生找到最適合的研究方法檢驗特定的假設。」
「這正是《社會心理學手冊》所需要的內容，」加德納說，「你只需好好分析一下自己做過的實驗，盡量把你豐富的隱性知識用明晰的語言表述出來，讓人們明白你為什麼會那樣去做實驗。」
「但要教如何做實驗，老師必須讓學生自己動手做，光看書是學不會的，」我抗議道，「教實驗方法的老師和學生之間在很大程度上是師徒關係。就像你必須跟某人學藝，才能成為一名出色的主廚，光是看烹飪書是沒法當大廚的。這個道理可能更適用於社會心理學。標準化的實驗程序是不存在的，幾乎每個新假設都需要設計新的實驗程序進行檢驗。比如我們不可能用入門考驗的實驗程序來檢驗費斯廷格關於撒謊與報酬的假設。我們經常摸著石頭過河，這種研究方式固然令人激動，但沒人能寫出一章『如何做社會心理學實驗』作為學生的啟蒙指導。」
「別這麼死板，」加德納說，「以前沒人嘗試過的領域，你正好可以做出開創性的貢獻。我並不是要用你的書稿取代資深實驗學家手把手的指導，而是把它作為初學者的一個幫手。為什麼不試一試呢？如果寫完後覺得不滿意，作為主編的你完全可以棄之不用。」
雖然我並沒被他完全說服，但還是決定動筆試試，不過不是我一個人來寫。我聘請了自己最得力的學生梅裡爾·卡爾史密斯跟我合作，他面對這一挑戰顯得更為興奮。像加德納建議的那樣，我們先分析了自己做過的實驗，將每一項實驗從設計到實施程序每個階段中我們的想法和思路用清晰的語言表述出來。我們發現，寫一本沒有現成菜譜的烹飪書，實屬不易。
我們先著手回應那時批評實驗社會心理學的主要觀點：在實驗室環境裡進行的實驗研究是「非現實的」研究。對此，我和梅裡爾提出了一個相當重要的問題：「現實主義」是什麼？通過回答這個問題，我們明確闡述了「世俗」現實主義與「實驗」現實主義之間的差異。一些批評者認為斯坦利·米爾格拉姆的服從實驗是非現實的研究，畢竟在現實生活中，我們被要求連續電擊一位無辜陌生人的概率很小。但這類批評忽視了關鍵的一點：按照實驗現實主義的標準，整個實驗程序對被試而言就是在參與真實的事件，其間他們的喜怒哀樂都是發自內心的。
我和梅裡爾由此得出結論，世俗現實主義在一些情境下的確是必須的，如果要讓人們閱讀你放在假報紙裡的一則消息，那麼你用的報紙最好看上去像真正出版的報紙一樣。但通常來說，只要實驗室裡發生的事情在被試眼裡是真實的，世俗現實主義就不重要了。
接著，我和梅裡爾著手研究建構高影響實驗的基本要素。我們明確指出，實驗面臨的最重要挑戰就是要確定一個自己感興趣的概念性變量，也就是明確你想弄清楚的東西，然後將它轉化成一套可以操作的實證步驟。困難在於你必須始終保持嚴謹的科學態度，不能丟掉假設中的核心概念和觀點。實際操作比我們說的更加困難。很多時候，重要論題在被嚴格地操作化成一連串的實驗事件後，反而縮減成無足輕重或過於簡化的論題了。
下一個問題是如何測量實驗者的干預效果。社會心理學最常用的測量方法是量表測量，通常在訪談時使用。例如，在入門考驗實驗中，我們要求被試自我評定對所加入小組的喜愛程度；在撒謊實驗中，梅裡爾請被試自我評定對往托盤裡裝線軸這一乏味工作的喜愛程度。這類測量最容易操作，通常是獲得信息的唯一可行方法。但實驗者不能忘記，量表只是行為的替代品，應該盡可能地觀察人們的實際行動，而不是詢問他們的想法和感覺。在「禁玩玩具」實驗中，如果想知道我們的警告是否減弱了禁玩玩具對兒童的吸引力，最好是觀察兒童是否抵擋住了禁玩玩具的誘惑，而不是讓他們告訴我們自己對禁玩玩具的喜愛程度。這就是喬納森·弗裡德曼的複製實驗比我們的原創實驗更為完善的地方。他使用了行為反應測量，通過觀察兒童的實際行動來得出結論。
撰寫完這章內容以後，我和梅裡爾的實驗技能都更上了一層樓。我們不僅正視了實驗室研究的利弊，而且對於我們自己拋出的幾個問題得出了創造性的解決辦法。比如，行為反應測量固然理想，若牽涉倫理問題或實際操作困難時該怎麼辦？有沒有比我們熟悉的量表測量更好的替代方法？
我和梅裡爾研究出了一個折衷的測量方法，稱為「擬行為」測量。假設你想研究觀看描寫美國都市饑民的傷感電影是否會增加人們的利他動機和行為。放電影很容易，但接下來幾周你要追蹤這批觀眾，看他們是否更加樂於助人，這並非易事。不過，你可以詢問被試是否願意簽署一份正式協議，承諾踐行一個具體的利他行為，比如到賑濟所從事志願工作。當然，獲得某人的「擬行為」承諾，並不等於看見他真的去了賑濟所。但這麼做得出的結論，遠比只是讓人們自我評定對貧民和賑濟所的看法要可靠多了。
最後，我們認真研究了實驗後的訪談，即如何對被試坦承實驗的真實意圖。很多社會心理學實驗都需要向被試掩飾真實目的，我和梅裡爾認為，實驗者必須把實驗的來龍去脈原原本本地告訴被試，並解釋我們掩飾真實意圖的原因。完全坦白是我們和被試之間隱形合約的關鍵條款。當然，沒人知道自己被愚弄後會開心，所以坦白實驗真實意圖也講求機敏和策略性，否則被試會認為自己是容易受騙上當的傻瓜。
實驗者可以解釋說，實驗情境經過精心設計，具有以假亂真的效果，被試的反應行為很正常，也合乎情理。然後我們要解釋實驗目的，即為什麼必須要採取欺騙手段，我們希望通過這一手段瞭解人性的什麼特點。總之我們要確保每位被試離開實驗室時都帶著一顆完好無損的自尊心，至少跟他剛進屋時沒有差別。如果被試能在參加實驗後有所收穫，那就更好了。實驗結束後我與被試閒聊的時間，幾乎跟做實驗的時間一樣多。
在哈佛時，我過去的導師戴維·麥克萊蘭有一次告訴我，他畢生只做過一次社會心理學實驗，還是他在耶魯讀研究生的時候。當時他正通過單向鏡觀察一名年輕男子，沒想到那人突然站起來，拉開褲子拉鏈檢查自己的陽具，顯然是在尋找疹子或者擦傷什麼的。我問麥克萊蘭他向被試說明真實的實驗程序時，是如何處理這件事情的。
「我沒有跟他提，」他說，「否則我倆都會很尷尬。」
我咂咂嘴說道：「據實以告是行規，不能破例。被試要是得知鏡子是單面的，他會羞得無地自容。實驗者告知被試所發生的事情時，要採用溫和的方式。而就你的案例，也許還要以幽默的方式說明真相。」
不久後，我和梅裡爾完成了這一章的撰寫工作，我自己從《社會心理學手冊》主編的角度也認可了它。出乎意料的是，內容恰好符合加德納原先對我們的要求。通過將我們的隱性知識轉化為顯性知識，我們寫出的文本惠及社會心理學研究生長達50年。《社會心理學手冊》的研究方法章節最新版修訂於2010年，與我合作的是梅裡爾的兒子凱文·卡爾史密斯（Kevin Carlsmith）。我和梅裡爾撰寫第一版時，凱文還是個蹣跚學步的小孩子。整件事情頗具諷刺意味，但我承認自己甘之如飴。一開始拚命拒絕、認為自己無法完成的書稿，最終卻成為我對社會心理學最久遠的貢獻之一。就像我祖母常說的一句話：「真想不到！」
1964年，加德納離開明尼蘇達大學，到得州大學奧斯汀分校擔任心理學系主任，立志要把它辦成美國實力最強的心理學系之一。一年後，他力勸我過去主管社會心理學專業。我在明尼蘇達才待了三年半，不太願意離開。不過我所有的研究生都已經找到了好工作，手上也沒有其他正在帶的研究生。
我同薇拉商量，她說去留皆可。一方面，她在明尼阿波利斯交了很多朋友，也不想再次搬家；可另一方面，作為四個孩子的母親，她覺得這裡的冬天特別難挨，冷得刺骨又特別漫長。孩子們看到窗外一片陽光燦爛，就吵嚷著要出去玩，可10分鐘後就凍成了冰棍，又鬧著要回屋。只要想像一下給一個孩子穿上雪地裝和雪靴，戴上帽子和手套再脫下來所花費的時間，再乘以四，你就會多少瞭解薇拉的難處了。所以她把決定權交給了我。
我相信任何一個理性的人都會選擇原地不動。我喜愛明尼蘇達大學心理學系的一切，也根本不想搬家。即使我想離開，得州也不是心儀之地。我不得不承認自己對這個州抱有成見。得州在我印象中是一片蠻荒之地，1963年肯尼迪總統在達拉斯遇刺的事件更加強化了這一印象。但最終，我的理性判斷和對得州的偏見，通通輸給了我和加德納之間的友情。我們搬到了得州。
[1] 指明尼阿波利斯和聖保羅。——譯者注
[2] 赫達·霍珀（Hedda Hopper）：美國好萊塢明星，著名交際花。——譯者注
[3] 指我們知道但難以表述的知識，與顯性知識相對。——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