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到明尼阿波利斯時，我和薇拉在離校園有一段距離的地方租了房子。第二年九月租約快到期時，雖然手頭並不寬裕，我們還是決定買一幢屬於自己的房子。尋找了數月，僅看中兩幢房子，既夠寬敞，又不算太貴。然而兩幢房屋幾乎找不到共同點。一幢是迷人的老式維多利亞風格房子，從那裡步行就能到校園。我十分喜歡這幢房子，主要因為它靠近學校，我的同事和研究生們可以經常來家裡做客，討論研究課題，或只是閒聊。但那幢房子毗鄰工業區，沒有供孩子們玩耍的戶外場地。另一幢房子位於郊區成片開發的住宅區內，雖然新一些，房屋樣式卻跟周圍的住宅沒有區別，離學校有30分鐘車程。這幢房子有兩個優點：一是有一個大院子，二是離奧瓦索湖還不到兩公里。最終我們選擇了它，覺得這裡更適合孩子們居住。
搬進新居後不久，我看到一則二手獨木舟的廣告，立刻買了下來，想給薇拉和孩子們一個驚喜。那會兒正是蕭瑟寒冷的十二月，我將獨木舟綁在車頂拉到家，薇拉見後大笑起來。
「有什麼好笑的？」我奇怪地問。
「你自己去問費斯廷格！」她答道。
我真是活該被取笑！在郊區買房讓我有點心理失調，總是想立刻做點什麼來證明這個決定是正確的。不知何故，我刻意無視了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此刻正是明尼阿波利斯漫長冬季的開端，待五個月後冰封的湖面完全融化，才能泛舟湖上。冬天裡，明尼蘇達人常常為了抄近路而駕車從湖面橫穿而過。人們開玩笑說，春天到來的非官方標誌，就是第一輛掉進冰窟窿裡的車。於是我的獨木舟在車庫裡足足躺了五個月。不過除了擠佔空間，它還發揮了其他作用，令我正視了在校園邊安家夢破碎的事實。
第一次搬進社會關係學研究實驗室時，我無比驚訝地發現，這個實驗室並不像我去年春天到訪時那樣隨處可見忙碌的身影。事實上那兒看起來冷冷清清。斯坦曾向我保證，實驗室秘書掌握了所有工作要訣，可以把我從繁重的行政工作中解脫出來。可如今她已懷孕七個月，正處於半休假狀態。更要命的是，實驗室裡只有寥寥可數的幾個研究生。哈羅德和斯坦離開時帶走了他們最喜愛的研究生，餘下的幾個不是忙於做畢業論文，就是已經效力於實驗室的另外兩位同事達納·布拉梅爾和本·威勒曼。我該怎麼辦？我需要一個研究助理，卻沒有可用之人。達納和本告訴我，雙子城裡的能人應有盡有，建議我在《明尼阿波利斯論壇報》（Minneapolis Tribune）上登廣告招人。
這般聘用研究助理的辦法似乎不合常規，事實上卻是一個極好的主意。應聘者蜂擁而至，我面試了其中11位最符合條件的人。他們大多數都能勝任這份工作，但其中一位應聘者以異乎尋常的聰慧打動了我。她的名字叫埃倫·伯沙伊德（Ellen Berscheid）。埃倫從內華達大學獲得碩士學位後在皮爾斯伯裡磨粉公司市場營銷部工作，「找尋遊說家庭主婦購買蛋糕粉的方法」。她在面試中的舉止很令我困惑。她說她很想得到這份工作，但不會為了給我留下好印象而刻意為之。事實上她的態度比這更差。打她一進門，言行舉止就流露出爭強好勝的個性，似乎什麼話題都要和我爭執一番。我想如果我說「今天真是個大晴天」（確實如此），她一定會立即反駁「胡說，快下雪了」。
但她無疑是最合適的人選，我決定聘用她。幾個月後，我徹底被她的聰明才幹折服，催促她去修幾門研究生課程，並繼續讀博士。她照做了，並且以破紀錄的速度拿到了博士學位。35年後，當埃倫被授予美國心理協會最高榮譽——傑出科學貢獻獎時，她寫了一篇簡短的職業回憶錄。讀後我欣喜地得知，她將那次面試視為人生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她在回憶錄裡寫道，因為在上一份工作中遭遇到普遍的性別歧視，當她走進我辦公室時，以為這次也會受到不公正的對待。然而我錄用了她，只是因為看中她的能力，而沒有計較她所謂的「錯誤的性別和明顯的惡劣態度」。這讓她驚喜不已。
新來的研究生們既機靈敏銳又活力充沛，都是我、達納和本從申請者中精挑細選出來的。到了十月，實驗室裡一派繁忙景象，讓人興奮的各項研究進展順利。他們中有才華橫溢的天主教牧師尤金·傑勒德和天才登山家達文·林德。約翰·達利在哈佛完成課程之後也來到實驗室，成為我的大總管和新生們的學習榜樣。我們最好的博士後來得出乎意料。一天，我接到費斯廷格的電話，說他有一個一流的博士生，名叫伊萊恩·哈特菲爾德·沃爾斯特。當時大多數學校都不聘用女教授，因此她難以謀得一份教職。費斯廷格問我可否想辦法幫她在明尼蘇達大學找一份工作。
「她到底有多出色？」我問。
「你知道斯坦·沙克特嗎？」
「當然了。」我說。
「你知道埃利奧特·阿倫森嗎？」
「知道一點點吧。」我說。
「她可以同他們並駕齊驅。」費斯廷格斬釘截鐵地說。
當時我們系裡沒有空缺的教職，所以我覺得這事可能沒戲。但幾周後我打聽到學生活動辦公室正在招聘一位研究專員籌備新生舞會，我立刻給學校教務長打了一個電話。
「這對你我來說都是千載難逢的機會，」我說，「與其臨時僱用一個研究人員分析舞會情況，為什麼不正式聘用一個熟練的實驗社會心理學家呢？
他可以從中找到有趣的東西，把這份工作做好的同時說不定還能發掘出具有科研意義的課題。如果你聘到合適的人，我們實驗室也可以與之合作。這樣不僅你得到了一個能幹的科研人才和顧問，我們也多了一位好同事。」
「好主意，」主任說，「你有什麼人可以推薦嗎？」
「還真巧呢……」我說。接著，伊萊恩就來到了明尼蘇達大學。事實上，她確實利用這次任務進行了一項關於大學生約會偏好的突破性研究，發表在社會心理學的頂級期刊上。我們在實驗室裡給她安排了一間辦公室。正如我們所期望的那樣，大多數時間她都待在實驗室裡，與研究生們一起工作、交流，研究生們都視她為正式教授。伊萊恩是一位天生的優秀學者，也是我最喜歡的一位同事。因為不用教課，實驗室的這份工作對於伊萊恩來說相當於拿高薪的博士後。兩年後她正式成為心理學系的一名助理教授。最終伊萊恩和埃倫·伯沙伊德結成一對高產的研究夥伴，愉快地合作了二十多年。
冰天雪地的明尼蘇達卻擁有暖意融融的人際氛圍，與我在哈佛的遭遇迥異。同事之間沒有等級和終身教授資格構築的壁壘，菜鳥級助理教授可以隨意與大師級同事開玩笑。在這裡你可以見到斯塔克·哈撒韋（Starke Hathaway），他設計了明尼蘇達多相人格測試，這是有史以來最重要的一項人格測試。你還能見到從生理學層面分辨謊言的國家級專家戴維·呂肯（David Lykken）、研究兒童復原力的前衛臨床心理學家諾曼·加梅齊（Norman Garmezy）和兩卷本著作《社會心理學手冊》（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的主編加德納·林齊（Gardner Lindzey）。
明尼蘇達多相人格測試
由明尼蘇達大學教授哈撒韋和麥金力設計的一種人格測試，被廣泛運用於犯罪調查、職業選擇等多個領域。
當時美國大多數大學的心理學系都存在臨床心理學家和實驗心理學家之間的對立，雙方都覺得自己做的研究更重要——臨床心理學家研究真正的人，實驗心理學家的研究科學精準。而我們系裡並無此類門第之爭。我確信形成相互尊重氛圍的主導力量是保羅·米爾（Paul Meehl）。米爾思維異常敏捷，他不僅是優秀的實驗家、嫻熟的心理咨詢師、卓越的科學哲學家，也是一流的心理測量專家。連繫裡的超級大腕都涉獵各個分支領域，其他人又怎麼好意思掐架呢？
我相信是米爾的遠見卓識使明尼蘇達大學的終身教授資格審批制度與哈佛截然不同。同樣是維持學術上的高水準，哈佛採用極其保守的終身教授資格審批方式，而明尼蘇達大學選擇對年輕教授未來的學術成就進行精確判斷。我回憶起第一年在明尼蘇達大學時與米爾的一次交談。我告訴他，我才畢業兩年明尼蘇達就給我終身教授資格，讓我受寵若驚。米爾說，他們並不是在賭博。
「真的嗎？」我問。「何以見得？」
「我們看到了你的激情。」他說。
「激情？」
「過去的成績固然可以很好地預測未來，」他說，「但最可靠的預測指標是你對工作的熱情。你的論文字行間都流露出對研究的熱情和喜悅，任何人讀後都能真切地感受到。」
米爾在教授晉級的時間間隔上也不願墨守成規，他說：「如果研究水平很高，就應該迅速晉級。」一年後的一天，他滿面春風地衝進我的辦公室，宣佈資深教授們全票通過同意晉陞我為正教授。突如其來的晉陞把我弄懵了。我並沒有申請晉陞，也沒有其他學校來挖我，晉陞我為教授的原因僅僅是因為他們覺得這是我應得的。在學術圈裡摸爬滾打很多年後我才意識到，明尼蘇達大學晉陞教授的做法是多麼彌足珍貴。
如果系裡的人際關係和學術氣氛可以描述為溫暖宜人的話，那麼實驗室裡的氛圍稱得上是百分之百的溫馨愜意了。大家享受著一起工作、教學、合作研究的樂趣。哪怕只是待在實驗室裡，心情也十分愉快。終於能和一大幫意氣相投的實驗社會心理學家們一起工作，我提議每週二晚上召開所有社會心理學教授和研究生參加的研討會。我們會在其中一人的家裡碰面，一邊享用啤酒和椒鹽卷餅，一邊相互探討研究課題、實驗程序和數據分析，並且相互擔任對方課題的非正式顧問。我們甚至組建了一支師生壘球隊，水平足以與校隊一爭高下。我們也從不放過任何一次開派對的機會。
我和薇拉視研究生們為家庭成員，這些學生和我們的孩子混得越來越熟，經常在我們家一待就是好長時間。某個週二晚間的例行研討會上，還不到三歲的約書亞和幾個學生鬧著玩。那時早已過了他睡覺的時間，但他玩得太開心，根本不理會薇拉的呼喚。最後薇拉來到客廳一把抱起他，約書亞拚命扭動著想要掙脫她的懷抱，小胳膊伸向達文·林德，哭喊著：「達文，救命！救救我！」此後的幾個月，其他學生都用約書亞的呼救來向達文打招呼。
在明尼蘇達大學，我發現，建築物的設計風格會顯著影響在裡面工作的人的工作效率和創造性。我們實驗室的佈局很完美，佔據了福特大樓第四層約一半的地盤，老師的辦公室和實驗室聚集在一起，毗鄰實驗室裡最重要的地方——大樓盡頭的一間超大的房間。在這個房間裡，每個社會心理學研究生都擁有一張桌子，大房間裡還有三四塊黑板和兩隻交替使用的咖啡壺。我們稱大房間為「牛棚」，因為我們常聚在那兒侃大山。從瑣碎的八卦和體育新聞到重大的研究話題，我們無所不談。我們經常在那裡提出研究構想，許多實驗構想就是在那裡形成的。
一天下午我走進「牛棚」時，看見尤金·傑勒德和達文·林德笑作一團。尤金正在大聲朗讀帕金森（C.Northcote Parkinson）一本書中的章節。帕金森在這篇文章中用諷刺的口吻寫到，在政府官僚機構裡，工作總是被一拖再拖，直到所有時間都被工作佔滿。帕金森還援引了一些滑稽可笑的例子加以說明。
聽了幾分鐘後我說：「尤金，這不僅僅是好笑，這個問題很有意思。」
「糟了，」達文說，「尤金你可要小心了，我看出來了，你馬上就要被引誘去做一個實驗項目了。」
「我不跟你一般見識，」我說，「但你碰巧說對了。官僚機構裡工作的人們確實擅長混日子。他們假裝一直在工作，於是工作拖到佔據了所有可用的時間。他們整日閒坐在那裡，處理枯燥的事務，不時看看時間。假設交給某人一項工作，並且要求他一天之內完成，會出現什麼情況呢？他會反覆查驗自己完成的工作，不斷加以改進和完善。不久後，再交給他一項相似的工作任務，但允許他一旦完成便可下班回家。我的假設是，上次的經歷會讓他認定完成此項工作需要花費整整一天時間，因而他可能花費比實際需要更多的時間去完成它，即便現在是在浪費自己的時間而不是機構的時間。」
尤金問：「你是說，一旦完成任務的規定時間變長，人們就會認定真的要花這麼多時間才能完成任務？」
「你說對啦。」
於是尤金和我著手進行實驗。實驗程序很簡單，幾乎和我們在「牛棚」設想的一樣。首先請被試完成一項乏味的任務，過程中實驗者（尤金）突然被叫到房間外去接一通緊急的長途電話。我們刻意安排好尤金接電話時間的長短。在一種情境下，他離開的時間遠遠超出被試完成任務所需的時間。在另一種情境下，他離開的時間短一些，但也足夠讓被試從容地完成任務。下一步，尤金給被試安排另一項相似的任務，並且告訴他完成後即可離開，然後尤金就回到自己的辦公室。結果發現，完成第二項任務時，有「額外時間」的被試遠比有「足夠時間」的被試花費了更多的時間。我們的實驗結果比帕金森定律更完善！我們不僅證實了工作任務會被拖沓到佔滿一個人所有的可用時間，而且證實了從事該工作的人會就此將工作設定為需要額外時間才能完成。
「牛棚」裡的人們都很喜歡這個實驗，而且我們不斷地把它應用於生活和工作中。我第一次受邀到美國心理協會專題研討會上做一個特別演講時，請柬是七月收到的。當時我的時間很充裕，用了五天時間來準備演講。兩三年後我又收到一個類似的邀請，但這次我手頭有其他緊急的事情要做，最後只剩兩天時間來準備。一開始我張皇失措，幾乎想要謝絕邀請，畢竟寫一份演講稿就要花五天時間！細想後我才意識到，可能根本用不著五天時間。果然，我只用兩天就準備好了演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