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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賈森

手術後沒幾天,一位實習醫生偷偷告訴我和賈森的妻子埃麗卡,癌細胞已經擴散到賈森的全身,哥哥活不長了。賈森並不知道實情。在那個年代,如果病人的病情堪憂,醫生很少對病人以實相告。我討厭對賈森隱瞞病情,因為我知道賈森是那種無論真相多麼殘忍都希望如實瞭解的人。但醫生和埃麗卡認為他不知道真相反而更好。於是我和他們達成默契,任由賈森相信截肢手術很成功。

九月賈森來到波士頓看望母親和妹妹,順便見見新侄子。我邀請他在我的社會心理學課上做一次客座講座,從一位政治學家的視角談論社會影響。他一口答應下來:「我原以為你永遠不會請我來講課!」作為像我一樣的裡維爾孩子,哈佛在賈森心目中佔據至高無上的地位。他講得十分精彩,從古雅典到當代芝加哥,關乎政治影響和權術的案例信手拈來,深深吸引了學子們。其間賈森頻頻走到黑板前,用左手毫不費力地寫板書,彷彿生來就是左撇子。學生們都很喜歡他。當我們走出教室時,他用僅存的手臂摟著我的肩膀說:「看,我的夢想實現了,我們真的在大學裡教書了。」

探親期間,賈森抱怨說老覺得呼吸不暢,很想知道是什麼原因。我懷疑癌細胞已經擴散到他的肺部,那一刻我不想再佯裝不知了,賈森有權利知道真相,有權決定如何度過他人生中最後的一段日子。於是我向他說明了真相。賈森聽後深深地歎了口氣,沉默了。然而幾分鐘後他開口說的第一句話不是關於他自己,而是關於我的。賈森謝謝我敢於告訴他實情,他說:「這些日子你受累了,一直守著這個秘密。」

小時候在裡維爾的日子裡,棒球、撲克對我和賈森而言不僅僅是遊戲。像在木板道上打工的經歷一樣,我們一直從遊戲中學習君子為人行事之道。我倆十幾歲時,有一次在看台上觀看高中棒球賽。三振出局的擊球手走向長凳時滿臉不屑地看著球柄,彷彿它才是罪魁禍首。賈森衝著他大喊:「笨蛋,又不是球棒的錯!」我大笑。賈森扯著嗓子的模樣很有趣,同時也給我上了一課:一個人要敢於承擔責任。賈森教我打撲克時也一直對我進行教導。有一次我連續抓了三張爛牌,抓到第四張時不禁大發牢騷:「又是一張爛牌!」賈森瞪了我一眼,說道:「永遠不要抱怨自己手裡抓到的牌。從長遠來看,好牌、一般的牌和爛牌出現的機會均等。任何白癡抓到全家福都會贏。打撲克的樂趣就在於想辦法把手裡的牌以最佳方式打出去。如果打法得當,再爛的牌也能贏。」

波士頓之行四個月後,賈森去世了,當時他剛剛過完32歲生日。最後的日子裡,他一直和自己最喜歡的朋友們待在一起。賈森的朋友都是特別聰明、睿智和善於言辭之人,他的公寓就像在舉辦文學沙龍和哲學沙龍。在不怠慢家庭和學生的前提下,我想多陪在哥哥身邊。於是那年秋季學期,我幾乎每個週末都穿梭於劍橋鎮和芝加哥之間。

一天深夜,我睡在賈森家客廳的沙發上,忽然聽到廚房傳出聲響。當時大約是凌晨三點,賈森正手忙腳亂地燒開水。我們一起坐下來喝茶,他說:「看來老天自有安排。我總以為自己懼怕死亡,可是到最後,因為疼痛如此強烈,我已做好離去的準備了。」哥哥抓到了最爛的牌,但一直到遊戲結束,他都打得很好。

我和賈森置身於一個大如洞穴的火車站,有點像紐約的中央車站。我們知道列車即將駛出,但沒有車票,也搞不清楚我們要乘的那趟列車從哪一條鐵軌出發。我們跑來跑去,始終找不到售票窗口。最後總算看到了,卻是在遠遠的車站盡頭。「你在這兒等著別動,我去買票。」賈森對我說。他攥著錢包飛奔而去,回來時氣喘吁吁地遞給我一張票,指著前方說:「趕快跑過去,停在那條鐵軌上的列車馬上就要出發了。」

「你不跟我一起走嗎?」

「我恐怕不能陪你了。從現在起你得自己照顧自己。別擔心,也別回頭,一切都會順利的。」

不知為何,聽到他說這番話我並不驚訝。而且在夢中我也很驚訝自己居然能如此淡定。隨即我深吸一口氣,在列車開動的那一剎那一躍而上。回頭看時,賈森正傷心地朝我揮手道別。

不需要勞駕弗洛伊德,我自己就能分析出這個夢的含義。在我17歲那年,哥哥違抗了舅舅們的意願,指引我步入一條正確的軌道,把我送上一列快車。如今我擁有了美滿的家庭和蒸蒸日上的事業,他卻永遠離開了我。他將永遠佇立在那座站台上,離我越來越遠。

我異常思念賈森。除了薇拉,他是我最交心的朋友和知己。獲知他死訊後的震驚慢慢退卻後,我也開始關注自己的大限之日。我驟然明白,阿倫森家族顯然是遭到天譴,存在某種基因缺陷,致使家族成員成為癌症高發人群。可怕的疾病不僅奪走了正值壯年的父親和哥哥的生命,也讓父親的兩個兄弟在三十多歲時就離開了人世。我擔心自己死後薇拉和孩子們生活堪憂,於是想到投保一份數額巨大的人壽保險,就算我年紀輕輕就離開人世,也不能讓妻兒挨餓受凍。就這樣,一個29歲,身體十分健康的教授竟然購買了一份大額人壽保險,保誠保險公司實在太開心了。

不僅如此,我還開始向朋友和同事們調侃自己家族的「短命」遺傳。我將這種令人討厭的行為視作對自己的死亡警告。若無其事的家族「短命」史描述,就如同擺放在中世紀學者書桌上的頭骨,警示效果如出一轍。它不斷告誡我:人生苦短,前途未卜,別把時間浪費在無關緊要和乏味無趣的事情上。我要求自己好好珍惜有生的歲月。我對自己說:「好吧,笨蛋,別再自艾自憐了。認真地計劃一下,如果人生只剩下四五年光陰,你該如何度過?」

我想多陪陪薇拉和孩子們,還有更進一步的願望:我想努力成為最好的丈夫和父親。哈爾、尼爾和朱莉如今分別是六歲、五歲和三歲,約書亞還是個單純快樂的小嬰兒。我也想盡力成為最好的老師、研究者和同事。我原本就懷揣這樣的雄心壯志,現在更專注於此,更迫切地想要實現它。我想方設法地合理安排時間,盡量多陪伴在家人身邊,也絲毫沒有疏忽自己摯愛的工作。我全心追求現世安好,積極地和薇拉、孩子們一起規劃未來,也為他們今後的生活早作打算。

我驚訝地發現,如果不為瑣事所累,你其實有充足的時間把每一件事做得盡善盡美。在大學裡我工作勤奮,表現出色。但幾乎每個晚上和週末都是不容干擾的家庭時間。我不允許備課、寫論文、學術報告會和其他事務佔用週末時光。我對待週末的原則是:人在家,心也在。週末白天,我極力確保與孩子們共享甜蜜的時光,晚上則另有安排。我和薇拉經常雇臨時保姆,把孩子們安頓好以後,我們就去電影院、劇院和餐館消遣,或者赴宴。我那些愛交際的同事們沒完沒了地舉辦教授聚會。我和薇拉鄭重決定,我們不只是四個孩子的父母,還依然是一對年輕的情侶。這對我們來說很重要。如果沒有外出安排,我和薇拉就在家裡製造浪漫氛圍。待孩子們就寢,我們常常用燭光和紅酒調配出簡單而精緻的午夜大餐。

賈森去世對我的影響並不都是積極和理性的。我開始酗酒。以前我喜歡跟薇拉喝點睡前酒,或者一有喜事就跟研究生們喝一兩杯馬提尼慶祝一下。但在明尼蘇達,我愈發貪杯,飲酒也愈發頻繁,聚會時甚至經常喝醉。薇拉和朋友們說我喝醉後會變得很感性,並不會發酒瘋。但事實是他們不得不告知我醉後的所作所為,因為第二天早上酒醒後我就什麼都不記得了。

另一方面,薇拉一直在告誡我開車不要太猛,這樣太危險。現在回想起來才發現,以我固執的個性,能活到現在是多麼不可思議的一件事情!很多年以後,我得知悲傷的男人最常見的三個表現是酗酒、飛車和在雨中唱憂鬱傷感的歌曲。沒錯,三樣我都有份。所幸的是,強烈的悲傷和過度的不理性行為在兩年內慢慢減少了,沒有釀出慘烈車禍,也沒有導致朋友失和。但有關賈森佇立在站台上的場景,畢生都反覆出現在我夢中,不斷提醒我,為人處事眼光要深邃一些,長遠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