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學年開始不久，為本科生講授人格心理學課程的戈登·奧爾波特請我去他課上做一次客座講座。梅裡爾曾提醒我，有些同事對高影響實驗的倫理問題持有強烈的反對意見，我懷疑當時他腦海裡就閃現過戈登的名字。當年63歲的戈登是社會關係系最傑出的教授，職業生涯早期就聲名鵲起。就在我剛念小學一年級，還在學習如何閱讀的時候，他已當選為美國心理協會主席，此事令我欽佩不已。
我視戈登為哈佛的樣板教授，一位睿智而博學，正直而和善的學術泰斗。論穿著，他無可挑剔，西裝筆挺，皮鞋珵亮；論舉止，也總是十分得體。和他待在一起時，我覺得自己特別邋遢，總忍不住檢查褲子前面的紐扣是否扣好。我和戈登相處的時間並不長，但在屬於哈佛的記憶中，他佔據著一個重要的位置。我很喜歡他，認識時間越長，就越是喜歡。我想他也有些喜歡我，當然不是很喜歡。因為正如我所猜想的，我們不是一路人。
就在講座開始前他對我進行介紹時，我的猜想得到了證實。作為有紳士風度的學者，在給客座講座者冠以一般的恭維語「才華橫溢」「富有創造性」之後，戈登居然以「虛偽大師」作為結語，嚇了我一大跳。我不太肯定「虛偽」的確切含義，但想必與說謊有關。有可能是一個間接的恭維，但更可能是一個直接的辱罵。這樣的措辭與戈登教授的性格顯然不符，令我異常驚訝，導致講座開頭說的幾句話都是結結巴巴的。
講座結束後，我隨戈登回到他辦公室。我們在門口停下來，他伸出雙手與我親切握手。當他開口跟我道謝時，我問：「戈登，『虛偽大師』是怎麼一回事？你是稱我為高明的謊言家，還是其他什麼意思？」他的臉突然變得通紅，請我進他辦公室。
「不不不，當然不是這個意思。我是在稱讚你做那些欺騙性實驗時所表現出的過人才能。你和費斯廷格先生真是這方面的高手。」
「請原諒，戈登，但我感覺你認為這類研究是……是……垃圾。」我故意用了意第緒語中表示「垃圾」的單詞。我知道戈登聽得懂，因為在德語裡這是同一個單詞，而戈登的德語很好。
他笑了。「哦，我可沒這麼說。這樣說吧，我自己絕不會做那種實驗。你們認為那種實驗具有戲劇性，而我認為它是欺騙性的。」
「隨你怎麼稱呼它都行，」我說，「但你應該知道，在實驗的最後階段，我們向每一位被試解釋了整個實驗的來龍去脈，並沒有人對實驗程序表示不快。」
「說得好，」他回應道，「但一開始為什麼要那麼做？為什麼要演戲、耍花招、欺騙被試？」
「原因只有一個：表演也好，欺騙也好，是我檢驗自己最感興趣的假設時能採用的唯一方式。」
「為什麼你們不能直接問問被試遇到某種情況時將會如何做？」
我當下瞭然。一開始還以為戈登在跟我開玩笑，現在才意識到，戈登雖然才學淵博，但對實驗研究知之甚少，甚至可以說是一無所知。他似乎也沒弄明白人類的一個最基本的特點：在大多數假設的情境下，我們不知道自己會如何行動；按某種方式行動後，我們往往也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那麼做。客座講座時我講到了入門考驗實驗，我就以此為例，向戈登描述說，在實驗最後向被試解釋真實的實驗假設時，重度入門考驗組的被試一致認為我的假設很有趣，但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堅持說他們對討論小組的喜愛與入門考驗無關。他們向我保證，是因為討論確實很有趣，他們才會喜歡的。
戈登敲著下巴思忖著，問我：「那麼你認為他們說錯了，是因為……」
「因為實驗中我們將被試隨機分配到不同的情境中！實驗組和控制組唯一不同的就是入門考驗的程度。從統計學來看，不同組別最後對討論小組的態度差別並不是偶然發生的。因此我可以相當肯定地說，如果被分配在控制組，這些被試肯定不會喜歡討論小組的。」
「你的邏輯相當嚴密，」他說，「我可以請你吃午飯嗎？」
於是我們一同前往哈佛教授俱樂部享用了一頓美好的午餐。為了將話題從研究上轉移開來，我問他是不是在新英格蘭地區長大的。
「哦，不是，我的家鄉離新英格蘭很遠。我出生在印第安納州郊區的一個小鎮上，在克利夫蘭長大。我父親是一位鄉村醫生。他掙得不多，也從不想大富大貴。我能到哈佛念本科只因為學校給了我獎學金。你為什麼露出驚訝的表情，難道你認為我是在哈佛園出生的嗎？」
這次輪到我臉紅了。「當然不是……好吧，我承認我這麼想過，你看上去確實……」
「怎麼會這樣，阿倫森教授，我絕對相信你對我有成見。」
我把雙手舉過頭頂做投降狀：「我錯了。」
「一個常見的錯誤。」他說，然後優雅地放過了我。
優雅是戈登的一個主要標誌性特徵。1967年戈登去世，後來我受邀對其1954年的經典著作《偏見的本質》（The Nature of Prejudice）撰寫一篇回顧性評論，作為該書出版25週年的紀念。「奧爾波特當時的結論，與今天的理性學者所做的結論並無顯著差異，」我寫道，「這是向他的睿智、博學和決斷力致敬。」現在讀這本書，你會明顯覺察到，在對偏見及其嚴重後果的理解上，戈登的思想觀點是遠遠超前於他的時代的。
和戈登共進午餐後不久的一天，我受邀到耶魯大學心理學系做一場學術報告。會後，一位年輕的助理教授向我做了自我介紹，並請我去他辦公室，想向我詳細講述自己正在設計的一個實驗項目。他叫斯坦利·米爾格拉姆，實驗是有關服從權威的。他受到納粹戰犯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被抓獲並取保候審一事的啟發，想研究普通人對權威人物所下命令的服從程度，哪怕是服從權威意味著要將很大的痛苦施加到一位無辜者身上。我認為這個研究課題很好，但也非常冒險。當時我並未預料到這個實驗後來會成為社會心理學最重要、也最受爭議的一個實驗。
在實驗中，米爾格拉姆告訴被試，他們是在進行「一個有關學習的實驗」。實驗者準備了一系列成對出現的單詞，被試（擔任教師的角色）的任務就是測試另一個人（學生）對這些單詞的記憶情況。被試坐在一台機器前，機器上裝有一排撥動開關，每一個開關上依次標著從15伏到450伏的電壓。被試被告知學生與這台電擊儀器是連在一起的，每當學生背錯單詞，穿著白大褂的實驗者就要求被試對學生實施電擊。每出現一次錯誤的回答，就增加電擊的強度。米爾格拉姆的研究問題是：一個人對權威人物的盲從到底會達到什麼程度？在這個實驗中，權威人物是指穿白大褂的實驗者。當然事實上並沒有人遭受電擊。學生是實驗同謀，他回答的答案是事先編寫好的。
服從
處於不平等的權力關係中的權力較低者聽從權力較高者的命令，例如權威會強迫公眾服從。
兩年後，米爾格拉姆發表的研究結果震撼了整個心理學世界。之前他曾詢問過幾位精神病學家，以及自己的同事和學生，請他們推測有多大比例的被試會一直增加電擊強度直至最大。所有人都確信只有不到2%或3%的人，也就是少數虐待狂，才會把電擊強度加到300伏以上。然而實驗中，近2/3的被試一直將電擊實施到最高強度，只是因為實驗者對他們說「根據實驗要求你必須繼續做下去」。雖然很多被試感覺不舒服，甚至已經渾身冒汗、提出抗議、抱怨連連，但他們仍然服從了實驗者的要求，不斷提高電擊的強度。隨後的複製試驗中，不管被試是學生、推銷員還是木匠，是男人還是女人，是美洲人、歐洲人還是中東人，結果幾乎一樣。
米爾格拉姆已經回答了戈登的問題：為什麼你不能「只是問問人們」他們將如何行動？他的回答遠比我的例子更有說服力。米爾格拉姆的電擊實驗清楚地表明，「只是問問人們」如果有權威命令他們去傷害另一個人，他們認為自己將如何行動，這種研究方式只能得出完全缺乏可靠性的答案。
然而從倫理的角度來看該實驗，批評如暴風雨般襲來。心理學家、倫理學家和很多普通讀者，都對米爾格拉姆實驗中引起被試強烈的不快而感到憤怒。例如，發展心理學家黛安娜·鮑姆林德（Diana Baumrind）聲稱，電擊實驗導致被試「喪失了尊嚴、自尊和對理性權威的信任」，因此「從長遠來看是有害的」。
我並不否認該實驗帶來的倫理問題，而且總的來說，我認為自此之後不會再有人做類似的極端實驗了，這也是好事。但大多數的指責都忽視了被試的堅強和樂觀。實際上，即使是那些因自己對學生實施了最大強度電擊而倍感痛苦的被試，後來也說這個實驗給他們上了無比珍貴的一課。沒有一個被試抱怨，也沒有一個被試表示遭受到了任何傷害。事實上幾周後的調查顯示，84%的被試表示，參加這個實驗令他們很開心，其餘的持中立態度，這說明被試的滿意度超過了大多數心理學實驗。
戈登並沒有批評米爾格拉姆的實驗。雖然他對實驗中的倫理問題感到不快，但他認為米爾格拉姆收集的數據具有重要意義。幾年後米爾格拉姆被哈佛大學聘用，如果沒有戈登的同意，他不可能被錄用。顯然戈登從此不再厭惡高影響實驗了。
儘管我和迪克在哈佛的志向不同，我們依然是好朋友。我們家在劍橋西北的阿靈頓，他是那裡的常客。我和薇拉有時也隨迪克到他家的鄉村大別墅共度週末。別墅坐落在新罕布什爾州的懷特芒廷。我們一起遠足、游泳、彈琴，算不上是行家裡手，自娛自樂罷了。
迪克正在研究幼兒教育，而我擔任他的課題顧問。有一天迪克來電，詢問我是否能和他及蒂莫西·利裡（Timothy Leary）共進一頓非正式午餐，討論他們正在計劃的一個研究項目。蒂莫西是迪克的好朋友，一位人格心理學家，曾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教過幾年書，跟我差不多同時來到哈佛任教。我跟蒂莫西不熟，但對其早有耳聞，他聰明有趣、精力充沛、魅力四射，身上帶著一點神秘色彩，我很欣賞他。本科生中繪聲繪色地流傳著有關他的流言，多半是誇大其詞甚至純屬惡意歪曲。
不過有一項傳言確實屬實，就是蒂莫西一直在從事迷幻藥的研製。在墨西哥的一次旅行中，他因為食用了一些蘑菇而出現幻覺，聲稱幻覺大大擴展了自己的意識。迷幻效果是暫時的，但那次經歷引發的興奮是長久的。蒂莫西相信蘑菇有改善個人品性和改變世界的潛能。這就是那天午餐時迪克和蒂莫西想跟我討論的話題。蒂莫西說，他最近從蘑菇中提煉出了能改變精神狀態的成分，並製成一種叫做裸蓋菇素（psilocybin）的藥。他們想用新藥做些實驗，計劃先從波士頓地區神學院的研究生們入手。
迪克說：「這種藥將幫助他們超越夢想極限，獲得最美妙的宗教體驗。」
蒂莫西補充道：「如果給頑固不化的罪犯服用裸蓋菇素，想想會發生什麼事情？只需幾個月時間，監獄就變得門可羅雀了！」
「小小的蘑菇居然有如此大的威力？」我有點不相信。
蒂莫西有些生氣了：「它是開啟心靈和思想的小蘑菇，是讓人們感受到彼此聯繫的小蘑菇，是我確信可以減少暴力、遠離戰爭的小蘑菇！」
我的隨口一問，在蒂莫西看來卻是褻瀆神明。我被他們這份視自己為救世主的狂熱嚇住了，沒法斷定他們的主張是偉大的還是虛浮的。
一陣尷尬的冷場後，迪克說：「我們想以科學正確的方法進行研究。你是實驗方面的行家，我們該如何設計一項邏輯嚴密的實驗，使其能夠發表在《變態心理學和社會心理學期刊》（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上？」
我告訴他們怎樣才能在這本心理學頂級期刊上發表論文，也詳細解釋了實驗設計和實驗程序，包括安慰劑對照組的重要性，對雙盲過程的嚴格要求，以及為了消除社會影響和情緒傳染的可能性，一次只能測試一人。我注意到迪克和蒂莫西相互交換了一下眼神，彷彿在說：「老兄，這傢伙也太古板了！」隨即他們耐心地向我解釋，為什麼他們不可能採納我提出的大多數建議，首要原因在於他們稱做「心理定勢與社會背景」的重要性。心理定勢是一個人對藥物作用的預期，社會背景則指服藥時所處的環境。
蒂莫西說：「比如，如果你穿上白大褂，在精神病醫院裡監督病人服藥，病人服藥後很可能產生恐懼的幻覺，認為自己失去理智了。但如果是在環境舒適的客廳裡，一幫朋友圍坐在一起，壁爐讓人倍感溫暖，人們服藥後腦海中就可能出現令人興奮的幻覺，而不是恐懼的幻覺。」
迪克接著說：「再說，如果我們給一組即將從康科德監獄假釋出獄的罪犯服用幾次裸蓋菇素，然後將這些人的再犯罪率與另一組沒有服用裸蓋菇素的假釋犯進行比較，那不是很好嗎？」
「哦，若你們能將罪犯們隨機分配到實驗組和控制組中，並且能夠控制好除了藥物之外的任何情況，那麼這個實驗設計基本合格。」
「任何情況是什麼意思？」
「就是字面意思。例如，置身於與一群志趣相投的朋友圍坐在壁爐邊的溫馨情境中，也有可能促使罪犯們萌生重新做人、遠離犯罪的念頭。如果這一背景出現在實驗組中，它也必須出現在控制組中。」
迪克和蒂莫西點點頭。長時間的沉默之後，迪克說：「哦，JASP的論文有眉目了。」
回想那次午餐，有件事令我困惑不已，我居然沒有考慮到實驗中被試服用裸蓋菇素後可能受到的傷害。1961年，麥角酸二乙基酰胺（LSD）和裸蓋菇素這類迷幻藥是完全合法的。社會科學家清楚地知道，人類學研究的一些文化中，人們食用仙人掌、古柯葉、大麻和其他致幻物質，就跟我們西方人喝酒一樣，並沒產生什麼副作用。但從植物中提取有效成分製成的合成藥在當時絕對是新鮮事物，沒人知道它們對大腦可能產生什麼樣的長期影響。因此在當時，謹慎的科學家都會關注藥物對思維和記憶力可能產生的副作用。幸運的是，半個世紀後我們瞭解到，偶而服用裸蓋菇素並不會產生明顯的副作用，至少我沒聽說過一例！
迪克和蒂莫西成功地令監獄門可羅雀了嗎？顯然沒有。他們確實利用假釋犯作為被試，設法做出所謂的實驗。不過正如我所料，研究過程不甚嚴謹，他們的論文沒有被任何一本期刊接受。而且哈佛校方對他們的行為很是不滿。我們共進午餐討論該實驗兩年後，倆人都被辭退了：迪克讓本科生參與研究項目，違反了與校方簽訂的協議條款；蒂莫西則未能履行教學職責。
離開哈佛後，迪克和蒂莫西走上了兩條完全不同的道路：一個通過藥物尋求世界和平和致幻經歷，一個通過靈修達此目的。可兩人都在關注水瓶座時代的來臨，並宣稱他們將成為這一時代的主要代言人。蒂莫西選擇通過藥物拯救人類之路，很快成為一名文化偶像。由於在學生和其他年輕人中大力推廣迷幻藥，他被理查德·尼克松總統稱為「美國最危險的人物」，最終因藏有幾十克大麻而被捕入獄。
迪克在印度學習和生活了幾年，以巴巴·拉姆·達斯的名字回到美國，尋求擴展人類意識的非藥物方法並成為一名精神領袖。1980年，我請他到加州大學聖克魯茲分校為我的社會心理學課程做一次客座講座。他留著長長的白鬍子，身穿一襲白袍，盤腿坐在桌上，90分鐘的講座將300名學生迷得神魂顛倒。課後我和這位聖人朋友一起回憶在哈佛的日子，一談就是幾個小時。我刻意提醒他，當年他為了拿到終身教授資格，特地到辦公室將燈打開，希望引起亨利·默裡的注意。聽後他的臉上浮現出迷人的微笑，對我說，雖然被哈佛辭退令他十分痛苦，但如今他已拿到了一個不一樣的終身教授資格，而且這份榮譽更有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