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次慶功宴上我告訴梅裡爾，自己想找到一個教導三歲半的哈爾的有效方式，讓他對兩歲的弟弟尼爾少揮些拳頭。我正在思考梅裡爾在撒謊實驗中使用的一個變量。梅裡爾說：「你是不是想在哈爾打尼爾時懲罰哈爾，讓他把一堆線軸塞滿托盤？」
「也不盡然。但你瞧，你們的實驗是有關不豐厚酬賞的，對不對？我的意思是，付一美元讓一個人說謊，不足以讓其覺得自己有合理的說謊理由。因此他需要說服自己，承認把線軸塞滿托盤的任務比自己原先想的更有趣，以此增加自己行為的合理性。」
「沒錯。」
「好。如果哈爾平時很少打尼爾，我可以因為他沒有打人而給他一點小小的酬賞。但現在情況並非如此。也就是說，我們不得不採用懲罰手段，或者至少揚言要懲罰他。假如我威脅哈爾說，如果他再打尼爾，就罰他整整一個月不能看動畫片，這對哈爾來說是很重的懲罰，可能會讓他在一段時間內不敢打尼爾，但這種方式不能斷了哈爾打尼爾的念頭。」
「你想讓哈爾自己說服自己，打尼爾或者其他孩子是不對的？」
「你說對了。這一目標能實現嗎？」
「當然可以！」梅裡爾答道，「通過一個輕微的懲罰來嚇唬他就行。你已經把我和利昂的實驗研究透了：如果一個人拿了很少的酬賞去說謊，他就會說服自己認為所說的都是真話；同樣，如果一個人受到威脅說，要是做了某件不該做的事情，就得接受輕微的懲罰，他就會說服自己，他本來就不想做這件事，因為很沒意思。不過，我們怎麼在幾個小孩子身上進行實驗呢？我又不能站在一邊等著他們相互打打鬧鬧，是不是？」
「是啊。但我們可以選取小孩子平時愛做的其他事情加以禁止，威脅一部分小孩如果不聽話就要遭到輕罰，威脅另一部分小孩如果不聽話就要遭到重罰。」
於是就在聖克萊爾酒吧，我和梅裡爾擬定了「禁玩玩具」研究的實驗程序。
我和梅裡爾買了一些可愛的玩具，帶到哈佛大學附屬幼兒園，給四五歲的孩子玩。接下來的5天裡，我們每天都到幼兒園待上兩小時，和孩子們培養感情，並鼓勵他們玩我們帶來的玩具。幾天之後，孩子們一見到我們就興奮地迎上來，大聲稱呼我們「玩具叔叔」。
第6天，我們將每個孩子分別帶入隔壁的小遊戲室，詢問他或她對每個玩具的喜愛程度。第7天，我們再次把每個孩子帶進遊戲室，讓他們在那裡玩玩具。我們挑出孩子們第二喜愛的玩具，放到離其他玩具大約1米的地方，告訴孩子，除了這件玩具，其他玩具都可以玩。我們對其中一半的孩子說，如果他們不聽話，就會受到輕罰（「我會有些生氣」）；對另一半孩子則說，如果他們不聽話，就會受到重罰（「我會非常生氣，會將所有玩具帶回家，再也不來了。我會認為你是一個不懂事的小寶寶。」）。隨即我們離開房間，給孩子們20分鐘時間玩其他的玩具。通過單向鏡，我們在隔壁房間觀察孩子能否抵擋住玩具的誘惑。結果所有孩子都做到了。
回到房間後，我們再次詢問孩子對屋內玩具的喜愛程度。受到輕罰警告的孩子對禁玩玩具的喜愛程度明顯低於先前。由於沒有強烈的外因阻止他們玩禁玩玩具，他們就需要自己找出不去玩它的內因。於是孩子們說服自己，他們並不真的喜歡這個玩具。
相反，受到重罰威脅的孩子沒有改變他們對禁玩玩具的喜歡程度，他們仍舊表現出對禁玩玩具的高度喜愛。事實上，一些孩子比受到重罰威脅前更喜愛禁玩玩具了。由於已經有很充足的外因阻止他們玩禁玩玩具，所以就不需要再找其他理由，因此他們仍然表示喜愛禁玩玩具。
認知失調理論預測，孩子對玩具偏好的轉變會維持相當長的時間。我的朋友喬納森·弗裡德曼（Jonathan Freedman）在斯坦福幼兒園複製我們的實驗時，就驗證了這一假設。弗裡德曼選定的禁玩玩具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電動機器人，能四處追逐拋過來的物體。實驗過後兩個月再見到電動機器人時，幾乎所有受到輕罰威脅的孩子都不去碰它，而大多數受到重罰威脅的孩子直接跑去玩。
我們闡述了一個很重要的現象：孩子們之所以能夠控制自己的行為，不是因為某個大人告訴他們不能這樣做，而是因為他們進行了自我說服，認定這一行為是不好的。自我說服的觀點能維持很長時間。這一範式除了應用於玩具偏好之外，還可以推廣到關乎兒童培養的更基本、更重要的領域，比如攻擊行為的控制，最初激發我研究興趣的就是這個問題。我可否讓哈爾說服自己，認為打尼爾是一個可怕的念頭？
雖然禁玩玩具實驗圓滿成功，但問題還沒完全解決。如果將我們的研究發現應用到孩子的日常攻擊行為上，威脅的程度必須拿捏得當，既要能夠促使孩子自己說服自己放棄攻擊行動，又要重到讓孩子一開始就放棄攻擊行為。如果威脅沒有嚴重到促使他控制自己的攻擊行為，反而會使他認為打弟弟是合情合理的（「我想我是真喜歡打那個小傢伙。為了打他，我不惜勇敢地面對懲罰。」），這顯然與我們的初衷背道而馳。我竭力調整著對哈爾的警告程度，最後他總算停止了對尼爾的攻擊行為。我不確定這一小小的成就是歸功於我的介入，還是哈爾的成熟，或者是來自於無數其他的可能因素。唉，針對家裡一個孩子的小實驗總是缺乏一個控制組。
第一學年臨近結束時，我收到了來自國家科學基金的掛號信，我申請的為期三年的研究經費批下來了。那晚我懷著愉快的心情回到家裡。步入客廳時，我看到哈爾有些羞愧地坐在地板上，凝視著一個破碎的小雕像。小雕像有25厘米高，一位棒球手將手高舉過頭，彷彿做好了接球的準備。小雕像漆得像個銅製品，但實際上是用很廉價的材質製成的。此刻它正四分五裂地躺在地上。「爸爸，我碰倒了小雕像，它就自己裂開了。」哈爾說。
小雕像並不是哈爾的玩具，而是一個棒球賽的獎品，也是一個倖存者，歷經多次搬家依然完好無損。每次搬家我都將它包裝好帶走，從裡維爾到沃爾瑟姆再到米德爾敦和帕洛阿爾托，最後到劍橋。14年裡，它總是在我家壁爐架或櫥櫃上佔據顯要的位置。我彎腰撿起碎片，黯然地注視了一會兒，思忖著是否能修好。這個廉價的小獎品對我來說究竟有怎樣重要的意義呢？
15年前，在猶太男孩的成人禮儀式上，我朗讀並歌唱《托拉》（Torah）裡的經文，在擠滿親戚朋友和一列教堂人的猶太教堂裡進行講演。教堂人是一群很少說英語或者根本不說英語的老頭，他們每天大部分時間都待在猶太教堂裡。小時候的我十分靦腆，痛恨整個儀式的煎熬。成人禮儀式最大的好處是，一旦儀式結束我就不用去希伯來語學校了。不再上希伯來語學校最大的好處是每天傍晚我都有時間打棒球了。
自我說服
說服自己接受某種信念，是自我合理化造成的一種長期的態度改變。自我說服比直接的說服更具有持久性，因為自我說服在個體內部發生，而不是源於外部的勸誘或壓力。
二月份紅襪隊赴佛羅里達的薩拉索塔春訓。幾乎同時，我們鄰里的孩子都前往附近的棒球場，參加臨時擇定對陣球員的棒球賽。馬薩諸塞州的裡維爾不是佛羅里達州的薩拉索塔，二月下旬這裡十分寒冷。外場是一片又一片的污雪地。待溫度升到零度以上，草地就會變成泥地。
雖然我們都是自願打棒球的，但那年冬天和次年春天，我們有了一條提高棒球技能的特殊理由：裡維爾公園管理處宣佈，他們正計劃為十三四歲的孩子發起一個夏季聯賽，將有8支球隊參賽。在遍佈全市的8個棒球場上，每個球場產生一支球隊。我特別想參賽。在小聯盟誕生很久以前，我就十分渴望成為一名球員，擁有嚴格的成人監督者、緊密的組織、統一的隊服、富有經驗的教練以及公正的裁判員和大聯盟那樣的陣勢。我們這些渴望加入本區球隊的孩子都來自底層社會，我們希望聯賽組織者能夠明智、公正地選拔球員組隊，採用純粹而簡單的擇優錄取機制，不考慮種族、信仰和膚色，只將最有才能的9個孩子選拔出來組隊。
儘管反猶太主義在我們社區甚囂塵上，但並未影響到球員選拔。我和另一個猶太孩子入選球隊，而且我們倆人都進入了首發陣容。雖然一開始與非猶太隊員在一起打球不太自在，我也做了最壞的打算，但幾場比賽下來，我們就緊密團結成一個團隊了。幾年後，我父親去世。服喪期間，不斷見到非猶太人，也就是我以前的隊友頻繁來訪，令姨媽和舅舅們萬分驚訝。朋友們克服了對猶太教儀式的不適，只想為憂傷的我打氣。
我很想打中外場，我總覺得中外野手就像處在棒球場之巔，以180°的廣闊視野俯瞰球場上發生的一切。可惜我跑得太慢。大家商議後決定讓13歲的桑尼擔任中外野手，他是所有人裡跑得最快的。雖然我有些失落，但這一決定是公正的。我被指定擔任二壘手，這個位置其實更適合我。賈森曾在崎嶇不平的場地上訓練我接地滾球。在他的指導和不斷地嘮叨下，我終於克服了恐懼心理，可以直面飛向自己的地滾球。而且，我雖然跑得不快，但動作敏捷，擊球手一打出球，我立馬就能往正確的方向邁出三四步。這樣，在大多數地滾球飛到面前時，我就能來個漂亮的跳躍，將身體移到地滾球的前面，然後穩穩當當地接住。跳得不高的球一般會撞到我胸口上，我能一把抓住它，迅速傳給跑壘員。
球服？我們只買得起普通的休閒服，而且已經又髒又破。設備？大多數球員都有手套，但也只有手套。我們的左外野手不得不戴著接球手的手套打外場，因為他只有這隻手套。公園管理處給我們提供了球棒、接球手的護胸和面罩，並在每場比賽時提供一隻球。比賽時經常會暫停幾分鐘，因為大家要到球場邊的荒草地和碎石堆裡找出那只髒兮兮的球。
第一賽季我們輸得比較多，但第二賽季時我們已經有了一年的經驗，身體也更強壯了。投手比利·麥克唐納不僅能擊出漂亮的快球，還能讓球轉彎。最好的擊球員萊斯·希斯克一直在練習舉重，如今擊球時威力十足。瘦如竹竿的我放棄嘗試本壘打，努力練習成為一位接觸型擊球員，一直在內場打溫和的直球。我和游擊手肯尼·戈迪一起練習了好長時間的雙殺，直到配合得天衣無縫。
那年我們得了冠軍。在正式的頒獎典禮上，每人都獲得了一個獎品，就是這尊廉價的小雕像。小雕像對所有球員來說都意義非凡，對我更是如此。這是我贏得的第一個獎品，我的才幹第一次獲得認可，因此我十分珍視它。此刻，我半蹲在兒子身邊，反覆摩挲小雕像的碎塊，慎重考慮著修復問題。過了一會兒，我朝哈爾笑笑，敲敲他的小腦袋說：「你說得很對，它的確是自己碎掉的，不是你的錯。」我站起身，歎了口氣，將碎塊扔進了垃圾桶，這一刻我終於意識到，自己不再需要這尊小雕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