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課之餘，我也一心想著開始進行實驗研究。第一個想要驗證的觀點來自在斯坦福最後一年裡我和費斯廷格反覆討論的一個問題。儘管認知失調理論已臻成熟，但其適用範圍並沒有一個明確的界限。我經常跟學弟、學妹們開玩笑說，如果他們真要弄清楚兩個具體的認知是否失調，最好去問費斯廷格。費斯廷格也充分意識到需要為該理論劃出一條明確的界限。實際上，他在書中已經試圖通過一個假設的情境來界定該理論的適用範圍。深夜，一位男子駕車行駛在一條偏僻的鄉間小路上，偏偏此時車子爆胎了。他打開後備箱，卻發現竟然沒有帶千斤頂。費斯廷格認為，雖然這位男子會覺得挫敗、失望甚至憤怒，但並不會產生心理失調。這個例子令我很困惑，我問：「當然有失調！哪種傻瓜會在深夜駕車行駛在偏僻的鄉間小道上，車內還不備上千斤頂？」
利昂反問道：「哪裡來的認知失調？是哪一個認知和哪一個認知之間不協調？」
我為此糾結了好幾周，最後恍然大悟，答案跟自我概念有關。在利昂的舉例中，有兩個不協調的認知：一個是司機覺得自己的行為很愚蠢，另一個是司機的自我概念，認為自己是一個相當聰明能幹的人。這一簡單的洞悉令我意識到，只有當自我概念裡的某個要素受到了威脅，認知失調理論才會得出最清楚無誤的預測。通常是個人行為與自我概念不相協調。
1957年我和賈德森·米爾斯第一次提出入門考驗實驗的假設時，我們認為認知「我通過重度入門考驗加入某小組」和認知「小組無趣、乏味又毫無價值」之間不相協調。但到了1959年，我覺得可以換一種方式來提出假設：認知「我是一個既明智又能幹的人」和認知「我通過重度入門考驗加入一個毫無價值的小組」之間不相協調。在費斯廷格和卡爾史密斯的實驗中，最初的假設認為，認知「我相信自己完成的任務極其無趣」和認知「我告訴別人該任務很有趣」是不相協調的。現在也可以將他們的假設加以改變，轉換成以下兩個不相協調的認知：「我是一個誠實而有道德心的人」和「我說了謊」。
那時我覺得自己只是對認知失調理論進行了微小的修正，費斯廷格卻不同意我的觀點，認為我對理論進行了很大的改動，並為此感到不悅。他覺得我的構想明顯縮小了理論的適用範圍。「當然不是，」我說，「我只是讓理論顯得更嚴密一些。」但費斯廷格是對的。實際上，我們倆都對了一部分。我的修正的確縮小了理論的適用範圍，但也使它變得更加嚴密。理論嚴密性帶來的益處戰勝了理論普遍性的喪失，費斯廷格最終接受了我的觀點。但他花了差不多10年才完全接受了這一變化，開始從自我的角度討論認知失調。
那時我只想對認知失調理論進行少許修正，最終卻起到了重要的完善作用，將失調理論從一個有關態度的理論轉變成有關自我的理論。有關自我的信仰是人們所持有的最重要的認知，於是當我們的行為或態度與我們對自我的認知不一致時，就會產生最痛苦的心理失調，因此最有可能引發行為的改變。而且，自我認知的重要性和中心性使人們抗拒改變自我概念。因此我這樣來表述自我一致：心理失調的存在，促使我們通過改變態度和隨後的行為來維持我們的自我概念。
我意識到，我們的大多數實驗之所以能夠成功，原因在於幾乎所有被試都有相當高的自我觀念。從自我觀念的角度來思考認知失調，我發現了隱藏在原來理論構想中的一個假設：像蓋瑞森·凱勒筆下的烏比岡湖居民一樣，大部分人都認為自己對每件事的認識和處理都比一般人高明。但是那些看低自己的人又是怎麼樣的呢？根據我的推斷，如果一個人認為自己是個笨蛋，他就覺得自己會去做很愚蠢的事情，比如通過重度入門考驗加入一個毫無價值的小組，或者為了一點蠅頭小利而撒謊。因此在那些高看自己的人身上出現的認知失調就不會出現在這些人身上。相反，當他們做出聰明的行為時，反而會出現認知失調。也就是說，一個看低自己的人，當他的行為舉止體現出積極的自我觀念時，反而會出現認知失調。
這正是我和梅裡爾著手研究的問題。實驗中我們不想對一個人整體的自我觀念施加影響，這既違背倫理也不太可能，但我們可以更有效地檢驗我們的觀點。我們要做的就是針對被試並不知道自己所具有的某種特殊能力給出錯誤的反饋。我們設計了一個以假亂真的人格測試，稱之為「哈佛社會敏感性測驗」。我們準備了20張卡片，每張卡片上有三張年輕男子的照片，是從一本哈佛的舊年鑒上隨意選取的。梅裡爾告訴被試，每張卡片中有一個男子是曾經入院就醫的精神分裂症患者，被試的任務就是猜這個人是誰。被試從20張卡片中選好所謂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以後，梅裡爾記錄下每個人花費的時間，假模假樣地根據一份標準答案給被試打分，並向被試公佈測驗得分和所用時間。
最初的測驗包括四輪測試題，每輪都有20張卡片。梅裡爾告訴其中一半被試，每一輪測驗中他們的得分都很高，幾乎都答對了十六七題；然後他又告訴另一半被試，每一輪測驗他們的得分都很低，僅答對了四五題。
至此，根據貌似權威的測驗，一半的被試認為自己的社會敏感性很差，而另一半人認為自己具有相當高的敏感性。接下來，為了創造心理失調的情境，在關鍵的第五輪、也是最後一輪測驗中，梅裡爾人為操控了被試的得分，給一部分被試和前四輪測驗一致的得分，給另一部分被試和之前測驗截然相反的得分。也就是說，認為自己會在本輪測驗中拿低分的被試中，有一半人依然拿了低分（答對4題），該結果與他們低社會敏感性的自我觀念是協調的；另一半人則意外地獲得高分（答對16題），這一結果與他們已經形成的自我觀念不相協調。
我們怎樣才能測量每位被試認知失調的程度呢？第五輪測驗結束後，演技已爐火純青的梅裡爾懊惱地拍了一下自己的腦門，說自己忘記給被試計算答題時間，因此這次測驗可能無效。他宣稱要去隔壁房間問一下阿倫森教授該怎麼辦。幾分鐘後梅裡爾回到屋裡，連聲道歉，請被試重新進行一次第五輪測驗：「這樣我才能記錄你們答題的時間。請假裝你們是第一次看到這些照片。」
重新測驗為被試提供了改答案的機會。我們假設，重測時被試更改答案的數量，可以準確地體現出上次測驗分數給他們帶來的失調程度。實驗結果明顯驗證了我們的預測：人們有自我一致的需求，預計自己得低分並且真的得了低分的人很少改答案，而預計得低分卻得了高分的人為了確保自己得低分而改了好多答案。對於後者，意外獲得的高分與他們的自我觀念不相協調。為了減輕心理失調，他們在重測時故意表現得差勁。但是我們如何能夠確定被試是在減輕心理失調，而不是真的忘記了前次測驗的正確答案呢？很容易。那些在前四次測驗中獲得高分的被試，在第五次測驗中獲得高分後幾乎沒有改答案，說明記憶力不是一個重要因素。
等梅裡爾完成最後一位被試的測驗，我也向被試解釋了實驗假設和掩蓋真實目的的原因後，我們衝進裝有Monroe Matic計算器的房間分析數據。我負責讀數據，梅裡爾負責錄入數據，統計結果顯示出極高的顯著性。
「這是一個具有開創性的實驗，」梅裡爾說，「讓我們慶祝一下！」
「我還不確定開創性體現在哪裡，」我回答，「但我們可以在慶功宴上討論這個問題。我們去聖克萊爾酒吧，有人告訴我那裡的調酒師能夠調出很棒的馬提尼。」
於是貫穿我整個導師生涯的一個傳統形成了。每當我和學生完成了一項實驗，我們就喝馬提尼慶祝。這種慶功宴不僅僅標誌著一個實驗項目的圓滿結束，往往也會成為下一個實驗項目的序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