撇開布爾芬奇不談，我很快開始珍惜哈佛的許多人與事，但並不僅僅是研究生的聰慧和進取心。實際上到學校的第一周，我尚在整理藏書時，已經有人造訪。除了這位年輕男子，不會有其他人能在此時如此隨意地走進我的辦公室。這位年輕人即將成為我的第一位門生，也是我帶過的最出色的學生。他就是梅裡爾·卡爾史密斯，與我在斯坦福共事過的那位聰穎但有些木訥的本科生。1958年從斯坦福畢業後，梅裡爾早我一年來到哈佛。如今的他不再木訥，激動地給了我一個溫暖的擁抱，彷彿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哥哥。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的確如此。
「見到你真高興，」他說，「你怎麼才來呀？」
梅裡爾對哈佛很失望，跟我抱怨找不到合適的導師。他在斯坦福學會的高影響實驗，這裡根本沒有教授在做。我告訴他，全世界做高影響實驗的地方都屈指可數。「不過，」我故作虛張聲勢狀，「哈佛將成為其中的一個。」
「別說得那麼肯定。」他說。
「什麼意思？」
他回答：「我不知道該怎麼說，我注意到這裡不僅僅是沒人會做高影響實驗，有些教授甚至對此實驗抱有敵意。」
「為什麼？」
「沒人告訴我。但據我所知，這裡的人認為，向被試描述實驗時掩蓋真實意圖非君子所為，甚至是不道德的行為。他們不認為這是在演戲，在他們眼裡，這是在說謊。」
「有意思。好吧，我的朋友，那你打算進行一些非君子所為的實驗嗎？」
「當然啦。」
於是我們攜手進行新的實驗。
那時候社會關係系不到一半的教授辦公室在系部所在的愛默生大樓，那是一幢位於哈佛園中央的古老的象牙色建築。大樓內最傑出的人物是戈登·奧爾波特和塔爾科特·帕森斯。其他教授的辦公室設在散佈於中心校區之外的幾幢小洋樓裡。這些小洋樓就如同古代的封地一般，每幢樓裡都有一位資深教授和幾位年輕教授。我在衛斯理大學的導師戴維·麥克萊蘭所轄的封地在神靈大街5號。
我被安排在弓街9號，那是一幢沒什麼特色的二層黃色隔板房，隔壁就是一家摩托車銷售兼維修店。這一安排並非隨意為之。才華橫溢、知識淵博的認知心理學家傑羅姆·布魯納（Jerome Bruner）希望將我招致麾下。在我來哈佛前的那個夏天，他就給我寫了一封熱情洋溢的歡迎信，告訴我，我的辦公室就在他的辦公室附近，並邀請我和他一起為新生開設一門有關人類心智的研討課。我回信說自己很高興在弓街辦公，但不想上新生研討課。但我到了哈佛後，還是被告知要和傑羅姆合作講授研討課。
跟傑羅姆合作教學是一次有趣的經歷。我曾在斯坦福和拉爾夫·哈伯一起講授過研討課。當時我們用尖銳的提問激發學生暢所欲言。哈佛的研討課以傑羅姆和他的知識體系為中心，我認為學生主要從他的講課中獲益，我自己就是這樣。我對課程也有所貢獻，但錯過了聆聽學生見解和認識他們的機會。
第一學期傑羅姆也邀請我參加他帶著七八個研究生每週召開的研究會議。我認為他們的研究項目很有趣，但不是我的興趣所在。於是在出席了三四次會議之後，我缺席了一次。第二天傑羅姆就到我辦公室問我缺席的原因。那時我才明白，傑羅姆的邀請不單單是邀請，而是命令。上次邀請我和他一起講授新生研討課就是這種情形。我不想惹事，還是參加了下一次的會議。傑羅姆在會上宣佈他第二天要飛去倫敦，不能參加下周的會議，但「我不在時埃利奧特將主持大局」。
我不想讓學生們失望，於是第二周出席並主持了會議，但我對所發生的一切很是反感。實際上傑羅姆把我視為他的副手，可這本不是我的工作職責。於是待傑羅姆從歐洲回來後，我就跟他攤牌了。他的回應很是誠摯，表示支持我的想法：「我當然知道，你有自己的研究項目，不想被我的研究纏身。」
幾天後，我手寫了兩三封字跡潦草的信件，想請秘書霍蘭女士幫我打印一下。她的辦公室就在傑羅姆和我的辦公室之間。霍蘭女士向我解釋說，傑羅姆不允許她再替我服務了，因為她的工資由傑羅姆的研究經費支付，而我如今已經不再是其研究團隊的成員了。這個說法聽起來合情合理，但也意味著我得步行八百多米到愛默生大樓找系主任秘書幫我打印。在這裡辦公實在很不方便。
學期快結束時，傑羅姆來到我辦公室，說他正在等一位從牛津來的訪問學者。他問我：「你能否搬到閣樓上辦公，把這間辦公室讓給那位學者？」傑羅姆的請求仍然顯得合情合理。但起初只有我一個人在閣樓上辦公，難免孤單。於是梅裡爾和我把辦公室隔壁儲藏室裡的垃圾清理出來，勉強塞進了一張小桌子和幾把椅子。小屋既無窗戶也缺乏美感，但給梅裡爾和我的其他學生提供了一個可以逗留的地方，我和自己的學生們一下子與世隔絕了。九月份又有兩位研究生約翰·達利和托尼·格林沃爾德加入我們，擠進了這間小儲藏室。我們置身於一個真正的世外桃源，整個閣樓都是我們的，這一佈局著實令人興奮。在這裡，我們交換著彼此的觀點，嚴格審視研究設計和實驗過程，相互學習，取長補短。
我開始學著適應哈佛，或者說至少學著適應弓街9號。但我還得開設一門課程，按計劃要在春季學期開課。系主任羅伯特·懷特（Robert White）十分貼心，准許我開設任何一門自己覺得最有把握的課程。於是我決定講授「社會影響和從眾」，但心裡其實一點底都沒有。雖然成功講授過研討課，也在衛斯理和斯坦福做過客座講座，但我從未完整地開設過一門課程。如果有一兩周的備課時間，任何白癡都能做好一次客座講座。但若想建構一系列連貫的課程來傳授準確而有趣的知識，就不是隨隨便便能做好的。
新學期快開學的一天深夜，我從夢中驚醒，冷汗涔涔，憂心忡忡地想著自己無法預知的前途。多年前，我還只是一個在裡維爾高中接受教育的小孩子，如今卻要一周講三次課，將自己的學識和無知通通暴露在滿屋子全國最聰明的學生面前，心裡很是恐慌。這些學生大多數畢業於私立名校，比如格羅頓中學、安多弗中學、埃克塞特中學，他們已經習慣於接受最優秀、最有學識的老師的教導。我怕自己兩次課就把社會影響的所有內容講授完畢，那麼下一步該怎麼辦？學生們會發現我是一個冒牌教授！他們會把我批得一文不值！更糟糕的是，他們會打瞌睡，甚至站起來直接走出教室！
從眾
根據他人而做出的行為或信念的改變。從眾可以表現為多種形式，比如因外在力量而表現出的從眾行為叫做順從（內心並不認同），而發自內心的真誠的從眾行為叫做接納。
天濛濛亮時，腦中紛紛擾擾的思緒漸漸平息。我對自己說，雖然有些孩子可能比我更聰明、素養更高，但我能傳授給他們很重要的知識和技能，而且我熱愛這門學科。如果我備課充分，又怎麼會教不好他們呢？於是我潛心備好每一堂課，不僅傳授我所知曉並熱愛的核心理論和研究，也給學生們講故事，比如個人經歷、歷史典故、幽默笑話、哲理小品和悲情故事，因為經由故事強調的觀點不容易被忘記。實際上我的每一堂課本身就是一個故事，有開頭，有高潮，也有結尾，並且每一堂課與下一堂課之間都有所銜接，串連起來就是一個完整的長篇故事，由許多相互關聯的章節組成。
幾周之後，學生開始把朋友和室友帶來旁聽我的課。每次下課後都有成群的學生湧過來提問，直到不得不騰出教室給下一個班上課。一些學生甚至會跟著我從愛默生大樓一路走到弓街，向我提出問題或闡述頗有見地的不同意見。他們認為課程內容很重要，也與自己密切相關，而且很多人對實驗方法興趣頗濃。學生的口口相傳也證明了我教學的成功：這門課程第一年的註冊人數是16人，第二年就超過了60人，第三年竟有100多人。我獲得了學生的認可，終於成為一名合格的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