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中五味雜陳，既為自己被哈佛聘用而倍感自豪，又對此地有所敬畏。哈佛不僅是一所在任何領域都十分出色的大學，也是約翰·亞當斯、愛默生和富蘭克林·羅斯福的求學之所。同時我對自己的敬畏之情又有些惱火。哈佛是盎格魯-撒克遜裔白人新教徒的捍衛者，如果你父親是一位富有的新教徒校友，你就鐵定能被哈佛錄取。當年這也是一所對猶太人和其他少數族裔實行錄取配額限制的大學。就在30年前，哈佛校長阿博特·勞倫斯·洛厄爾（A.Lawrence Lowell）無恥地強調說，大量削減猶太學生數量反而對猶太人有利，因為如果大量猶太學生在哈佛就讀，就會激起非猶太人的反猶太主義情緒。
走過懷德納圖書館，邁上愛默生大樓的台階，我的心撲通撲通直跳。這裡是社會關係系主辦公室所在地。哈佛心理學系當年分成了兩個系。「硬科學」在紀念大樓裡，主要研究動物的學習過程、感覺和知覺、生理心理學等，領軍人物是傑出學者斯金納和埃德溫·G·博林（Edwin G.Boring）。
「軟科學」（社會心理學、人格心理學和臨床心理學）和社會學、人類學聯合組建了社會關係系，傑出學者包括亨利·默裡（Henry Murray）、戈登·奧爾波特（Gordon Allport）和傑羅姆·布魯納（Jerome Bruner）。據我瞭解，之所以要分成兩個系，主要原因在於兩個群體的傑出學者分別處在從軟科學到硬科學這一連續統一體的兩端，彼此無法和睦相處。
擁有終身教授資格的資深教授和對前輩滿心敬畏的新晉助理教授之間橫亙著一條深淵，裡面擠滿了入職四五年的助理教授。其中一位年輕人告訴我：「若身在哈佛，哈佛就是可怕之地；若說自己來自哈佛，哈佛就變成福地了。」其他人對此也深有同感。他們不滿的是關於教授晉陞的不成文規定：由於哈佛致力於建設一流大學，如果某位教授在自己的學科領域裡不是最好的學者，學校就不會授予他終身教授資格。從學校畢業僅五六年的助理教授是很難達到這個標準的，因此同事們警告我，在哈佛很難取得終身教授資格。所以大多數資深教授對待年輕教授的態度，就像巴黎本地人看待夏季遊客一樣，彷彿我們就是匆匆過客。聽到這些議論後，我聳聳肩，心想：真糟糕，可又能怎麼樣呢？
但並非所有助理教授都想放棄終身教授資格。我的老朋友迪克·阿爾伯特就緊緊地盯著這一職位。自從兩年前被哈佛聘為兒童發展領域的助理教授，迪克就決定在哈佛奮鬥終生。有一天晚上，我和迪克約好一起吃晚餐、看電影。晚餐後往電影院走的路上，迪克說他要回辦公室一趟，只逗留一分鐘。待我倆走進辦公室，迪克摁了一下開關將燈點亮，隨即說道：
「好了，我們走吧。」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啊？」我問。
他說：「亨利·默裡就住在這條街上，他晚上經常在街上散步很久。假如他散步經過這裡，看見我辦公室的燈還亮著，就會留下這樣的印象：迪克·阿爾伯特很勤奮，理應獲得終身教授資格。」
我大笑不已，但他的神情卻十分嚴肅。
「祝你好運。」我說。
雖然迪克的做法令我驚愕不已，但他終究是我的好朋友。他將哈佛廣場看做自己的家，熱情地當起了我的導遊。「這是臘腸屋，一家非常棒的老式德國熟食店，裡面的啤酒很好喝；這是聖克萊爾酒吧，你最好別吃這裡的食物，但這裡的調酒師能調製出全鎮最好的馬提尼；這是埃爾茜餐廳，這裡的快餐最好吃，烤牛肉三明治會讓你幻想要是媽媽會做就好了；中心廣場的西米歐餐廳提供意大利食物，但你若想品嚐最正宗的意大利風味，就要乘地鐵到北邊去。」
迪克想把學校裡最好的東西都介紹給我，因此熱心地陪我出席第一次全校教師大會。舉行大會的大學禮堂是哈佛園裡一幢歷史悠久的建築，位於校園的正中央。迪克快言快語，立即指出該建築是由查爾斯·布爾芬奇設計的。「1781年的畢業生，」他眨眨眼對我說，「你怎麼沒問1781年他從哪一所大學畢業，聰明的傢伙？」
會議由院長麥喬治·邦迪（Mc-George Bundy）主持，此人不久之後就因在肯尼迪總統和約翰遜總統任期內擔任國家安全顧問而名揚海內外，並成為越南戰爭的主要支持者。那時他以一種迷人但主宰一切的方式主持著會議，雖然魅力四射，但掌控會議的意圖也很明顯。會上他一度和歷史學家小阿瑟·施萊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進行熱烈而友好的爭論。
關於那次會議的情形，我只記得這些。會上肯定處理了一些事務，但在我看來，是半遮半掩的自我吹噓主宰著會議進程，幾乎每一位發言者都沉浸在妄自尊大的迷夢中。會後我們走出禮堂，迪克滿面笑容。
「喜歡嗎？」
「哦，說實話不太喜歡。」
他聽後十分驚訝：「為什麼呢？」
「有點太……有點太……」
「有點太什麼啊？」迪克有些不耐煩了。
「哦，我認為有點太庫瓦西耶了，不合我的口味。」
迪克大笑起來：「天哪，你能從裡維爾走出來，可裡維爾卻不能從你那裡走出去。」
「嗯，也許吧。但是你知道，大家將庫瓦西耶干邑稱做『拿破侖白蘭地』，可拿破侖逝世10年後人們才開始釀製這種酒。不信你去查查這方面的資料。」
「那又怎樣？你到底想說什麼？」
我心情糟透了，但也不想掃迪克的興。他那麼賣力地想讓我愛他所愛，但我實在討厭那種會議，透著做作的瀟灑和客套，讓人渾身難受。甚至連邦迪和史萊辛格之間的爭論都顯得不太真實。他們似乎在享受自己的表演，而不是真的在什麼重要問題上有意見分歧。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參加哈佛教師大會。
當天晚上，我心情沉重地驅車回家。為什麼這點破事會讓自己如此不爽呢？為什麼非要掃迪克的興呢？為什麼我不能贊同迪克的觀點，或者至少保持沉默呢？為什麼我要用「拿破侖白蘭地」傷害他呢？待薇拉給朱莉洗完澡哄她上床睡覺，我也給兒子們講完睡前故事，我和薇拉回到客廳，像往常一樣喝點咖啡和睡前酒，交談白天發生的事情。
「真奇怪，」我說，「教師大會上大家的言行舉止在迪克眼裡居然是令人讚歎的風流瀟灑，在我眼裡卻是傲氣十足。」
像往常一樣，薇拉對事情的看法總是比我來得透徹：「你和迪克分別坐上了向相反方向行駛的列車。」
在哈佛待了幾個月，我就完全明白自己是不可能獲得終身教授資格的，不僅因為終身教授資格對我們這樣的年輕教師來說希望渺茫，而且我和哈佛八字不合。哈佛這所透著精英色彩的反猶太主義學府不是適合我的地方，而我仍然為自己身上些許藍領工作者的粗野而自豪，自然也不是適合哈佛的人。我努力減輕自己的心理失調。我參加教師大會就是為了忽視哈佛園裡的一切好東西，同時嘲笑這裡發生的任何可笑之事。相反，迪克決心為終身教授資格而奮鬥，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能在哈佛立足。因此，他能夠欣然接受這裡的一切。我最欣賞迪克的一點，是他具有嘲笑自己的超凡能力，包括嘲笑自己偶爾流露的富家子弟做派。但因為一心想在哈佛扎根，他卻無法看出開燈伎倆的可笑以及教師大會裡的裝腔作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