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早春，在一次雞尾酒會上，戴維·麥克萊蘭向我走來。閒聊了幾分鐘後，他湊近我，壓低嗓音說：「我們今年還沒找機會好好聊一聊。你在哈佛待得開心嗎？」
「哦，」我回答說，「我的學生很出色，我們正在進行一些令我倍感興奮的實驗。」
「是的，我聽說了。我當然為你感到驕傲，但你是不是忽略了什麼？」
麥克萊蘭洞察力很強。雖然我的課堂、我的學生以及我和學生一起做的實驗都讓我很開心，但我總覺得少了什麼。
我回答道：「事實上，我總覺得自己是一個局外人。」
「嘿嘿，在哈佛，每一個人都覺得自己是局外人。」
「真的？包括戈登·奧爾波特？」我調侃道。
「戈登·奧爾波特的感覺尤甚。」他回答道。
那一刻之前，我一直認為心中說不清道不明的不滿情緒只是自己的問題，相信這種情緒最終會慢慢消失。此時我才明白，只要自己待在劍橋，不滿的情緒就會一直與自己相伴。我突然開始懷疑這到底是不是自己今後幾年想要的生活。
麥克萊蘭的這番話為我離開哈佛埋下了伏筆。幾周後，斯坦·沙克特（Stan Schachter）打電話給我，問我是否願意到明尼蘇達大學工作。斯坦是利昂·費斯廷格的第一位學生，也是最優秀的一位。雖然我跟他很少碰面，但我很喜歡他，把他視為自己的師叔，因此我沒有一口回絕他。而且我知道該校的社會心理學專業實力雄厚。費斯廷格去斯坦福之前曾在那裡任教，一流社會心理學家哈羅德·凱利在1960年去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之前，也在該校工作了幾年。我很願意跟斯坦在一個系共事，並把自己的想法告訴了他。
「事實上上周我剛剛接受了哥倫比亞大學的教授職位，我們正考慮請你來接替我的位置。」斯坦說。
「明尼蘇達大學發生了什麼事情？為什麼大家都紛紛離開？你有什麼事情瞞著我嗎？」
斯坦安慰我說沒什麼不對的地方，只是作為地道的紐約人，他特別思念那座城市，一心想回去。而哈羅德·凱利一直渴望在加州定居。斯坦對我說：「相信我，明尼蘇達大學是個好地方，尤其適合社會心理學家。只不過因為這兩年我和哈羅德相繼離開，社會心理學系才舉步維艱。這就是我找你的原因。我認為你是能順利接替我們並保持原先專業水準的年輕人。我估計兩年後這裡就是你的天下，到時候甚至沒人會記得哈羅德和我曾在這裡待過。」
「嗨，怎麼可能！」
「好吧，我說得確實有些誇張了。給我點面子，你可以先來這裡看看，作一場學術報告，和教授們見見面。決定權在你，但我敢保證你會喜歡這裡的。」
斯坦是對的。明尼蘇達大學的工作氛圍相當輕鬆，教授們雖然沒有哈佛的那些人那麼出類拔萃，但為人風趣，也很友善，很快讓我感到自己是個有價值的人，同時也是一個成年人，這與哈佛的經歷大相逕庭。明尼蘇達大學還有另一個吸引人的地方：社會關係學研究實驗室有自己的經費。那裡有幾間裝修得十分漂亮的房間，裡面配備了單向鏡、錄音機、音響等你想要的所有設備，與我在弓街9號閣樓上的研究室形成鮮明的對比。
拜訪該校的最後一天，斯坦陪我去見系主任肯尼思·麥科克代爾（Kenneth MacCorquodale）。肯尼思乃考究之人，辦公室裡纖塵不染，不像斯坦是出了名的邋遢鬼，辦公室裡東西堆得到處都是。像往常一樣，斯坦嘴裡叼了支香煙，而且仍然無視越來越長的煙灰，結果煙灰又掉到肯尼思辦公室的小地毯上。肯尼思抱怨不迭，斯坦說道：「算了吧，老兄，別像個老太太似地嘮嘮叨叨。」肯尼思向我講述他倆夏天結伴去歐洲旅行的經歷，這趟旅行讓剛剛離婚的斯坦頗為振奮。
肯尼思告訴我：「我們每住進一家旅館，斯坦就會把口袋裡的東西通通堆到梳妝台上，除了一些零錢，就是各種各樣的垃圾——兩三隻煙屁股、半截電影票、兩個空火柴盒以及一些線頭。到了第二天早上，斯坦又小心翼翼地將它們撮到手上，全放回口袋裡。」
我聽後大笑不已。笑聲未落，肯尼思轉過身來對我說：「如果你願意，這工作就是你的了。你想要什麼條件？」
我嚇了一跳。我還不習慣這樣直截了當地問話，或者說是還不習慣將笑話、故事和公事混為一談的教授。那顯然不是哈佛的辦事風格。我一時語塞，於是回答：「我不知該怎麼說，給我最優厚的條件怎麼樣？我會跟薇拉商量這件事，幾周內給你答覆。」
回到家沒幾天，我就收到來自肯尼思的正式信函，明尼蘇達大學將聘我為副教授，並給予我終身教授資格，外加任命我為社會關係學研究實驗室負責人。這簡直是個令人難以置信的驚喜，我只有29歲，博士畢業後才工作了兩年時間，居然得到如此優厚的待遇。但我並不想擔任行政職務，於是打電話給斯坦。他立刻打消了我的顧慮：「笨蛋！」他叫道，「實驗室主任一職唯一的含義，就是你可以決定如何花錢。我也做了幾年主任，我可以拿一百萬跟你打賭，我比你更討厭行政工作。如果沒有別的原因，我求求你，就當是幫我減少離職的罪惡感，接受這份該死的工作吧！」
可我還是拿不定主意，於是給費斯廷格打電話。「你還擔心什麼呢？」他問。
「我是在想，哈佛能吸引到世界上最好的學生，明尼蘇達大學的學生也會像他們一樣出色嗎？」
「你不需要哈佛做靠山。無論你在哪裡執教，都會吸引到優秀的學生前來求學。」
「我？」
「就是你！接受這份工作，這是命令。」
我和薇拉從各方面權衡了去明尼蘇達的利弊。從個人層面來看，波士頓是我的家，這裡有紅襪隊、裡維爾海濱木板道，而且這裡也是薇拉的家。我們兩家人都住在這裡。我母親仍舊住在我小時候住的那所老房子裡；我妹妹葆拉也住在這兒；薇拉的姐姐莉莉已隨我們來到劍橋鎮；薇拉的父母也已經由以色列來到美國，目前和我們一起住在阿靈頓。薇拉的父母對我和薇拉幫助很大，夫婦倆悉心照顧著我們的三個孩子和正懷著第四胎的薇拉。他們不想再次離開家園搬到明尼蘇達。
我母親過得很好，父親去世後，她開始享受自由自在的生活。雖然她一直弄不清「教授」是什麼，更不知道社會心理學家跟其他心理學家有什麼區別，但她為我成為教授而驕傲。工作日的某天下午我去看她，正好姨媽打來電話。母親告訴她自己現在沒時間跟她通話，因為兒子來看她了。電話那頭的姨媽顯然在問：「阿倫森怎麼能在工作時間來看你？」我聽到母親回答說：「你是知道干教授這一行的，薪水不高，但上班時間比較自由。」
總之我和薇拉有很多想留下來的理由。但我們都知道，兩三年後我肯定得離開哈佛。既然橫豎都要走人，為什麼要拖到最後？為什麼不趁現在手頭有份好工作時離開呢？於是我打電話給肯尼思，接受了聘任。他希望我九月份就能過去，我說那不可能。第一，薇拉的預產期是八月，我們不想帶著新生兒搬家，而且薇拉產後需要休養一段時間。第二，我不想讓自己正在帶的三個學生陷入困境。學術界有兩類教授，一類就像樹，扎根一地後永不挪窩；另一類是流浪者，總是出於個人原因或職業機會頻繁地換學校。如果注定成為後者，我不想做那種無情地拋棄學生的教授。
最後肯尼思答應我在學年中期過去。在哈佛最後的幾個月，我指導梅裡爾做博士論文，確保他畢業後能進耶魯大學擔任助理教授；托尼·格林沃爾德已經跟著沃爾特·米歇爾和戈登·奧爾波特一起做研究；約翰·達利同意跟我去明尼蘇達，擔任我的首席研究助理。次年一月份，我的第四個寶寶約書亞已經五個月大了。我和薇拉再次整理行裝，帶著四個孩子搬到了冰天雪地的上中西部地區。
[1] 查爾斯·布爾芬奇（Charles Bulfinch）：美國著名設計師，曾設計馬薩諸塞州議會大廈。——譯者注
[2] 塔爾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美國社會學家，結構功能主義的代表人物。——譯者注
[3] 20世紀80年代中期，美國作家蓋瑞森·凱勒虛構了一個叫做烏比岡湖的地方，這裡「女人都很強，男人都長得不錯，小孩都在平均水平之上」。現實生活中，人們有一種覺得自己各方面都高出平均水平的心理傾向，心理學家將之稱為「烏比岡湖效應」。——編者注
[4] 猶太人的重要經典，又稱《摩西五經》。——譯者注
[5] 美國少年棒球聯合會。——譯者注
[6] 有關米爾格拉姆及其著名的服從實驗，請參見《電醒人心》（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編者注
[7] 根據西方星象學，21世紀是水瓶座時代，人類將從物質的追求過渡到自己內心的探索。——譯者注
[8] 哈羅德·凱利（Harold Kelley）：美國社會心理學家，曾提出著名的三維歸因理論。——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