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行這類實驗的困難之處在於，你得想法子讓被試置身於一個前後連貫、引人入勝而又真實可信的預設情境中。實驗者既要具備編劇、導演和演員的才能，又得遵循嚴謹的科學精神。在我們的實驗裡，實驗室變成了真實的環境，真實的事情發生在真實的人身上。與傳統的實驗室實驗相比，這種研究方式沒有過重的人為痕跡，我們稱這種實驗方法為「高影響實驗」（high-impact experimentation）。實驗中我們把被試引入一個逼真的情境，確保他們的反應與在實驗室外並無區別。通過設計這類實驗，我發現不依靠人為或真空環境進行嚴謹的科學研究是可能的，事實上也是十分重要的。這是我作為實驗者的座右銘。
以前社會心理學的很多研究要麼調查無足輕重的現象，比如為什麼同一篇文章發表在《紐約時報》上比發表在《真理報》上更令人信服，要麼觀察人格測試中獲得高分或低分的人在不同情境下的行為差異，比如成就動機研究。費斯廷格則教會我樹立創新的理念，科學家不能將研究局限在無足輕重的課題抑或平淡無奇的研究方法上。憑借充分的創造才能，我們能夠在實驗室裡研究任何現象。這樣就能將科學家從過分依賴人格變量的桎梏中解放出來，也不再僅僅以人的個性解釋其行為。我們能夠直接弄清楚是什麼因素引發了人們的某種行為，因為作為實驗者的我們創造了這些因素。使被試愛上討論小組的是重度入門考驗，而不是被試的兒時經歷和人格因素。
高影響實驗成功的關鍵在於戲劇性。若想實驗進展順利，劇本必須可信，實驗者必須是令人信服的演員，否則無法令被試融入其間，實驗只能宣告失敗。大概是因為有過在裡維爾海濱木板道上擔任話筒男的經歷，實驗中的表演要求根本難不倒我。比如在入門考驗實驗中，我成功地設計出一個情境，令被試相信，通過難堪程度測試後參加小組討論是值得一做的事情。此外，我很快就領悟到試測的重要性。由於實驗的程序相當複雜，試測可以確保整個實驗過程按計劃進行，就如同百老匯音樂劇要先在紐黑文綵排一樣。如果試測不順利，就要回到研究設計階段進行改進。
進行入門考驗實驗的第一次試測時，我邀請利昂從單向鏡後面觀看試測過程。試測完成後，我去他的辦公室問他：「實驗有什麼需要改進的嗎？」
「沒有。」
「『沒有』是什麼意思呢？我怎樣才能做得更好？」
「實驗設計十分完美，你可以著手進行正式的實驗了。」
「可我下午還約了另外三位被試進行試測。」
「全部取消，可以正式進行該項實驗了。」
我曾說過，費斯廷格的讚美通常包裹著批評的外衣。看來他的讚美偶爾也會以更直接的方式表現出來，就像這次他對我的實驗設計居然不做任何批評。這種讚美是最高褒獎，因為我知道他這樣做並非出於善意或是向別人示好，他不需要這樣做，也無意為之。
不久後的一天，費斯廷格居然來向我請教。他設計了一個實驗來驗證如下假說：為了少許酬賞而撒謊的人，遠遠比為了豐厚酬賞而撒謊的人更相信自己的謊話。因為後者有相當充分的撒謊理由：「我為了20美元而說謊，值了。」前者則感覺心理失衡：「為什麼我會為了區區1美元就說謊？我必須相信這不是謊言。」費斯廷格讓研討課上的那位本科生梅裡爾·卡爾史密斯去做這個實驗。整個實驗像亞瑟·米勒的戲劇一樣構思精妙。
被試來到實驗室後被要求完成幾件極其無聊的任務：將12卷線軸裝滿一個托盤，而且必須用一隻手將它們一個一個地放進去，然後又一個一個地將它們取出來，然後再放進去，如此反覆進行半個小時。梅裡爾在旁邊一邊觀察一邊記錄，手裡還握著一個秒錶，神神秘秘地不知在做什麼。半小時後他通知被試實驗結束，並對對方的參與表示感謝。他向被試解釋說，自己正在驗證一個假設：如果人們事先被告知要完成一項特別有趣的任務，那麼之後幹活的速度就會比事先不知情的人要快一些。梅裡爾告訴被試：
「你被分在了在控制組，所以事先對要完成的任務一無所知。」
接下來梅裡爾對被試說，負責告訴下一位被試這項任務十分有趣的傢伙剛剛打電話說來不了了。梅裡爾懇請這位「控制組」的被試幫忙，代替那個缺席的傢伙，並付給他1美元（或20美元）作為酬賞。一旦被試同意，梅裡爾立刻付錢，並遞給他一張紙，上面列舉了稱讚這項任務的幾條內容，讓他獨自準備幾分鐘。隨即梅裡爾把被試帶到等候室，裡面坐著一位女本科生（實際上是我們的實驗同謀），讓被試在她面前將工作任務好好稱讚一番。
但是實驗進行得並不順利。梅裡爾很沮喪，因為被試對實驗意圖表示懷疑。於是在梅裡爾進行第五次試測時，我和利昂坐到單向鏡後面觀察整個實驗程序。梅裡爾頭腦特別聰明，但在實驗中卻表現得十分木訥，這可憐的傢伙缺乏人生歷練。當我在海濱木板道上積累珍貴的人生經驗時，他卻把時間都花在了打曲棍球上。看著他在實驗中的迷糊勁兒，被試對他產生懷疑的原因昭然若揭：他的表演本身令人生疑。費斯廷格對我說：「訓練訓練他。」
我聽命對梅裡爾進行表演強化訓練。「你不能僅僅嘴上說研究助理來不了了，」我告訴他，「你得表現出坐立不安、懊惱不已的樣子，你要來回走動，絞扭著雙手，向被試傳遞出明顯的訊息：你真的遇到麻煩了。然後你要裝作突然想到一個好主意，抬頭看著被試，兩眼放光：『對了，就是你！你可以代替他。我甚至可以付你報酬。』」
接下來的三天，我和梅裡爾就像是在藝人培訓班裡一樣，經過訓練，梅裡爾終於脫胎換骨了。實驗進行得十分順利，40位被試只有一人對實驗產生懷疑。實驗假設也得到了證實：僅僅拿到1美元酬賞的被試說服了自己，認為任務是相當有趣的；而拿到20美元的被試仍然認為這項工作枯燥無趣，當然這本來就是事實。
我熱愛實驗研究的每一個過程：先在腦子裡形成一個觀點，然後設計實驗程序，並撰寫劇本；之後進行綵排，訓練助手；正式進行實驗；向被試坦承實驗的真實意圖；分析數據，撰寫研究論文並發表。我突然意識到自己已經能夠從事實驗研究了，那種感覺就像兒時在裡維爾掌握了接地滾球的技術一樣，不再因場上的緊張氣氛而不安，也不會祈禱擊球手把球擊到別處（老天保佑，別打給我），而是希望球向自己的方向飛過來。
就這樣，我找到了自己渴望從事的研究，正如詩人巴勃羅·聶魯達（Pablo Neruda）在一首詩中所描繪的那樣，「它點燃了我的心靈之火」。我發現了自己的天職，但如果心理學系下一學年請我走人，這不就是天大的笑話嗎？要是這該死的統計課分數高一些就好了。學期快結束時費斯廷格告訴我，他打算讓我給他當兩年研究助理，就從下學期開始。我回答說：「如果能一直留在學校的話，我當然願意做你的助理，可我的統計課成績不太好。」
他攤開手心聳聳肩說：「統計？不要緊。像你這樣的傢伙愁什麼？等拿到博士學位，你可以雇一個甚至兩個統計員，到處都是。」
他這番溫情的反應是消除我和他之間師生隔膜的第一步。從那一刻起，我不再將他僅僅看做一個嚴格的項目監工或是一位難纏的導師，而是開始視他為朋友。當時薇拉還取笑我，說正是因為我在費斯廷格手上經受了重度入門考驗，所以才會喜歡上他。也許一開始的確是這樣，但入門考驗的實驗結果無法解釋，為什麼人們會對一個群體（或一個人）的喜愛程度與日俱增，一直持續幾十年。32年後，當我在費斯廷格的追悼會上致悼詞時，想到往日他對我的嚴苛以及他那遺憾而輕蔑的經典表情，不禁會心地笑了。我很遺憾失去了人生中最溫暖、最愉快的一段友情。
1959年我拿到了博士學位，受聘到哈佛大學擔任助理教授。因VW完全報廢，我們買了一輛1954年產的雪佛蘭旅行車，寬敞的車廂足夠容納日益壯大的家庭——我和薇拉，三歲的哈爾，兩歲的尼爾和八個月大的朱莉。我們踏上了新一輪的橫穿美國之旅，這次是從帕洛阿爾托一路開到劍橋鎮。此趟旅行我們有足夠的錢住旅館，而且到芝加哥探望了賈森及其新婚太太。我幾乎忘記了最初吸引我投身心理學的人本主義理想。我不再考慮為世人謀福利，只想著如何做出好實驗。奔赴劍橋鎮的途中，我的車廂裡塞滿了小孩子，而我的腦袋裡塞滿了各種想法。我迫不及待地想趕快到哈佛安頓下來，翻開人生新的一頁。
[1] 喬納斯·索爾克（Jonas Salk）：美國實驗醫學家、病毒學家，因研製出首例安全有效的小兒麻痺症疫苗而聞名。——譯者注
[2] 佐爾坦·科達伊（Zoltan Kodaly）：匈牙利著名作曲家、音樂教育家。——譯者注
[3] 美國職業棒球聯盟之一。——譯者注
[4] 約翰·華生（John Watson）：美國心理學家，行為主義心理學創始人。——譯者注
[5] 有關斯金納及其著名的動物實驗，請參見《20世紀最偉大的心理學實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編者注
[6] 唐納德·赫布（Donald Hebb）：加拿大心理學家，認知心理生理學開創者。——譯者注
[7] 庫爾特·勒溫（Kurt Lewin）：德裔美國心理學家，常被稱為社會心理學之父，是最早研究群體動力學的學者。——譯者注
[8] 有關費斯廷格及其認知失調理論的具體內容，請參見《20世紀最偉大的心理學實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編者注
[9] 塞勒姆審巫案（Salem Witch Trials）：塞勒姆是波士頓北面的一個小鎮，三百多年前，這裡的人染上一種怪病。當地人認為是巫婆在做怪，並抓來一些「行跡可疑」的女人，審問她們，逼迫她們承認自己是巫婆，整個小鎮的人都陷入極度恐慌。——譯者注
[10] 亞瑟·米勒（Arthur Miller）：美國著名劇作家。——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