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學第一周，心理學系主任羅伯特·西爾斯（Robert Sears）召集所有一年級研究生開新生報到會。他首先對我們的到來表示熱烈的歡迎，並介紹了必修課的一些信息，隨即便話鋒一轉，板起臉來，令人不安地清了清嗓子，要求我們好好看看在座的各位同學。「明年的這個時候，你們現在所看到的同學裡將有一半會離開，」他說，「由於我們沒法準確預測研究生們的前途，所以招生政策規定，錄取人數是培養人數的兩倍。」教室裡一片靜寂，極度的焦慮瀰漫其間。
那天下午我問研究生三年級的拉爾夫·哈伯，西爾斯所說的是不是真的。「哦，沒錯，」哈伯回答，「我念一年級時，幾乎有三分之二的同學被通知走人。其實他們有的很聰明，功課也很好。當然你是不用擔心的。」我點點頭，心裡卻涼了半截，思忖道：拉爾夫並不知道我對心理學其實沒什麼研究。這樣的歡迎儀式與衛斯理大學的一比較，讓我產生了極大的心理落差。我想這就是參加大聯盟的感覺吧。
第一年我在必修課上表現很好，但遠遠稱不上出類拔萃，兩門統計課的成績尤其糟糕。雖然我很用心地學習這兩門課，但總覺得像霧裡看花，結果兩門統計課都只拿了B。我猜想，斯坦福要求學生修讀兩門統計學課程，說明教授們認為統計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覺得自己很可能要被趕走了。
相比學生，我最能勝任的是助教之職，主要講授心理學導論課的研討課。在這些研討課上，我設計了一種講課風格，稱為「溫和的蘇格拉底式」風格。阿倫·古爾維奇曾展示了蘇格拉底式發問的力量，但他過於犀利。他有預期答案，如果對回答不滿意就會表現得很不耐煩。我不會對自己不滿意的答案全盤否定，而是順著答案的思路提出一個能激發學生思考的問題，將學生引領到一個有趣的視角里。學生們反響熱烈，一直堅持來聽課，說明他們喜歡我的教學風格。
拉爾夫也在秋季學期講授心理學導論的幾堂課。按系裡的安排，我們每個冬季學期都會再教一次，做課程主講教師歐內斯特·希爾加德（Ernest Hilgard）教授的助教，課上使用的教材就是他寫的。在拉爾夫的慫恿下，我們倆厚著臉皮跟希爾加德提議，想合作講授一門研討課程，而不是老一套的助教課程。我們計劃，在研討課上，學生們不用閱讀教材，而是閱讀教材裡提到的那些心理學家的原著，像約翰·華生、斯金納、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赫布、亞伯拉罕·馬斯洛和庫爾特·勒溫等人的著作。希爾加德起先對我們的提議並不贊成，但考慮幾天後他還是同意了，並叮囑我們：「別搞砸了。」
我和拉爾夫從希爾加德約200人的班上挑選了15名學生。除了修希爾加德的課程，他們每星期有一個晚上來上三個小時的研討課，地點是拉爾夫家的客廳。無論是對學生還是對我和拉爾夫而言，這都是一次豐富的學習經歷。學生們精讀原著，小組討論既生動又富有教益。每位學生都評價說這是他們在斯坦福上過的最好的一門課，其中超過一半的學生後來讀了心理學研究生。作為教師的我對此感到十分滿足，但作為科學家的我卻不允許自己沾沾自喜。因為我深知這群學生並非是從斯坦福全體學生中抽出的隨機樣本，他們是被精挑細選出來的，畢竟每位同學都清楚地意識到，研討課需要花費許多額外的學習時間，但仍然心甘情願來上課。
正是因為拉爾夫的提議和遊說，我才有了這次精彩的教學經歷。我覺得自己已經欠了他很多人情。然而一年之後，他又救了我一命。聖誕節我開著那輛小小的VW，載著薇拉、莉莉和三個孩子去洛杉磯探望親戚。回來的路上，我冒雨驅車經過巴捷柯峽道，那是一段兩旁都是陡坡的盤山公路。當時夜色迷濛，行至一個彎道時，一陣狂風席捲而來。我急忙向左打方向盤，車子滑過兩股車道，衝下了對面陡坡。車子懸在空中時，我聽到薇拉叫喊：「哦，不！」那一刻我在想：我的人生難道就這樣畫上句號了嗎？
車子翻轉了一圈又一圈後終於停了下來，車頂朝上。不可思議的是，車裡沒有一個人受重傷。薇拉受了輕微的腦震盪，我的一個膝蓋磨破了，莉莉和孩子們都沒有受傷。我迅速把每個人拉出車外，從陡峭的山崖爬上公路，試著揮手向過路車求救。但沒有人願意在漆黑的雨夜停下車來幫助路邊一個衣衫不整的傢伙。最後我只得站在路中央，揮臂逼迫一輛車停下來。我向司機說明事故的經過，他答應到前面幫我們打電話叫救護車。他沒有食言，救護車將我們送到了最近的醫院，我們在那裡待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我給研究生同學約翰·賴特打電話，他開車把我們接回帕洛阿爾托。後來約翰和我找到出事的路段，順著陡坡往下走，尋找那輛VW。它完全報廢了，翻滾時駕駛室的門已經脫落，車子仰躺在半道上。「天哪，」約翰說，「你怎麼沒被甩出去？車子又滾又壓的，你怎麼還安然無恙？」
「多虧了拉爾夫·哈伯，」我說，「是他一直叮囑我給車裝上安全帶，大概是看了《消費者報告》（Consumer Reports）之類的雜誌。我討厭裝安全帶，不僅價錢貴，而且你得去店裡請人在車底板上打洞，然後把可惡的安全帶裝上去。但我最終還是裝了，因為實在不想聽他聒噪。」
迪克·阿爾伯特也救過我的命，不過遠不是字面所表達的意思。寒假裡的一天，迪克在晚飯時間來小洋樓串門，帶來一個芝士蛋糕和一瓶庫瓦西耶干邑。他舉起酒瓶，自嘲地笑了笑說：「好歹還是拿破侖白蘭地。」接著他詢問薇拉是否允許他和我們共進晚餐。我們越來越喜歡迪克，期待他時常不請自來的晚餐造訪。迪克是我們所認識的人中最有時尚品位的，他在品鑒紅酒、白蘭地方面流露出的高雅品位令我們著迷。毋庸置疑，這種品味連教授都很少有，更別說還在讀博士的代課教師。庫瓦西耶干邑和顏色炫目的梅賽德斯車是他的標誌。迪克家世甚好，父親喬治·阿爾伯特是一位有錢有勢的公司法律顧問，同時也擔任紐黑文鐵路公司總裁，以及布蘭迪斯大學校董事會主席和其他職務。
認知失調
由於持有兩個或多個不一致的認知而引起的不舒服的感覺，以及因為做了一件與自己正面的自我概念不符的行為而產生的不舒服感覺。
上餐後甜點時，迪克問我是否見到了利昂·費斯廷格教授，他秋季剛剛來斯坦福心理學系任教。那時我還不認識費斯廷格，但對他早有耳聞。年僅36歲的他已是一顆冉冉升起的學術明星，可以說是社會心理學界最炙手可熱的理論家和研究者。據傳他正潛心研究一個新理論，叫做「認知失調」。我們從統計學課上得知，費斯廷格利用業餘時間發明的非參數統計技術已被廣泛應用。他出色得令人難以置信。唉，我不應該用「出色」來形容他這個人，因為他也是以鐵石心腸著稱的。
九月份以來，心理學大樓裡一直在流傳費斯廷格過去的故事：他在上一所學校的專橫霸道和百般挖苦令研究生們倍感屈辱，紛紛放棄社會心理學，決定去當護林員、房產經紀人甚至心理咨詢師，總之離他越遠越好。那時我尚未想好自己的導師人選，正在考慮是不是跟西爾斯、希爾加德或者阿爾·班杜拉（Al Bandura）共事，後者正在進行有關兒童攻擊性模仿的有趣研究。我還不確定要選誰當導師，但肯定不會選利昂·費斯廷格。
迪克說：「費斯廷格的確是一位出類拔萃的學者，有人甚至稱他為天才。他得好好表現，因為他是學校裡薪水最高的教授之一。」迪克是很少能打聽到這類消息的人之一。「作為特殊人才，羅伯特·西爾斯允許費斯廷格來學校的前兩個學期都不用幹活。這期間他可以安頓下來，專心建立自己的實驗室，而不必教課。現在到了春季學期，他將講授一門研討課，可只有三位學生註冊，這簡直就是在浪費稀缺資源。系裡認為研究生們不選費斯廷格的課是因為怕他。對了，我發現你也沒註冊，為什麼？」
我不確定這句話是一個建議、一份戰書，還是一句譏諷，但無論怎樣它都發揮作用了。我不想讓迪克認為我是一個懦夫。於是我說：「哦，真巧，我正考慮上這門課，我會去註冊的。」
我並沒有立刻去註冊。春季學期快開學時，我找到賈德森·米爾斯，他是研究生二年級學生，曾在明尼蘇達大學師從費斯廷格一年時間，如今來斯坦福做他的研究助理。我問他有關費斯廷格的謠言是否屬實。賈德森一臉壞笑地說：「噢，並不完全對。明尼蘇達大學並沒有學生去當護林員。」有意思的回答，但對我沒什麼幫助。我覺得自己應該跟費斯廷格本人談一談。
我戰戰兢兢地走進費斯廷格的辦公室，先做了自我介紹，隨後說自己在考慮選修他的研討課。我解釋說，自己對社會心理學一無所知，問他有什麼資料可供閱讀，以幫助我決定是否要選修這門課。他仰靠在椅背上，將我細細地上下打量了一番，隨即眼珠往上翻，盯著天花板咕噥了幾聲，好像在說：「瞧瞧這些天他們都把什麼樣的白癡送到我這兒來了？」他有些不情願地打開辦公桌的一個抽屜，遞給我一份書本大小的手稿複寫本。
他問：「聽說你有小孩子了，真的？」我受寵若驚，覺得他似乎知道我一些事情。我以為他是想表現得友善一些，於是稍稍輕鬆了一點。「目前就一個孩子，是一個小男孩，剛剛過完週歲生日。」我滔滔不絕地說。但情況有些不妙，費斯廷格並沒跟我閒聊，也沒有笑。他又咕噥幾聲，指著手稿告訴我，這是他剛寫完的一本書，原稿已經送到出版社了，這本是他手上唯一的複寫本。他要我對天發誓，若小孩子把藍莓醬弄到複寫本上，我就要丟腦袋或者被大卸八塊，兩種方式任選一種。談話到此結束。
我邊走出辦公室邊在心裡咒罵：「討厭鬼！誰願意在小研討室裡跟這傢伙待上10周？」晚上我把跟費斯廷格碰面的事情講給薇拉聽，問她有什麼看法。薇拉說：「感覺是挺討厭的。你到底選不選他的課呢？」我回答說，最好改選傑克·希爾加德的課，他的研討課聽起來很有趣。而且上學期講授研討課的經歷，也讓我和希爾加德之間建立了很好的師生關係。
薇拉說：「選希爾加德的課固然合情合理，也很保險。可你從什麼時候開始凡事都力求保險了？為什麼不先讀讀費斯廷格的書，看看自己是否喜歡。我會把藍莓醬藏好的。」
晚飯後等哈爾睡著了，我開始瀏覽費斯廷格的手稿。書名是《認知失調理論》（A Theory of Cognitive Dissonance）。我隨意翻閱了前面幾頁，只想瞭解他究竟說了什麼觀點，並不打算閱讀更多內容。但書稿把我緊緊吸引住了，等回過神來已是凌晨三點鐘，我居然一口氣讀完了這本該死的書。說實話，我從沒讀過如此精彩的心理學著作。時隔五十多年，如今它仍舊是我讀過的最精彩的心理學著作。
書的開篇，費斯廷格首先提出了一個簡單的命題：如果人們持有兩種不一致的認知，他們就會有失調的感覺，這是一種負面的內驅力，就像飢餓或口渴一樣。不過與飢餓和口渴不同，它屬於一種認知內驅力，但一樣令人不開心。結果人們就會受到驅使，像設法減輕飢餓和口渴那樣，減輕認知失調。這種情況下，人們會盡力改變其中一個認知，或兩個認知都改變，最終達到兩個認知一致或是和諧的目的。
費斯廷格列舉了一個典型例子，當吸煙者發現吸煙會導致癌症，就出現了認知失調：認知「我吸煙」與認知「吸煙致癌」不相協調。很明顯，這種情形下減輕失調最有效的方式是戒煙，因為認知「吸煙致癌」與認知「我不吸煙」是相互協調的。但大多數吸煙者很難戒煙，很多人試圖戒煙，但均以失敗告終，循環往復多次也無效。
那麼吸煙者會怎樣減輕認知失調呢？他們多半將調整另一種認知，即「吸煙致癌」。他們會輕視吸煙致癌的證據，試圖說服自己科學家在這一點上並無定論；他們會找尋有吸煙習慣的智者，並告訴自己，這些人都在抽煙，可見吸湮沒那麼危險；他們也許會改抽過濾嘴香煙，自欺欺人地相信過濾嘴會濾掉香煙裡的致癌物質；他們也許會增加一個與吸煙行為相協調的認知，企圖使危險的吸煙行為看上去不至於太荒謬，比如「我也許會早逝，但會過得更加愉快」或者「我就是那種酷愛冒險的膽大者」。
費斯廷格的研究就是讓認知和動機相結合。正如他所闡述的，失調理論本質上是一種合理化解釋諸事的理論：人們如何對所處環境和自己的行為進行合理化解釋，並消除認知上的差異，從而過上（至少他們心目中認為）理性和有意義的生活。書中原創的實驗研究很少，但有豐富的觀點和一些引人注目的研究種子萌芽。這些種子在之後20年的專業期刊上生根發芽、開枝散葉，為社會心理學帶來了一場變革。當然當時我還不知道這些，只知道這一理論新鮮、有趣，很刺激。至少它吸引了我，為我開啟了一個新的思維視角。
於是我註冊了費斯廷格的研討課。我是這麼想的：他的確是個討厭鬼，不過是個聰明有趣的討厭鬼。研討課裡只有六個學生，除了賈德森·米爾斯和我，還有兩個心理學四年級研究生，一個想轉系的社會學研究生，和一個特別聰明的大三學生梅裡爾·卡爾史密斯。
研討課既生動有趣又令人緊張不已。費斯廷格喜歡佈置很多閱讀書目，大多數與社會心理學並無直接關係或關係不大。課上費斯廷格反覆問我們每一本書的內容，以及它與失調理論的聯繫。大多數情況下，費斯廷格並沒有預先想好一個正確答案。與古爾維奇不同，他不是引領我們去尋找某個特定的答案，而是和我們一起尋找答案。但是正如傳言所言，他既才華橫溢又令人膽戰心驚。他的問題異常尖銳，擺明了是在警告我們，最好提供有知識含量的答案，不要遺漏任何細枝末節。
教室裡如同蹲著一隻老虎，可能在任何時候毫無徵兆地撲向你，而且往往出於一些令人無法理解或瑣碎無比的原因。甚至連賈德森都不能倖免，他的遭遇更加糟糕。一次輪到賈德森做讀書報告，費斯廷格讓他闡述一個在我看來極小的細節。見賈德森答不上來，費斯廷格火冒三丈地斥責道：
「你怎麼能漏掉這一點？」賈德森結結巴巴地回答了幾句，但直至下課，費斯廷格一直在對他發火。當我和賈德森並肩走出教室時，明顯感覺到他渾身在發抖。隨後他跟我說：「你瞧，我真的認為費斯廷格很喜歡我。」
費斯廷格的確嚴厲又殘酷，但他有時也會流露些許溫情、愉悅和頑皮。有時他是一個好盤問的律師，對我們百般挑剔；有時他是大偵探福爾摩斯，將我們視作一起共事的華生醫生，共同抽絲剝繭地探尋複雜問題的解決辦法。他也會來點即興幽默，甚至偶爾自我解嘲，逗得我們開懷大笑。我總是懷著興奮而焦慮的心情盼望著他的研討課，同時學著不要過分焦慮。
學期過半，費斯廷格佈置了一篇學期論文，要求我們分析塞勒姆審巫案。我閱讀材料後寫好論文交給了他。兩三天後我去助教室時途經費斯廷格的辦公室，被他一眼發現。費斯廷格高聲喊我的名字，示意我進去。他從桌上薄薄的一疊作業中抽出我的論文，用大拇指和食指捏著，伸直了手臂，面帶鄙視的表情，將臉轉開，如同那是一堆臭氣熏天的垃圾。他說：「我料定這是你的論文。」我被他的舉動驚呆了，但還是佯裝鎮定地回答說：「我猜您一定很不喜歡我的論文。」他盯著我，似乎看了很長時間，然後手心向上攤開，聳聳肩膀，眼裡流露出我熟悉的神色，那是一種蔑視和遺憾交織的眼神。蔑視的原因很明顯：我在浪費他的時間；遺憾的眼神是在暗示，他為天資愚笨的我感到惋惜。他說：「對，我很不喜歡這篇論文。」
我接過論文，從走廊溜進助教室，在辦公桌前坐了足足10分鐘，才鼓起勇氣翻開論文，準備閱讀他龍飛鳳舞地寫在頁邊空白處的那些可怕字句。可打開一看，我驚呆了，論文裡竟沒有任何標記。我該如何是好？我鼓起勇氣返回費斯廷格的辦公室，問他：「你沒在論文上做任何批注，我怎麼知道自己錯在哪裡呢？」他瞪了我幾秒，然後掌心朝上聳聳肩，眼裡又浮現出蔑視和遺憾的神色。他反問我道：「什麼？你自己都不重視自己的研究和見解，不願意傾注更多的心血，也沒能推導出合理的結論，難道要我替你做這些？這是研究生院，不是幼兒園，應該由你來告訴我錯在哪裡。」
我折回助教室，坐在辦公桌前生悶氣。剛剛度過愉快的一學期，被研討課的學生們稱讚為好老師，轉眼一個月後又被心理學系最有趣的教授看做白癡。我又迷惑又氣惱，無法忍受這種羞辱，當然不想跟這個混賬多打交道。我期待趕快修完這門課，從此跟費斯廷格分道揚鑣。
當然這些天以來，通過上研討課，我發現費斯廷格確實是位卓越的思想家和優秀的科學家。如果耐著性子堅持學習下去，我定會受益良多。長歎一聲過後，我重新拿起論文，試著從費斯廷格的角度仔細閱讀起來。結果發現這篇論文的推理過程的確不夠嚴謹，分析也不夠全面，辯論也不夠充分。這個混蛋是對的！現在該怎麼辦？如果重寫一篇，他會願意讀嗎？「混蛋，」我自言自語道，「怎麼還是本科生的思維？重寫這該死的論文，不為別人，只為自己。你有責任這樣做，別管那混蛋怎麼想的。」結果我真的將論文重寫了一遍，我其實十分在意那個混蛋的看法。
接下來的三天，更確切地說是連續的72個小時裡，我反覆斟酌修改那篇論文，直到自己滿意為止。我拿著定稿走向費斯廷格的辦公室。門像往常一樣敞開著，他正埋首讀書。我不想打擾他，於是就在門口等。過了一會兒他抬起頭，目不轉睛地盯著窗外，似乎沉浸在自己的思緒中。我猶豫了一兩秒鐘，大步走進辦公室，把論文重重地扔在桌上說：「也許你會認為這篇好一些。」說罷掉頭就走。他居然立刻放下手邊的事情來閱讀我的論文。20分鐘後，他拿著論文走進助教室，把論文輕輕放到我面前，坐到桌角，用手按著我肩膀說：「現在這篇值得一評了。」
對我而言，這件事的意義如同收到一份堪稱無價之寶的禮物。當然，如果這件禮物擁有更溫和友善的包裝，我會更喜歡。費斯廷格以最形象的方式表明，沒付出最大心血的成果他拒不接受。通過宣佈修改後的論文值得一評，他告訴我，他在我身上沒有白費工夫。
之後讀博的日子裡，當我與費斯廷格走得越來越近，並悉心觀察他的行事作風時，那一刻的洞見得到了確認。他將自己的時間和精力視若珍寶，如果學生不用功，他不會在他們身上浪費絲毫精力。但如果學生的表現令他十分滿意，他就會傾囊相授，並貢獻出最有價值的禮物——一語中的的批評。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他不厭其煩的批評，正是對你最高的褒獎。
從那以後，斯坦福對我而言就是利昂·費斯廷格的代名詞。斯坦福心理學系擁有一批一流的教授，但沒有誰像費斯廷格一樣在學術研究中兼具卓越的技能、過人的才華和嚴謹的態度。費斯廷格不允許我們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妄下結論。他告誡說：「如果你想超越數據本身，那就是在推測你下一個實驗項目的假設。」他認為妄下論斷的行為不僅草率而且近乎不道德，稱其為「耍滑頭」。要我說，費斯廷格喜歡的笑話正揭示出他對縝密思維和準確表達的鍾愛。一對猶太老夫婦躺在床上。妻子說：「索爾，快關上窗戶，外面真冷。」索爾哼了一聲，起床關上窗戶，轉頭問妻子：「現在外面暖和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