驅車經過賓州時，我們從車載收音機裡聽到一則新聞，說芝加哥正在流行小兒麻痺症。當時「小兒麻痺症」是最令父母恐懼的字眼，是一種傳染性很強的病毒性疾病，往往導致癱瘓，尤其是小孩子。此病在大城市傳染得特別快，喬納斯·索爾克新近研製出了有效的疫苗，但尚未推廣開來。雖然知道哈爾受感染的概率很小，但作為年輕的父母，我們決定還是小心為妙，不去芝加哥了。
我們邀請賈森跟我們一起去印第安納州沙丘州立公園露營，那裡距芝加哥約80公里。賈森是個貪圖舒適的人，很怕露宿野外，所以他只答應白天過來玩。但賈森來營地後與我們相見甚歡，跟侄子玩得流連忘返，所以決定留下來過夜。起初賈森拿了我的睡袋和充氣床睡在帳篷外，我和薇拉在帳篷裡共用薇拉的睡袋。但不久賈森就抱怨說，他總是聽到身邊有沙沙作響的動靜。儘管我們一再保證沒什麼聲響，他還是半真半假地說附近潛伏著伺機襲擊他的灰熊，懇求睡到帳篷裡去。我沒有以三個大人如何擠得下雙人小帳篷的托詞予以拒絕。我不想那麼做。
第二天早上五點，我們迷迷糊糊地爬出帳篷照料哈爾。車停在一米之外，哈爾正睡在車後座上那張舒適的兒童睡墊上。按現今的觀點，讓孩子睡在車裡，而我們睡在附近的帳篷裡，此舉既奇怪又不負責任。現今許多父母都會把嬰兒拴在身邊，因為怕被人拐去，但當時人們對陌生人是信任多於防備的。太陽從東方冉冉升起，賈森一直注視著我們一家三口，眼裡噙著淚水，激動地喃喃自語：「你們有孩子了，真的有孩子了。」命裡注定沒有孩子的賈森，對哈爾的存在欣喜若狂。他滿懷柔情，不住地伸手撫摸哈爾的小腦袋。
角色
處於特定社會位置的人被期望表現出的行為，例如作為一名教師或父親應該達到的一系列要求。角色理論認為，社會生活就像一部舞台劇，每個人都在扮演不同的社會角色。
晚上賈森決定開車回家，讓大家都能好好睡一覺。我們相互擁抱道別時，賈森對我說：「想想看，10年前我們還在亞伯·肖手下辛苦地幹活。從現在起再往後10年，若幸運的話，我倆都將在大學裡當教授。說不定就在同一所學校，穿著手肘處拼接麂皮護肘的粗花呢夾克，叨著煙斗，讓學生記下我們所說的每一個字。好神奇！」我同意他的觀點。但對我來說，更大的奇跡就發生在這兩天：賈森不必再充當父親的角色，如同在布蘭迪斯大學那樣苦口婆心地規勸我集中精力刻苦學習；他也不必再當大哥，如同在裡維爾成長的歲月裡為我引路，教我本領，保護我不被小混混欺負。人生中第一次，他以平等之心待我，甚至對我還有些尊敬，認為我不僅是一個前途看好的研究生，也是一位成功的丈夫和父親。
隨著旅程的推進，我和薇拉越來越享受露營的快樂。我們最喜歡的棲息地是落基山國家公園，足足在那裡待了一周。哈爾是露營地的寵兒，每天早上我們爬出帳篷時，總會見到一群露營者鼻子緊緊貼在VW車窗上，擠眉弄眼地把哈爾逗得咯咯直笑。他們的滑稽表演為我們帶來很大的好處，既能讓哈爾開心，又能讓我們多睡上20來分鐘。不過行進到內華達州時，我們開始渴望柔軟的床和熱水澡了。於是我們投宿巴特山金礦鎮的一家小汽車旅館。在那裡我們孕育了第二個兒子尼爾。
到達帕洛阿爾托後，我們給迪克·阿爾伯特打電話。之前他主動提出幫我們在斯坦福校園附近找一間公寓，但找了很久都沒有找到合適的。徵得房東同意後，迪克決定搬出自己租住的小洋樓，將其轉租給我們。我們自然不好意思住下，他卻笑說自己一直過著簡樸的生活，斯坦福剛剛批准他做一年代課教師（當時他正在準備博士論文），我們的到來正好讓他找到提升生活品質的借口。
住在小洋樓令人心情愉快。小洋樓坐落在荷馬街上，這是一條緊挨著斯坦福高爾夫球場的泥路，其所在區域已發展成藝術家聚集區。儘管三個人住著有些擠，小洋樓卻散發出巨大的魔力。我們竭盡所能，有效利用每一寸空間。臥室在最裡面，我們把它讓給哈爾。這樣只要一關臥室門，他就能睡個安穩覺。我們用巨大的書櫥將客廳與廚房及用餐區隔開。為了讓客人在客廳待得自在一些，我們把床安置在用餐區，離餐桌僅兩步之遙。因此我的朋友圈中流傳著一個笑話：「埃利奧特特地調整了傢俱的位置，好讓自己從吃到睡不必多走一步路。」
到了冬天，也就是1957年初，薇拉的姐姐莉莉住進了我們家。納粹大屠殺後莉莉留在了匈牙利。跟許多猶太倖存者一樣，她對承諾人人平等的共產主義抱樂觀態度。而且她是一位勤奮的音樂專業學生，想繼續在布拉格李斯特音樂學院師從佐爾坦·科達伊。當她對蘇維埃政權的極權主義失去信心時，冷戰時期到來，移民之路被堵死了，她只得留在那裡。直到1956年匈牙利革命爆發，她才乘國內動亂設法逃到美國，最後投奔了我們。
莉莉搬來後就睡在客廳的沙發上。五月份尼爾出生後，她成為很好的幫手。然而容納三人都嫌小的小洋樓，如今卻擠了五口人。一天房東路過，進屋巡視一圈後要求我們在30天內搬家。於是我們又住進了營房，就坐落在斯坦福研究所裡。我們覺得那個有兩間臥室的公寓很豪華，於是在那裡一直住到我們離開帕洛阿爾托。後來莉莉開始教鋼琴課，掙夠錢就搬出去住了。
1958年12月，我們的女兒朱莉誕生了。沒錯，三年生了三個孩子！薇拉總想趁我們年輕時組建一個大家庭。她勸我說，目前固然很辛苦，但也其樂無窮。像以往一樣，她這兩點都說得很到位。我最喜歡做的事就是清早起來給寶寶餵奶。薇拉當然是用母乳餵寶寶，但她自己也需要休息。因此我負責每天早晨四點起床沖奶粉喂寶寶。
雖然我給三個寶寶都餵過奶，但喂朱莉時心中滿溢的幸福滋味最為記憶猶新。我小心地攬著她，手握著奶瓶，注視著瓶中一點點減少的奶液，彷彿那就是從自己乾癟的乳房裡流出來的。一開始，早上換了尿片，喝了半個小時奶後，朱莉就會睡著，我也繼續回去睡覺。但三四個月後，朱莉喝完奶就不肯睡覺了。那會兒她精神頭正好，嬉戲玩耍著，期待著新的一天開始。我很想抽身回去再睡個把小時，她卻黏住了我。雖然困得恨不得馬上爬上床，卻被她一點一點誘哄著保持清醒，我只得喝咖啡提神。
多年之後，我的好朋友、詩人戴維·史旺格（David Swanger）為我寫了一首詩《女兒的早晨》，字裡行間瀰漫著父女晨間活動中的那份美好：
為她，我開啟新的一天：
暖暖的牛奶，簇新的尿片，陪她撒野陪她玩；
她天真爛漫，咿咿呀呀，
衝我唱起最美的歌；
而我正忙著
笨手笨腳地換尿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