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我在衛斯理大學時，投入精力最多的不是做研究，而是教學，更恰當地說是自學如何教學。因為擔任助教的緣故，我生平第一次從完全不同的視角來關注教學過程，不是從學生角度（我要弄懂這些知識拿個高分），而是從教師角度（我怎樣才能幫助學生弄懂這些複雜的知識）。我很幸運地擁有三位出色的教學榜樣：戴維·麥克萊蘭、喬·戈林鮑姆（Joe Greenbaum）和麥克·沃特海莫。他們的教學風格大相逕庭，但每一位的教學水平都堪稱一流。一向備課充分的麥克總是帶著一沓筆記去上課。他的講課形式正規，內容明晰透徹，但鮮有自由發揮；喬是表演天才，風趣而博學，常在講課中提及電影和文學作品，而且總能和課程內容緊密結合；麥克萊蘭則秉持隨意的教學風格，根本不帶筆記，閒聊中卻透著十足的專業范兒。
三人的教學風格都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些年來我糅合他們的教學方式，形成了自己的教學風格。我深知，只有課前準備充分，才能在課堂上隨意發揮，並對學生的各種反應應付自如。我用寓教於樂的方式吸引學生聚精會神地聽課，但所講的並非笑話而是故事，有風趣幽默的，也有感人至深的。把這些故事融入到教學中能夠啟迪學生，引發他們的深思。我學會了從日常生活、文學、哲學、電影和新聞事件中積累授課素材。
第一學年春季學期過半，麥克·沃特海默請我給他的「心理學導論」課程做一次客座講座。我花了整整一周時間備課。因為準備充分，正式講課時我沒帶筆記，自信滿滿地走進了課堂。我把簡單的講課提綱打印出來貼在黑板上，主要是為自己講課提供便利。面對全班學生，靜候他們安靜下來時，我的心怦怦直跳。但一旦開口講課，我的靦腆和不安就消失得無影無蹤，就如同在裡維爾海濱木板道打工那會兒，當我坐在撲克遊戲攤位對著話筒吆喝時，所有的不安和羞澀都通通不見了。
薇拉曾問我是否介意她去旁聽。我們都覺得這次講座十分重要，我也很希望她在場。但當時衛斯理大學還是一所男校，薇拉不可能悄沒聲息地溜進教室坐到後排聽課。坦白說，若學生發現埃利奧特的太太來聽講座而哈哈大笑，我會十分尷尬。雖然內心很不情願，但我還是讓薇拉別去。現在想來很是後悔，覺得自己真是有夠愚蠢。
薇拉充分理解我的難處，但她不想錯過我人生的第一次講課經歷。於是我一上課，她就在教室門外席地而坐，悄悄把門拉開一條縫偷聽。課堂上，學生們聽得甚是愉快，精心準備的幽默故事令他們樂不可支，發人深省的故事令他們神情肅穆。講座結束時教室裡響起熱烈的掌聲，薇拉趕緊跑回辦公室，就怕被學生發現。麥克·沃特海默不知道薇拉一直在門外偷聽，直奔薇拉辦公室跟她說：「你丈夫的表現太出色了！」幾分鐘後我步入薇拉的辦公室，擁著她說道：「這就是我畢生都想從事的事業。」
以教師的眼光看待教學工作，讓我對自己在布蘭迪斯大學的一段難忘經歷有了新的感悟。大四時我註冊了一門小型研討課，叫「邏輯與科學方法」。教師是著名哲學家阿倫·古爾維奇（Aron Gurwitsch）。年過五旬的古爾維奇是個嚴肅的老頭，說話帶著濃重的口音，混雜著俄語和德語的腔調。他上課時煙不離口，總是叼著一根黑色的長煙斗。古爾維奇既嚴厲又缺乏耐心，只要有學生沒能及時理解那些複雜難懂的內容，他就會沖對方發脾氣。但我認為他是一位優秀的教師。在古爾維奇教授相當嚴厲的蘇格拉底式激勵下，我學會了批判性思考，認識到用邏輯和證據挑戰根深蒂固觀念的重要性。
一天下午，我上完古爾維奇的課正準備離開，他見我胳膊下夾著一本薄薄的小冊子，就問那是什麼書。我把書遞給他，是英文版的《人是機器》（L\'homme Machine）。該書寫於1748年，作者是法國醫生、哲學家拉·梅特裡（La Mettrie）。心理學史老師指定我讀這本書，而且要做讀書報告。我其實不太情願做這個作業，因為自己以前從沒聽說過拉·梅特裡，對他的核心觀點也很反感，他認為人的思想和行為都像機器一樣具有程式化的特點。不過一翻開這本書，我就被深深吸引住了。拉·梅特裡的文筆熱情又不失精準，書中有關人性的觀點在那個時代具有顛覆性。而且作為當時天主教盛行的法國的一位唯物主義作家，寫這本書需要相當大的智慧和勇氣。古爾維奇瀏覽了書的前幾頁內容，嘴裡咕噥了幾句。
「喜歡這本書嗎？」他問。
「十分喜歡！」我充滿激情地回答道。
「噢，」教授突然用法語問我，「那你相信人是機器嗎？」
「當然不信！他所有的結論我都不贊同，但作者無與倫比的論證天賦打動了我。」我說。
奇跡出現了。古爾維奇整張臉頓時變得柔和起來，眼中閃著淚光，身子微微前傾，充滿柔情地將手放到我頭上輕輕按了按，輕聲說道：「好孩子！」
平生第一次，我感受到一位教授親近的觸摸，帶著難言的溫情。更大的意義在於，古爾維奇讓我明白，雖然對作者的觀點有異議卻依然愛這本書，這是一種美好的、甚至高尚的境界。當我在衛斯理大學向教授職業邁出第一步時，才更加體會到那時古爾維奇的姿勢、表情和淚水所傳遞的含義。學生有此領悟，對教師而言是莫大的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