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衛斯理大學的第一個暑假，有三件重要的事情值得一記。第一件事情是我和薇拉決定生一個寶寶。薇拉一直想生孩子，而且要生好多孩子。眼見老兵村很多朋友開心地撫養孩子，我倆覺得生孩子並不難。而且此時我已明確了職業方向：在大學教授心理學。我打算拿到博士學位後去一個小學院擔任教授，這樣我就不用做很多研究，可以像亞伯拉罕·馬斯洛和阿倫·古爾維奇那樣，對我的學生言傳身教。既然職業規劃已十分明了，我和薇拉沒理由不著手孕育下一代。
第二件事情就是迪克·阿爾伯特（Dick Alpert）和拉爾夫·哈伯（Ralph Haber）回到了衛斯理大學。他們以前是麥克萊蘭的研究生，現在在斯坦福大學念博士，兩人跟我和薇拉一起參加麥克萊蘭的一個研究項目。那年夏天我們四個人成了無話不談的朋友，從此結下了深厚的友情。拉爾夫後來成了一名傑出的認知心理學家和犯罪心理學家，研究知覺和記憶，常常作為鑒定人鑒別目擊者證詞的真實性。迪克則去哈佛做了一名發展心理學家，後來他離開學術界，成了極具影響力的精神領袖巴巴·拉姆·達斯。我尊重他的轉型，但一直稱他迪克。只要有機會碰面，我都會設法告訴他，從我們1955年相識開始，他並沒有太多改變，這讓他十分開心。
第三件事情跟戴維·麥克萊蘭有關。那時他悄悄告訴了我一個非官方消息，他正在等待哈佛的聘書，一年後將去該校擔任教授和心理治療所所長。他問我是否願意去哈佛念研究生並擔任他的首席研究助理。我回答說，我對他的邀請感到十分榮幸，一定會認真考慮的。但我坦言，自己其實想申請斯坦福大學，迪克和拉爾夫在那裡過得十分愉快，讓我心嚮往之。麥克萊蘭說斯坦福是所非常好的大學：「大家都稱斯坦福是西部的哈佛。」他開玩笑地說道。麥克萊蘭認為無論哈佛還是斯坦福，對我來說都是很好的選擇。
斯坦福大學錄取了我，並提供了第一年的助教職位。究竟去斯坦福還是哈佛，我和薇拉商量了好久。我們都覺得去哈佛會更輕鬆、更保險一些，因為麥克萊蘭和我彼此欣賞，與他共事十分輕鬆。劍橋鎮也是我熟悉的地方，驅車幾公里就能見到媽媽和妹妹，去布蘭迪斯大學也很方便，可以經常去找馬斯洛。而且在東海岸有更多機會與賈森見面，他正在芝加哥大學念政治學研究生。相反，斯坦福是遙遠而陌生的。我從沒到過密西西比河以西，事實上費城以西都沒到過。
若去哈佛唸書，有一個因素既是最吸引我，也是最令我有所顧慮的，那就是戴維·麥克萊蘭。我喜歡他，敬重他，但我認為自己已從他那裡受益甚多，不想繼續從事成就動機的研究了。如果跟麥克萊蘭去哈佛，他有權利讓我一直跟他共事，那樣換導師就很困難，就好像背叛他一樣。而斯坦福對我來說是未經開墾的處女地，除了迪克和拉爾夫，我在斯坦福沒有任何人脈，也不受任何限制。我非常感謝麥克萊蘭，他沒有給我施加壓力，也未曾試圖用什麼方式影響我的決定。當我告訴他自己選擇去斯坦福時，他表示很失望，但完全理解我的選擇，並送出了他的祝福。
不久薇拉就懷孕了，預產期在1956年三月初。老納什車開始頻出狀況，讓我老做噩夢，夢見這該死的傢伙在去醫院的路上拋錨了。而且如果我們夏天開車去加州，老納什根本無法勝任這項艱巨的任務。為慎重起見，二月份我們決定買輛新車。
老兵村的一位朋友一年前買了輛嶄新的大眾汽車，逢人便誇他的車。現在聽起來很難相信，那時奔馳在美國公路上的汽車有99%都是美國車。憑著良好的性能和低油耗的優勢，VW打破了美國車獨霸天下的局面，而且僅要1560美元就能買輛新車。不過我們當時還差300美元。我靈機一動：猶太男子成人禮禮金！1945年我行成人禮時，戰爭打得正酣，大家都流行送戰爭債券作為成人禮金。當時一張債券的面值僅18.75美元，10年後的兌現金額是25美元。也就是說舅舅和姨媽們花18.75美元送了我一份價值25美元的禮物。我兌現了債券，又把老納什車以175美元出手，幾乎等於18個月前的購買價，然後買了一輛新車。
車買得很及時。當年是閏年，2月29日晚薇拉要生了。那天從下午就一直下雪。我們倆滿懷喜悅，顫抖著爬進嶄新的VW，向醫院駛去。雪依然下個不停。1956年的產科病房是不歡迎丈夫的。薇拉辦入院手續時我就被趕進一間沒有窗戶的小等候室，那裡簡直就像一間牢房。我進去時裡面已經有一位准父親，正一邊抽煙，一邊來回踱著步。我們相互打趣起來。
「在等待第一個孩子的出生嗎？」
「是的。」
「我在等待第三個孩子的降臨，沒什麼可擔心的。」他緊張地說道。
他遞給我一支煙，於是我們倆都一邊抽煙，一邊踱來踱去，就像那個時代好萊塢電影裡的准父親一樣。大約五個小時後，一位實習護士探頭進來，問我想不想看看自己的兒子。他們不許我抱他，只能透過一扇窗戶注視他。隨後我去看望薇拉，她顯得虛弱無力，週身還散發著乙醚的味道，那時很多醫院都喜歡用這種麻醉劑。薇拉非常開心，我們四目相對，喜極而泣，幾乎不敢相信一個新生命被我們帶到了人世間，我們已為人父母。
我們決定給兒子取名哈爾（Hal），以表達我對父親的思念之情。按猶太人的傳統，給孩子取名時要選擇一位已逝心愛之人的名字，以延續對故人的思念。通常孩子的希伯來語名字要跟逝者一模一樣，而英文名字的首字母要與逝者名字的首字母一樣。父親哈里名字的首字母是「H」，我們就想給兒子取一個以「H」打頭的名字。但為什麼不叫亨利（Henry）、哈羅德（Harold）、霍華德（Howard）、霍勒斯（Horace）、休伯特（Hubert）或海厄姆（Hyman）呢？我們選擇哈爾這個名字，是希望兒子像莎士比亞筆下那位令人難忘的哈爾王子一樣，幼年時充滿野性和冒險精神，成年後則變得賢明而睿智。
以我父親之名給兒子取名，原本只想討外公和母親的歡心，對我而言不過是一個毫無意義的儀式。但兒子的名字卻意外打動了我。每當抱起小哈爾，用奶瓶給他餵奶，打嗝時幫他拍背，給他換尿片，緊緊摟著他喚他的名字時，我都常常想到父親，想到他如坐過山車般坎坷的人生。一開始他一無所有，經過一番努力打拼終於擺脫了貧困，有了自己的店舖並躋身中產階級。然而之後他又失去了一切，過回貧窮的生活。他不喜歡的岳父幫他免除了牢獄之災，令他內心充滿了屈辱。正當他準備振作起來時，病魔卻奪去了他的生命，讓他永遠只能是一個失敗者，一個棄妻兒於不顧的男人。如今，我迎接兒子的出世，並以父親之名給他取名，這些經歷讓我終於可以敞開心扉地想念父親，體會他的心酸。在我的沉思中、夢境中，他頻頻造訪，自父親過世以來，這是第一次。
我喜歡凝視薇拉和小哈爾在一起的溫馨畫面。薇拉照顧孩子很是得心應手，她休了約一個月產假，四月初我們就把哈爾帶到心理學大樓，兩人輪流照顧哈爾。每到喝咖啡時間，我們就把他帶進多尼屋，將嬰兒籃放在桌子正中央。一群人圍坐在桌邊討論心理學話題時，每個人都會偶爾開開小差，逗逗小哈爾。
六月初參加完畢業典禮，我和薇拉收拾行李離開了老兵村。我們計劃開車橫穿美國到達斯坦福。不過我們先跟著麥克萊蘭和瑪麗夫婦到Yelping山待了六個星期。那是位於伯克希爾山區的一個佔地0.2平方千米的圍居區，裡面有幾幢小木屋，歸麥克萊蘭夫婦和幾位朋友所有。我和薇拉要幫麥克萊蘭做點工作，但大多數時間都在逗哈爾玩，與新朋友們閒聊。一起侃大山的有當地居民，也有川流不息來到這裡的有趣的遊客。
我們特別喜歡一位年輕藝術家，比我們年長幾歲，就住在附近。麥克萊蘭和瑪麗介紹說他叫莫裡斯，但他讓我們叫他馬克。我們喜愛的一本兒童讀物裡有很多馬克畫的滑稽可愛的插圖。那本書是露絲·克勞斯（Ruth Krauss）的《一個要挖的洞》（A Hole is to Dig）。我們和馬克一起遠足、游泳，一起採摘野藍莓、討論心理學，一起躺在夜晚的草地上看流星雨。馬克向我們透露，他正在為事業的騰飛積蓄能量，從替他人畫插圖轉型為自寫自畫，目前已完成了第一部作品。來年春天，我們果然收到一本馬克親筆簽名的《肯尼的窗戶》（Kenny\'s Window）。幾年後我們興奮地得知，這位夏日夥伴憑借一本銷量很好的書獲得了凱迪克獎，書名為《野獸出沒的地方》（Where the Wild Things Are.）。
終於準備踏上西行的旅程了。我們買了一份幾乎標注了所有國家公園和州立公園的大型地圖，購買了睡袋、充氣床，還買了一個科爾曼戶外氣爐，以便偶爾可以吃點熱的食物，還可以給哈爾的嬰兒奶品消毒。我們本打算除了雨天，每晚都睡在星星底下。麥克萊蘭的一位朋友聽罷對我們無可救藥的幼稚報以萬分同情：「每天早晨醒來，你們都會發現自己浸泡在濕乎乎的露水中，」他說，「瞧，我正巧買了一些新的野營裝備，舊帳篷就送給你們吧。」
打包好帳篷，我們在VW的後座安裝好哈爾的嬰兒床墊。我認為他可能也習慣在車上呼呼大睡了。也許有朝一日，他也能在布蘭迪斯大學身無分文地混下去。然後，我們啟程了。
[1] 托馬斯·曼（Thomas Mann）：德國作家，曾獲諾貝爾文學獎。——譯者注
[2] 貴格會（Quaker）：基督教新教的一個派別，反對任何形式的戰爭和暴力，主張人與人之間要像兄弟一樣，堅決反對奴隸制，在廢奴運動中起過重要作用。——譯者注
[3] 馬克斯·韋伯（Max Weber）：德國著名社會學家，社會學創立以來最偉大的社會學家之一，著有《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論述了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發展的心理驅力資本主義精神之間的關係。——譯者注
[4] 格特魯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美國女作家。——譯者注
[5] 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美國最早的實驗心理學家之一，建立了美國第一個心理學實驗室。——譯者注
[6] 巴巴·拉姆·達斯（Baba Ram Dass）：被譽為20世紀最受推崇的心靈導師，《活在當下》的作者。——譯者注
[7] 哈佛大學所在地。——譯者注
[8] 美國最權威的兒童圖畫書大獎。——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