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芭芭拉順利交往了一年半。那時候的戀人關係很少有能維持幾個月的：要麼分手，要麼訂婚。我和芭芭拉都意識到，儘管兩人都深愛著對方，但卻無意成為彼此的人生伴侶，於是我們分手了。
一天下午，我和一位打算深交的迷人女孩一起喝咖啡。突然，她看了看表說上課要遲到了。我決定陪她一起上課，這樣兩人就可以手牽手地坐在教室後面。這門課叫做「心理學導論」，授課教師亞伯拉罕·馬斯洛是布蘭迪斯大學新聘的教授。我們走進教室時，馬斯洛正在從心理學角度闡述種族和民族偏見。
我聽後震驚萬分，他提出的問題不就是10年前就困擾我的那些難題嗎？那時我坐在裡維爾的馬路邊上，擦著流血的鼻子，不明白為什麼這些愛爾蘭天主教徒如此痛恨猶太人。偏見從何而來？是與生俱來的，還是後天習得的？若和自己討厭的群體中的成員有過愉快的交往經歷，是不是會改變這種偏見？抑或持有偏見者只是把這種經歷當做例外而不予重視？此刻我才知道，原來有一門學科能解決我的這些困惑。我著迷了，放開身邊女孩的手，開始記筆記。那一刻，我失去了女孩，卻找到了天堂。第二天我就轉到心理學系了。
偏見
對特定團體的人所持有的敵意或負面的態度，只因為他們屬於那個團體。嚴格來講，偏見有正面和負面兩種，但社會心理學家通常用它解釋對別人的負面態度。
那時候布蘭迪斯大學還是一個不太正規的小學院，鄉下味十足。布蘭迪斯大學創建於1948年，兩年後我進校時僅有500名學生，還沒有一個學生從那兒畢業。心理學系4位全職教授的辦公室也不在一般的教學樓裡，而是位於校園旁邊裡奇伍德街上一棟舒適迷人的小洋樓內。教授們常常在客廳開研討會，學生們總愛在那裡逗留，一邊讀書一邊跟教授們交談，彼此越來越熟悉。
轉到心理學系後，我經常待在小樓內跟馬斯洛學習。他既是一位能夠啟迪學生心智的教師，也是一位富有遠見的思想家。馬斯洛魅力四射，但不會使人聯想到「炫目逼人」這樣的字眼，而是散發著一種溫和的吸引力。他說話輕聲慢語，而且富有哲理，一句話說到一半常常停頓幾秒，抬頭望著天花板，吹著幾不可聞的不成調子的口哨，思索著最確切的字眼，但我們總是認真地傾聽他所說的每一個字句。聽他講課令我受益良多，但我更喜歡跟他私下交流。
當時心理學有兩大主導學派：行為主義學派和精神分析學派。馬斯洛持有革命性的觀點，認為這兩種研究方式都沒能揭示出人性本質或是人類發展的可能性。他尤其鄙視行為主義學者，覺得在實驗室人為控制的環境中研究老鼠和鴿子的人根本提不出關鍵性的問題，更別說回答了。他同樣反對精神分析學家對人性進行過於陰暗的描述。該學派主要研究神經衰弱、心理防禦機制、生存焦慮和潛意識衝突。
馬斯洛提出，心理學應該發展出第三種學派來取代這兩種主流研究視角，新的學派應從人文主義和哲學視角研究人的本性和動機。他主張心理學家觀察和訪問健康而成熟的人，瞭解他們的情感和思維活動，研究他們如何應對人生的挑戰，比如他們是如何面對逆境和貧困的。
馬斯洛還將人的需求進行了層級劃分，最低層級是對食物、水和安全的需求，最高層級是光輝燦爛的超越動機，即自我實現。馬斯洛認為自我實現是人類的終極目標，因此他希望心理學家研究如何更好地達到自我實現的目標。
「自我實現」的概念立刻在我心中激起共鳴，其中蘊含的「超越」理念正與我的人生理想，以及我對自己人生經歷的理解相契合。但這一概念仍然比較模糊，馬斯洛在著述中以及跟我的談話中不斷改變自我實現的定義。我想那時我就算是一位菜鳥級科學家了，因為我一直設法讓他將此概念明確地表述出來。
有一次我問他，「終極目標」的說法是否意味著人們是在有意識地渴望自我實現。他哼哼哈哈地吹著口哨（完全不成調），仰望了一會兒天花板，然後答道：「我覺得『渴望』這個詞說得太重了。自我實現並不是一個人刻意追求的目標。當需求層級中的其他需求得到滿足後，自然就會有自我實現的需求。通往自我實現的旅途是沒有盡頭的，任何人都不可能達到自我實現的終極目標，如果有，那一定是聖人。」
「這麼說肯定不包括我！」我說道。馬斯洛大笑著說：「也不包括我！」
在一次研討會上，馬斯洛列舉了人們在自我實現過程中的主要特徵，包括：自然地表露自己的情緒和思想，笑看人生的困境與煩惱，樂於解決問題，有開放的心態和無私的愛心，不持偏見，敢於自嘲，有堅定的主見，能無視反對意見堅持走自己的路。馬斯洛對這類人的描述很像他對自己的評價，我們幾個學生還為此嘲笑他。他堅持說這些個人特質的總結來自於實證研究。
自我實現
當人們最基本的生理需求和自尊被滿足後，就會追求更高層次的心理需求，是人們充分發揮潛力的動力。
當然，他的「實證」概念不甚嚴謹。馬斯洛說他觀察和訪談了好幾百人，並分析了愛因斯坦、埃莉諾·羅斯福、弗雷德裡克·道格拉斯和簡·亞當斯等名人的生平資料。我同意他列舉的這些名人都是追求自我實現的人，但幾年後我就發現他的推論有致命的弱點：這是循環論證。我們如何知道愛因斯坦等人是追求自我實現的人？因為他們具備自我實現之人的特質。那麼自我實現之人的特質又是什麼？就是愛因斯坦等人身上所顯現的特質。
以今天的標準來衡量，馬斯洛算不上一位科學家。科學家所闡釋的理論能夠被證實或證偽，而馬斯洛的理論表述得不夠明確，沒法驗證。當我追問他有關偏見的問題時，他只回答說他確信偏見不是天生的，而是後天習得的，因此偏見可以被糾正，良好的環境可以教化出同情心和利他主義。但他始終沒有給出具體的方法。
雖然馬斯洛的答案令我有些失望，但這份失望也令我有所收穫。我希望他能回答我所有的疑問，希望他是我未曾擁有的完美父親，不過他顯然沒法做到。「別糾結了，」我安慰自己，「他已給了你很多。」馬斯洛是我的第一位導師、我親密接觸的第一位長者、第一位對我的生活和學業都很上心的人。一次課堂口頭報告後，他特地把我拉到一邊，先讚揚我的表現，隨即對我嘲諷尖酸的表述風格提出異議：「你的利刃上沒有毒，但卻讓人退避三舍。」雖然他對我的關注讓我受寵若驚，但諷刺式言語風格是我展示陽剛之氣的方式，因此我還不打算改變。大多數時候我覺得自己依然很靦腆，犀利的說話風格可以稍加掩蓋這個缺點。
馬斯洛還給我注入了充滿生機而影響深遠的人文主義觀，他四處宣講他的觀點，這是他人生快樂的源泉。他的很多教誨都讓我受益終生，對我影響最大的是他對人類發展的樂觀態度，他相信人們擁有成長、學習和改善自我的潛力，社會也可以變得更健康。這種樂觀主義已融入我的血液。受馬斯洛的影響，我決定運用心理學的智慧和知識去改善人類的境況。雖然當時這只是一個模糊的想法，但卻是馬斯洛送給我的一份厚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