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布蘭迪斯大學還經歷了強烈的政治覺醒，事實上，正式上課前我的政治覺悟就被喚醒了。新生報到周的某天晚上，我與指導我們的學長斯蒂夫在宿舍休息廳有過一次長談，話題是參議員約瑟夫·麥卡錫。討論很快就變得熱烈起來。在裡維爾，我認識的每一個人，包括我的老師和同學們，都認為麥卡錫是一位英雄。我上高三那年，他到處演說，從共和黨婦女團體講到參議院，宣稱共產黨員已經混入國務院並位居要職。他總是鄭重其事地舉起一頁紙，宣佈道：「我手上就有一份國務院裡的共產黨員名單！」對於國務院居然允許這些危險分子參與制定外交政策，他表示出極大的憤慨。
高中老師們也在說共產黨員已經混進國務院的事，我感到十分焦慮，同時非常崇拜麥卡錫。我一直認為蘇聯是邪惡和殘暴的化身，因此也覺得美國共產黨員都是潛伏的間諜，理應被揪出來接受懲罰，而麥卡錫正是這麼做的。我身邊其他人都這麼想，歷史老師還曾援引前美國大使約瑟夫·肯尼迪（Joseph Kennedy）的評價，稱麥卡錫既是戰鬥英雄，又是和平英雄。在裡維爾，我和父母、朋友只看赫斯特集團（Hearst）旗下的小報《波士頓每日紀事報》（Boston Daily Record）。該報大肆渲染共產黨員的恐怖行徑，稱讚麥卡錫是民主的救世主。結論顯而易見：我們若想自保，就得剷除共產黨員。正好麥卡錫手上有這些人的名單，問題解決了。
然而在布蘭迪斯大學，我發現自己彷彿置身於一個擺滿鏡子的大廳。令我震驚的是，斯蒂夫和宿舍裡大多數新生居然認為這是一個有爭議的話題，他們認定麥卡錫的聲明是輕率而不負責任的，實際上他本人對民主的危害遠大於國務院裡任何人。大家指出，麥卡錫手上黑名單所列的共產黨員人數根本不可信。他一會兒說國務院裡有205名正式的共產黨員，一會兒又說有87人抑或79人。而在參議院，麥卡錫則說有57人。
「請注意，」斯蒂夫向我喊道，「他其實從未說出任何一個黑名單上的名字！」我強詞奪理地爭辯道：「即使提一個人的名字也顯得多餘。」斯蒂夫反駁道：「泰丁斯委員會（Tydings Committee）已認定，麥卡錫手上所謂的黑名單就是一場騙局，國務院裡根本沒有間諜。」
我聽得目瞪口呆。頭一回，我自認為絕對正確的觀念受到猛烈衝擊，還遭到嘲笑。這個泰丁斯委員會到底是什麼來頭？怎麼會有人認為麥卡錫是危險分子？他不是愛國主義者嗎？說不定斯蒂夫和其他一些同學本身就是共產黨員。但我很快意識到，這種爭論不僅僅是看法和喜好的問題，比如你是否對某部電影情有獨鍾，或者你認為喬·迪馬喬和泰德·威廉斯哪一位是更出色的全能型棒球選手。我們爭論的是冰冷的事實，關乎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即麥卡錫手上是否有一份共產黨員黑名單。我突然明白了，得靠自己設法求證。無論是裡維爾高中老師和同學的觀點，還是布蘭迪斯大學思想活躍的同學的主張，我都不能不加鑒別地接受。
和斯蒂夫爭論時，他大聲地向我提了一個建議：「你為什麼不去讀讀《紐約時報》？別再看他媽的《每日紀事報》了。」這條建議本身令我汗顏，因為它暗示出我有多幼稚。我的第一反應是：「為什麼我要讀《紐約時報》？我是波士頓人，又不是紐約人。」但私下裡我決定聽從他的建議。第二天我就去圖書館翻閱《紐約時報》上有關麥卡錫的報道。讀罷我不得不承認斯蒂夫是對的，《波士頓每日紀事報》失實之處頗多。
之後的幾個月我瞭解到，泰丁斯委員會是參議院下屬的一個小組委員會，負責對麥卡錫的指控進行調查，最終結論是國務院裡根本沒有共產黨員，而且國務院一直都有嚴格的審查制度。不久，我這個大學新生的天真心靈遭受了更大的衝擊：泰丁斯的報告提交到整個參議院，大家開始討論是否接受調查結論，投票結果居然與黨派的劃分完全一致。也許這只是見仁見智的問題！就像紅襪隊的粉絲偏愛泰德·威廉斯，揚基隊的粉絲偏愛喬·迪馬喬一樣，共和黨參議員一致接受麥卡錫對國務院的指控，民主黨參議員則一致否認。
哇，我想這就是大學，能學有所獲的地方並不限於課堂。這件事給我的啟迪是：事實可以被意識形態歪曲，在裡維爾形成的盲目的愛國主義，令我們對一些領導人的非道德行為視而不見。我發誓從此以後要以開放的心態親自瞭解事實真相。過去我一直視蘇聯為民主制度的嚴重威脅，如今才頭一回得知，出於人道主義和理想主義等目的，20世紀20年代至40年代，成千上萬的美國人加入了共產黨，而我卻如此輕率地把他們通通劃為間諜或賣國賊。
大學裡的第一個月，我異常矛盾。一方面，我希望自己的國家安全，可整個20世紀50年代核武器戰爭的威脅都顯而易見。另一方面，我開始明白公民自由的重要性。高中老師在歷史課和公民學課上講美國是一個偉大的國家。但如果這個偉大的國家剝奪了守法公民的言論自由、保留自己政治觀點以及工作不被干涉的權利，那這些對祖國的讚美都是毫無意義的。這種觀點對1965年以後成年的人來說很容易接受，但在離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還不到5年的1950年，人們對「愛國」這個詞的理解和戰時仍然沒什麼差別。我對麥卡錫的計謀瞭解得越多，越覺得他如同一個無法無天的校園小混混，粗暴地踐踏著人民的名譽。他的調查是一種蓄意盤查，目的就是恐嚇和羞辱那些受害者。
1951年夏天我回到裡維爾，空閒時跟棒球隊的一些發小在鮑勃雜貨店閒逛。我們主要討論足球和性，當談到共產主義話題時，我立馬說出自己對麥卡錫和他的獵巫運動的反對意見。說話間，我的眼角瞟到比利·麥克唐納正向阿爾·羅斯使眼色，就問：「怎麼啦？」
比利大笑著說：「大學裡教的吧？」我忙爭辯說：「任何在報紙上關注這個話題的人都會知道……」講到這裡，我稍作停頓，話鋒一轉：「是的，你說的沒錯。」我意識到比利說對了一半。這些觀點不是大學課堂教給我的，但我確實是在大學裡學到的。如果還待在裡維爾，我對麥卡錫的看法肯定不會改變。
那年夏天，我再次和比利掄起鐵鍬，揮起鏟子，在高速公路建設工地幹活掙錢。與此同時，我收到兩封學校教務長的來信。第一封信是六月下旬收到的，祝賀我在第一學年取得了優異成績。一周後，我收到第二封來信，通知我因學校經費緊張，不能再向我提供學費資助了。滿心的希望破滅，我心酸地猜測，教務長可能把有限的獎學金留給了新生，也許他覺得我已經是上鉤的魚了。確實如此，我已經深深地愛上了學習，誰都無法阻止我重返布蘭迪斯校園。
暑假裡我掙夠了學費，卻無力支付住宿費。學校離裡維爾太遠，沒法走讀。我曾在賈森宿舍的地板上睡過幾夜，但清潔工發現後把我告了。我被叫到教務長辦公室，教務長警告我，宿舍管理條例十分嚴格，如果再因留宿被抓，我就會被學校開除。
於是大二第一學期我四處找地方睡覺。晴天我就睡在校園周圍的樹林裡，雨天就設法找沒上鎖的車，鑽到車後座睡覺。一天晚上我從酣睡中驚醒，發現車子竟然在移動。司機是個叫哈維的小伙子，正和女朋友駛往一個有名的約會地點，叫做「鴨子餵養和集散地」（Duck Feeding and Parking Area），學生們暗地裡稱那裡為「鴨子撒尿和罵娘地」（Duck Peeding and Farking Area）。毫無疑問，他們根本不知道我睡在後座。怎麼辦？我決定還是沉默為妙。但20分鐘後，我聽到拉鏈拉開的聲音，決定還是現身。我輕輕地清了清喉嚨，他們驚得跳起來，彷彿聽到了警笛。哈維回頭認出是我，忙對女友說：「親愛的，沒事，那是埃利奧特。」顯然同學們都知道我居無定所，他們好心地把我送回學校，讓我再找其他車子睡覺。
我就這樣過著如履薄冰的日子，稍不留意就會失去求學的機會。白天，校園自助餐廳是唯一能吃飯的地方，但得簽一份訂餐合同才能就餐。我只能在餐廳經理「嚴厲先生」（我斷定那是他的真名）警覺的目光下，偷偷從朋友手上討得午飯。「嚴厲先生」跟宿舍清潔工一樣，總是對不速之客保持高度警惕。他一轉身，我朋友就偷偷把盤子推到我那邊，讓我風捲殘雲般一掃而光。這樣的就餐方式毫無優雅可言，卻能填飽我的肚子。晚上運氣好時，我能在打工的快餐廳狼吞虎嚥自己私藏的漢堡。
這段歷史聽起來像是出自狄更斯的小說，更像祖父以前常掛在嘴邊的那段被美化得十分浪漫的故事：沙俄時期他常常赤足穿越暴風雪，步行去上學。我的經歷毫無浪漫可言，但我甘願承受這些小小的艱難困苦。教授講課再枯燥我也從不蹺課。我想，自己若是逃課，就如同拚命掙錢買了戲票卻沒去看一樣愚蠢。那個學期我靠打工攢夠了錢，在校外租了房子。馬薩諸塞州的嚴冬到來時，我終於有了自己的棲息地。
冬季學期開始時，按學校規定我要申報主修專業。我很想報自己感興趣的文學或者哲學專業，卻突然記起經濟大蕭條時期父親那絕望的表情，保不準下一個經濟危機說來就來。所以我想，學點畢業後能餬口的實用知識和技能也許是更明智的選擇。於是我不太情願地申報了經濟學專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