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此時此刻，馬斯洛送給我的最好的一份禮物還沒出現。大四那年他僱用我和另一名學生當他的助理，給他打雜。對方是一名出眾的女生，名叫薇拉·瑞賓柯。她是馬斯洛的得意門生，馬斯洛將她視為已經沿著自我實現道路走了很遠的人。而且馬斯洛正在當紅娘。當時有兩名心理學系一年級研究生正熱情地追求薇拉，但馬斯洛覺得兩人跟薇拉都不般配，認為也許我能趕走他們。
薇拉在匈牙利長大，是納粹大屠殺的倖存者，17歲時移民美國。她聰慧美麗，週身閃耀著一種靜謐的氣質。在布蘭迪斯大學的前三年，我只能在遠處默默地欣賞她，兩人並不相識。薇拉的學識素養遠勝於我，她和她的朋友都具有學者風範，似乎和我的社交圈沒有什麼交集。
我一直以為我和薇拉通往布蘭迪斯的求學之路沒有太大差別。幾個月後，薇拉向我講述了她的故事。薇拉生於1930年，有個幸福的童年。她家在布達佩斯市中心，經常去近在咫尺的歌劇院觀看演出。然而到了40年代，匈牙利本土納粹組織箭十字黨與極權政府合謀屠殺了一批猶太人，並將其他猶太人驅逐出境。薇拉的哥哥喬治被抓進布痕瓦爾德集中營，薇拉死裡逃生。最後蘇聯軍隊終於打敗德軍，將德國人趕出了匈牙利。1947年薇拉來到美國，被巴爾的摩的一個家庭收養。因為聽不懂英語，進高中的前幾周她一直哭哭啼啼。但她學東西很快，三年後便以班級第五名的優異成績畢業，獲得布蘭迪斯大學提供的連續四年的獎學金。
後來我發現，過去的悲慘經歷留下的心理陰影，令很多納粹大屠殺的倖存者在多年後依然深陷憤世、狂躁和悲痛的情緒中無法自拔，這些情緒的發洩對像包括納粹分子、普通德國民眾，甚至整個人類。但包括薇拉在內的一些人卻走上了另一條道路，他們決定捕捉生活賦予的每一份美好。
我們一起散步時，薇拉常常停下來看孩子們玩耍。在我眼裡那不過是一群小孩子，但薇拉總能引導我發現這幅畫面中的美妙與神奇。薇拉的眼中彷彿沒有平凡的事物，甚至每一次日落都是一份禮物。她還培養了我對高雅藝術的欣賞品位，教我欣賞舒伯特的三重奏、莫扎特的歌劇和梵·高的繪畫作品。對我這樣的年輕人來說，這無疑是啟蒙課程，在毫無藝術氣息的環境中長大的我嚴重缺乏審美情趣。不久，多年前提醒我離開芭芭拉的直覺，如今召喚我向薇拉靠近。那個小小的聲音在說，有過世間最慘痛的經歷後，她依然能在身邊的點滴小事中感受快樂和美好，如果能和這樣的女人共度一生，該有多麼美好啊！
與芭芭拉以及其他幾位我交往過的女孩不同，薇拉是個直性子。她在戀愛中從不受限於普通的遊戲規則，而是想什麼就說什麼。她如果說「不」，決不是在掩耳盜鈴，不會表示「無論一小時、一個星期還是一個月時間，只要我假裝不知道的事情，你就得認為我真的不知道」。而當她說「是」，就真的表示她十分清楚如此回答的原因，以及這對她、對我們意味著什麼。我愛上了她，她也不可思議地愛上了我。
10年後我才得知，不僅馬斯洛在「誰將擄獲薇拉芳心」的打賭中押我贏，其他心理學教授也是。我跟薇拉第一次約會時，裡卡多·莫蘭特還只是新來的助理教授。他後來告訴我，每一次心理學教授們開會時，都會討論誰會贏得薇拉的芳心。莫蘭特還笑嘻嘻地提醒我，薇拉在他的實驗心理學課上拿了A，而我只拿了B+。
我和薇拉打算結婚，但我們面前還存在一道障礙。我早已下定決心，沒有明確人生目標之前絕不結婚。畢業的日子越來越近，我越發感覺前途一片迷茫。馬斯洛一直想讓我從事跟臨床心理學相關的職業。我聽從他的建議申請了幾個研究生專業，被順利錄取了。
為了積累臨床經驗，也為了維持生計，每逢暑假和週末我都在布萊頓的聖伊麗莎白醫院精神病房當護理人員。其中一項工作是協助醫生為病人實施電休克療法。我得按住病人的肩膀和臀部，以免治療中病人的身體因抽搐而移位。慢慢地，我與幾位病人建立了友誼，他們病癒出院時我由衷地為他們開心。令人沮喪的是，幾個月後他們又回來了。我發現那時的治療手段，比如精神分析、電擊療法和大劑量鎮靜藥，最多只能暫時緩解病情，對重度抑鬱症和精神分裂這類嚴重的精神疾病幾乎沒什麼療效。醫院如同一扇旋轉門，重複著不變的步驟：病人入院—接受治療—病情好轉—出院回家—再次復發—再度入院。在醫院的所見所聞動搖了我想成為優秀臨床心理學家的理想。由於沒找到其他中意的專業，我放棄了去那幾所學校讀研究生的機會。
我始終堅持認為，每個人都需要依次明白兩件事情：第一，我將何去何從？第二，我將與誰同行？那時正值大四的春季學期，一個月後就要畢業了，我已經知道我將與誰同行，卻不知道何去何從。
幸運之神意外降臨。距離畢業只剩三周時，馬斯洛突然收到衛斯理大學心理學系主任戴維·麥克萊蘭的一封來信。為了給本科課程配備助教，麥克萊蘭開設了一個小規模碩士專業，但當年居然沒人申請這個專業。焦急萬分的麥克萊蘭寫信給馬斯洛，問他那裡是否有聰明好學、目前又尚無深造計劃的心理學專業學生。馬斯洛把這封信釘在他辦公室外的公告欄上，立刻被薇拉注意到了。她一反平日的淑女風範，一把從公告欄上撕下信飛奔著找到我，把信遞給我說：「亞伯拉罕就是想讓你去！這個研究生名額簡直就是為你而設的！」我想了想回答道：「也許真是這樣。我不想當心理咨詢師了，如果去衛斯理，我也許能學到如何成為一位優秀的大學老師。」
我立刻給麥克萊蘭打電話。幾天後我和薇拉借了一輛車開到衛斯理，和他談了一個下午。我們相談甚歡，他不僅當場給了我一個兼職的助教職位，還答應讓薇拉在他的實驗室裡專職做研究。我們頓時有了經濟保障，更重要的是我找到了自己的人生目標。沒有什麼可以阻擋我們結婚了——除了弗雷德舅舅。
母親雖然喜歡薇拉，但她更看重長期的經濟保障。薇拉不像芭芭拉那樣有良好的家庭背景，因此母親對這樁婚姻有些擔心。她向姨媽們吐露了心事，於是范戈爾德家族決定再次召開家庭會議。會議仍由弗雷德舅舅主持，他綜合了大家的意見後對我說：「我認為你犯了大錯。出生背景相同的男女結婚，彼此都很辛苦。而且薇拉出生在國外，她是匈牙利人！誰知道她父母是什麼人呀？而且他們都不住在美國。她沒錢，也不可能繼承任何遺產，你也一樣。」
自從我離開家去念大學並有了不錯的發展後，就不常跟舅舅和姨媽們碰面了。弗雷德舅舅的潛台詞是，在他們眼裡我依然是那個無能的小男孩，永遠不會變成神奇小隊長。
弗雷德舅舅再次給了我錯誤的建議，娶薇拉是我做過的最正確的決定。但如果麥克萊蘭的信沒有及時到來，我猜自己可能會去當兵，一邊打發日子，一邊思考自己的未來。沒有明確自己的職業方向之前，我不會娶薇拉，至少在那個時候不會，也許我會走上一條完全不同的職業道路。借用萊奧·齊拉特的故事，我可能會錯過成功逃亡的列車。
畢業那年夏天，我和薇拉把倆人微薄的積蓄湊起來買了第一輛車。以前在裡維爾一起打棒球的一位發小如今當了汽車修理工。他給我們找了一輛破舊的納什車，售價僅140美元。他說汽車的內部性能良好，就是變速器壞了。他自告奮勇到附近所有廢棄汽車場搜尋，看能否找到一個性能良好的變速器。幾天後他趕過來，舉著一個油乎乎的東西大喊道：「找到了！35美元！」隨即他熟練地幫我們安裝好。從那以後，薇拉就把那個變速器稱做她的訂婚戒指。
婚禮十分愉快，但沒有按照常規儀式舉辦。按范戈爾德家族的標準來衡量，這是一場很糟糕的結婚儀式。他們喜歡奢華的結婚典禮，男式晚禮服當然是必不可少的，女式晚禮服、眾多女儐相、6道菜的宴席和5人樂隊，一樣都不能少，即使新娘父母沒有能力支付宴席和樂隊費用也要勉力為之。平心而論，范戈爾德家族對結婚儀式的看法在當時相當普遍，但我和薇拉選擇一切從簡。我們並不是故意跟家裡作對，也不是故意逆潮流而行，只是堅持按自己的方式生活，完全摒棄了奢侈的念頭。我們只想結為夫妻，儀式和婚宴並不重要。最後雙方各讓一步，我們在母親家客廳舉辦了一場招待會。舅舅、姨媽和朋友們齊聚一堂，喝點雜牌酒，吃點熏鮭魚、麵包圈和海綿蛋糕。親戚們早早地就離開了，朋友們卻待了很長時間。
但最重要的還是結婚典禮，莊重的典禮中竟意外出現了詼諧的小插曲。外公本·范戈爾德堅持結婚典禮要由正統的猶太拉比主持。這雖不是我們的首選，但我們也不想跟家裡人把關係弄得太僵，因此欣然接受了。外公出於對我們「新式婚禮」的遷就，特意找了一位年輕的拉比。他說：「我想你們不會願意讓一位彎腰駝背、白鬍子一直拖到膝蓋的老叫花子來主持婚禮。」外公選的教士果然年輕，我們的婚禮是他的處女秀。只見他戰戰兢兢的，話說得結結巴巴，還不時停下來慌慌張張地把手伸進口袋裡掏講稿。我斜著眼看了一眼賈森，這位伴郎此刻緊咬下唇，臉憋得通紅，差點忍不住笑出來。賈森的古怪模樣把我逗樂了，結果引發了連鎖反應，薇拉忍不住哈哈大笑，握著婚禮遮蓬桿的朋友們也跟著笑起來，遮蓬被弄得東倒西歪，只有弗雷德舅舅一直保持著嚴肅的表情。
秋季學期即將開學，我和薇拉沒時間度蜜月，結婚第三天就趕往衛斯理大學。我們駕駛著那輛納什老爺車，從裡維爾一路開到米德爾敦。老爺車雖然賣相不佳，卻把我們順利帶到了目的地。棒球隊的發小沒說大話，在米德爾敦的日子裡，它一直出色地為我們效勞。
[1] 約琴夫·麥卡錫（Joseph McCarthy）：美國政治家，共和黨人，極端狂熱的反共產主義者。——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