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兒時還是少年時代，我都特別靦腆。在學校我從不主動發言，若被老師點名回答問題，我總是結結巴巴，面紅耳赤，很少能回答上來。小學三年級的一天下午，老師被惹怒了，罰每位同學抄寫50遍「我再也不在課堂上喧嘩」，然後才准回家。寫了大概30遍後筆尖突然斷了，我嚇得半死，根本不敢問老師是否可以削鉛筆。眼見其他同學交了作業紛紛離開，我仍然一聲不吭地坐在位子上。
我害怕自己會一直坐在那裡，腦子裡浮現出一幅畫面：母親用力握著雙手，在廚房裡煩躁不安地來回走動，猜想著我到底去了哪裡。最後我終於坐不住了，絕望中居然試著用牙齒咬鉛筆頭，但還是不行。我鼓起所有勇氣走到講台旁，舉起鉛筆，怯生生地問老師：「我可以用一下削筆刀嗎？」老師一把奪過鉛筆，仔細觀察過後對我厲聲喝道：「果然不出我所料，你居然咬斷鉛筆頭來氣我。」我呆呆地站在那兒，窘迫得無法替自己辯解。雖是幾十年前的往事，現在想起來仍不禁感到一絲戰慄。
相反，哥哥賈森則是家裡的明星人物。范戈爾德家族裡的舅舅和姨媽們對於第一個外甥的出世充滿了期待。他們清一色是年輕人，還沒準備好生兒育女，因此賈森很快成為大家的特殊玩具。他是個惹人喜愛的小孩子，漂亮而健壯，渾身洋溢著活力和歡樂，簡直是天生的討喜寶。關注他的人越多，他就越發開心和自信。我記得大家得意地逗他說：「賈森，唱個歌吧！賈森，跳個舞吧！賈森，讓利奧舅舅看看你的畫！我們要發財了，他簡直就是諾曼·洛克威爾！」一家人把小傢伙從頭到腳誇了個遍。
我討厭哥哥嗎？當然啦。無論是家庭聚會，還是在操場上玩樂，只要我們同時出現在一個地方，他總是魅力四射，映襯出我的暗淡無光。1939年我7歲，那年夏天，范戈爾德家族在馬薩諸塞州東部組織了一次週日湖濱野餐，所有的姨媽和舅舅都去了。我和賈森把一隻棒球拋來拋去，互傳高飛球和地滾球，玩得正開心。此時幾個舅舅過來說打算租一條小船去釣魚，邀請賈森一同前往。他們非但沒邀請我，還搶走了我的玩伴，令我鬱悶不已。於是我怯怯地問是否能跟著一起去。麥克舅舅帶著歉意對我說，船太小坐不下，而且我年紀太小，肯定不喜歡釣魚。我的眼裡霎時噙滿淚水，千方百計想攔住他們，但卻是白費力氣。納特舅舅見狀只得說：「還是帶著他吧，我們擠一擠。」於是我就跟著去釣魚了。
我們在船上待了兩個半小時。釣魚的確很無聊，但至少我和哥哥待在一起。上岸後赫比舅舅問：「嗨，埃利奧特，玩得開心嗎？」
「很開心。」我答道。
「看來你沒白哭。」艾迪舅舅在一旁說。
「哎！快別逗他啦。」利奧舅舅說。可惜這份敷衍的好意來得太晚了。我沮喪萬分，早知道就不跟著去釣魚了。
我討厭自己在家人心目中的形象，但是也無法否認。一個週六下午我去看電影，那個月正在播放根據一本漫畫書改編的系列電影。片中的主人公神奇小隊長平日裡叫做比利·巴特森，是個唯唯諾諾、書獃子氣十足的少年。不過一旦危險降臨，比利就高喊咒語「變！」隨著一陣輕煙飄過，比利變身為一位高大健壯的超級英雄。與超人克拉克·肯特不同，比利·巴特森並非天生的超人。他不能輕輕一跳就躍上高樓，也並不比火車頭更有力量。如果朝他開槍，子彈不會彈飛，只會要了他的命。但這恰恰吸引了我：比利只有變身才能成為超級英雄，而且他只能擁有短暫的超能力。
看完電影回家，我滿腦子都是比利·巴特森和神奇小隊長。我將舊浴巾當做披風往脖子上一系，然後登上屋前門廊的第三級台階，右臂筆直地伸向前方，左臂伸向後方，大喊一聲「變！」，隨即勇敢地跳下門廊，結果落地不穩扭傷了腳踝。見我一瘸一拐地進屋，媽媽數落道：「這次又幹了什麼壞事？」
幾天後去參加家庭聚會。見我跛著腳進屋，一位姨媽問：「埃利奧特怎麼啦？」一位舅舅回答說：「他當自己是超人，從台階上跳下來，以為自己能飛。」「埃利奧特……超人？」不知是誰發出的聲音，引得大家哈哈大笑。我想辯解說自己並不想當超人，只想做神奇小隊長，但沒人聽我說話。
社會比較理論
當沒有客觀的評價標準時，人們往往通過與他人的比較來衡量自己的觀點和能力。社會比較又分為上行的社會比較和下行的社會比較。前者是指將自己與某種能力或特點比自己出色的人進行比較，後者即將自己與比自己差的人相比較。
賈森本來就是任何弟妹都難以企及的榜樣，何況像我這樣的笨孩子，更加沒法跟他相提並論。上學時我比賈森低三個年級，當老師們得知我是賈森的弟弟，就立刻認定我和他一樣優秀。其實我在小學和初中表現很好，但缺乏老師期待的那種明星氣質。一年級時老師就發現我並沒有賈森那麼機敏、迷人、聰明和自信，按學校的行話說，我缺乏像他那樣的「領導才能」，我能夠讀出老師臉上的失望。當然這不是賈森的錯，我從未有意歸咎於他。不過有時我也嫉妒他的魅力，想著自己要是沒有哥哥就好了。但自小我就強烈意識到，自己的不足與別人無關。即便沒有哥哥，自己身上的不足依然存在。光彩照人的賈森彷彿是籠罩在我頭頂上的陰影，但我知道，就算移走了這片陰影，露頭的也不過是個資質平平、靦腆無趣的小子。
撇開偶爾的嫉妒心理不談，我愛賈森，並且敬重他。他也很愛我，處處關照我：給我示範籃球的運球動作，教我如何將橄欖球拋出一個完美的弧線；他還告訴我，過度手淫不會導致失明或者手掌上長毛（那時青春期男孩子普遍擔憂這檔子事）；他教我體會坐過山車的樂趣；教我打棒球時如何投球、接球和擊球。
年幼時我和賈森常常一起去一個棒球場玩，那裡到處是結塊的土壤、卵石和雜草，比擁有齊整草坪和光滑地面的芬威公園棒球場差遠了。在這樣的球場上，如果對方猛擊一個地滾球，你根本不曉得球會往哪裡彈。因此，我總是將身體偏向球的左邊或右邊，這樣不管球彈向哪裡都不會擊中我的臉。賈森卻反對我這麼做。他連續打地滾球給我，直到我克服恐懼，敢站到正對著球的位置上。兒時付出的心血在少年時獲得了豐厚的回報。笨頭笨腦的青蔥歲月裡，我唯一引以為傲的就是憑本事成為了一名棒球選手。
但最重要的是，我喜歡賈森為我指引方向，提出建議，幫我擊退小混混。「等著吧，看我哥怎麼收拾你，他會把你揍得屁滾尿流，大笨蛋！」每次有大孩子欺負我，我就這樣對著他們狂叫，然後賈森就會把他們揍得半死。我們是這塊窮人區唯一的猶太家庭，街坊鄰居大多是信奉天主教的工薪階層，他們特別仇視猶太人。事實上大多數鄰里孩子對我們頗不友善，彷彿我和賈森就是耶穌受難的罪魁禍首。賈森高大強壯，他們不敢欺負。可我弱不禁風，首當其衝成為他們攻擊的對象。我經常進退兩難，不知是戰還是逃，逞英雄就會被打得鼻青臉腫，想不掛綵就得當縮頭烏龜，每次都是賈森保護我。我對他既感激又怨恨：有保鏢的感覺很爽，可需要保鏢保護又很丟臉。
從希伯來語學校步行回家的確需要保鏢。學校坐落在小城另一頭的小型猶太人區內。自從賈森13歲那年畢業後，我就得獨自放學回家。秋冬季節步行回家時天色已晚，我只得選擇僻靜沒人的小路往家走，遠離人多的危險地段。儘管萬分小心，我還是常常遭到埋伏，被人欺侮，偶爾還被一幫高呼反猶太口號的小子毆打。
記得一次遇襲後，我垂頭喪氣地坐在馬路邊，擦著流血的鼻子和破裂的嘴唇，心想我跟他們根本不認識，他們為什麼如此痛恨我？他們是生來就憎恨猶太人，還是被父母和牧師洗過腦？我想知道，如果這些孩子多瞭解我一些，發現我是一位沒有任何惡意的鄰家男孩，他們會不會喜歡我一些？如果他們喜歡我，會不會減少對其他猶太人的恨意？我以為總被欺負的自己會變得更富有同情心，希望這段經歷能促使我在其他小孩子受欺負時能挺身而出。挺身而出？見鬼，我才不幹呢。我巴不得離其他受氣包越遠越好。所以我加入了小混混的行列，決定讓那些高大威猛、凶殘好鬥的孩子相信，其實我與他們的關係更親近。我並不想欺侮弱小的男生，這樣做只是為了避免自己受欺。
從希伯來語學校畢業後，母親提議我出去掙點錢貼補家用。她讓我從賈森以前做過的事幹起：到各個雜貨店轉轉，問他們是否需要冷飲售貨員。賈森曾在一家雜貨店干了三年。我就這樣亦步亦趨地跟隨著賈森的腳步——進同一所學校，遇見同樣的老師，嘗試同樣的工作。
「沒有一家雜貨店的窗戶上掛著『招聘員工』的牌子。」我反駁道。
「能幹的人總能找到飯碗。」母親很堅決，她要求我自己去店裡詢問是否有活可幹。這對我無疑是一種折磨，但我還是照辦了。我去了四家雜貨店，通通吃了閉門羹。母親得知後以嘲弄的腔調對我說：「是啊，我都猜得到你會怎麼問人家：『你們不需要冷飲售貨員或其他員工，是吧？』」她這樣說有些傷人，但並不離譜。
最後我總算在埃爾姆農場超市生產部找到了一份工作。我的工作是確保貨架上隨時都放滿商品，給蔬菜噴水以便保持好賣相，以及把土豆和洋蔥分裝到4斤半的袋子裡。我自認為幹得很出色，不料幾個月後就被解雇了。原因是我無所事事時不會佯裝忙碌，而且裝進袋子裡的東西常常超重約2兩。「這是在浪費公司的錢！」經理為此十分生氣。就這樣，14歲的我已嘗到失敗者的滋味。好年輕，但是好無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