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我出生在馬薩諸塞州切爾西。這是個貧民聚集的城市，隔著米斯蒂克河，與波士頓遙遙相望。切爾西城裡佈滿了垃圾場、二手衣店和儲油罐。我三歲時全家搬到鄰近的裡維爾，那裡也是一個貧民聚集地。由於坐落在薩福克·唐斯賽馬道和萬德蘭賽狗道之間，裡維爾市裡隨處可見小本錢的賭徒、賭馬人和形形色色的粗鄙之人。這裡的主要產業就是賭博。但裡維爾的優勢在於它是一座海濱城市，擁有一個不錯的浴場和一條木板道，還有一個貨真價實的木質過山車。我對年輕人的建議是，如果你不得不住在貧民區，務必選坐落在海濱的地方。
喜劇演員山姆·萊文森（Sam Levenson）回憶他在布魯克林度過的孩提時代時，對埃德·沙利文說：「那時我們其實很窮，但我們自己並沒有意識到。」這句感人肺腑的話語卻與我的經歷不符。我們貧窮過，而且完全知曉。對那段經歷，我有著栩栩如生的記憶：沒有供暖設備的嚴冬，為了驅除寒意，我們餓著肚子早早上床，用毛毯和大衣把自己裹得嚴嚴實實；沒錢修補鞋底的破洞，我只能把硬紙板塞進鞋裡；沒錢買新衣，總是穿哥哥嫌小的舊衣服。我記得有一次因為拖欠房租，我們被迫半夜搬家。我還記得因為經濟拮据和父親無力養家餬口這類問題，父母聲嘶力竭地爭吵。
我父親名叫哈里·阿倫森，1909年他8歲時全家從俄羅斯移居美國。13歲時他輟學了，在波士頓推著一輛手推車沿街叫賣襪子和內衣。後來他掙到了足夠多的錢，開了一家小服裝店，改在櫃檯後兜售襪子和內衣。我母親叫多蘿西，在10個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大，他們都出生在美國。母親的父母也是俄羅斯移民，其父本·范戈爾德是個裁縫，靠著經營一家名叫「范戈爾德店——最棒！」的男式晚禮服出租店，逐漸躋身中產階級。母親的幾個弟弟靠著努力工作擺脫了貧窮，分別成為醫生、牙醫、手足病醫生和小業主。
我父母在1927年結了婚。從兩方面來考慮，母親都覺得自己下嫁了：一來，父親連小學五年級都沒念完，母親卻一向以自己的高中畢業學歷為傲；二來，父親是新移民，而母親出生在美國。不過當時母親已經27歲了，那年頭這種年紀很難找到丈夫，況且哈里還是一位家底殷實的服裝店老闆，還開著一輛新款轎車。婚後不久，父親就買下了第二家店面。那段時間他們過著富足的生活。對於從手推車叫賣起家，到擁有自己店舖的奮鬥經歷，父親倍感自豪。他們的第一個孩子賈森出生於1929年，時值美國股市大崩盤後不久。我出生於1932年，6年後有了妹妹葆拉。
1935年經濟大蕭條最嚴重的時候，父親的商店倒閉了，銀行沒收了我們抵押的住所，我們變成了窮光蛋。直到美國參戰後很長一段時間，我們都在貧困中掙扎。伴隨著物質匱乏，我們也成了精神上的窮光蛋。父母對任何觀點或思潮都提不起興致，他們從不討論政治、音樂、藝術、歷史或時事。儘管母親自恃高中畢業，我卻從未見她讀過一本書。家裡僅有的書籍是《聖經·舊約》（Old Testament）和一些希伯來語祈禱文。母親的主要消遣是收聽日間肥皂劇廣播，特別是《海倫·特倫特的羅曼史》（Helen Trent）、《女孩桑迪》（Our Gal Sunday）和《凡人比爾，哈特維爾鎮的理髮師》（Just Plain Bill，Barber of Hartville）。父親的主要消遣則是賭博。不幸的是他賭癮很大，什麼都賭，賭馬、賭狗、賭棒球賽，甚至還賭三分鐘內將有多少輛轎車經過雪莉大街和北肖爾路的拐角。
母親一直不能原諒父親讓全家淪落到一貧如洗的境地，她將之歸咎於父親好賭以及缺乏經商才能。商店已經賠錢了，父親還不肯解僱員工，而且依然習慣性地賒賬給好賴賬的顧客。「一旦這些傢伙掙了錢，就會到別家商店購物，根本不用和你打照面！」母親斥責父親道，「況且自己家都三餐不繼，你哪有錢給員工發工資？」
自我服務的偏見
將失敗和不好的事情歸因於外部環境，將成功和好的事情歸因於自己，如個人的性格及特質。
父親則將家境貧窮歸咎於經濟大蕭條，他的藍領顧客們丟了飯碗，所以不得不賒賬。我10歲那年，父親曾試圖向我解釋他的觀點：「我還有別的選擇嗎？他們是我僅有的顧客。他們真的沒有錢！如果我不允許他們賒賬，我就會失去所有顧客。再說，我怎麼忍心解雇那些為我工作、依賴我過活的員工啊？」父親認為是這些原因導致他沒錢付租金，所以才丟了商店。我不能確定，父親到底是不是那場席捲全球的經濟大蕭條的受害者，如果他不嗜賭，又會做生意，沒準兒就不會變得一貧如洗。
家庭由富變窮的事實令母親感到無比羞恥和難堪。經濟大蕭條中，父親的大哥阿倫設法保住了自己的店，母親的父親本也千方百計將禮服店維持了下來，母親很納悶，為什麼唯獨自己的丈夫丟了商店呢？
我不敢想像母親接受救濟時的心情，然而這是全家唯一的活路。我能理解她為何總是憂憤不已：馬薩諸塞州的冬天十分寒冷，家裡卻沒錢取暖；要撫養三個幼小的孩子，而家裡所有人都餓著肚子；偶爾有親戚來訪帶來一袋蘋果或橘子，就會令全家人興奮不已。母親不得不放下自尊，每週一次穿過小城到救濟站排隊領麵包和麥片。三歲的我跟著母親一起去。我坐在嬰兒車裡被母親推著去救濟站，回來時就跟她一起走路，因為車裡裝滿了救濟食品。我不知道自己是真的記得這些事情，還是母親講述的故事建構出了這段記憶。
母親常用一個事例概括那些年她所承受的屈辱。父親的大哥阿倫伯伯和太太戈爾迪都在他們家的服裝店工作。那年是1937年，我即將上小學。母親推著手推車去東波士頓阿倫伯伯的店裡給我和賈森買校服。戈爾迪在櫃檯旁把衣服包好遞給母親。母親一邊接過衣服一邊跟她說：「戈爾迪，我們現在沒錢，但我保證幾個月後一定把錢付上。」戈爾迪立刻從母親手上搶回那包衣服，說道：「你把上次那包衣服的錢付清了再來拿這些衣服吧。」母親見狀目瞪口呆。
這件事她翻來覆去地嘮叨了很多遍，還給我們表演戈爾迪是如何從她手裡搶回衣服，塞進櫃檯，雙手抱在胸前，一動不動地站在那裡。阿倫伯伯，一位懦弱的小個子男人，一聲不吭地目睹了整個過程。他不敢跟太太唱反調，只能躲避母親的目光。母親總以這幾句話作為故事的結尾：「那包衣服裡沒有任何一件是我自己要買的衣服，也沒有什麼值錢貨，不過是幾件孩子的衣物：一件襯衫、一條褲子和幾雙襪子。」隨即她開始借題發揮起來，一再強調伯伯依然在做生意，可我父親卻破產了的事實。她反覆念叨自己推著手推車跑了老遠卻一無所獲，都是拜父親所賜才遭受如此奇恥大辱。母親顯然並未意識到，平素自己對父親的慷慨大方橫加指責，這會兒倒期望戈爾迪允許她賒賬。
父親經常一連數月都找不到工作。即便有活可幹，也都是一些臨時性的體力活，比如為公共事業振興署修建高速公路。一天深夜，我從床上爬起來上洗手間。我迷迷糊糊地穿過廚房，見到父親獨自坐在餐桌邊，雙手抱著頭，滿臉淚水。我能想像父親有多麼深的挫敗感，多年來一直擁有自己的店舖，如今卻淪落到干體力活維生的境地。
然而跟無活可干相比，這點挫敗不值一提，所以父親一直盡己所能養家餬口。有一段時間他從事保險代理工作，挨家挨戶向窮人推銷小額人身保險。不過後來保誠保險公司（Prudential）發現他挪用了200美元公款，立刻就解雇了他。那筆錢被父親用來賭馬，很快就輸光了。父親解釋說他只是借了那筆錢，下次比賽他的馬篤定會贏，他很快就能還上錢。最終還是岳父本·范戈爾德替他還了那筆錢，父親才免受牢獄之苦。為了還債，父親不得不去岳父店裡幫忙送晚禮服。他痛恨這份工作，因為他討厭替本工作。本總是不斷提醒父親，如果不是他幫忙，父親早就坐牢了。但其他工作的確難找，尤其是像父親這樣的人，以前是商人，沒什麼專業技能，又差點因挪用公款而坐牢。
父親的苦惱一半來自於錢的問題，另一半來自於母親就錢的問題對他永無休止的嘮叨。母親的嘮叨讓父親一刻也無法忘記，因為自己無能失去了商店和房子，母親徹底喪失了安全感和自尊心。母親經常提醒父親，自己當初應該嫁給馬克斯·平卡斯，這個人經營著一家生意很好的五金店，「日子過得很舒適」。餐桌就是父母的戰場，他們常常在那裡吵得臉紅脖子粗。彷彿早就編排好的一樣，每晚都重複著同樣的模式。先是母親糾纏不休，父親隨即勃然大怒，用力將手裡的刀叉扔向盤子，然後氣沖沖地離開家，拉上幾個朋友到埃爾克俱樂部的棋牌室或者麥克理髮店打發時間。理髮店裡生意不多，三張理發椅其實是個幌子，遮掩著裡屋的賭博行為。
很久以後我突然明白過來，也許父親是將家庭戰爭作為到麥克理髮店賭博的借口。等我們兄妹幾個睡著之後，父親才會回家。要是父親上白班，我和賈森起床上學時，他早就出門去工作了。因此我們通常要到第二天晚餐時才能再見到他，這時前一天的嘮叨和爭吵又重新來過。眼見母親又要嘮叨，賈森向我做出一個「我們還是快走吧」的無奈表情。我們就躲起來，直到聽見刀叉嘩啦作響，門被砰地一聲關上後才默默走出來，繼續吃晚餐，喉嚨卻哽住了。
這種事情多長時間重複一次？是一週三次？還是一個月三次？我不太相信自己的記性。按常理來說有些誇張，但那極富戲劇性的場面令人感傷不已，清晰地印在我的腦海中，如同每天都在發生一般。後來我明白了，一旦循環開始，就很難打破。如果母親迫切渴望向父親發洩自己的痛苦和挫敗感，我確信她覺得晚餐時間是最好的時機。
父親總是坐在桌邊，餐巾一角塞進襯衫領口，另一角垂在胸前，叉子剛舉到嘴邊。我想父親對自己的破落和跌出中產階級圈子的事實感到非常痛苦，他當然不想反覆聽到母親的嘮叨，更不想聽到馬克斯·平卡斯之類的廢話，尤其是在晚餐時間。因此他經常聲嘶力竭地喊道：「真希望辛勞了他媽的一天後，能他媽的安生一會兒！」
「你覺得自己這一天過得很辛苦？」母親大聲反問道，「在所有鄰居的注視下步行四千多米去救濟站領食物，你有沒有想過我的感受？」父親一聽這話就憤怒地奪門而出，一直挨到母親熟睡後方才回家。這樣母親要等到第二天晚餐時才有機會逮著他，然後又開始新一輪的循環。
作為孩子，我自然無法理解他們的無窮鬥志從何而來。如今回想起來，我斷定，無論結婚早期他們彼此如何恩愛，從第一次開戰的那一刻起，濃情就被沖淡了。但我仍然認為他們彼此在心底有一絲心意相通，只是缺乏有效的溝通，如果他們能坐下來好好談一談，也許就能相互扶持，而不是滿腦子的責備、自憐和苦惱。
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後，父親總算被一家工廠錄用為半熟練工人。薪水不高，但工作穩定。他還兼職為一個大賭場跑腿，向工人們討債。家庭經濟危機總算減輕了，父母的爭吵卻未見減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