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本身並不能決定我們快樂或不快樂，只有我們對周圍環境的反應才決定了我們會有怎樣的感受。在必要的時候，我們都應該忍受得住災難和悲劇，甚至要戰勝它們。
亞里士多德破解憂慮的方法
前面提及了威利·卡瑞斯消除憂慮的萬靈公式，是否能解決你所有的憂慮呢？不能，它當然不是萬能的。
既然這樣，我們應該怎麼辦呢？答案是——我們一定要學會下面三個分析問題的基本步驟，並用它們來解決各種不同的困難。三個步驟如下：
第一步：看清事實。
第二步：分析事實。
第三步：作出決定，然後依照決定行事。
這是亞里士多德教給人們的方法，他也使用過這些步驟。我們如果想解決那些壓迫我們、使我們生活得整天像在地獄中的問題，我們就必須把這些方法應用到實際生活中。
我們來看第一步：看清事實。看清事實為何如此重要呢？因為除非我們看清楚事實，否則就不能很聰明地解決問題。沒有這些事實，我們只能在混亂中胡亂摸索。
這並不是我自己研究出來的，而是哥倫比亞大學哥倫比亞學院已故院長赫伯特·霍基斯所說的。他幫助過20萬中學生解決他們憂慮的問題。他告訴我說：「混亂正是導致憂慮的主要原因。」他認為人們的憂慮有一大半是因為他們沒有足夠的知識作決定而產生的。他說：「如果我有一個問題必須在下星期二以前解決，那麼在下星期二之前，我絕對不會試著作什麼決定。我將在這段時間裡集中全力去搜集有關這個問題的所有事實。我不會發愁，不會為這個問題而難過，更不會失眠，會全心全意地把所有的事實搜集來。等快到星期二的時候，我如果已經看清了所有的事實，一般來說，問題也已經得到解決了。」
我問霍基斯院長，這是否就證明他已經完全把憂慮拋開了？他說：「是的，我想我可以老實說，我現在的生活完全沒有任何憂慮。我發現。」他繼續說道：「如果一個人能夠把他所有憂慮的時間都用在以一種很超然、很客觀的態度去尋找事實的話，那麼，在知識的陽光下，憂慮就會全部消失掉。」
可是，多數的人是怎樣做的呢？如果我們要考慮事實——愛迪生曾很鄭重地說：「一個人為了避免花時間去思想，往往會採用各種手段。」也就是說，我們通常會像獵狗那樣，去找尋那些我們已經想到的，而把其他的一切忽略掉——我們只需要那些適合我們的事實，那些只適合我們原有偏見的事實、只適合我們的如意算盤。
正如安德烈·馬羅斯說的那樣：「一切和我們的個人慾望相適合的，看來都是真理，而其他只會使我們感到憤怒。」
怪不得我們會覺得，要得到我們問題的答案是如此困難。這好比我們一直假定2加2等於5，這不是連一個二年級的算術題都不會做了嗎？但事實上，世上確實有很多人堅持認為2加2等於5，或者是等於500，以至於把自己的日子和別人的日子都搞得很不舒服。
面對這樣的情況，我們該怎麼辦呢？我們應該將感情因素從思想中摒除，如霍基斯院長所說的，我們必須用「超然、客觀」的態度看清楚事情的本質。
在憂慮的時候要這樣做，不是一件簡單的事。當我們憂慮的時候，往往會情緒激動。不過，我還是找到了兩個辦法，對我們看清所有的事實很有幫助：
第一，在搜集所有事實資料的時候，我假裝不是在為自己搜集這些資料，而是在為別人做這事，這樣使我可以保持冷靜而超然的態度，對我們控制自己的情緒也很有幫助。
第二，在清查造成自己憂慮的事實時，我有時候還要將自己假設成對方的律師——換句話說，我也要搜集一些對自己不利的事實，搜集那些有損我的希望，和一些我並不願意面對的事實。
做完這兩步後，我會把這一邊的和另外一邊的所有事實都寫下來。這時，我通常會發現，真理就在這兩個極端之中。
這就是我要說明的一個要點：如果不事先看清楚事實的話，你、我、愛因斯坦，甚至連美國最高法院，也不能對任何問題都作出聰明的決定。愛迪生就很清楚這一點，在他死後遺留下來的2500本筆記中，所寫的都是他面臨的各種問題的事實。
所以，排解憂慮的第一個辦法就是看清事實。讓我們倣傚霍基斯院長的方法吧：在沒有以客觀態度搜集所有的事實之前，不要想著怎樣才能把問題解決掉。
如果你不對事實進行分析和解釋，即使把全世界所有的事實都搜集起來，也不會對我們有一點幫助。
以我個人的經驗來講，如果先把所有的事實都寫下來，然後再作分析，事情就會容易得多。事實上，只要在紙上記下各種事實，把我們的問題明明白白地寫出來，就能促使我們作出一個合理的決定。
中國有句俗語叫「百聞不如一見」。讓我用實例來告訴你這種方法的成績，我要告訴你，一個人怎樣把我們上面所說的真正運用到實際生活中。
拿格蘭·李克菲的事情來說。好幾年以前我認識他，他在遠東地區是一個非常成功的美國商人。1942年，日軍侵佔上海，李克菲先生正在中國。他在我家做客時，講述了下面的故事：
「日軍轟炸珍珠港之後不久，又攻佔了上海，當時我是上海亞洲人壽保險公司的經理。他們派來了一個所謂的『軍方清算員』（實際上是一位海軍上將），命令我協助他清算我們的財產。面對這種事，我沒有任何辦法，要不就跟他們合作，要不就完了——而所謂完了，就是死在他們的刀下。
「我只有遵照他們的命令行事，因為我無路可走。不過，我將一筆大約75萬美元的保險費沒有填寫在清單上。我之所以不填進去，是因為這筆錢屬於我們香港的公司，跟上海公司的資產沒有任何關係。但我還是擔心萬一日本人發現了這件事，可能會對我非常不利。果然，很快就被他們發現了。
「他們發現這件事的時候，我恰巧不在辦公室，我的會計部主任則正好在場。他告訴我，那位日本海軍上將當時大發脾氣，還拍桌子直罵人，說我簡直是叛徒、強盜，還說我侮辱了日本皇軍。我知道他說這些話是什麼意思，我想我可能會被他們抓去關進憲兵隊。憲兵隊也就是日本秘密警察的行刑室。我就有幾個朋友，他們情願自殺，也不願被送到那個地方去。我還有一些朋友在那裡被審問了10天，受盡了各種酷刑之後，死在了那裡。我現在也可能要被關進憲兵隊。我該怎麼辦呢？得到這個消息的時候是在一個星期天的下午，我想我當時應該嚇得要命。如果我找不到解決問題的方法，我一定會被嚇死的。多年來，每當我擔心的時候，總會坐在我的打字機前，打出下面兩個問題，然後再讓自己想出問題的答案：第一，我擔心什麼？第二，我能怎麼辦？
「剛開始時我不會把問題寫下來，只是在心裡回答這兩個問題。不過幾年前我就不再那樣做了。我發現，同時把問題和答案都寫下來，能夠使我的思路變得更清晰。所以，就在那個星期天的下午，我直接回到我在上海基督教青年會的房間，取出打字機，打下了下面的那些內容：
「第一，我擔心什麼？
「我擔心明天早上會被關進日本憲兵隊裡。
「第二，我能怎麼辦？
「對於這個問題，我花了幾個小時的時間去思考，寫下了我可能採取的4種行動，以及每一種行動將會為我帶來什麼結果。
「1．我可以試著向那位日本海軍上將解釋這件事。可是他不會說英文，若是我找翻譯對他解釋，很可能會讓他生氣發火，那我可能只有死路一條了。因為他是個很凶殘的人，我寧願被關進憲兵隊裡，也不願和他作無用的交談。
「2．這是最直接的一種——我可以逃走。但這是不可能的，因為他們一直都在監視我。我在基督教青年會進進出出都要登記，如果我想逃走，被他們抓住後很可能直接被槍斃。
「3．我也可以留在房間裡，不再上班。但如果我這樣做的話，那位日本海軍上將就會起疑心，他也許會派人來抓我，根本不給我任何說話的機會，直接把我關進憲兵隊。
「4．星期一早上，我跟平常一樣去公司上班。如果我這樣做，那位日本海軍上將很可能正在忙著，而忘掉了我的事情。而且他即使想到了，也可能已經冷靜下來，不再來找我麻煩。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就沒有麻煩了。甚至即使他還來找我，我仍然有向他解釋的機會，所以我應該和平常一樣，在星期一早上去辦公室，當作什麼事情都沒發生。
「等我把整件事情想通了之後，我決定採取第四個計劃——和平常一樣，在星期一早上去上班。之後，我鬆了很大一口氣。
「第二天早上，當我走進辦公室的時候，那位日本海軍上將坐在那裡，嘴裡叼著香煙，像平常一樣看了我一眼，但什麼話也沒說。6個星期之後，天啊，謝天謝地，他總算是被調回東京去了，至此，我的憂慮也全都消失了！
「正如前面所說的，我之所以能撿回這條命，大概就因為我在那個星期天下午寫出了各種不同的情況，以及每一個步驟可能產生的後果，然後很鎮定地作出決定。如果我不採取那樣的做法，我可能會思想混亂，或者是猶豫不決，以至於在緊要關頭出錯。如果我沒有分析我的問題並作出決定，那我整個星期天下午就會心急如焚，當天晚上也會失眠，星期一早上上班的時候，也很可能滿面愁容和驚慌——僅此一點，就會使那位日本海軍上將起疑心，使他採取另外一些行動。」
經驗證明，逐漸作出決定，的確有極大的幫助。我們都是因為不能實現既定的目的，而且不能控制自己，總是局限在一個令人難以忍受的小圈子裡，才會窘迫導致精神崩潰。我發現一旦很清楚、很確定地作出某種決定之後，50％的憂慮都會消失，而另外的40％通常也會在我按照決定去做之後消失得無影無蹤。
採取以下4個步驟，通常就能消除掉我們90％的憂慮：
第一，很清楚地寫下我們所擔心的是什麼。
第二，寫下我們可以怎麼辦。
第三，決定該怎麼辦。
第四，馬上就照決定去做。
現在，格蘭·李克菲已經成為亞洲最重要的美國商人之一，他很誠懇地告訴我：他的成功應歸功於這種分析憂慮，並敢於正視憂慮的方法。
懷特·菲利浦是俄克拉荷馬州最成功的石油商人，我問過他是如何把決心付諸行動的，他回答說：「我發現，如果在超過某種限度之後，還一直不停地思考問題的話，一定會產生憂慮，造成混亂的情況。當調查和思考過度對我們有害的時候，也就是我們應該下定決心、付諸行動、不再回頭的時候了。」
做有意義的事，讓自己忙著
巴斯特是法國偉大的科學家，他曾經談過「在圖書館和實驗室所找到的平靜」的問題。為什麼會在那兒找到平靜呢？因為在圖書館和實驗室工作的人，通常都埋頭於工作，沒時間為自己擔憂。做研究工作的人也很少精神崩潰，因為他們根本沒有時間像其他人那樣「奢侈」。
「讓自己忙著」是一件非常簡單的事，為什麼這麼簡單的一件事情能夠把憂慮從你的思想中趕出去呢？因為有這麼一個定理：一個人不論多麼聰明，都不可能在同一時間想幾件事情，這是心理學所發現的基本定理之一。讓我們來做一個實驗：假定你現在靠坐在椅子上，閉上雙眼，試著在同一個時間去想自由女神，以及你明天該做什麼事情。
這時，你就會發覺自己只能輪流想其中的一件事，而不可能同時想兩件事情，對不對？就你的情感來說，也是如此。例如，我們不可能充滿熱情地想去做一些令人興奮的事情，同時又因為憂慮而拖延下來。一種感覺會把另一種感覺趕出去。就是這麼簡單的發現，使得軍方一些心理治療專家能夠在戰時創造出一個醫學奇跡。
一些人因為經受不了戰場上的打擊而退下來，患上了一種「心理上的精神衰弱症」。軍隊醫生對此大都採取了「讓他們忙著」的治療方法。除了睡覺的時間之外，這些在精神上受到打擊的人每時每刻都在活動，例如釣魚、打獵、打籃球、打高爾夫球、拍照片、種花，或跳舞等，根本不給他們回想自己那些可怕經歷的時間。
「職業性治療」是近代心理醫生發明的新名詞，也就是拿工作當作治療疾病的藥。這並不是什麼新方法，因為在耶穌誕生的500年以前，古希臘的醫生們就已經使用這種方法為人治病。
幾年前的一個晚上，我永遠也忘不了，我班上的一位學員馬利安·道格拉斯告訴我們，他家裡遭受到的不幸，而且不止一次。第一次，他失去了5歲的女兒，是他非常疼愛的孩子。他和他的妻子都以為自己無法承受這個打擊，可是，用他的話來說，「10個月之後，上帝又賜給我們一個小女兒，但她只活了5天就又離我們而去。」
這種接二連三的打擊，幾乎使人無法承受。這位父親告訴我們說：「我承受不了，我睡不著吃不下，也無法休息或放鬆。這些不幸的事情給了我精神上致命的打擊，使我信心全沒了。」最後，他去看了醫生。有一位醫生建議他吃安眠藥，而另外一位醫生則建議他出去旅行。他兩種方法都試了，可是對他都沒有用。他說：「我的身體猶如夾在一把大鐵夾子裡，而這把鐵夾子愈夾愈緊，愈夾愈緊。」那種悲哀給他帶去的壓力真的是太大了。
不過，謝天謝地，我們還有一個孩子——一個4歲大的小男孩，他教我們找到了解決問題的方法。一天下午，我悲傷地呆坐在那裡，他問我：「爸爸，你肯不肯給我造一條船？」當時，我沒有一點心情去為他造船。其實，我根本沒有心情做任何事情。可是我的兒子是個很會纏人的小傢伙，我不得不按照他說的去做。為了給他造那條玩具船，我大概花了3個小時，等到船造好之後，我發現這造船的3小時，竟然成了這段時間裡我最放鬆的時間。
正是這個小小的發現，使我從恍惚中驚醒過來，也使我想了許多——這是我幾個月來第一次認真思考。我發現，如果你忙著做一些需要計劃和思考的事情的話，就不會有時間憂慮了。對我來說，造那條船時我的憂慮全都消失不見了，所以我決定讓自己不停地忙著。第二天晚上，我看了看每一個房間，把所有需要做的事情都寫在了一張紙上面。有許多小東西，例如書架、樓梯、窗簾、門鈕、門鎖、漏水的龍頭等需要修理。讓人意想不到的是，我在兩個星期內竟然完成了242件一直以來需要做卻沒有做的事。
另外，我還給我的生活增加了富有啟發性的活動：每個星期抽出兩個晚上到紐約市參加成人教育班，並參加了小鎮上的一些活動。現在我是校董事會主席，參加過很多會議，並協助紅十字會和其他組織機構募捐。現在我忙得已經沒有時間去憂慮了。
「沒有時間去憂慮」，丘吉爾也說過這句話，當時戰事緊張，他每天要工作18個小時。當別人問他是不是對如此沉重的責任感到憂慮時，他說：「太忙了，我根本沒有時間憂慮。」
查爾斯·柯特林在研究汽車自動點火器的時候，也碰到過與之相似的情形。柯特林先生一直擔任通用汽車公司的副總裁，主管世界知名的通用汽車研究公司，不久前才退休。當年他窮得只能租堆稻草的穀倉做實驗室，全家的生活開銷也只靠他太太教鋼琴所賺來的1500美元。後來，他又不得不用他的人壽保險做抵押借來500美元。我問他太太，她在那段時期是不是很憂慮？她回答說：「當然，我擔心得睡不著，可是我的丈夫一點都不擔心。他整天沉浸在工作裡，根本沒有時間去憂慮。」
對人們來說，當工作使他們忙得團團轉時，「沉浸在工作中」就不會有時間憂慮。可是一旦下班以後，也就是我們能夠自由自在地享受我們的輕鬆和快樂的時候，憂慮之魔就會向我們襲擊。這時我們常常會想各種問題，例如我們的生活有什麼成就，我們有沒有幹好工作，老闆今天說的那句話是不是「有什麼特別的意思」，或者我們已經開始掉頭髮了……
當我們閒下來的時候，大腦常常會變成一片真空。物理專業的學生都知道「自然界中沒有真空狀態」。例如打破一個白熾燈泡，空氣立即就會進去，從理論上來說，充滿了真空的那一塊空間。
當你的大腦閒下來時，也會有東西補充進去，是什麼東西呢？通常是你的感覺。為什麼呢？因為憂慮、恐懼、憎恨、嫉妒和羨慕等情緒，都是受我們的思想控制的，而這些情緒都非常強烈，往往會把我們思想中所有平靜、快樂的思想和情緒統統趕出去。
哥倫比亞師範學院教育系的教授——詹姆斯·馬歇爾，在這方面說得很清楚：「憂慮對你傷害最大的時候，不是在你正忙著工作的時候，而是在你幹完了一天的工作之後。那時，你的想像力會混亂，腦海中就會出現很多荒誕不經的事情，誇大每一個小錯誤。在這個時候，你的思想就像一輛沒有載重的車子，橫衝直撞，摧毀一切，甚至把你自己也撞成碎片。消除憂慮的最好辦法，就是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情，讓自己一直忙著。」
並非只有那些教授才懂得這個道理，才能把它們付諸實踐。我在戰時碰到一位住在芝加哥的家庭主婦，她將其經歷告訴我，說她如何發現「消除憂慮的最好辦法，就是讓自己忙著，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情」。當時我正在由紐約到密蘇里州農莊的路上，在火車的餐車上碰到這位太太和她的先生。這對夫婦對我說，他們的兒子在「珍珠港事件」的第二天加入陸軍部隊。母親當時很擔憂她的獨生子，因此健康也受到了很大的損害。她常常想他在什麼地方，他是不是安全，他是不是正在打仗，他會不會受傷，是不是還活著。
我問她後來是怎樣把這種憂慮克服掉的。她回答說：「我讓自己忙著。」她告訴我，她開始把女傭辭退，希望做家務能讓自己忙著，可是這並不見效。她說：「問題是，我做家務總是機械化的，完全不用思想，所以當我鋪床和洗碟子的時候，還處在憂慮中。我發現我需要一些新的工作，才能使我在每一天的每一個小時，使身心兩方面都忙碌起來，所以，我就到一家大型百貨公司當售貨員。」
她說：「這次好了，我立刻感覺自己好像掉進了一個運動的大漩渦裡——我的四周全是顧客，他們問我價錢、尺碼、顏色等問題，我沒有一秒鐘想到除了手邊工作以外的問題。到了晚上，我也只能想如何讓雙腿休息一下。我吃完晚飯之後，躺在床上，很快就睡著了。我既沒有體力，也沒有時間再去憂慮了。」
她的這種做法，正如約翰·科伯爾·波斯在《忘記不快的藝術》一書中所說的：「一種舒適的安全感，一種內在的寧靜，一種因快樂而反應遲鈍的感覺，都能使人在專心工作時精神平靜。」
我們如果極度地擔心某些事情的話，就讓我們記住，可以把工作當作一種很好的古老治療法。在哈佛大學醫學院當教授的已故博士李察·柯波特先生，在《生活的條件》中說過：「作為一名醫生，我很高興地看到，我的工作能夠使很多病人痊癒。他們所患的病，是由於過分、遲疑、躊躇和恐懼等所造成的。工作帶給我們的勇氣，就像愛默生永垂不朽的自信一樣。」
如果我們不能一直忙著，而讓自己閒坐在那裡發愁的話，我們就會產生許許多多被達爾文稱為「胡思亂想」的東西，而這些「胡思亂想」猶如傳說中的魔鬼，把我們的思想掏空，摧毀我們的行動和意志。
蕭伯納把這些用一句話總結出來：「人們之所以憂慮，就是有空閒時間來想想自己到底快樂不快樂。」他說得很對，要想消除憂慮，就不必去想它，要在手掌心裡吐唾沫，讓自己忙起來，這樣你的血液就會開始加速循環，你的思想就會變得敏銳。讓自己一直忙著，這是世界上最便宜、最有效的治療憂慮的藥。
內心強大，不為小事而煩惱
一般來說，我們都能很勇敢地面對生活中的重大危機，可往往會被一些小事搞得焦頭爛額。
這一點也正是拜德上將在又冷又黑的南極洲的夜晚所發現的——他的一些屬下經常為一些小事而大發怒火，但對於大事卻不在乎。例如他們能夠毫無怨言地面對危險而艱苦地工作，在零下80℃的寒冷中拚命。拜德上將說：「可是，我卻知道他們之間有好幾個同在一個辦公室的人彼此不講話，因為他們懷疑對方亂放東西，把自己的地方佔去了。我還知道隊裡有一個人非常講究，他堅持空腹進食、細嚼健康法，每口食物一定要嚼過28次才嚥下去；而另外有一個人，一定要在大廳裡找一個看不見他的位子坐著，才能安穩地把飯吃下去。」
拜德上將說：「在南極的營地裡，任何事情都可能把最訓練有素的人逼瘋。」其實，拜德上將還可以加上一句話：如果這些「小事」發生在夫妻生活裡，也會把人逼瘋，甚至還會造成「世界上半數的傷心之事」。至少，這些話是出自權威人士之口。芝加哥的約瑟夫·沙馬士法官在仲裁過4萬多件不愉快的婚姻案件之後說：「婚姻生活之所以不美滿，根本原因通常都是一些細小事情。」紐約郡地方檢察官法蘭克·荷根也說：「在我們的刑事案件裡，有一半以上都是由於一些很小的事情引起的：在酒吧裡逞英雄，為一些小事情而爭吵，講話侮辱人，措辭不當，行為粗魯等。就是這些小事情，引出了本不該發生的人身傷害和謀殺。很少有人真正天性殘忍，即使那些犯了大錯的人，也都是因為自尊心受到了小小的傷害，或受到一些小小的屈辱，或虛榮心得不到滿足，結果造成了世界上半數令人傷心之事。」
下面這個很富有戲劇性的小故事也許會讓你終生難忘。講述這個故事的人叫羅勃·摩爾。
1945年3月，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課，是在中南半島附近276英尺深的海底學到的。當時，我和另外87人一起在貝雅S.S.318號潛水艇上。我們從雷達上發現正有一小支日本艦隊朝我們這邊駛來。天快要亮的時候，我們發動攻擊。我從潛望鏡裡發現了一艘日本驅逐護航艦、一艘油輪和一艘佈雷艦。我們向那艘驅逐護航艦發射了3枚魚雷，但沒有一個擊中目標。那艘驅逐護航艦並不知道它正遭受攻擊，仍舊繼續向前駛去。我們打算攻擊最後面那艘佈雷艦。突然，它轉過頭，逕直地向我們衝來。原來有一架日本飛機從上空看見我們在深水下，把我們的位置用無線電通知了那艘日本佈雷艦。我們立即潛到150英尺深的地方，避免被它測控到，同時做好準備應付深水炸彈：我們在所有的艙蓋上都多加了幾層鐵栓，為了使我們的潛艇在沉降時能夠絕對地保持穩定，我們把所有的電扇和整個冷卻系統、所有發電設備全都關掉了。3分鐘之後，可怕的事情發生了，有6枚深水炸彈在我們四周爆炸，頓時天崩地裂，把我們直壓到海底深達276英尺的地方。我們全都嚇呆了，在不到1000英尺深的海水裡受到攻擊，是非常危險的，如果500英尺的話，幾乎全都難逃厄運。而我們當時卻在500英尺一半深的水下受到了攻擊，如果從安全角度來說，水深等於只到了人的膝蓋部分。那艘日本佈雷艦不停地往下投深水炸彈，一連攻擊了15個小時才停止。如果深水炸彈距潛水艇不到17英尺的話，炸彈爆炸的威力可以在潛艇上炸出一個大洞來。有10～20顆深水炸彈就在離我們50英尺左右的地方爆炸，我們奉命「固守」，也就是保持鎮定、靜靜地躺在艙中。我當時嚇得幾乎無法呼吸，心想：「這下死定了。」我一直不停地對自己說著：「……這下死定了……這下死定了。」電扇和冷卻系統全都關閉之後，潛水艇內的溫度幾乎高達華氏100多度，可是我卻嚇得全身打冷戰，身上雖然穿了一件毛衣，還有一件帶皮領的夾克，可還是冷得發抖。我的牙齒不停地打戰，全身不斷地冒出冷汗。
日本佈雷艦持續攻擊了15個小時後停止。顯然，日本佈雷艦用光了其所有的深水炸彈才離開。對於我們來說，遭受這15個小時的攻擊，感覺上就像是1500萬年。過去所有的生活都一一呈現在我眼前，使我記起了以前做過的所有壞事，以及我曾經擔心過的所有細小事情。我加入海軍之前，曾經因為沒有辦法買自己的房子、沒有錢買新車、沒有錢給我太太買好的衣服而憂慮過。那時我是一名銀行職員，曾經為工作時間太長、薪水太少，而且沒有多少陞遷機會發愁。我非常討厭以前的老闆，因為他老是給我找麻煩。我還記得，每天晚上回到家裡的時候，我總是又累又困，常常因為芝麻大的事跟我的太太吵架。我甚至還為我額頭上因為一次車禍而留下的傷痕而發愁過很長一段時間。
在多年以前，那些令人發愁的事看起來好像全都是大事，可是在深水炸彈就要奪走我生命的那一刻，這些事情就顯得非常微不足道，甚至是荒謬。就在那時候，我答應自己，如果我還有機會再見到太陽和星星的話，我永遠也不會再憂慮了。永遠！永遠！永遠也不會！在潛艇裡的那可怕的15個小時裡，我所學到的生活道理，比我上4年大學學到的東西還要多得多。
「法律不管那些小事情。」大家都知道這一條名言！人們也不該為這些小事而憂慮，如果他們希望在生活中平和而快樂的話。
一般來說，想要把那些由小事而引起的困擾克服掉的話，只需把看法和重點轉移一下就可以了，也就是說讓你有一個新的、能使你開心的看法。我的朋友荷馬·克羅伊，是一個作家，寫過幾本書。他為我們舉了一個如何才能夠做到這一點的好例子。以前他在進行寫作的時候，總是被紐約公寓熱水器的響聲吵得發瘋。因為蒸汽會砰然作響，然後又是一陣嘈雜聲。聽到這些聲音後，他就會氣得在書桌前罵出聲來。
荷馬·克羅伊說：「後來，有一次我和幾個朋友一起出去露營時，我聽到了木柴燒得很響的聲音，我突然想到這些聲音多麼像熱水器的響聲，但我為什麼會喜歡這個聲音，而對那個聲音那麼討厭呢？回到家以後，我對自己說，火堆中木頭的爆裂聲很好聽，熱水器的聲音也差不多，我應該埋頭就睡，不必理會這些噪音。結果，我真的做到了，頭幾天我可能還會注意熱水器的聲音，可是，沒過多大會兒，我就會把這些事情忘掉。很多其他的小憂慮也是一樣，因為我們不喜歡，結果弄得整個人都很頹喪，而這正是因為我們誇大了那些小事的重要性……」
下面這個故事是哈瑞·愛默生·傅斯狄克博士講的，非常有意思。這是關於森林裡的一個巨人在戰爭中如何得勝、又如何失敗的：
在科羅拉多州長山的山坡上，躺著一棵大樹的殘軀。自然學家告訴我們，它有400多年的歷史。它最初發芽的時候，哥倫布才剛剛來到美洲；第一批移民來到美國的時候，它才長了一半大。在它漫長的生命歷程裡，曾經被閃電擊中過14次。400年來，無數的狂風暴雨侵襲過它，它都挺了過來。但是在最後，來了一小隊甲蟲，使它躺倒在地上。那些甲蟲從根部往樹裡面咬，漸漸傷了樹的元氣，而它們就只靠細小而持續不斷的攻擊。這樣一個森林巨人，歲月不曾使它枯萎，狂風暴雨不能傷著它，連閃電都不曾將它擊倒，卻因為一小隊大拇指和食指就可以捏死的小甲蟲而倒了下來。
很多時候，我們也與森林中的那棵歷盡滄桑的大樹一樣。我們也經歷過生命中無數次狂風暴雨和閃電的襲擊，但都挺過來了。可是我們卻會被心中憂慮的小甲蟲咬噬——那些用大拇指和食指就可以捏死的小甲蟲，也會對我們造成損害。
所以，在憂慮毀了你之前，先改掉憂慮的習慣，這就需要我們記住：不要讓自己因為一些應該拋棄和忘記的小事而憂慮，要記住，生命如此短暫，不要再為小事而煩惱。
在憂慮摧毀你以前，改掉憂慮的習慣
從很小的時候開始，我就生活在密蘇里州的一個農場上。有一天，我幫母親摘櫻桃，突然哭了起來。母親問我：「你為什麼哭啊？」我哽咽著回答說：「我擔心自己會被活埋掉。」
那個時候，心裡總是充滿了各種各樣的憂慮：日子困難的時候，我擔心東西不夠吃；暴風雨來的時候，我擔心被雷電擊死；另外，我還怕死了之後會下地獄；我怕一個名叫詹姆·懷特的大男孩會割下我的兩隻大耳朵，就像他威脅我的那樣。我還憂慮，是因為怕女孩子在我向她們脫帽鞠躬的時候取笑我；我憂慮，是因為擔心將來沒一個女孩子願意嫁給我；我還為我們結婚之後，我對太太第一句話該說什麼而操心；在我的想像中，我們會在一間鄉下教堂結婚，會坐一輛上面垂著流蘇的馬車回農莊……可是在回農莊的路上，我該說些什麼才能一直不停地跟她談話呢？這該怎麼辦？怎麼辦呢？即使是在耕地的時候，我也經常會花幾個小時的時間去想這些令人憂慮的「大問題」。
時間一點點地過去了，我漸漸發現我所擔心的那些事，99％根本就不會發生。例如我剛才所說過的，我以前很怕雷電。可是現在我知道，不論是哪一年，我被雷電擊中的概率，大概只有三十五萬分之一；我害怕被活埋的憂慮，更是荒謬至極。我沒有想到，即使是在發明木乃伊以前的年代，每1000萬個人只有一個人可能會被活埋，可是我以前卻因為害怕這件事而哭過。每8個人就有一個人可能死於癌症，如果我一定要讓自己為某些事發愁的話，我就應該為得癌症這種事情發愁，而不應該擔心被活埋或是被雷電擊中。
其實，上面所講的都是我童年和少年時代憂慮的事情。可是許多成年人的憂慮，也幾乎同樣荒謬可笑。如果我們想讓自己的憂慮中止，就可以根據事情發生的平均概率來評估我們的憂慮究竟值不值，這樣應該可以免去自己99％的憂慮。
倫敦羅艾得保險公司在全世界很有名，他們就靠人們對一些根本很難發生的事情的擔憂，而賺了數不清的財富。羅艾得保險公司可以說是在跟一般人打賭，說他們內心一直憂慮的那些災禍幾乎永遠不會發生。不過，他們不稱之為賭博，稱其為「保險」，實際上這是在以平均概率為根據做賭博。這家大保險公司已經有200年的良好歷史記錄了，除非人能使自己的本性改變，它至少還可以繼續維持5000年。而它只不過是替你保鞋子的險、保船的險，利用平均概率向你保證那些災禍並沒有你想像中的那麼頻繁、那麼可怕。
如果我們對某些事情發生的平均概率進行檢查的話，就會因我們所發現的事實而驚訝。例如，如果知道在5年之內，我必須參加一次像蓋茨堡戰役那樣慘烈的戰役的話，一定會被嚇壞。我一定會想盡辦法增加我的人壽保險，會寫下遺囑，把自己所有的財產變賣一空。我會說：「我大概不能挺過這場戰爭，所以我最好痛痛快快地過這剩下的幾年。」然而，事實是這樣嗎？根據平均概率，50～55歲之間的每1000個人裡死去的人數，和蓋茨堡戰役中其中1000人裡陣亡的人數是一樣的。
有一年的夏天，我在加拿大落基山區利貢湖的岸邊遇到了何伯特·薩林吉夫婦。薩林吉太太是一個沉著、平靜的女人，她給我的印象是從來沒有憂慮過。有一天晚上，我們坐在熊熊的爐火前聊天，我問她曾經是否被憂慮困擾過。
困擾？我以前的生活幾乎被憂慮毀了。在我學會征服憂慮之前，我在自找的苦難中生活了11年。那時候我脾氣很壞，又很急躁，整天生活在自己緊張的情緒中。我每個星期都要從家裡搭公共汽車去舊金山買東西，可是即使買東西的時候，我也會擔心得要命：也許我的女傭人跑了，丟下孩子不管；也許我又把電熨斗放在熨衣板上了，導致失火，房子燒起來了；也許孩子們騎腳踏車出去，被汽車撞死了。我買東西的時候，常常會因為擔心而冷汗直冒，會衝出店去，趕緊搭公共汽車回家，看看一切是否還好。所以我的第一次婚姻失敗。
再婚以後，我的丈夫是一個律師。他是一個很平靜、對什麼事都能仔細分析的人，從來不為任何事情憂慮。每次我神情緊張或焦慮的時候，他就會對我說：「不要慌，讓我們好好想想——你到底在擔心些什麼呢？讓我們來看看平均概率，這種事情有可能會發生嗎？」舉個例子，我還記得有一次，當時我們在新墨西哥州。我們從阿布庫基開車去卡世白洞窟，車子行駛在一條土路上，半路上下了一場很可怕的暴風雨。路面很滑，汽車根本就不受控制。我想我們一定會滑到路邊的水溝裡，可是我的丈夫一直在我身邊說：「我現在開得很慢，不會出事的。即使車真的滑到了水溝裡，根據平均概率，我們也不會受傷。」受他的鎮定和信心的影響，我終於安靜了下來。
有一年夏天，我們一家人到加拿大的落基山區托昆谷露營。那天晚上我們的營帳紮在海拔很高的地方，突然來了一陣恐怖的暴風雨，我們的帳篷似乎要被撕成碎片。帳篷用繩子綁在一個木製的平台上，在風裡搖晃著，發出刺耳的聲音。我時時刻刻都在想：我們的帳篷要被風吹垮了，要被風吹到天上去。當時，我真的被嚇壞了，可是我丈夫不停地說：「親愛的，我們有好幾個印第安人嚮導，他們對此瞭如指掌。他們在這些山地裡紮營有60年了，這個營帳在這裡也過了很多年，直到現在都沒有被吹垮過。根據平均概率來看，今天晚上也不會被吹掉。而且即使被吹垮的話，我們還可以到另外一個營帳裡去，所以，你完全不必緊張、不必擔心。」……我放鬆心情，到後半夜時真的很安穩地睡著了。
有一段時間，小兒麻痺症在加利福尼亞州我們所住的那一帶肆虐。要是在以前，我一定會不知所措，可是我丈夫讓我保持鎮定，我們盡量把所有的預防方法都用上，不讓孩子們出人公共場所，暫時不去上學，也不去看電影。與衛生署聯繫過之後，我們得知，到目前為止，即使是加州所發生過的最嚴重的一次小兒麻痺症流行期，整個加利福尼亞州也只有1835名兒童染上了這種病。而按平均概率計算只在200～300人之間。這些數字聽起來雖然還是很令人害怕，可是到底讓我們感覺到，根據平均概率來看，某一個孩子被感染的可能性很小。
「根據平均概率，這種事情不會發生。」就是這樣簡單的一句話，把我90％的憂慮都消除掉了，使我過去20年的生活都過得美好而平靜。
所以，要在憂慮摧毀你以前，先改掉憂慮的習慣。
對不可避免的事，輕鬆地去承受
在漫長的人生中，你和我一定會遇到一些令人不愉快的事情，如果它們是這樣，就不可能是那樣。當然，我們自己也可以作出些選擇：我們可以把它們當作不可避免的情況而加以接受，並且適應它；或者我們可以用憂慮來摧毀自己的生活，甚至最後把自己搞到精神崩潰。
已故的布斯·塔金頓曾說過：「人生加諸我身上的任何事情，我都能承受，但除了一樣：那就是失明。那是我永遠也沒有辦法忍受的。」
但是，他60多歲時，當他有一次低頭看地上的彩色地毯時，發現彩色全都是模糊的，也看不清楚地毯的花紋。他去找了一位眼科專家，證實了一個不幸的事實：他的視力在衰減，有一隻眼睛幾乎全瞎，另一隻也快瞎了。對他來說，最可怕的事情還是發生了。
「所有災難中最可怕的災難」發生了，塔金頓有什麼反應呢？他是不是覺得「完了，我這一輩子完了」呢？沒有，連他自己都沒有想到他會非常開心，甚至還能善用他的幽默感。以前，眼球裡面浮動的「黑斑」令他很難過，因為當它們在他眼前游過時，會把他的視線遮住，然而現在，當那些最大的黑斑從他眼前晃過的時候，他卻會幽默地說：「嘿，又是老黑斑爺爺來了！今天天氣這麼好，他會到哪裡去呢？」
塔金頓徹底失明後，他說：「我發現我也能承受失明的痛苦，就像一個人能承受別的災難一樣。要是我的各種感官都完全喪失了，我認為我還能夠繼續生存在我的思想裡，因為我們只有在思想之中才能夠看見，只有在思想之中才能夠生活，不論我們對這一點是否明白。」
為了使視力得到恢復，塔金頓在一年之內接受了12次手術，為他做手術的是當地的眼科醫生。他有沒有害怕呢？他知道這是必要的，無法逃避，所以唯一能減輕痛苦的辦法，就是勇於接受它。他拒絕用醫院的個人病房，而是住進普通病房，和其他病人在一起。他試著讓其他病人開心，即使在他必須接受好幾次手術時——而且他很清楚在他眼睛裡做什麼手術，他也只盡力去想自己是多麼的幸運。「多麼好啊，」他說，「多麼妙啊，現在科學的發展竟然到了這種程度，能夠為像眼睛這麼纖細的器官做手術。」
如果是一般人，忍受12次以上的手術和長期黑暗中的生活，恐怕早就變成神經質了，可是塔金頓卻說：「我可不願意使自己不開心。」這件事教會他如何接受災難，使他瞭解到生命帶給他的沒有一樣是自己的能力所不及而不能忍受的；這件事也使他領悟了富爾頓所說的「失明並不令人難過，難過的是你不能忍受失明」這句話真正的道理。
與之相反，如果我們加以反抗，或者是因此而退縮，或者是為它難過，我們也不可能改變那些已經發生的不可避免的事實。所以，每個人都要學會勇於接受不可避免的事實。
我非常喜歡哲學家——威廉·詹姆斯的忠告：「要樂於承認事實就是這樣的狀況。」他說，「能夠接受已經發生的事實，就是能克服隨之而來的任何不幸的第一步。」家住俄勒岡州波特南的伊麗莎白·康黎，正是經過很多困難後才真正懂得這一道理的。下面是她寫給我的一封信，信中是這樣說的：
在美國慶祝我們陸軍在北非獲勝的那一天，我接到一封國防部送來的電報，我的侄兒——我最愛的人，在戰場上失蹤了。沒過多久，又來了一封電報說他已經犧牲。
得知這個不幸的事實後，我悲傷至極。在那件事發生之前，我一直覺得命運對我很好，我有一份自己喜歡的工作，並辛苦地把這個侄兒撫養成人。在我看來，他是年輕人一切美好東西的代表。我覺得自己以前的所有努力，現在都得到了很好的回報……然而，卻給我發來了這封電報，我的整個世界都被告別憂慮和煩惱，要生活也要快樂無情地粉碎，覺得再活下去也沒有什麼意義。我開始忽視我的工作，忽視我的朋友。我開始拋棄一切，對這個世界既冷淡又怨恨。為什麼我最親愛的侄兒會死去？為什麼這麼好的孩子，還沒有開始應該屬於他的真正生活，卻要讓他死在戰場上？我無法接受這個事實。我悲傷過度，決定放棄工作，遠離我的家鄉，整個人都處於悔恨和淚水之中。
就在我清理自己的辦公桌，準備辭職的時候，我突然看到了一封我早已經忘了的信。這封信是我這個已經犧牲的侄兒給我寫的。幾年前，我母親去世的時候，他寫了這封信給我。他說：「當然，我們都會想念她的，」信上說，「尤其是你。但是我知道你一定能挺過去的——以你個人對人生的看法，你一定就能挺過去。我永遠也不會忘記你教給我的那些美麗的真理：不論在哪裡，也不論我們離得有多遠，我永遠都會記得你教我要微笑，要像一個男子漢，要敢於接受那些已經發生的事情。」我把那封信讀了一遍又一遍，覺得他好像就在我的身邊，正在對我說話。他好像對我說：「為什麼不照你教給我的辦法去做呢？堅強些，挺下去，不論發生什麼事情，把你個人的悲傷掩藏在微笑之下，好好地繼續生活下去。」
所以，我重新回去工作了，不再對人冷淡無禮。我一再告誡自己說：「事情既已發生，我沒有能力改變它，但是我能夠像他所希望的那樣繼續活下去。」我將所有的思想和精力都花在了工作上，我給前方的士兵寫信，他們是別人的兒子；晚上，我又去參加成人教育班。我想找出新的興趣，認識新的朋友。我幾乎不敢相信發生在我身上的各種新的變化。我不再為已經發生而且永遠過去的事情悲傷，現在，我的生活就像我侄兒要我做的那樣——每天都充滿了歡樂。
伊麗莎白，康黎學到了我們所有人都必須學會的道理，就是我們必須接受和適應那些不可避免的事情。這一課可不是很容易學會的。就連那些在位的國王，也要常常提醒自己必須這樣做。例如，已故的喬治五世在白金漢宮的牆上掛有這樣一句話：「我不要為月亮哭泣，也不要因事而後悔。」叔本華則以下面的話表達了同樣的想法，他是這樣說的：「順應時勢，就是你在踏上人生旅途的最重要的一件事。」顯然，環境本身並不能決定我們快樂或不快樂，只有我們對周圍環境的反應才決定了我們會有怎樣的感受。在必要的時候，我們都應該忍受得住災難和悲劇，甚至要戰勝它們。也許我們會認為自己辦不到，但事實上，我們內在的力量卻堅強得驚人，只要我們願意利用，它就能幫我們克服掉一切困難。
那麼，是不是在碰到任何挫折的時候，都應該低聲下氣呢？絕對不是的，那就成為宿命論了。我個人認為，無論在哪一種情況下，只要還有一點點挽救的機會，我們就要努力奮鬥。可是當普通常識告訴我們事情是不可避免的，也不會再有任何轉機的時候，我們就要有清醒的頭腦，不要再庸人自擾了。
哥倫比亞大學已故的霍基斯院長曾告訴我，他寫了一首打油詩作為自己的座右銘：
天下疾病多，數都數不清，有些可以救，有的難治癒。如果有希望，就應把藥尋，要是無法治，不如忘乾淨。
準備寫這本書之前，我曾經訪問過美國許多有名的商人。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們大多數人能接受那些不可避免的事實，整天的生活無憂無慮。如果不能這樣做的話，他們就會在巨大的壓力之下被壓垮。下面這些例子就能很好地說明這一點：
潘尼通過自己的努力創設了遍及全國的潘氏連鎖商店，他告訴我：「即使是我所有的錢都賠光了，我也不會憂慮，因為憂慮並不能讓我得到什麼。我會盡可能把工作做好，至於結果，就要看老天怎樣安排了。」
凱勒先生是克萊斯勒公司的總經理，當我問起他是如何避免憂慮的時候，他說：「如果我碰到了很棘手的問題，只要我能想得出解決辦法的，我就去做。如果我解決不了，我就乾脆把它忘了。我從來不替未來擔心，因為沒有人能知道未來會發生什麼，影響未來的因素太多了，也沒有人知道這些影響都是從何而來的。所以，何必為它們白白擔心呢？」如果你認為凱勒是個哲學家，那就錯了，他只不過是一個很出色的商人。可是他的這一觀念，正好與19世紀以前羅馬偉大哲學家伊壁托塔士的理論相近。「快樂的源泉，」他說，「就是不要為我們的意志力所不能及的事情而憂慮。」
可以說，莎拉·班哈特是最懂得如何面對那些不可避免的事情的女性。50年來，她一直是四大洲劇院獨一無二的「皇后」，是全世界觀眾最喜愛的女演員。可是在她71歲的時候，她破產了，所有的錢都損失了，而她的醫生、巴黎的波基教授還告訴她，她的腿必須鋸掉。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她在橫渡大西洋的時候遇到暴風雨，滑倒在甲板上，腿受了重傷，染上了靜脈炎和腿痙攣。那種劇烈的痛苦，醫生認為她的腿必須鋸掉。這位醫生害怕把這個消息告訴脾氣很壞的莎拉。他認為這個可怕的消息一定會使莎拉大為惱火。可是他錯了，莎拉只是看了他許久，然後很平靜地說：「如果真的非此不可的話，那也只好這樣做了。」
醫生把她推進手術室的時候，她的兒子站在一邊哭泣。她卻朝他揮了揮手，開心地說：「不要走開，在這兒等我出來。」
在往手術室去的路上，莎拉一直在背誦她演出過的一場戲中的一幕。有人問她這樣是不是為了給自己鼓氣，她卻說：「不是，我是想讓醫生和護士們高興，這樣他們就不會有太大壓力了。」
手術完成後，不久莎拉也恢復健康，她又繼續環遊世界，她的觀眾又為她著迷了7年。
愛爾西·麥克密克在《讀者文摘》的一篇文章裡說：「當我們不再反抗那些不可避免的事實之後，我們就可以節省精力，創造更豐富的生活。」
對於任何人來說，都不會有足夠的情感和精力來抗拒不可避免的事實，同時又創造新的生活。你只能在兩者之間選其一：你可以在生活中發生的不可避免的暴風雨之下彎腰曲身，或者因為抗拒它們而被其摧毀。
你有沒有想過汽車輪胎為什麼能在路上跑那麼久，能承受那麼多顛簸嗎？最初，有人想製造一種輪胎，使它能夠抗拒路上的顛簸，然而，不久後，輪胎就變成了碎塊。然後他們又發明了一種輪胎，可以承收路面的各種壓力，這樣輪胎就可以「接受一切」。在多難的人生旅途上，如果我們也能夠像輪胎一樣承受所有的挫折和顛簸的話，我們就能夠活得更長久，人生旅途也會更順利。如果我們不順遂，而是反抗生命中所遇到的各種挫折，那我們會碰到什麼樣的事情呢？答案非常簡單：我們就會產生一連串矛盾，我們就會憂慮、緊張，並且讓自己變得急躁，甚至神經質。
如果我們能夠再進一步，拋棄現實世界的各種不快，退縮到一個我們自己編織而成的夢幻世界中，那麼我們就會精神錯亂。
耶穌基督說過這樣一句話：「對不可避免的事，輕鬆地去承受。」但是在今天這個充滿憂慮的世界，人們比以往更需要這句話：「對不可避免的事，輕鬆地去承受。」
因此，要在憂慮毀了你以前，先改變憂慮的習慣，就要接受不可避免的事實。
為憂慮畫出「到此為止」的底線
你想不想知道怎樣才能在華爾街賺到錢？當然，有100萬以上的人都想知道這一點。如果我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那我這本書就要賣1萬美元一本了。不過，我知道一個很好的觀念，很多成功人士都應用過它。告訴我下面這個故事的人是一個投資顧問，他叫查爾斯·羅伯茲。
我剛從得克薩斯州來紐約的時候，所有的錢加一起也不過2萬美元，是我朋友給我來股票市場投資的。我原以為對股票市場很在行，沒想到會賠得分文不剩。不錯！我在某些生意上賺了幾筆，但最後也全部賠光了。
如果僅僅是把自己的錢都賠光了，我倒不會怎麼在乎。可是把我朋友們的錢賠光了，我認為是一件很壞的事情，雖然他們都很有錢。在我們的投資出現這種不幸的結果之後，我實在是很害怕再見到他們，但沒有想到的是，他們都很樂觀，對這件事情看得很開。
我開始認真分析自己，我到底錯在哪裡？我下定決心，在我再度進入股票市場以前，一定要先弄明白股票市場到底是何種情形。於是，我找到一位最成功的預測專家波頓·卡瑟斯，並和他成了朋友。我相信我從他那裡能學到很多東西，因為他多年以來一直非常成功，我知道有如此成就的人，不可能僅靠機遇和運氣。
他先問了幾個關於我的問題，問我以前是如何操作的，然後又告訴我在股票交易中最重要的一條原則。他說：「我在股票市場上購買的每一隻股票，都設定了一個到此為止、不能再賠的最低標準。例如，我買了一隻50美元一股的股票，我給自己規定不能再賠的最低標準是45美元。」也就是說，萬一這只股票跌了價，到了比買進價低5美元的時候，就立刻賣出去，這樣做的話，就可以使損失限定在5美元內。
這位大師繼續對我說：「如果你當初買得很聰明的話，你可能平均賺10～25美元，甚至50美元。因此，在把你的損失限定在5美元以後，即使你有一半以上的判斷出現錯誤，也照樣能賺一些錢。」
我很快就掌握了這一秘訣，從此一直使用它。這個辦法替我的顧客和我挽回了許多錢。過了一段時間之後，我發現這「到此為止」的底線原則，也可以用於股票投資之外的地方。我開始在財務以外的憂慮問題上，給自己也定下「到此為止」的界限。在我遇到的所有煩惱和不愉快的事情上，都加了一個「到此為止」的限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拿一個簡單的例子來說吧：我經常和一個「很不守時的朋友」共進午餐。他以前總是在我的午餐時間過去大半後才趕來。而現在我告訴他說：「以後等你的時間是10分鐘，要是你在10分鐘以後才趕到，那我們的午餐就算告吹，而你，再到這裡也找不到我了。」
我多麼希望是在多年以前就學會了將這種「到此為止」的限制用在我的每一個方面——我的缺乏耐心、我的脾氣、我的自我適應的慾望、我的悔恨以及所有精神與情感的壓力上。為什麼我以前沒有想到這一點呢？為什麼我不會對自己說「這件事情不值得這麼擔心，不能再去多管」呢？
不過，我認為自己至少在一件事上做得還可以，而且那是一次很嚴重的情況——是我生命中的一次危機。當時，我幾乎眼看著我的夢想、我未來的計劃以及多年來的工作全都付諸東流。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
剛30歲那年，我決定這一輩子以寫小說為職業，夢想做傑克·倫敦或哈代第二。當時，我對此充滿了無限的熱情，在歐洲居住了2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那段時期，用美元在歐洲生活還是很合算的。我在那兒待了2年，寫成了我的「傑作」，為那本書取名為「大風雪」。這個書名取得太好了，因為所有出版商對它的態度，都像呼嘯著刮過大平原的狂風暴雪一樣冷酷。當我的經紀人無情地告訴我，這部作品一文不值，說我沒有寫小說的天賦的時候，我幾乎快停止了心跳。我茫然失措地離開了他的辦公室，當時他即使用棒子敲打我，也不會讓我更吃驚——我簡直驚呆了。我發現自己此時正站在生命的十字路口，需要作一個很重大的決定。
我到底該怎麼辦？我該往哪一個方向走呢？幾個星期之後，我才從茫然中醒悟過來。當時，我從來沒有聽過「為你的憂慮劃定『到此為止』的界限」的說法，可是現在回想起來，我當時正好運用了這一方法：我把自己費盡心血寫那本小說看作一次寶貴的經驗，然後從那裡繼續向前出發。我重新回去幹起了成人教育的老本行，一有時間的話，就去寫一些傳記和非小說類的書。
我為自己作出了這樣的選擇，是不是值得高興呢？現在我只要是想起那件事情時，就會得意地想在大街上跳舞。我可以很坦誠地說，從那以後，我再沒有哪一天或哪一個小時後悔我沒有成為哈代第二。
富蘭克林很小的時候，也犯了一次他70年來一直難以忘記的錯誤。他7歲的時候，看上了一家玩具店出售的哨子。他興奮地跑進玩具店，把自己兜裡所有的零錢都放在了櫃檯上，連價錢也不問就把一隻哨子買了下來。「然後，我回到家裡，」他70年後寫信告訴他的朋友說，「吹著哨子在整個屋子裡轉，對我買的這只哨子非常得意。」可是他的哥哥姐姐發現他買哨子給人多付了錢時，大家都取笑他。正如他後來所說的：「為此，我非常懊惱，氣得大哭了一場。」
許多年後，當富蘭克林成了一位世界知名人物，擔任了美國駐法國大使時，他還記得因為自己買哨子而多付了錢，使他從中得到的痛苦遠遠多過哨子帶給他的快樂。從這個教訓中，富蘭克林學到了一個道理：「當我長大以後，我見到許多人的行為，猶如我當初買哨子付了太多的錢。簡而言之，我認為人類的苦難部分產生於他們錯估了事物的價值，也就是他們買『哨子』時多付了很多錢。」
吉爾伯和蘇裡文為他們的「哨子」多付了錢，我自己同樣如此。
是的，我相信「具備正確的價值觀念」是獲得心理平靜的最大的秘密之一。而我也相信，只要我們能為自己很好地定出一個標準，我們的憂慮有一半可以立刻消除，就是和我們的生活比較起來，哪件事情才算值得。
不要試著去鋸木屑
就在我準備寫下這些文字時，我可以通過窗戶看見院子裡一些留在大石板和石頭上的恐龍足跡。這些恐龍足跡，是我掏錢從耶魯大學皮氏博物館買來的。我還保留了一封皮氏博物館館長寫給我的信，說這些足跡大概在一億八千萬年前就有了。我想即使是一個白癡，也不會想返回一億八千萬年前去改變這些足跡。而憂慮卻能使一個人愚蠢得有這種想法，因為就算是180秒鐘以前所發生的事情，我們也不可能再回去糾正它，可是卻有很多人正在做類似的事情。更確切一點說，我們可以想辦法來改變發生在180秒鐘以前的事情所產生的影響，但對當時所發生的事情，我們卻沒有任何辦法。
讓已經過去的錯誤產生價值的唯一方法，就是平靜地分析我們過去的錯誤，並從錯誤中吸取教訓，然後再徹底地把錯誤忘記。
這句話雖然很有道理，但我是不是一直有勇氣、有思想去這樣實踐呢？為了回答這個問題，先讓我告訴你我在幾年前的一次奇妙經歷吧，當時我竟白白失去了30多美元，沒有得到一分錢的利潤。整件事情是這樣的：
我開辦了一個大規模的成人教育輔導班，在很多城市裡設有分部，花了許多錢用來做廣告宣傳。當時我忙於教課，所以既沒有時間、也沒有心情去管理財務問題，而且我那時過於簡單，不知道應該找一個很好的業務經理對我的各項支出進行支配。
後來，過了將近一年的時間，我發現了一個很清楚、而且很驚人的事實：雖然我們的收入不錯，卻沒有賺到一點利潤。發現這點之後，我本應該立刻著手去做下面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我應該向喬治·華盛頓·卡佛爾，那位黑人科學家學習。當他完全破產，銀行沒收了他畢生的5萬美元積蓄時，別人問他是否知道自己已經破產了，他回答說：「是的，我聽說了。」然後繼續教書。他把這筆損失從腦子裡抹塗乾淨，以後再也沒有提起過這件事情。
第二件我應該做的事情，就是應該分析自己的錯誤，然後從中吸取教訓。
然而，坦白地說，我這兩件事一件也沒有做。相反，我卻開始發起愁來。一連好幾個月，我都精神恍惚，睡得不好，不僅體重減輕了很多，而且也沒有從這次大錯誤中吸取教訓，還接著犯了一些相對來說比較小的錯誤。
對於當時的我來說，要承認以前這種愚蠢的行為，實在是非常難堪的事。可是我很早就發現一個道理：「教20個人怎麼做，比自己一個人去做要容易很多。」我真希望能夠到紐約的喬治·華盛頓高級中學去當保羅·布蘭德溫的學生—這位老師曾教過住在紐約市布朗士區的亞倫·桑德斯。
桑德斯先生說，教我生理衛生課的老師保羅·布蘭德溫博士給我上了人生當中最有價值的一課。當時我只有十幾歲，可是我那時候經常為很多事情發愁，經常為自己犯過的一些錯誤而自責，交完試卷以後，常常會在半夜裡睡不著，咬著指甲，擔心不能及格。我總是在想我所做過的那些事情，希望當初沒有那樣做；我總是在想我所說過的那些話，後悔當初沒有把那些話說得更完美。
有一天早上，我們班到實驗室去上課，我們的老師保羅·布蘭德溫博士將一瓶牛奶放在桌子邊上。我們都坐下來，望著那瓶牛奶，心想這和他所教的生理衛生課有什麼關係。這時，保羅·布蘭德溫博士突然站了起來，一掌把牛奶瓶打翻了，牛奶潑在水槽裡。然後，他大聲說道：「不要為已經打翻的牛奶哭泣。」
然後，他把我們所有的人都叫到水槽邊，仔細看看那瓶被打翻的牛奶。「好好看著，」他對我們說，「因為我要你們這一輩子都記住這一課，這瓶牛奶已經沒有了！你們看到它都潑光了，無論你多麼著急，多麼抱怨，都不可能挽回了。只要先用一點大腦，先加以預防，那這瓶牛奶就可以保住。可是現在太遲了——我們現在所能做的，就是把它忘掉，拋開這件事，一心一意地做下一件事情。」
亞倫·桑德斯還說：「這次小小的表演，即使是在我忘了幾何和拉丁文知識以後很久，我還記得。事實上，這件事教給我的實際生活經驗，比我在高中階段所學到的任何知識都好。它教給我一個道理：只要可能的話，就不要打翻牛奶；萬一弄翻了牛奶，就要徹底把這件事情忘掉。」
也許有些讀者會認為，費這麼大精力講那麼一句老話——「不要為打翻了的牛奶哭泣」，未免有點小題大做。我知道這句話很普通，也可以說是老生常談。可是這樣的老生常談卻包含了人類多少年來所積聚的經驗智慧。正是因為它是人類智慧的結晶，才通過世世代代得以流傳下來。假設你能讀完各個時代偉大學者所寫的有關憂慮的圖書，你也不會看到比「船到橋頭自然直」和「不要為打翻的牛奶哭泣」這類更基本、也更有用的老生常談了。只要我們能把這兩句老話應用好，不去輕視它，我們就用不著讀這本書。然而，如果我們不能加以利用，知識就不能成為力量。本書的目的並不是想告訴你什麼新的知識，而是要提醒你那些你已經知道的事，並鼓勵你把學到的知識運用到實際中去。
對已故的佛烈德·富勒·胥德，我一直非常敬佩。他是費城一家報紙的編輯。有一種天生的本領，能把古老的真理用新穎而且吸引人的方法說出來。有一次他曾為某大學畢業班講演，他問這樣一個問題：「有多少人鋸過木頭？請舉起手。」結果大部分學生都鋸過木頭。然後他又問：「有多少人鋸過木屑？」下面沒有一個人舉手。
胥德先生說：「當然，你們是不可能去鋸木屑的，因為木屑是被鋸下來的。過去的事情也是一樣，當你開始憂慮那些已經做完的和過去的事情的時候，你就等於在鋸木屑。」
我讀過很多的歷史和傳記，並觀察一般人是如何渡過難關時，對那些能夠忘記他們的憂慮和不幸並繼續過著快樂生活的人，我一直既羨慕又吃驚。
我到星星監獄去過一次，那裡最讓我吃驚的是囚犯們看起來和外面的人一樣快樂。我當即把我的看法告訴了當時星星監獄的監獄長劉易士·路易斯。他告訴我，這些囚犯剛到星星監獄的時候，都心懷怨恨，脾氣暴躁。可是在這裡幾個月以後，他們當中比較聰明一點的人能忘掉自己的不幸，安下心來在監獄生活，並盡量過好。路易斯監獄長告訴我，有一個在星星監獄菜園子裡工作的犯人還能夠做到一邊種菜，一邊唱歌。那個在澆水種菜時唱歌的犯人，比我們大部分人都聰明得多，因為他知道在白紙上寫完了一橫一豎，即使你再有能耐也不能抹去半筆，即使灑盡你的眼淚也不能擦掉一點。
為什麼要把你的眼淚浪費到這上面呢？當然，犯錯和疏忽是我們的過失，但這又怎麼樣呢，誰沒有犯過錯？就連舉世聞名的拿破侖，在他所有重要的戰役中也輸過1/3。也許我們的平均記錄不會比拿破侖差，誰知道呢？何況即使調動所有國王的人馬，也不能挽回半點過去犯過的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