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通過人類意識這一媒介，去認識宇宙萬物這個整體，那麼一定會有某些方面依然未知。在喚醒了符號化知識之後，在宇宙萬物中的認知者與知識、思索者與思想、客觀與主觀之間彷彿就產生了一道分界線；而我們作為外部世界的認知者與觀察者，其最深層的意識就最終逃脫了其自身的掌控，成為了「未知」「未顯」以及「未得」之物。這就好比你的手可以抓住無數的物體，但永遠抓不住它本身；好比你的眼睛能夠看到這個世界，卻看不到它自己一樣。用鈴木大拙的話來說就是：一開始，實際上這也不算真正的開始……意志想要瞭解其自身，而喚醒了意識。隨著意識被喚醒，意志也就一分為二了。曾經自成完整一體的意志，如今分成了演員和觀眾兩種角色。衝突已在所難免；因為觀眾按照自己意識中的渴望給演員設定了角色，但演員現在卻想從自己作為觀眾時設定的限制中解脫出來。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可以看見一切，但是同時，當他作為觀眾時，卻看不到某些東西。物理學家愛丁頓（Eddington）一言以蔽之：「因此，當得到了這個世界上一半的知識時，也自然一定會忽略掉另外一半。」而斯賓塞·布朗（Spencer Brown）在他令人歎為觀止的文章中是這樣解釋的：那麼，讓我們花點時間考慮一下物理學家口中所描述的這個世界吧。它由若干基本微粒組成，如果在這些微粒所在的空間中發射它們會形成波，從而形成如同珍珠或者洋蔥那樣的層疊結構，還有叫做電磁波的其他波形，根據奧坎簡化律可以簡單地認為它以某一標準的速度在空間中運動。所有現象的表面都遵循某些自然規律，並表現出了它們之間的關係。
那麼，根據提出以上描述的物理學家們的說法，他們自身也是由這些基本法則構建起來的。簡而言之，他是由他所描述的那些基本微粒所組成的聚合體，不多不少，完全遵循著他自己找到並記錄下來的普遍法則。
因此我們就無法逃出這樣一個事實：我們所認知的世界是為了（通過這樣一種方式才有能力）能夠看見自己而被建立起來的。
這實在是太驚人了。
驚人的地方並非它所能觀察到的景象，雖然這可能已經足夠令人感到神奇了，真正驚人的地方在於它竟然能夠觀察。
但是，為了能夠觀察，它終需首先將自己分割開來，至少有一種能夠觀察的狀態。在這種一分為二的不完整狀態下，不管它看到的是什麼，都只能是一部分而已。我們也許會確信不疑地認為這個世界就是其本身（也就是說，與它本身毫無二致），但是，無論它怎麼嘗試將其本身看做一個對象，它都一定同樣確信不疑地要與它自身區別開來，這樣一來就自相矛盾了。這樣看來，它就無法對自己本身的一部分進行認知了。因此，就好比一把小刀無法切割其自身一樣，宇宙萬物在將其本身完全割裂開來之前是無法完全將其本身看做一個對象的。因此，若嘗試將宇宙萬物作為知識的對象來加以認識，是存在著深不見底、無法根除的矛盾性的；而且它在表面上取得的成功越多，實際上嘗到的失敗越多，而宇宙萬物也就越發變得「自相矛盾」了。雖然這種二元對立的知識非常古怪，但將宇宙萬物分割為主觀和客觀（或者實相和謬誤、善良與邪惡等）的概念本來就是西方哲學、神學以及科學的根本奠基石。大體上說，西方哲學是古希臘哲學，而古希臘哲學是二元論哲學。如今依然爭辯不休的大部分重大哲學論題都是由古希臘哲學家們創作和塑造的。這些論題中包括實相與謬誤的二元論，這一學問被稱為「邏輯學」；包括善良與邪惡的二元論，稱為「倫理學」；以及表象與本質的二元論，稱為「認識論」。古希臘人還開創了「實體論」的大規模研究，即對於根本性質或者宇宙萬物的存在的審視，而且他們很早就提出了以單一與眾多、混沌與秩序、簡單與複雜的二元論為核心的各種問題。在整個西方歷史中，所有思想都根深蒂固於這些二元論，並且繼續獨立生發各種其他的二元論：本性與智慧、波與粒子、實證主義與理想主義、物質與能量、統一與對立、精神與肉體、行為主義與活力論、命運與自由意志、空間與時間，這樣的例子可以無窮無盡地列舉下去。因此懷特海將西方哲學稱為柏拉圖學說的詳盡腳注。
這的確很古怪，因為如果二元論知識從根源上就像試圖用你的手指觸碰這根手指的指尖，或者用你的腳踩它本身一樣自相矛盾的話，那麼為什麼它沒有在很久以前就被人們拋棄，為什麼它在整個歐洲思想的領域中產生了如此廣泛的影響，為什麼它依然在如今的西方思維的主流分支中佔據著主導地位呢？不幸的是，要想在主流西方思想的歷史中找到這些二元論問題的確切解答，只能讓人在枯燥無聊之中一無所獲。
二元論或者「分而治之」的理論毒害如此之深，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在於二元論的謬誤已經形成了思維的根基，因此無法通過思維來將其連根拔起了。《第二十二條軍規》有云：如果我的眼中有一隻蒼蠅，我又怎麼可能看得見我的眼中有只蒼蠅呢？要想發現這一點就需要嚴密、連貫且持久的方法學，而且要能夠追根溯源到二元論的局限性上，這樣才能找到其中的矛盾。例如，想像你對「地球是平的」這種說法深信不疑，而且無論你聽到了多麼有道理的論據指出其矛盾，你也依然頑固地堅守著自己的信仰。讓你的謬誤真切地展示在你眼前的唯一方法：只有讓你連貫並持續地向著同一個方向前行。當你發現自己不會從邊緣掉下時，你的謬誤就顯露無遺了，這樣一來你就更容易改變你的觀念了。正因為你固執地懷著錯誤的信仰得到了最終的結論，你才能察覺到謬誤所在。
如今這種持續實驗的方法形成了科學方法學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這種科學就有希望給出能夠對二元論刨根問底的嚴謹方法，這本質上是由於它徹徹底底的實驗主義和精密的測量程度足以追根溯源到二元論的局限性。在這一方面，雖然如今的大部分科學分支都保持著徹底而頑固的二元性，以「客觀事實」自居而幹得熱火朝天，但是的確有一些形式「更純粹」的科學，例如物理和數學，以及一些新興科學，例如系統論和生態學，已經對許多長期奉行的二元論造成了致命的打擊。當我們談到作為西方二元論的強有力摧毀者的「科學」時，腦海中所指的就是這些分支。然而，所有這些形式的科學創立時間都不長，它們的歷史都不到300年，因此折磨西方思想長達25個世紀的二元論的消退只有在近代史中才能夠看到。不可否認的是一切科學都起源於純粹的二元論。不過，或是出於偶然，或是出於它們更為嚴密的本質，有些科學將自身的二元論推向了「徹底毀滅的邊緣」，而與這些科學相關的科學家們則將體驗到他們一生中最大的震驚。
這樣不可思議的故事早在17世紀的歐洲就開始了。在這之前的300年裡，歐洲人慢慢地摧毀了由教會士林哲學強加在人與自然之間的障壁，開始了一場轟轟烈烈但有些混亂的對於自然和宇宙萬物的探索之旅。這是發現的時代、復興的時代、探索的時代，這是古滕堡、彼得拉克、達·伽馬、哥倫布、科爾特斯、達·芬奇、米開朗基羅、提香、馬可·波羅、哥白尼這類人的時代。人再也不將自己看做神聖遊戲中被動的人質，而開始向著上千種不同的方向進行探索和研究：新的理想、新的地理展望、新的體驗個人存在的模式。但是，這種集體的探索慾望依然相當盲目、分散，而且不相協調，直到人類思想中孕育出影響力最強的二元論思維的出現，它才由此而得到了濃縮和溝通。這一發現可不僅僅是那個年代中無數發現中的普通一員。用懷特（L.L.Whyte）的話來講，這是「一種發現方法的發現」，或者用懷特海（Whitehead）的話來講，就是「一種發明方法的發明」。實際上，這正組成了我們當今這個時代的思想。懷特這樣講述：早在（17世紀）時，唯一發展成熟的思想體系只有宗教或者主觀經驗的哲學組織，而與此同時，人們積累的對於自然的客觀觀察相比之下依然雜亂無章。中世紀的理性主義就是主觀的，當時還沒有任何有關自然的理性哲學具備可與之相比的複雜性或者準確性。兩千年來，人類一直在觀察、比較，並且試圖將觀察結果分門別類，但是迄今為止還沒有出現任何有關自然的思維體系，能夠提供任何可以系統用於簡化發現過程的方法……
我們已經來到了一個意義重大的時刻。1600年前後，開普勒和伽利略同時獨立、系統地闡述了通過測量發現自然法則的原理，並且在他們的研究中運用了這樣的原理。在當年的亞里士多德分門別類之處，開普勒和伽利略則尋求著測量的方法。在一個世紀的跨度中，歐洲人已經完全沉醉在這種對於數量的測量的新思維中：這不僅僅是人類先進的改造，或者更是這種新的測量科學所承諾的人類幸福的保障，而且還是人類在過去的所有時代中都沒能掌握的絕對而終極實相的知識。自然與自然的法則隱藏在黑夜中；
神說，「要有牛頓」，於是有了光。終極實相成為了可以測量的東西，而歐洲人已經開始了這場瘋狂的大探索。
在這場探索中暗藏著另外兩種思維，它們與這種有關數量的思維緊密結合：實相與客觀，而實相是可以被證實的。一切知識都可以精簡到客觀維度，精簡到數字、位置以及運動的「基本」客觀數量，而主觀的觀點，比如情感、感覺以及直覺這些「次要」品質則被完全根除，因為它們最終都是不真實的。康德若是知道了就會立刻回答說：「真正的觀察必須置身於觀者之外。」從主觀與客觀的二元論生發出的糾纏不清的問題並沒有從新的科學中得到解答，只不過是簡單地迴避了：人們宣稱主觀是非真實的。
測量的方法學成為了一種新的宗教信仰，因為它破天荒地讓系統化的程序能夠以經驗主義的方法驗證某一命題。與「科學人」出現之前不同，光靠主觀的思維已經不足以驗證某一想法了。有個故事講道，亞里士多德有一次給出了詳盡而縝密的證明過程，認為他妻子的嘴裡一定正好有42顆牙齒。當他打開妻子的嘴巴，一顆一顆地數時，他才能逐漸發現真相，因為，正如他的推理中明確說明的那樣，他妻子的牙齒數量不可能是其他的數字。那時候的哲學大體上就像一群各自堅守自己立場的成年人吵架一樣：「這是這樣的。」「不，這不是這樣的。」「是的，這就是這樣的。」「不，這不是這樣的。」「就是這樣。」「不是這樣。」「就是！」「不是！」就像羅素（Bertrand Russell）承認的那樣：「這也許聽起來古怪，但並不是我的錯。」[1]無論如何，這種爭吵再也不會像那時那麼普遍了。一切命題都要被限制在客觀上可測量和可驗證的範圍之內。簡而言之，如果有什麼東西無法服從這一準則，那麼它就根本不存在，或者完全就不值得思考。這種有可能摧毀二元論的強大而一致的方法學就是這樣，雖然當時的科學並沒有發現這一點，但它們也已經開始以笛卡爾的主觀與客觀的二元論為基礎，建立起一種方法學。這種方法學有著極強的毅力，最終將瓦解它以之為基礎的根本二元論。經典科學注定是要自我清理的。
發生這種情況的可能性反映出了這種新的科學方法的一大積極優點，也就是，願意研究某一學科直至其最終的末日，隨著研究的進程接受並衡量這一毀滅的跡象。從這一方面來看，它與那些大部分依然「封閉」著的所有其他思維體系都大相逕庭。例如，基督教基要主義的思想過去是（如今也是）「封閉」著的，即任何形式的自我批評都是禁止的，因為任何質疑教條的人顯然都受到其自身惡魔的縱容。我們認為這是實相，因為教條是這樣告訴我們的。「全世界古往今來最神聖、最權威的書是哪一本？」「《聖經》。」「為什麼呢？」「《聖經》裡是這麼說的。」這也許聽起來古怪，但並不是我的錯。
至少從部分層面來看，科學是一種開放的體系。雖然它斷然排斥了那些無法測量、非客觀以及無法驗證的事物，然而它不偏不倚地沿著自己的道路向著它即將抵達的終極結論一路走著。海森堡（Heisenberg）說過：過去從來都不可能看出像物質、空間、時間以及因果規律這樣在科學史上取得了極大成功的基本概念中的任何謬誤。只有通過工藝學提供的精良設備所帶來的實驗性研究本身……才為對這些概念給出評論性分析提供了基礎，或者，用有些人的話來說就是，對這些概念強加評論性分析，並最終導致嚴謹架構的瓦解。直到20世紀，人們開始相信科學已經接近「實相探索」的終點了。實際上，物理學家們正在脫離他們的領域，因為就像有人說的那樣，除了再計算出小數點後一位以外已經沒有任何事情可做了。在物理世界中的每一種現象都已經被嚴格確定的條件與結果的術語條理清晰地描述出來了。從某一角度來看，這依然是個古老的猶太基督宗教世界，這個世界是由被絕對（也就是說，可以測量的）法則所管理的、大大小小的有限事物所組成的政治集會，而唯一缺失的是這個世界的君王本身，在大部分科學家眼中，他就是個「偉大的鐘錶匠」，這個巨大的機修工一開始將宇宙萬物弄壞了，接著由於受到了始料未及的懶惰的影響，坐到了一邊，眼看著發條鬆散下來。但是科學家們如今深深確信，他們已經通過客觀的測量和驗證發現了「君王」所掌握的普遍而絕對的法則。自然中的每一種現象都可以精簡為物質的集合，而這又反過來通過牛頓的經典力學原理得到了嚴格的定義。
但是，還存在兩種完全無法用經典原理解釋的主要現象：一種是光電效應；而另一種如今被笑稱為紫外災變。這的確是一種災變，因為它標誌著科學二元論的「嚴謹的架構」出現了第一道裂紋。
這一問題有關某個熱物體中釋放的能量輻射，而實驗所得到的事實無論如何都無法與現有的物理學理論聯繫起來。面對這一難題，馬克思·普朗克（Max Planck）展現出他智慧的光輝，並邁出了天才般的勇敢而激進的一步，提出能量並非像過去假設的那樣是連續的，而是以互相獨立的能量包或者「量子」的形式傳輸的，從此，「嚴謹架構」上的裂紋被撕開了。阿爾伯特·愛因斯坦繼承了普朗克的理論，並成功地將它應用在光電效應上（無法服從於經典物理學的第二種主要現象），而玻爾將它應用到了亞原子物理學上。德布羅意（Louis de Broglie）通過這些觀念，展示了物質以及能量都會產生波，而薛定諤以此建立了里程碑式的量子力學方程。而這一切都發生在區區一個時代的短暫跨度之中。
所有這些強有力的觀念最終都得出了一個不可避免而又極具破壞力的結論，這一結論被公式化地闡述為「海森堡測不准原理」，其影響範圍在當時（如今也依然）極其龐大。讓我們回憶一下，科學過去一直都在主觀與客觀、觀察者與事件之二元論的道路上前進，根據其理論，實相是可以被客觀測量和驗證的。這一二元論的研究最終延伸到了亞原子物理的世界中，而科學家們自然而然地想要精確找出並測量這些組成原子的「微粒」，例如電子，因為這些理應是實相中的實相，是組成一切自然的終極且不可分割的東西。
問題恰恰在此。為了測量任何東西，人們都需要某種工具或儀器，但是電子的質量太小了，任何一種能夠想像得到的設備，即便它如光子一般「輕」，也會在嘗試測量電子最基本的過程中導致電子改變自己的位置！這並非技術上的問題，可以這麼說，這是被緊密縫合在宇宙萬物這一最根本布料中發生的問題。這些物理學家已經來到了破滅的邊緣，而將他們引入這一境地的假設、觀察者與事件相分離的假設、世界萬物可以在不受影響的情況下以二元論的方式進行調整的假設，已經變得站不住腳了。在一些神秘主義中，主觀和客觀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而那些採納了與之相反假設的無數理論如今已經寸步難行。正如物理學家愛丁頓所宣稱的那樣：有某種未知的東西正在進行著我們所不知道的行動——我們所有理論總和起來都對此一無所知。這聽起來並非什麼特別有啟示的理論。我在別的地方也讀到過這樣的理論……柔軟而有黏性的三不像在不斷地搖晃迴旋。而霍爾丹（Haldane）抱怨說：「這個宇宙不僅比我們想像的更為古怪，而且古怪得超越了我們所能想像的範圍。」在海森堡測不准原理中，通過數學的方式說明了宇宙萬物的「終極實相」是無法被完全精確地找出來的[2]。而且它標誌著有關實相的經典與純粹二元論的末日。懷特海宣稱：科學的進展如今已經來到了一個轉折點。物理學的穩定根基已經崩壞……科學思維的古老根基正變得令人難以理解。時間、空間、物質、材料、以太（希臘語，原意為上層的空氣）、電、機械、有機物、配置、結構、模式、功能，這一切都需要重新解釋。如果你不理解機械學所闡述的理論，那麼機械學的說法對你而言又有何意義呢？在「量子革命」中扮演了突出角色的德布羅意記錄下這樣一段話，表現了其毀滅性的深刻本質。他寫道：「有一天量子被偷偷地帶到了這個世界中，人們發現經典物理學龐大而堂皇的華美宮殿在它最底層的地基之上遙遙欲墜。在知識史中幾乎不曾有過能與之相提並論的劇變。」
量子革命的破壞力如此之大，是由於它所攻擊的並不僅僅是經典物理學的一個或兩個結論，而是其最根本的奠基石，是整個華美宮殿聳立於其上的地基，而這正是主觀與客觀的二元論。在這一理論中，真實的東西必須是能夠被客觀地觀察和測量的，但是這些「終極實相」本身在任何環境下都無法被完全地觀察或測量，毫不誇張地說，這就成了實相的一種草率的形式。每當你試圖測量這些終極實相時，它們都會發生移動，這簡直好比將一顆蘋果稱為絕對實相，接著又試圖咬住它一樣。正如蘇利文（Sullivan）所言：「我們無法在不擾亂自然規律的情況下觀察它。」或者像安得雷德（Andrade）說的那樣：「觀察意味著干涉我們所觀察的對象……觀察會破壞實相。」這些物理學家們已經充分意識到，客觀測量和驗證再也無法成為絕對實相的標誌，因為被測量的客觀對像永遠不可能與進行測量的主觀意識完全分離——被測量物和測量者、被驗證物和驗證者，從這一層面來看，它們是完全相同的一體。主觀無法調整客觀,因為主觀與客觀最終都是完全相同的一體。
就在物理學中科學二元論「嚴謹架構」土崩瓦解時，一位叫做哥德爾（Kurt Godel）的年輕數學家（當時僅25歲）幾乎與此同時撰寫出了令同類文章黯然失色的論文。本質上，這是對於物理學的海森堡測不准原理的邏輯學模擬。它如今被稱為「不完備性定理」（Incompleteness Theorem），展現了一種嚴謹的數學證明，並認為任何完整的邏輯系統都必須且至少存在一個前提：不與自身矛盾就無法被證明或者驗證。因此，「任何複雜的推理體系都不可能建立起邏輯的連貫性，除非假設一些推理的原理，而這些原理的內部連貫性與整個體系本身一樣都值得懷疑」。[3]因此不僅從邏輯學上，而且從物理學上講，「客觀」的驗證無法成為實相的標誌（除非有個雙方都默認的借口）。如果要驗證一切事物，而驗證者也存在於一切事物之中，那麼該怎樣來驗證驗證者呢？
換句話說，當宇宙萬物被割裂為主觀與客觀，割裂為觀察的一種狀態與被觀察的一種狀態時，總是會遺漏些什麼。在這種情況下，宇宙萬物「總會一部分地逃避其本身」。沒有什麼觀察體系能夠觀察到自身正在觀察的。觀看者無法看到自己正在觀看的。每一隻眼睛都存在盲點，而恰恰就是這個原因導致我們從所有這樣以二元論為根基的嘗試中都只能找到不確定及不完整！
在物理學世界的最深處，有著測不准原理；而在精神世界的最深處，有著不完備性原理。這兩者有著相同的隔閡，都是逃避著自身的宇宙萬物，都有相同的「遺漏掉的東西」。（而且，我們將找到在產生「無意識」中以心理學方式運行的相同原理。）當科學以主觀與客觀的二元論為起點時，它就已經選錯了起點，而到了20世紀的前10年，它已經自行步入了毀滅的邊緣。
與主觀與客觀認識論的二元論類似的是靈魂與物體，或者精神與物質的存在論的二元論。這一二元論的問題一直揮之不去，想要決定宇宙萬物是由何種基本「物質」組成的，是不是除了物質的原子之外一無所有。它們以某種方式排列起來，因此意識只不過是一種幻覺，在現實中可以縮小到物理學的微粒之間的相互作用，如此一來「精神」是否實際上只是物質的聚積而已呢？但是毫無疑問的是，所有對於「物質」的感知只能存在於某人的精神之中，這不就說明了物質實際上什麼都不是，而只是一種思想嗎？自從柏拉圖將思想從經驗中抽離出來以後，有關什麼才是「真正」真實的東西的爭論就一直未曾停止，不管是哪一方都從未占具明顯的優勢。
意識是否實際上是物質，或者物質是不是實際上就是意識呢？唯心主義者們或者唯物主義者們，根本就無法忍受「意識只不過是肉體的一個多姿多彩的部分，從本質上與石頭、桌子以及塵土無異」的說法，因此，他們一直思索著這樣一個問題：對於物質的感覺存在於何處呢？答案當然是物質的感覺只能存在於意識之中，那麼結論就很顯而易見了：一切物質只不過是精神的思想罷了。但是，這讓唯物主義者坐不住了，他們會回答說：「好吧，那麼，意識是從哪裡來的呢？」這個問題的答案是：只能來自人類大腦的物理過程，因此與之相反的結論也同樣顯而易見了，一切思想只不過都是物質罷了。雙方辯得情緒高昂，因為爭辯的雙方都可以得出同樣合理的解釋，因此最終的決定通常就取決於個人的傾向了，這正如下面這個愛丁頓所講述的故事那樣：當約翰遜博士感覺自己陷入「貝克萊主教證明的物質本無的巧妙詭辯，從而宇宙萬物中的一切都僅僅是想像而已」這一論點中無法自拔時，他回答道：「以極大的力量用他的腳踢向一塊大石頭，直到他被石頭彈開為止，『我從而駁倒了他』。」雖然我們並不清楚這樣的行為到底向他證明了什麼，但是顯然他發現這樣的方法能令他感到欣慰。而如今講究實證的科學家們有了同樣的衝動，想要從這些思維的飛躍中退回到某些可以輕易「踢動」的東西上，儘管他們明明應該意識到盧瑟福留給我們的這塊大石頭根本不值得去「踢」。正如這個故事的寓意所說，古老的科學選擇了唯物主義者作為盟友，因為物質是可以「踢動」的，也就是說，可以被測量和驗證的，然而沒有一個科學家曾發明過任何一種能夠記錄心智的儀器。新的量子科學家們並不爭論這一點，他們當然也無法找到任何精神的東西，但是，重點就在這裡，他們同樣也找不到任何物質的東西了。正如某個物理學家所說的那樣：只有當我們沒有面對它時，我們對於物質的觀念才能顯得生動。當我們開始分析它時，它就開始消失不見了……事物中的可靠物質是另一種幻覺……我們從連續的液體到原子，從原子再到電子，一直到追尋著可靠的物質，到頭來卻一無所獲。而羅素簡潔地將其概括成：「這個世界可以被稱為物質的或者精神的或者兩者皆是或者兩者皆非，全憑我們的意願；實際上這些詞彙都毫無意義。」簡而言之，量子物理學已經將另一種二元論——精神與物質的二元論，帶入了破滅的邊緣，而且就在那裡消失不見了。
但是關鍵問題是有關主觀與客觀、有關觀察者和事件的核心二元論變得站不住腳了，而且並不是由於某一群哲學家武斷的觀點而變得站不住腳，而恰恰應歸因於權威的物理學。勃洛諾夫斯基（Bronowski）主張「相對論從本質上起源於哲學分析，它強調不存在某一事實和某一觀察者，而存在的是在一次觀察中兩者的結合……事件和觀察者是不可分離的」，這概括了相對論的本質面貌。而量子力學的創始人薛定諤則直截了當地說：主觀和客觀實為一體。我們不能說物理學科學的新近經驗已使它們之間的障礙被打破，因為這一障礙本來就不存在。如今可以從量子革命的見解中得出的結論數不勝數。實際上，這些結論是如此沒完沒了，以至於近現代哲學家們都將海森堡測不准原理和薛定諤的量子力學作為確鑿論據，來支持他們所相信的任何一種理論。這樣一來，我們所需得到的唯一結論就成了這兩位物理學家自己得出來的結論。海森堡的結論非常明瞭：從最開始的時候，我們就陷入了自然和人類的爭論之中，科學在其中只起到一部分作用，因此將世界劃分為主觀與客觀、內部世界與外部世界、肉體和靈魂的方法已經變得捉襟見肘，並將我們引入了重重困難之中。薛定諤打心眼兒裡同意海森堡的說法，並直截了當地表示：「這些缺點幾乎無法避免，除非拋棄二元論。」
「拋棄二元論」正是新物理學的成就。除了拋棄主觀與客觀、波與微粒、靈魂與肉體、精神與物質之間假想式的劃分以外，新物理學在愛因斯坦光芒萬丈的幫助之下，拋棄了空間與時間、能量與物質，甚至空間與對像之間的二元論。正如玻爾評論的那樣，在宇宙萬物的構建方式中，真命題的反面是偽命題，但深刻的實相的反面往往是另一個深刻的實相。
我們應該意識到，在拋棄了主觀與客觀的核心二元論之後，這些物理學家們從原則上拋棄了所有的二元論。至少對他們而言，這場二元論對抗中另一方的戰爭已經停止了。回頭看來，這場長達2 500年的戰爭簡直就像是人類拿到了兩張自己的全身照片，一張是從正面拍攝的，而另一張是從背面拍攝的。為了試圖決定哪一張照片才是「真正的真實」，人類分裂成了兩個陣營：「正面主義者」，即堅信只有從正面拍攝的照片才是真實的；以及「背面主義者」，毫不動搖地堅信與之相反的理論。這個問題相當狡猾，因為每一個陣營都不得不發明出一種理論來解釋另一方的存在，也正因此，正面主義者們在解釋背面的存在時，遇到了和背面主義者們解釋正面的存在時同樣的麻煩。為了避免發生矛盾，正面主義者們一直都盡可能地逃離其背面，而背面主義者們也同樣巧妙地發明了迴避其正面的方法。這兩個陣營在前進的路上偶爾也會迎面相遇，互相謾罵，而這就是所謂的哲學。
關鍵並不在於正面與背面的問題有多難，或者甚至這根本就是一個錯誤的問題。關鍵在於這是一個毫無意義的問題。用維特根斯坦（Wittgenstein）的話來講就是：在哲學研究中發現的大部分論點和問題都不是錯誤的問題，而是毫無意義的問題。我們無法對這樣的問題做出解答，而只能聲明它們是毫無意義的……因此，最深層次的問題實際上根本不是問題，就顯得毫不令人吃驚了。讓我們回想一下薛定諤的評論，他說主觀與客觀（或者在這一類比中是背面和正面）之間的障礙是無法被摧毀的，因為它從一開始就根本不存在。因此正如正面與背面只不過是觀察一個人身體的兩種不同角度一樣，主觀與客觀、心靈與肉體、能量與物質都只不過是解釋同一種實相的兩種方式罷了。如果不能意識到這一點，卻將它們一個一個「對立」起來，並據此試圖弄明白什麼是「真正」的真實，這就好比迫使自己陷入無休止的長期困擾之中一樣，即試圖解決一個毫無意義的偽問題（並因無法找到根本不存在的解答而陷入狂怒或困惑之中）。生物物理學家懷特解釋說：因此這不成熟的思想，即便是在處理經驗時被忽視的過程方面，都無法逃離其自身對於永久的偏好，也無法認識到發展過程的實際形式，且受迫在它那二元論的緊身衣中痛苦掙扎：主觀/客觀、時間/空間、精神/物質、自由/必要、自由意識/法則。必須唯一存在的實相與矛盾並駕齊驅。人類無法思考他位於何方，因為他從一個世界中創造了兩個世界。正如布朗指出的那樣，恰恰在這個「從一個世界中創造了兩個世界」的二元論中，宇宙萬物被割裂開來、被分隔開來，並因此「與自身相悖」。而這種「從一個世界中創造了兩個世界」的最深層根基就是二元論中主觀從本質上與客觀相分離、相區別的幻覺。就像我們所看到的那樣，這正是這些物理學家們偶然發現的見解，是300年來堅持不懈、始終如一的科學研究得到的最終見解。如今這已經是最為重要的了，因為這些科學家們只有認識到（不管多麼朦朧）實相的另一種模式的可能性以後，一種無須將認知者與被認知之物、主觀與客觀相分離就能夠進行的認知模式，才可能意識到二元論知識的不完整性。愛丁頓這樣解釋這第二種認知的模式：我們擁有兩種知識，我將它們稱為符號知識與親證知識……更為慣常的推理形式是只為符號知識而發展起來的。親證知識無法接受分類與分析；或者說，當我們嘗試分析它時，這種親證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符號。愛丁頓將第二種認知模式稱為「親證」（intimate），是因為主觀與客觀在這一運作中需要緊密的統合。但是，一旦主觀與客觀的二元論出現，這種「親證就消失了」，並且「取而代之的是符號」，而我們立刻就落回到了這個太過普通的分析法與二元論知識的世界中。因此符號知識是二元論的知識。而既然將主觀從客觀中分離開來全都是幻覺，那麼從中而來的符號知識從某種程度上講，也只不過是幻覺罷了。愛丁頓利用生動的隱喻對此進行了說明：在物理學的世界中，我們所觀察到的是熟悉的生活在牆壁上的投影表演。我手肘的陰影架在桌子的陰影上，而墨水的陰影在紙張的陰影上流動……坦白地意識到物理科學處理的只是一個陰影的世界，這是近年來取得的最重大的進步之一。薛定諤在評論這篇文章時詳盡闡述道：「請注意，這一最新的進步並不是發生在物理學的世界中，因為物理學本身就具有這種陰影的特點；它從阿比得拉城的德謨克利特時，甚至更早的時候就已經存在了，但我們卻從沒有意識到它的存在，我們以為我們所處理的正是這個世界本身。」
物理學，以及就此而言的大部分的西方知識學科所處理的都不是「這個世界本身」，因為它們都通過二元論的認知模式運行，因此它們所面對的是這個世界的符號化表現形式（symbolic representations）。這種二元論和符號化的知識既是科學和哲學的亮點，也是盲點，因為它讓人類能夠得到這個世界本身極其緊密而可解析的圖像，同時，無論這些圖像有多麼燦爛而詳盡，它們依然只不過是圖像而已。因此它們相對於實相就好比一幅月亮的圖像相對於真正的月亮一樣。現代符號學之父科日布斯基（Korzybski）在描述他口中的「地圖與場域」的關係時，清晰易懂地將這種見解解釋出來。所謂「場域」就是這個世界的現實形式，而所謂「地圖」就是任何一種代表或者表示這一場域的某個方面的符號標記法。很顯然，地圖並非場域。這從普通的行車圖中就很容易看出來，雖然行車圖可能極其準確地標示出了鄉村本身，然而它並非實際上的場域，而且沒有人會看著一本行車圖就真以為去邁阿密度了個假。不過，所謂的地圖還有許多微妙的形式，舉個例子，我們的日常語言就是這樣。文字本身並不是它們所代表的東西（說到底文字根本就不是真正的指示物——許多文字所代表的只不過是其他的文字罷了）。因此「天空」二字本身並不是藍的，而「水」這個字也無法讓你止渴，「牛排」兩個字也不能讓你感到飽足等。科日布斯基直截了當地將其總結為：「不管你說某樣東西是什麼，都是錯誤的。」我們的文字，由此延及我們的想法、我們的概念、我們的理論，甚至我們的日常語言，全都是實際世界的地圖、「場域」的地圖，而就好比一幅美國地圖並非真實的場域一樣，我們在科學與哲學上對於實相的想法也都不是實相本身。
而從其本身而言，符號化的地圖並沒有什麼特別的破壞性或者誤導性，它們對於這個文明的社會具有巨大的實用價值，是不可或缺的。然而，正如薛定諤指出的那樣，一旦我們忘記地圖並非場域，一旦我們將實相的符號混淆為實相本身時，問題就出現了。可以說，實相「超越」或者「隱匿」於符號的陰影下，而符號至多也只是二手的複製品罷了。如果沒能意識到這一點的話，人類就會在空無一物的抽像世界中迷失方向，只能思考代表符號的符號，而後者又是另一種符號的代表，最終它們所代表的什麼都不是，而實相卻從來都沒有出現過。物理學家詹姆斯·金斯（James Jeans）解釋道：正如新物理學所展示的那樣，一切早期的物理體系，從牛頓力學一直到老式的量子理論，全都落入了將表象等同於本質的錯誤之中；它們將自身的注意力限制在了洞穴的牆壁上，而沒有意識到穿過壁壘的更深層次的實相。為了接近「穿過壁壘的更深層次的實相」，我們只需要找到一切地圖所繪製的場域的實質。然而，這裡恰恰是困難所在，因為這一問題並不能通過闡述什麼是更加詳細的、更加「科學」的、更加可靠的，或者更加精確的符號化地圖來解決，而需要找出一種，至少是暫時找出一種，可以摒棄一切地圖來處理場域的方法。畢竟，如果從理論上顯得可行的唯一知識只有符號化的地圖知識的話，那麼我們很快就只能得到表示地圖的地圖了，而將早已遺忘原本的研究對像其實是場域。因此二元論的符號化知識在這裡是行不通的，因為我們所需要的反而是非符號化的、非二元論的，或者用愛丁頓的話來說就是，一種「隱藏在科學的符號後面的實相的親密知識」。
讓我們回想海森堡、薛定諤以及愛因斯坦的成就中的本質見解。在實相的結構中,觀者與事件、主觀與客觀、知者與被知之物，都不是相互分離的。若要更深層次地領會這一見解，就需要一種可與之相比的認知模式，一種本性與其所知之物無法分離的認知模式。薛定諤在說下面這段話時，腦中指的就是這種非二元論的認知模式：「這個世界只出現一次，它不會反映出任何東西。原始的圖像與鏡中的圖像是完全相同的。」他又說：「這一切（即西方哲學）全都出自於我們長久以來奉為經典的區分主觀與客觀的觀點。雖然我們不得不『為了實用性的參考』而在日常生活中接受這種觀點，但我相信，我們應該在哲學思維中將它拋棄掉。」
這樣一來，正如這些物理學家們發現的那樣，我們就擁有了兩種基本的認知模式：一種被冠以各種各樣的名字，有符號、地圖、推理、二元論的知識；而另一種則被稱為親證，或者直接，或者非二元論的知識。[4]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總體上，科學是排他的，是從符號化和二元論的地圖知識開始的，其注意力集中在「陰影」上，但是從物理科學新近成果來看，人們發現這種認知模式，至少從某些方面來看，不足以稱為「真實之物的知識」，而這正是它過去一直虛偽承諾的東西。這種不完整導致許多物理學家們採納了第二種認知模式，或稱認知的親證模式，或者至少設想了這種知識類型的必要性。
但是如今我們必須超越嚴格的物理學範疇，因為這兩種認知模式具有普遍性，也就是說，在整個人類歷史中，從道教到威廉·詹姆斯、從吠檀多派到懷特海、從禪宗到基督教神學，它們都曾以各種各樣的形式在不同的時間和地點被人所認識。我們可以從各種各樣的學派和哲學、心理學、宗教，以及科學的傳統中輕鬆地找到無數的例子，但是下面這幾個簡短的例子就已經足夠了。
道教的解脫學將這兩種認知的通常形式稱為「常規知識」和「自然知識」，也就是，「以通常被命名與定義的形式被認知的宇宙萬物的知識」與「以實際的形式（道）被認知的宇宙萬物的知識」。對我們而言，幾乎所有的知識都是一個道教信徒口中的「常規」知識，因為我們認為只有能夠將某樣東西通過文字，或者一些其他的常規符號體系，例如數學或音樂的標記法，呈現給自己，我們才算真正地認知了這樣東西。這樣的知識被冠以常規之名，是由於它是一種交流方式的社會契約。換句話說，第一種是符號化的認知模式，而第二種，用道教的話來說，就是「非常規的知識，（旨在）直接理解人生，而不是通過抽像的、線性的具象主義思維的術語來理解」。
這兩種認知形式在印度教中也有非常清晰的區分。正如領悟梵天的人們所說：一種高級模式和一種低級模式。低級模式被稱為下智（aparavidya）,對應於我們口中符號化的地圖知識：它是推理的、概念的以及比較的知識，並且基於能知（pramatr）與所知（visaya）的前提之上。高級模式被稱為上智（paravidya），「不像一系列知識的最終結果，它並不是通過從低級的知識秩序以漸進的方式達到的，而是突然之間，通過直覺立刻達到的境界」。這對應於我們的第二種或者非二元論的認知模式，因為它是「對非二元論的獨特、自證的直覺洞察」。
基督教神學同樣非常熟悉這兩種認知模式，正如神學專家貝蒂也夫（Nicholas Berdyaev）的這段論證：我們無法在語言和思維中摒棄符號化，但是我們在原初意識中可以擺脫它。在描述靈魂與玄秘體驗時，人們總是依賴於與空間有關的符號，例如高度和深度，依賴於這個或那個世界的符號（第一種認知模式）。但是在真正的精神體驗中，這些符號都消失了……最初的創造性行為是現實主義的、非符號化的（第二種認知模式）；它脫離了概念的細節。基督教神學中充滿了類似這樣的見解，例如，愛克哈特（Meister Eckhart）將符號化的地圖知識稱為「以清晰理念感知宇宙萬物的暮光知識」；而他將第二種或者非二元的知識稱為「黎明知識」，因為在這一模式中，「感知宇宙萬物是不需有所區分，拒絕一切觀念，在絕對統一與神的本體中拋棄一切的比較」。基督教神學總體上將這第二種模式認作「認知的神聖方法，不依靠任何認知者以外的對象」，這清晰指出了其非二元論的本質。
在大乘佛教中，認知的符號化模式與非二元論的模式被分別稱為「識」（vijnana）和「般若」（prajna）。梵語的詞根「jna」類似於英語中的詞根「cna」和「gno」，從這兩個詞根生發出了例如「know」（認知）和「gnosis」（靈知）這樣的單詞，同時，梵語的前綴「vi-」的基本意思是「分開」，因此「vijnana」這個單詞本質上意味著二元論的知識。與「vijnana」相反的是「prajna」（「pro-gnosis」〔前靈知〕），這種認知模式是非概念的、非符號的，也非二元論的。鈴木大拙詳細闡述道：「般若」超越「識」。我們在感知與智力的世界中利用「識」，其特點在於感覺的二元對立，也就是一方觀察，而另一方被觀，這兩者處於對立的兩面。在「般若」中並不存在這樣的區別，被觀的一方與觀察的一方是完全相同的；觀者就是被觀者，而被觀者就是觀者。也許再也沒有哪位現代的哲學家能像懷特海這樣，強調區分這兩種認知模式的根本重要性。懷特海有力地指出了認知符號形式的核心特點在於抽像與二分（即二元對立）。根據懷特海的說法，抽像的過程也許在日常的演說中非常有用，但從它只關注某個對象突出的特點而忽視其他一切特點這一方面來看，它最終是「虛偽的」，並且因此「抽像就是省略掉部分真相」。也通過二分，通過「分解宇宙萬物天衣無縫的外衣」認知的符號化模式得以進行，於是對它想要理解的宇宙萬物造成了破壞。懷特海進一步指出，這些錯誤常常由於「我們將抽像概念錯當成實質的實相」而被加深了，懷特海將這一錯誤稱為「錯置具體感的謬誤」（Fallacy of Misplaced Concreteness）（我們之前以混淆地圖與場域做比）。與這種認知模式相反的是懷特海口中的「領會」，這是一種親證、直接、非抽像，並且非二元論的實相的「感覺」。
在這方面，懷特海與他「精神上的前輩」威廉·詹姆斯達成了相當的共識。用詹姆斯的話講就是：有兩種認知事物的方式：立刻或者直覺地認知它們，以及用概念或者典型認知它們。雖然如你眼前的白紙這樣的事物能夠憑直覺被認知，但我們所認知的大部分事物，例如，印度的老虎，或者哲學的學術體系，都只能典型地或符號化地加以認知。符號化或者典型思維是一種我們都非常熟悉的認知模式：主觀是與客觀相「分離」的，而「認知」包括建立起「一種外部的物理束縛或者精神媒介，將思想與事物聯繫起來」。但是，第二種認知模式就不含有這樣的二元對立，因為，詹姆斯解釋道：「能夠立刻或者直覺地認知，是因為精神內容與客觀存在是完全相同的。」
對於認知符號化模式和非二元論模式的認識，在亨利·伯格森（Henri Bergson,智力VS直覺）、馬斯洛（智力VS融合）、甘特·伯羅（Trigant Burrow二分意向VS同一意向）、諾曼·布朗（Norman O.Brown二元化知識VS肉慾性知識[5]）、安德魯·韋爾（Andrew Weil直率VS沉醉）、克裡希那穆提（思想VS覺察）、魏無為（外視VS內觀）、斯賓諾莎（智力VS直覺）的著作中都有著突出的表現，以及杜威有關互動主義的著作，而這些只是列出了一小部分而已。
現在，如果將宇宙萬物分割成主觀與客觀、分割成知者和被知之物，如果「從一個世界中創造了兩個世界」，如果「分解宇宙萬物天衣無縫的外衣」，簡而言之，如果二元論從一開始就將宇宙萬物切斷、撕裂並使其與自身疏遠，致使它「與自身相悖」，那麼我們與實相聯繫起來的唯一希望就必先完全拋棄認知的二元論模式，因為這種二元論模式每走一步都會重複原初的分裂。如果我們想徹底而完整地認識實相，如果我們要在尋找自我的基本嘗試中不再逃避自己，如果我們要進入場域中的具體現實之中，不再受到地圖的迷惑，那麼我們就不得不放棄二元論的符號化認知模式，因為這種模式會在試圖抓緊實相的本質時，將它生生撕裂。簡言之，我們將不得不從暮光知識的模糊之中轉移到黎明知識的光輝之中。我們要想認識實相，最終就必然會求助於第二種認知模式。現在，我們已經認識到我們擁有這種黎明知識，這樣足矣。
[1] 這是評論尼采的一段話，不過作者覺得用在這裡很合適。
[2] 數學上，ΔχΔρ≥h/4π，其中Δχ是某一坐標的不確定性，Δρ是相對應的動量成分的不確定性，而h是普朗克常量。
[3] 「哥德爾的證明」，不管是邏輯上還是物理上，驗證都並非實相的絕對標誌。如果你要驗證一切，既然驗證者也是一切的一部分，那麼你要如何驗證驗證者呢？
[4] 我們必須重點指出被冠以洞察力、直覺、慧等名字的第二種認知模式，絕不應與通常稱為「預感」或者「直覺」的東西混淆起來。這種「預感」知識在西方思維漫長的歷史中都發展得不怎麼樣，而如今的哲學家們和科學家們在提到這種知識時就害怕地退縮了，因此，可以理解的是，由這種「直覺」所揭露的許多「自我驗證」的實相都顯得極其荒謬。更確切地講，我們所談論的這第二種認知模式是一種透明的認知、沒有內容、沒有維度，在這裡認知者和被認知之物是同一個過程。
[5] 「性」是由於主觀與客觀在認知的行為中合二為一了，因為主客在認識活動中合一，故稱肉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