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斯基爾森醫生（Dr.Eskildsen）的新病人懷著7個月的身孕，穿著高跟鞋搖搖晃晃。她看到報紙上刊登的廣告，說是可以免費檢查視力，覺得這個價兒挺划算。埃斯基爾森醫生的診所設在俄勒岡州尤金市中心法院的對面。門上一板一眼地掛著招牌：俄勒岡研究所視覺研究中心。那時是20世紀60年代，診所裡候診室的樣子，跟其他小鎮上的驗光師診所差不多。什麼東西都不太貴，可樣樣整潔嶄新。傢俱貼面是菲律賓紅木鑲板，地毯是墨綠色的。幾幅廣告為房間增添了幾許色彩，其中一幅是旅遊海報，上有「神奇的哥本哈根」字樣——興許埃斯基爾森醫生是丹麥人？接待員接待了病人，引她上了三級台階，進了驗光室。
埃斯基爾森醫生一臉嚴肅，看不出具體多大年紀。他下巴中間有點兒向內凹，禿頂前肯定是個帥哥。他戴著眼鏡，讓人覺得好像心情不大好——彷彿這份工作在跟他唱反調似的。
「請您走過來，站在這個有標誌的地方。」他溫和地說，「我會在牆上投射一些三角形，請您目測一下它們的高度。」
病人照做了，很快就進入了視力檢查的狀態。過了幾分鐘，埃斯基爾森醫生注意到患者的動作有幾分異樣。
「您怎麼了？」他問。
「怪了，」病人道，「我怎麼有點兒暈啊？」
「大概是懷孕的緣故？」醫生不怎麼確定地問。
「我從來沒這樣過，」病人堅持道，「我感覺連站都站不住了。」婦女穿著高跟鞋走了幾步，用手扶著牆：「你是在催眠我嗎？這可太卑鄙了！」
埃斯基爾森醫生衝著牆上的對講機說了話：「好啦，吉姆，咱們的受試者發火了。」
埃斯基爾森醫生的合作者保羅·霍夫曼（Paul Hoffman）曾在南太平洋空軍當過領航員。告別戰爭後，他讀了個實驗心理學的博士學位，在俄勒岡大學當小助教，這期間他發現自己不怎麼喜歡教書，反倒冒出了一個想法：建立智庫，專門研究人類的決策。1960年，他終於碰到了機會。他憑著國家科學基金會發的60 000美元補貼，又把房子抵押了，在11號碼頭買下一棟唯一神教派（基督教的一支）的教堂，改名為「俄勒岡研究所」。霍夫曼認為，有些研究，不搞大學那一套繁文縟節最好。
1965年，紐約一棟辦公大樓的設計師給霍夫曼出了一道難題。那棟建築頂樓的租客們支付的租金是最高的。建築師和工程師們擔心，曼哈頓颳大風時頂層會晃悠。他們可不願讓寶貴的租戶們覺得大樓搖搖欲墜。為避免此種情況，他們需要知道多大幅度的水平晃動會引起人們的注意。當時似乎完全沒有這方面的數據。
霍夫曼意識到，他們需要做一個心理物理學實驗。所謂「人剛好能注意到的區別」，就是一種刺激的最小可感知量（本例中，就是房間的晃動幅度）。就如何測量可察區別，自19世紀以來已經有了大量的心理物理學文獻。修些活動的小隔間本來是很容易的，不過霍夫曼知道，要是他一開始就告訴人們實驗的目的，受試者會滿心盼著房間晃動，而這種期盼會讓他們提前感覺到晃動。「於是我想，」霍夫曼回憶說，「該怎麼邀請一個人來辦公室，出於這樣那樣的目的，請他坐在某個房間裡，然後開始讓房間搖晃呢？」
霍夫曼在尤金市珍珠大街800號的辦公大樓租了個空間，改裝成驗光師診所。驗光室下頭有輪子。利用一套靜音液壓裝置（本來是鋸木廠用來拖原木的），房間會逐漸加速前後搖擺，晃動幅度也會遞增。晃動幅度介於1英吋（2.54厘米）到12英尺（3.66米）之間。心理學家埃斯基爾森湊巧是個註冊驗光師，答應扮演這個角色。他們總共做了72例假驗光測試。驗光的時候，他們慢慢加快房間的搖擺速度，直到受試者「發火」——也即說出一些表示自己有所察覺的話。埃斯基爾森和霍夫曼關心的數據是，房間的擺動幅度要多大，患者才能察覺。他們詳細記錄受試者的生理特徵（如懷孕，穿高跟鞋等），以及察覺時說了什麼話：我覺得站不穩。我覺得自己好像在船上。當初在賓夕法尼亞州的時候，我們做過醉酒駕駛測試，要你順著一條直線走……
真不舒服。你是不是在給我照X光一類的東西啊？我好像被偷拍了……
我覺得你偷走了我的地心引力……埃斯基爾森自己也沒能免疫。每天他都暈船，回到家調養好，第二天早晨回來，又暈了。
實驗結果表明，可察搖擺臨界值比建築工程師們預計的要小10倍。雖說這不是客戶想要聽到的消息，但他們對霍夫曼的方法起了興趣。建築師山崎實（Minoru Yamasaki）和工程師萊斯利·羅伯遜（Leslie Robertson）來到俄勒岡，堅持要在實驗裝置上「坐一趟」，然後，他們信了。
之前簽的保密協議搞得霍夫曼無法出版、甚至公開自己的發現。建築開發商可不願跟負面宣傳一類的消息沾邊兒。但俄勒岡測試的確讓工程師們採用了剛性更強的外部支撐部件。1970年，該建築起名為「世界貿易中心」，大張旗鼓地投入了使用。31年後，兩架飛機在恐怖分子的劫持下撞向了中心的雙子塔。由於採納了霍夫曼的建議，塔樓維持了足夠長的挺立時間，讓14 000多人得以安全逃生。
今天，俄勒岡研究所廣受尊敬，因為它是行為決策理論誕生的搖籃。長久以來，它是利切坦斯泰因和斯洛維克的職業之家。在這裡，兩人首次清晰地揭示了人對價格和基於價格的決策是多麼地摸不著頭腦。還有一年，俄勒岡研究所做了當時最具影響力的兩位心理學家——埃莫斯·特沃斯基和丹尼爾·卡尼曼的根據地。那可真是碩果纍纍的一年啊！
在談到這個傑出群體之前，有必要先談談他們的前輩，以及心理物理學這一奇特的科學。
「心理物理學」這個詞是19世紀中期德國心理學家古斯塔夫·費希納（Gustav Theodor Fechner）（1801-1887年）普及開來的。靠著心理物理學，費希納遭遇了哲學上最古老的一個問題：主觀體驗能夠比較或溝通麼？一般而言，顏色就是個很方便的例子：
人們是以同樣的方式體驗顏色的麼？有沒有這樣的可能：同為紅色的「停止」標識，一個人看到的是紅色，另一個人體驗的卻是綠色？有沒有什麼辦法能把它說出來呢？看到綠色的人仍然會把標識叫做紅色，因為別人一直教他「停止」標識的顏色就叫做「紅色」。
本著純粹的哲學精神，類似這樣的問題是無法回答的。它為下面的問題打開了口子：感覺的強度能否測量呢？19世紀的德國心理學家威廉·馮特（Wilhelm Wundt）對此表示懷疑:一種感覺比另一種強多少或弱多少，我們永遠說不出來。不管太陽是比月亮亮一百倍還是一千倍，大炮的聲音比手槍響上一百倍還是一千倍，要進行估算，都遠非我們的能力所能及。我們要搞懂馮特說的是什麼。他並不是說，物理學家無法測量日光和月光的客觀亮度。馮特的那個時代，物理學家們已經開始在做這件事了。他也不是說，你問太陽和月亮哪一個更亮，人們會回答不出來。事實上，人們會100%地同意，太陽要亮得多。
馮特只是在說，主觀比率是沒有意義的。在這一點上，他犯了個彌天大錯。在接下來的一百多年裡，跟馮特同時代的人及他的接班人們（大多戴著「物理學家」的帽子），收集了令人信服的證據，證明人們很擅長做馮特心目中「不可完成的任務」。
「心理物理學」最切實的定義會說，它指的是對物理量（聲音、光、熱和重量）和主觀感受之間聯繫的研究。就算只看萊比錫，費希納也不是第一個探討它的人。早在1834年初，萊比錫生理學家厄恩斯特·韋伯（Ernst Weber）就確定了迄今為止該領域最了不起的一大成果。
他蒙上人們的眼睛，要他們判斷不同的砝碼組合有多重。韋伯謹慎地增加小砝碼，直到受試者說他感覺自己負擔的重量明顯沉了些（這就是「可察差異」）。他認為，重量的相對變化（百分比）比絕對克數或磅數的變化更為重要。壯漢舉起的槓鈴上飛來一隻蒼蠅，當事人感覺不到重量的明顯變化。可要是人蒙著眼睛，手掌上放了一枚硬幣，同一隻蒼蠅飛到硬幣上，他恐怕能察覺出不同。
在電燈泡和揚聲器時代到來之前，心理物理學是甚為原始的一檔事兒。早期的一位研究者，朱利葉斯·默克爾（Julius Merkel），曾要人們判斷金屬球落到烏木塊上的聲音大小。若是想讓聲音大些，默克爾只能從更高的地方把球拋下。另一位先驅，比利時物理學家約瑟夫-安東尼·費迪南德·普拉托（Joseph-Antoine Ferdinand Plateau）要8名畫家精確地畫出位於黑與白正中間的灰色。為了不讓「黑」與「白」的含義出現混淆，普拉托提供了色樣。畫家們取了色樣，回到畫室調灰色。儘管每個畫室的光線必然有所不同，普拉托記錄說，8人得出的灰色基本上相同。有人拿它當證據，想藉此說明感覺也並非那麼主觀。他還做了一件跟費希納的「苦命實驗」極為相似的事情，直盯太陽看25秒，致使視力永久性受損。他逝世於根特，死時雙目失明。他的身後之所，距離畫家馮·艾克（Van Eycks）名作《根特祭壇畫》中的那座教堂只有咫尺之遙。
20世紀，心理物理學的發展主要得益於更好的視聽設備。裝配了最新的幻燈機、變阻器和音頻振蕩器之後，整個領域蓬勃發展。它的範圍，不僅涉及感官世界，還涵蓋了道德、美學和經濟價值判斷。研究人員讓大學生們觀察傾斜的線條、色彩或現代畫作的複製品；用鼻子聞毒油，用耳朵聽白色噪音，比較暴行、薪水和香味。接著盤問就開始了：跟水平線相比，斜線的傾斜度是多少？請按1到7級給你剛才聽到的聲音響度打分。哪一種犯罪更壞？你覺得照片裡的這個孩子智力怎樣？
而史蒂文斯（S.S.Stevens)之所以出名，是因為他確立了物理強度與主觀感覺的關聯曲線。長久以來，人們就知道這不會是一條直線。
試想有一個完全黑暗的房間。打開一盞60瓦的燈泡。然而打開第二盞60瓦的燈泡。此刻的光線會比只開一盞燈時亮兩倍嗎？不會（幾乎人人都這麼說）。它看起來會更亮，但不會亮上兩倍。嚴謹的實驗揭示，要想在主觀上令光線看起來亮上兩倍，光源點的強度在物理上必須是先前的4倍。
這其實是一條典型的冪曲線。不用數學公式來說的話，這裡有一個把握大意的辦法：你正用聖誕綵燈裝飾房子，想要亮過你的鄰居。具體而言，你想要自己的燈看起來比他家亮兩倍。據史蒂文斯說，光買兩倍多的燈還不夠。為了讓你的綵燈感覺起來亮兩倍，你得買上瓦數差不多是之前的4倍多的燈泡。
不管你的鄰居是個環保主義者，只點一盞綵燈，還是他喜歡出風頭，把自己的房子弄得五彩繽紛的，這條規則都成立。要想讓主觀效果翻倍，燈泡瓦數就得翻4倍（嘩，你12月的電費賬單一定很可觀）。
史蒂文斯滿意地注意到，他的冪曲線可以簡單地概括為：相同的刺激比率可以得出相同的主觀比率。這通常被稱為史蒂文斯定律，或心理物理學定律。史蒂文斯和同一時期的研究者用了整整一代人的時間確定，冪定律具有普遍性，不光適用於光線的亮度，也適用於熱度、冷度、滋味、氣味、震動和電擊的感覺。
兩個比率之間的因數，根據刺激類型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換言之，不一定總是「4倍的刺激帶來兩倍的反應」。比方說，在液體軟性飲料中，要感受到兩倍的甜度，糖量只需是原先的1.7倍。比率還取決於刺激的呈現方式。比如，一小片金屬片接觸皮膚，或是熱源照射小範圍皮膚，又或者桑拿一樣的熱浪包裹全身，在這三種情況中，熱的感覺遵循不同的冪曲線。但在給定的實驗中，曲線是非常一致的。到1965年，史蒂文斯的兩位同事寫道：「從實驗事實的角度來看，冪定律是毫無疑問地建立起來了，它恐怕比心理學領域提出的其他任何理論都更為牢不可破。」
史蒂文斯想解釋為什麼感覺會遵循冪律。他注意到，物理定律（比如E=mc2）大部分是冪律。通過調整為物理定律的形式，感覺能更清楚地「告訴我們實際情況是怎麼一回事」。在他逝世後出版的文稿中，史蒂文斯曾寫道，心理物理學：舉例來說，感覺上需要保持恆定的，是差數，還是比例或比率？顯然，是比例——比率。
走向一棟房子，房子的相對比例保持不變：從任何距離看，三角形的屋頂始終都是三角形。不管是在光明或黯淡的光線下看，照片上顯示的都是同一幅畫面：雖然光線不同，可照片光亮和陰影部分的比例看起來大致相同……不管刺激水平出現多大幅度的變化，知覺比例的效用及其關係幾乎不變。想想看，要是對話只在單一的強度範圍內才能為人所理解，或者隨著距離拉遠，物體的外觀比例就發生變化，又或者一有烏雲遮蔽光線，照片就辨識不清了，我們熟悉的生活會發生怎樣天翻地覆的變化啊!
這樣說來，我們的感覺以比率為基礎，簡直合情合理得非同凡響嘛！但這裡卻有一個致命的弱點。對比率、對比如此敏感的代價是，對絕對數量相對遲鈍。
心理學家史蒂文斯用他典型的文風指出了這一點：本書中的字體看似是黑色，實則不然，它只是因為沒有來自黑色區域的光線進入你的眼睛罷了。事實上，黑色釋放了大量的光，要是我們把黑色周圍的白紙全都扯掉，你會發現黑色本身似乎散發著明亮的光芒，就像黑夜裡的霓虹燈一樣。感覺以比率為基礎的性質，帶來了許多後果。比較微不足道的一點是，它影響了心理物理學實驗的設計。人們發現，實驗結果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反應量表。這就是「答卷」，以前是印刷形式，現在是網頁。有兩種最流行的反應量表：等級和量值。兩者你應該都很熟悉。
等級量表用於消費者調查和互聯網投票。您如何評價您的惠而浦洗碗機？請選擇：
□ 1 - 很差
□ 2 - 一般
□ 3 - 良好
□ 4 - 非常好
□ 5 - 絕佳
等級量表會列出數量固定的可能回答，並以文字標注。它有一個最低分（或最差選項），和一個最高分（或最優選項）。
另一種方法是量值量表。它要求你用數字方法給某種東西打分。最低分數是0，最高分是——這裡沒有最高分。為什麼沒有最高分呢？諸如響度或重量這類物理量是沒有上限的，對其的主觀感受也沒有明顯的限制。
有時，量值量表會提供一個比較標準，稱為模數（modulus）。它可能會給你展示一個投影出來的光圈，告訴你它的亮度是100。接著，它要你估計其他圓圈的亮度。有前者一半亮的，就是50；兩倍亮的，是200；當然了，完全看不見的，是0。
模數應該能有所幫助，作用類似地圖上的比例尺。但史蒂文斯的妻子，傑拉爾丁·斯通（Geraldine Stone）（原名）卻說，他原打算省掉模數一環。史蒂文斯發現，沒有它，受試者們反而能給出更首尾一致的判斷。此後，他更青睞的技術是指導受試者給出一個數字，任何數字都可以，跟亮度、甜度和不快程度相對應。
這一套聽起來亂哄哄的。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它確實亂。不同的人會給同樣的東西分配完全不同的數字。但這並不必然是個問題。在中世紀，各地商人使用不一樣的度量衡。但倘若一頭牛比另一頭牛重兩倍，那麼不管到哪兒，這個事實都不會發生變化，哪怕不同地方稱量出的磅數或有不同。在史蒂文斯的實驗中，受試者的絕對判斷並不一致，但其比率卻很有意義。讓受試者自己創造精神標桿，衡量他給出的答案，這樣更為合理。
為什麼模數沒用呢？有了模數，受試者們害怕「犯錯」。沒有它，他們只好跟著最初的衝動走，這通常更準確。「我喜歡這樣，我可以放鬆下來，思考音調。」一位受試者告訴史蒂文斯，「要是有了固定的標準，我會感到更多的限制，老想著對聲響做加減乘除，但這很難；而沒有標準的時候，聲響看起來該在哪兒，我只需要把它放過去就行了。」
追溯20世紀30年代的心理物理學文獻，人們有時會用「錨點」來指代模數或等級量表中的兩個端點。文中說，要根據這些比較標準「錨定」判斷。然而，「錨點」似乎就像玻璃窗上的氣泡，會歪曲判斷。
在人們記憶裡，史蒂文斯並不是一個好老師，可他做過幾次令人印象深刻的課堂示範。
一次，他給學生們看了一個被白色包圍的灰色紙盤子。漆黑的房間裡，聚光燈照在灰色盤子上，灰色看起來是白的。接著，史蒂文斯又把燈光打到了盤子周邊的白色上。在周圍耀眼的白色包圍下，先前還是「白」色的盤子變成了「黑」色。
許多錯覺就建立在類似原理的基礎之上。由麻省理工大學認知科學家愛德華·安德爾森（Edward H.Adelson）提供的例子，在本質上同史蒂文斯的示範很類似。圖2-1中，方塊A和方塊B的灰度是一樣的。這個錯覺很有意思，連酒吧都經常用它打賭。要想證實它，不妨先去找點即時貼（大概需要6小塊）。
圖2-1
把跳棋盤其他的格子仔細地遮起來，只留下A和B兩處可見。還沒把最後一塊即時貼貼上去之前，你恐怕根本不相信：A和B兩處的顏色怎麼會是相同的呢？可突然之間，它們就「變成」了同一種中灰色。
要理解這一錯覺的原理並不難。圓柱體投下了一道影子，把「白色」的B方塊變得「黑」了（實際上就成了灰色）。從紙張印刷的角度來看，B的灰度值和「黑色」的方塊A一樣。但人的眼睛和大腦有比判斷絕對灰度值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它們正試著理解世界（本例中，就是這幅畫）的意義。這就意味著專注於對比。我們看到了一張棋盤，所有的「白」方塊都是同一顏色，還有一道邊緣模糊的影子。光與影之間的對比干擾不了棋盤黑白方塊之間的對比，反過來也是一樣。
所以，史蒂文斯說過這麼一句名言：「黑就是周圍有一圈光環的白。」這句話的口氣挺像作家奧威爾，但確確實實不是亂說。史蒂文斯再清楚不過了，稍稍耍些小花招，你就能讓人相信任何有關自己感覺的事情。在主觀上，沒有什麼絕對的東西，只有對比。
而心理物理學家赫爾森在暗房裡的經歷，也為我們提供了寶貴的理論。
赫爾森正在攝影暗房裡亮著的一盞紅燈底下工作，突然間注意到一件怪事。他的煙頭閃著綠光。
當然，在普通光線下，燃著的煙草放出的光看上去應該是餘燼紅。這一經驗幫赫爾森明確了一個重要的概念——一個有關適應水平的概念。很明顯，當時赫爾森的眼睛適應了暗房裡不同尋常的紅色燈光。較之安全燈發出的紅色光芒，燃燒的煙頭發出的是一種調子更冷、更黃的紅色光。兩相比較，後者便顯得像是綠色了。赫爾森的眼睛和大腦登記的不是絕對色彩（這是數碼相機用的方法），而是香煙和房間基準顏色之間的色差。
赫爾森最終得出結論，所有的感覺都要適應一定的刺激水平，接著記錄從基準開始的變化。他在一系列著名的重量實驗中示範了這一觀點。
他先要志願者一個接著一個地舉起兩枚小砝碼，並描述第二枚砝碼感覺有多重。他發現，受試者會因為第一枚砝碼而產生偏差，因為第一枚砝碼充當了比較的錨點或基準。倘若錨點砝碼比第二枚砝碼輕，它會讓第二枚砝碼感覺重些；要是錨點更重，它則會讓第二枚砝碼感覺更輕。這種感覺的相對性會帶來徹底的矛盾。赫爾森可以做些安排，讓同樣一枚砝碼，放在輕砝碼之後感覺重，放在重砝碼之後感覺輕。
從概念上講，這沒什麼好大驚小怪的。要是你想顯得苗條點兒，就結交些胖朋友！我們都注意到了對比效應。你是否有過這樣的經歷：一邊想著要喝一口咖啡，實際上喝的卻是茶？在那短短的一瞬間，你喝的東西味道怪不可言。它嘗起來既不像茶，也不像咖啡。你所喝的，是介乎於期待和現實之間的落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