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加工和自我有關的信息時，會出現一種潛在的偏見。我們一邊輕易地為自己的失敗開脫，一邊欣然接受成功的榮耀，在很多情況下，我們把自己看得比別人要好。這種自我美化的感覺使多數人陶醉於高自尊光明的一面，而只是偶爾會遭遇到其陰暗的一面。
人們大都認為，我們中的多數人都深受低自尊之苦。幾十年前，人本主義心理學家羅傑斯斷言，他所見過的多數人都「看不起自己，覺得自己既沒用又惹人煩」。許多人本主義心理學的普及者也同意這一點。「我們所有人都有自卑情結，」約翰·鮑威爾聲稱，「那些看起來沒有自卑情結的人只是在偽裝而已。」正如格勞喬·馬克斯所嘲諷的：「我不想參加任何一個會接受我為其成員的社團。」
而事實上，我們多數人都對自己感覺不錯。在對自尊的研究中，即使得分最低的人，給自己的打分也基本在中等範圍。（一個低自尊的人也會用「有時」或「某種程度上」這種限定性形容詞來給「我有些好主意」這樣的句子打分。）更進一步地講，社會心理學的一個最富挑戰性而且證據確鑿的結論也和自我服務偏見有關。
卡爾·羅傑斯（Carl Ransom Rogers，1902～1987），人本主義心理學創始人之一，其「當事人中心法」對當代心理治療、當代教育以及組織管理、咨詢和培訓等領域均有著重要的影響。曾任1946～1947年美國心理學會主席、1949～1950年美國臨床和變態心理學會主席，創辦了美國應用心理學會並任第一屆主席。根據吉爾森的一項調查，羅傑斯在「二戰」後最有影響力的100名心理學家中列第4位。
——編者注
對積極和消極事件的解釋
好幾個實驗已經發現，當得知自己成功後，人們樂於接受成功的榮譽。他們把成功歸結為自己的才能和努力，卻把失敗歸咎於諸如「運氣不佳」、「問題本身就無法解決」等這樣的外部因素。同樣地，在解釋獲勝時，運動員一般會將其歸因於自己，對於失敗則推脫給其他因素，諸如錯誤的暫停，不公平的判罰，對手過於強大，或者是黑哨。還有，想想汽車司機們願意為自己的事故承擔多少責任呢？在保險單上，司機們總是這樣描述他們的事故：「不知從哪裡鑽出來一輛車，撞了我一下又跑了」；「我剛到十字路口，一個路障忽然彈起來擋住了我的視線，以至於我沒看見別的車」；「一個路人撞了我一下，就鑽到我車輪下面去了」。
「勞駕，哥們！下次小心點兒，注意看路！」
在那些既靠能力又憑運氣的情境（遊戲、考試、應聘）裡，這種現象尤其明顯。成功者往往認為成功源於自己的能力，而把失敗歸因於壞運氣。我在拼字遊戲中贏了，那是因為我語感好。要是我輸了，那是因為，「遇到個Q卻沒有U，這種題誰做得出來？」類似地，政治家們也傾向於把勝利歸功於自己（勤奮工作、為選民服務、聲譽和策略），把失敗歸因於不可控的因素（選區政黨的組成、對手的聲望、政治趨勢）。當公司利潤增加時，CEO們把贏利歸功於自己的管理能力；而當利潤開始下滑時則會想：在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還能指望什麼呢？
羅斯和西科利還研究了婚姻中的自我服務偏見。他們發現，加拿大已婚的年輕人通常認為，他們在打掃房間或照顧孩子這些方面所承擔的責任，要比配偶認為得多。在一個全國性的調查中，91%的妻子認為自己購買了大部分的食物，但只有76%的丈夫同意這一點。在其他研究中，妻子們對自己所承擔家務的比例的估計，也高於丈夫們對她們的評估。每天晚上，妻子和我總會把要洗的衣服隨手丟到臥室盛衣籃的外面。第二天早上，我們中的一個會把衣服揀起來放進籃子裡。當她對我說「這次可該你去揀了」的時候，我想：「 哼，十有八九都是我去揀的。」於是我問她：「你覺得有多少次是你揀的？」「噢，」她答道，「差不多十有八九吧。」
這些承擔責任中的自我服務偏見會導致婚姻不和、員工不滿和討價還價時的僵持局面。對於離婚者把婚姻破裂的責任歸罪於對方，或是經理把低業績歸咎於員工缺乏能力或不夠賣力就更不足為奇了。（而工人們則更願意歸因於一些外在的東西——供給不足，負擔過重，同事太難相處，任務目標高不可及。）同樣地，當人們得到比別人更多的獎勵（如加薪）時，他們認為獎勵很公平。
我們總是將成功與自我相聯繫而刻意避開失敗對自我的影響，以此保持良好的自我形象。例如，「我的經濟學考試得了A」相對於「歷史考試教授給了我個C」。把失敗或挫折歸因於客觀條件甚至別人的偏見，這總不會比承認自己不配獲得成功更讓人沮喪吧。威爾遜和羅斯指出，我們更樂於承認那些長久以前的缺點，認為那是「過去的我」具有的。滑鐵盧大學的學生們在描述上大學前的自己時，其肯定的描述與否定的一樣多。但在描述現在的自己時，肯定的描述是否定的3倍之多。「我比原來見多識廣了，也成熟了，今天的我比昨天更完善」，大多數人這樣肯定地說。過去的自己是笨蛋，今天的自己是冠軍。
學生也顯示出自我服務偏見。得知考試成績後，那些成績好的人傾向於接受個人型歸因，把考試看成對他們能力的一種有效檢驗。那些成績差的學生則更容易去批評考試本身。
看了上述這些研究後，我不禁覺得「這有什麼，我早就知道了」。然而再想想教師們是如何解釋學生們的好成績或差成績的。當無需故作謙虛時，教師們傾向於把優異的教學成績歸功於自己，而把失敗歸咎於學生。看起來，教師們更願意這樣認為：「在我的幫助下，瑪莉亞順利地畢業了；不管我怎麼幫梅琳達，她還是因沒能及格而退學了。」
每個人都高於平均水平，這可能嗎
當人們拿自己和別人比較時，也會出現自我服務偏見。如果公元前6世紀的中國哲人老子的名言「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譯者註：「所以明智的人去除過分，去除奢華，去除驕縱」）是正確的，那我們多數人都不太明智。在多數主觀性和社會讚許性方面，大部分人都覺得自己比平均水平要高。和總體水平相比，大多數人都認為自己道德水平更高，更勝任自己的工作，更友善，更聰明，更英俊，更沒有偏見，更健康，甚至更具洞察力，並且在自我評價時也更為客觀。
似乎每一個群體，都像加裡森·基勒的小說《沃伯根湖》一樣，「所有婦女都很強壯，所有男子都很英俊，所有孩子都比平均水平要好」。也許造成這種樂觀主義的一個原因是：雖然12%的人覺得自己比實際年齡要老，但遠多於此的人（66%）都覺得自己比實際年齡要年輕。所有這一切讓人想起弗洛伊德的一個經典笑話：一個丈夫對妻子說，「如果咱們倆中的一個先去世，我想我會搬到巴黎去住。」
相對於客觀行為維度（如「守時的」），主觀行為維度（如「有教養的」）會引發更強烈的自我服務偏見。學生們在「品德」方面比在「智力」方面更可能把自己評為優秀。而絕大多數社區居民也認為自己比周圍的多數人更「關心」環境、飢餓和其他社會問題，雖然他們並不認為在這些問題上自己比別人幹得更多，花的時間或金錢更多。教育無法消除這種自我服務偏見，甚至社會心理學家們也會暴露出這種自我服務偏見，他們認為自己比其他大多數社會心理學家更道德。
在我們構建成功的定義時，上述主觀因素會為我們提供一定的迴旋餘地。在評價自己的「運動能力」時，我可能會想到自己參加的籃球大賽，卻不會記起自己擔任少年棒球聯賽球員時躲在右外場的痛苦日子。在評價自己的「領導能力」時，我會想像出一個和我風格相近的偉大領袖的形象。通過為自己制訂一個模稜兩可的標準，我們每個人都會覺得自己是比較成功的。在美國大學入學考試委員會對829 000名高中高年級學生的調查中，沒有人在「與人相處能力」這一主觀而讚許性的維度上對自己的打分低於平均值，然而有60%的人的自評是在前10%，另外25%的人則認為自己是最優秀的1%！
「我承認這份簡歷看起來非常有吸引力。但你也知道，這年頭，每個畢業生的畢業排名都排在班級的前10％。」
我們所有人都能比平均水平強嗎？
我們還會認為自己擅長的事情是更重要的，因為這樣有利於維持我們的自我形象。在一學期結束後，那些在計算機科學導論課程中成績突出的學生會認為，在當今世界，一個懂計算機的人具有更多的價值；而那些學得不好的人則更可能去嘲笑計算機只不過是彫蟲小技，並把計算機技能作為與自我形象無關的東西而排除掉。
盲目樂觀
樂觀主義為人生預先設定了一條積極的道路。傑克遜·布朗寫道：「那些樂天派們天天早晨都跑到窗前說，『早安，上帝』；那些悲觀者則會在窗前說，『天哪，又一個早晨來了』。」而我們中的許多人，就像研究者尼爾·溫斯頓所形容的，「對未來的生活事件盲目樂觀」。例如，在羅格斯大學，學生們往往認為自己遠比其他同學更可能找到好工作、領高額薪水和擁有自己的房子。而那些消極的經歷，諸如酗酒成癮、在40歲以前突發心臟病或遭遇槍擊等，更可能發生在別人身上而不是自己身上。在蘇格蘭和美國，大部分大齡青少年認為自己被艾滋病毒感染的可能性要比同伴們小得多。在經歷了1989年的大地震之後，舊金山灣區的學生們曾經一度放棄了他們關於「我可不像其他人那麼容易遭遇到天災人禍」的樂觀看法，但僅僅過了三個月，這種虛幻的樂觀就復燃了。
盲目樂觀：大多數夫婦都憧憬著能與愛人白頭偕老，實際上，在個人主義文化中，半數的婚姻以失敗而告終。
林達·波洛弗注意到，虛幻的樂觀會讓我們變得更脆弱。由於相信自己總能倖免於難，我們往往不去採取明智的預防措施。在一項調查中，137對婚姻裡有一半是以離婚告終，然而這些人在當初領取結婚證時，絕大多數都認為自己將來離婚的可能性是零。性生活頻繁而不願堅持避孕的女大學生們則認為，與學校裡其他同學相比，自己不大可能意外懷孕。
那些情願不系安全帶的人，那些不肯承認吸煙有害健康的人，還有那些陷入不幸關係裡的人們，無一不提醒我們，盲目樂觀如同傲慢一樣，是注定失敗的。
在賭博時，樂觀者比悲觀者更能堅持，即使不斷地在輸錢。如果經營股票或房地產的商人覺得自己的商業直覺遠遠超過競爭對手，他們同樣也可能會體驗到深深的失落感。甚至17世紀人類經濟理性的捍衛者、經濟學家亞當·斯密也預見到，人類將高估自己盈利的可能性。他認為，這種「對自己好運的荒謬的推斷」來源於「絕大多數人對自身能力的過於自信的幻想」。
樂觀主義確實比悲觀主義更能增強個體自我效能感、促進健康和幸福感。作為天生的樂天派，大多數人相信自己在未來生活的各個方面都會更加幸福——這種信念的確有助於營造當前的快樂心態。
十八九歲的美國青少年中，有一半人想到自己「在一定程度上」或「非常」有可能富有時都會感到振奮（一種隨著年齡增長而信奉者越來越少的信念）。然而少量的現實主義——或者如朱莉·諾雷姆所稱的「防禦性的悲觀主義」——可以把我們從盲目樂觀的危險中拯救出來。那些高估自己學習能力的大學新生，經常會體驗到自尊心和幸福感受挫的痛苦。防禦性的悲觀主義者會預見問題的發生並且促使自己進行有效地應對。正如一句中國成語所說，「居安思危」。自我懷疑可以激勵學生的學習動機，而多數學生——尤其是那些認為自己注定低分的學生——在考試來臨時都顯示出過分的樂觀（這種虛幻的樂觀常常隨著考試成績公佈日期的接近而消退）。那些過分自信的學生傾向於不做充分的準備。和他們能力相當但更焦慮的同伴們，則因為擔心在未來的考試中失敗而會加倍努力學習，最後通常會獲得較高的成績。
記住這句格言：要想獲得成功和出類拔萃，既需要足夠的樂觀精神以支撐希望，同時也需要足夠的悲觀心態以激起對利害的關注。
虛假普遍性和虛假獨特性
為了進一步增強我們的自我形象，我們常常表現出這樣一種奇怪的傾向：過分高估或低估他人像我們一樣思考和行事的程度。在觀點方面，我們過高地估計別人對我們觀點的贊成度以支持自己的立場，這種現象被稱為虛假普遍性效應。如果我們贊成加拿大全民公決或是支持新西蘭國家黨，我們會滿懷希望地以為別人也持同樣的觀點。好像我們對世界的理解就是一種常識。
如果我們做錯了事或是在任務中失敗，我們可能會認為這些失誤是正常的，以讓自己安心。當個人對別人說謊之後，他便開始覺得其他人也是不誠實的。他會覺得其他人也像他那樣思考和行事：「我是說謊了，可別人不也都如此嗎？」如果我們逃交個人所得稅或吸煙，我們常常會覺得跟我們有同樣行為的人有很多。如果我們對另一個人產生了性興趣，我們也許會高估對方對自己的慾望。四個最近的研究指出：
●在禁澡期間偷著洗澡的人會認為很多人也正在做同樣的事情。
●劇烈運動後口渴的人會想像，跟飢餓相比，迷路的徒步旅行者更可能會遭受口渴之苦。心理學家做的一項研究表明，88%剛做完運動的口渴者會做出這樣的猜測，而那些將要去運動的人中只有57%會這樣想。
●當人們自己的生活發生變化時，會認為整個世界也在發生變化。具有保護意識的初為人父母者會認為世界更加危險。此外，節食減肥的人會認為食品廣告更具欺騙性。
●對其他種族懷有負面看法的人推測很多人都有這種負面的刻板印象。因此我們對別人刻板印象的感知可能會揭示出一些我們自己的東西。
塔爾瑪德說：「我們並不是客觀地看待事物，而是總是從我們自己的角度出發來看待事物。」
虛假普遍性之所以會發生，是因為我們的歸納性結論只是來自一個有限的樣本，而這個樣本顯然還包括我們自己在內。既然缺少其他信息，何不使用我們自己內心的「投射」呢？何不把我們自己的認識推及別人，用自己的反應作為線索來推斷別人的反應呢？此外，我們多半和那些同我們態度和行為相近的人交往，並透過這些熟悉的人來評判世界。
而在能力方面，當我們幹得不錯或獲得成功時，虛假獨特性效應則更容易發生。我們把自己的才智和品德看成是超乎尋常的，以完善自己的自我形象。這樣，那些喝得醉醺醺也不系安全帶的司機會高估（虛假普遍性）其他開車的醉鬼的數量，而低估（虛假獨特性）系安全帶的普遍性。從我們更多地把優點而非缺點歸因於自己的傾向出發，似乎可以順理成章地得出這樣的結論。某種行為越不常見，我們就越容易高估它的頻率（如果20%的人是自私的，則人們會把相對於自己的其他自私者的數目估計得遠遠高於20%）。這樣我們就會覺得自己的失誤是相對普遍的，而我們的優點卻是非同尋常的。
總之，自我服務歸因，自我恭維的比較，盲目樂觀，以及自己缺點的虛假普遍性，所有這些傾向是導致自我服務偏見的根源。
對自我服務偏見的解釋
為什麼人們會以一種自我提升的方式來看待自己呢？一種解釋將自我服務偏見看做是我們如何處理和記憶個人信息的副產品。回想一下之前的一個研究，已婚的人往往認為自己比配偶做更多的家務。正如邁克爾·羅斯和西科利所指出的，也許這不正是由於我們更容易回想起自己做過什麼，而往往很難回憶起自己沒做過什麼或者僅僅是看他人在做嗎？我能很容易想到這樣的畫面，自己撿起衣服，但我很少能意識到自己置之不理的次數有多少。
那麼，這種有偏見的知覺僅僅是一種知覺錯誤，一種關於我們如何處理信息的非情感性傾向，還是出於自我服務的動機呢？現在，從研究中我們清楚地知道我們有多種動機。我們尋求自我認識，渴望評定自己的能力。我們尋求自我證實，渴望驗證自我概念。我們尋求自我肯定，尤其希望能提升自我形象。自尊的動機也促進了自我服務偏見的出現。
自我服務偏見如何起作用
自我效能和自我服務偏見的反思
許多讀者肯定會覺得，自我服務偏見或者給人們帶來沮喪和苦惱感，或者讓人覺得自己能力很強。的確，當那些帶有自我服務偏見的個體面對在成就、吸引力或技能方面高其一籌的人時，會有自卑感。而且，並不是每個人都持有自我服務偏見，確實有一些人正承受著低自尊的痛苦。
在實驗中，自尊剛受到打擊的人（例如被告知在智力測驗中的成績很差），更容易去貶低他人。相對於自我剛得到提升的人，自我剛受到創傷的人會更傾向於用自我服務來解釋成功和失敗。因此自尊受到威脅後，可能會激活自我保護性的防禦機制。當個體感到自己不被肯定時，他們會使用自誇、推脫和貶低他人等方式來肯定自己。更普遍的是，看不起自己的人也傾向於會對他人的怠慢作出過激的反應，其實他們感受到的拒絕並不存在，而只是因為他們慣於責備別人。取笑別人的人其實和被取笑者一樣可笑。
高自尊和自我服務偏見總是形影不離。那些在自尊測驗中得分高的人，即那些用好話來評價自己的人，在解釋自己的成功和失敗時，在評估其所在的團隊時，在拿自己和別人相比時，同樣會為自己說好話。
自我服務偏見的適應性
自尊有其陰暗的一面，也有其光明的一面。當好的一面出現時，相比於低自尊的人而言，高自尊的人往往更能盡情享受並保持這種良好的感覺。即使是錯覺性的自我提升也是與許多心理健康指標聯繫在一起的。謝莉·泰勒和她的同事指出：「相信自己比同伴擁有更多的天賦和積極的品質能使我們對自己保持良好的感覺，而且這種對自己的正性的感覺能為我們提供應付日常生活中的壓力環境的資源。」不抑鬱的人將他們的失敗歸於實驗任務或者覺得它超出了自己的控制。而抑鬱者的自我評價及其對他人如何真實看待他們的評價都沒有表現出誇大。
格林伯格等人在他們的「恐懼管理理論」中提到了積極自尊適應性的一個理由——它可以緩解焦慮，包括我們對死亡的焦慮。童年時我們有這樣的體驗：如果我們達到了父母的要求，就會受到關愛和保護；如果我們沒有達到這種要求，父母可能就會收回對我們的關愛和保護。這樣，我們就把「良好的自我感覺」和安全感聯繫起來了。格林伯格等人認為，積極自尊（良好的自我感覺和安全感）甚至可以使我們消除對最終死亡的恐懼。他們的研究表明，提醒人們個體終將面臨死亡（讓人們寫一篇關於死亡的短文）有利於個體肯定自我價值。而且，當面臨威脅時，較強的自尊可以減輕焦慮。
正如有關抑鬱和焦慮的新研究所揭示的，在自我服務知覺中可能存在某些實用的智慧。認為自己比真實中的自我更聰明，更強大，更成功，這也許是一種有利的策略。騙子們同樣會顯得更誠實可信，如果他們相信自己很正直的話。對自我的積極信念同樣會激發我們更加努力（自我實現預言），並在艱難中保持希望。
自我服務偏見的不良適應
儘管自我服務偏見產生的自尊感可以幫助我們抵制抑鬱，但它也會給人們帶來一些不良適應。那些因自己出現社交困難而責備別人的人，往往比那些能夠承認是自己的問題的人更不快樂。
「別人的過錯在我們眼前，我們的過錯在自己背後。」
——古羅馬哲學家塞內加
施倫克爾等人的研究同樣表明，自我服務知覺可以損害一個群體。大學期間作為搖滾樂隊的一名吉他手，施倫克爾注意到：「樂隊成員總是高估自己對群體成功的貢獻而低估他們對失敗所負的責任。許多很棒的樂隊都是由於這些自我讚揚傾向所引發的問題而解體的。」後來他成為佛羅里達大學的一名社會心理學家，對群體成員的自我服務知覺進行了研究。在9個實驗中，他讓實驗者共同完成某些任務。然後他故意告訴他們，他們的任務完成得很棒或是很糟。在所有的實驗中，成功組的成員宣稱自己為本組的成功所作的貢獻要高於失敗組成員。當小組成功時，大多數人都認為自己比別人貢獻得多，幾乎沒有人認為自己沒做什麼貢獻。
如果多數的群體成員都認為，雖然自己做出了非同尋常的貢獻，但自己的報酬卻太低且沒有得到應有的讚賞，那就可能引發不和與嫉妒。大學校長和教務長很容易發現這一現象。
「現在我們已達成共識：咱們丹麥絕無腐敗之事。腐敗只會發生在其他地方。」
群體內的自我服務式吹捧會變得非常危險。90%以上的大學教職員工都認為自己比一般同事更傑出。因此，當宣佈加薪時，總有一半的人會得到平均水平或低於平均水平的薪金，難怪他們會覺得自己是不公平的受害者了。
自我服務偏見還會誇大人們對自己群體的評價。當各個群體之間進行比較時，多數人都認為自己的群體是最傑出的。
●多數大學女生聯誼會的成員都認為自己組的成員不像其他組的成員那樣愛逞能和勢利眼。
●53%的荷蘭成年人認為自己的婚姻或伴侶比其他大多數人的要好，只有1%的人認為自己的婚姻比其他人的差。
●66%的美國人給自己長子所在的公立學校的打分是A 或B，與此同時，幾乎同樣多（64%）的人給國家公立學校的打分是C或D。
●大多數企業總裁和部門經理都會高估自己企業的生產力和增長率。
人們帶著讚許性的偏見來看待自己和他們的群體，這種現象當然不是新近才出現的。在古希臘悲劇中，狂妄和傲慢已被描述為悲劇性的缺陷。正如我們實驗中的被試們一樣，那些希臘悲劇人物並非有意地作惡；他們只是把自己看得太高了。在文學作品中，傲慢的危害同樣被一遍遍地描寫。在神學中，傲慢一向居於七宗罪之首。
如果把傲慢歸屬於自我服務偏見，那謙虛呢？是對自己的輕視嗎？或者，如果沒有自我服務偏見，我們也會肯定和接受自己嗎？按英國學者、作家C.S.劉易斯的說法，英俊的人覺得自己醜陋，聰明人覺得自己傻，這不是謙虛。虛偽的謙遜其實是為了掩飾個體認為自己優於眾人的想法。（研究發現，大多數人都在不認為自己比普通人更優秀的時候反倒在心底慶幸自己更加優秀。） 真正的謙卑，不是虛偽的謙遜，而更像是不太在意自己。它一方面讓人們為自己的專長而欣喜，另一方面也實事求是地認可他人的專長。
至此，我們可以作如下總結：與「多數人可能都是低自尊和自卑的」這一假設相反，研究者們發現，多數人都表現出自我服務偏見。在實驗和日常生活中都可以發現，人們總是在失敗的時候怨天尤人，而在成功時居功自傲。我們在一些主觀性的社會認可的特質和能力方面，往往認為自己比一般人要好。過分相信自己，使我們表現出對未來的盲目樂觀。我們還容易高估自己觀點和弱點的普遍性（虛假普遍性），同時低估自己能力和品德的普遍性（虛假獨特性）。這樣的感覺在一定程度上來自我們「維持和增強自尊」的動機，這一動機有利於我們抵制抑鬱，但卻會引起錯誤評價或群體衝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