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我們這80年左右的人生中對世界做了些什麼，無論我們如何推斷和解釋，無論我們怎樣構想和創造，無論我們遇到和接納過哪些人，這都由我們自己來選擇。我們怎樣才能準確地認識自己？是什麼決定了我們的自我概念？
作為一個獨特而複雜的人，你有多種方式來填完下面這個句子：「我是_____」。（你可能會給出哪五種答案呢？）把這些答案綜合起來，就是你對自己的自我概念的定義。
我們世界的核心：我們的自我感覺
你的自我概念的構成要素，以及定義你的自我的那些特殊信念就是你的自我圖式。「圖式」是我們組織自己所處世界的心理模板。我們的自我圖式，也就是對自己的認識，比如身強力壯的、超重的、聰明的等等，強烈地影響著我們對社會信息的加工。這會影響我們如何感知、回憶和評價他人和自己。如果體育運動是你的核心自我概念，即假如成為一名運動員是自我圖式的一部分，你就會特別注意別人的身體和技巧。你可能會很快地回憶出與運動有關的經驗，而且你會特別記住與自我圖式一致的信息。自我圖式構成了我們的自我概念，它可以幫助我們分類和提取經驗。
如果體育運動是你的核心自我概念，即假如成為一名運動員是自我圖式的一部分，你就會特別注意別人的身體和技巧。
自我參照
讓我們思考一下，自我是如何影響記憶的？這樣一種現象被心理學家稱作自我參照效應：當信息與我們的自我概念有關時，我們會對它進行快速的加工並能回憶得很好。如果問你某一個詞（比如「外向」）是否可以用來形容自己或者他人，那麼在稍後的測試中，那些回答可以用這個詞來形容自己的人能更好地回憶出這個詞。如果把我們自己和某個故事中的人物做比較的話，我們能更好地回憶出那個人物。在和某一個人談話的兩天後，我們對其說的與我們有關的話回憶得最準確。因此，記憶的構成離不開我們的主要興趣——自我。我們可以更好地回憶與自我有關的事情。
自我參照效應可以闡明生活中的一個基本事實：我們對自我的感覺處於我們世界的核心位置。由於我們傾向於把自己看成世界的核心，因此我們會過於覺得別人的行為是針對我們的。我們經常把自己看做是某件事情的主要負責人，而實際上我們只是在其中扮演很小的一個角色。當評判其他人的表現和行為時，我們經常本能地將其與我們自己的行為相比較。當我們和別人聊天時，如果無意中聽到屋裡其他人提起我們的名字，那麼我們的聽覺雷達會立刻轉移我們的注意力。
可能的自我
自我概念不僅包括關於我們是什麼樣子的自我圖式，還包括我們可能會成為什麼樣子，即可能的自我。馬庫斯及其同事注意到，我們可能的自我包括我們夢想中自己的樣子，比如富有、苗條、充滿激情地愛與被愛的自我。同樣也包括我們害怕成為的樣子，比如失業的、沒有人愛的或學業上失敗的自我。這種可能的自我會激發出一種我們所渴望的生活願景，它對我們能夠產生很大的激勵作用。
社會自我的發展
自我概念已經成為社會心理學的主要焦點，因為它有利於組織我們的思想並指導我們的社會行為。但是什麼會決定我們的自我概念呢？雙生子研究發現，基因對人格和自我概念有著重要的影響，但是社會經驗也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這些影響包括：
●我們扮演的角色
●我們形成的社會同一性
●我們和別人的比較
●我們的成功與失敗
●其他人如何評價我們
●周圍的文化
我們扮演的角色
當我們扮演一個新角色（大學生、父母、售貨員）時，我們可能就已經開始了自我覺察。無論如何，像發生在生活大舞台上的表演一樣，該角色逐漸被我們的自我感覺所接受。舉例來說，當扮演這個角色時，我們會說實際上我們並沒有刻意為之。我們為自己的組織說了很多好話，不知不覺地，我們會越來越相信這些話，為這些話提供證據。此外，觀察到的自我可能是自我暴露的，我們現在的自我感覺可能也會支持我們表達過的那些觀點。就這樣，角色扮演變成了事實。
社會同一性
你的自我概念（對自己是誰的認識）不僅包括你的個人身份（你對自己個人特徵的認識），也包括你的社會身份或社會同一性。對於你是誰的社會定義——你的民族、信仰、性別、學術專業等等——也暗含著你不是誰的定義。這個範疇包括「我們」而排斥「他們」。
當我們是一個大團體中的某個小團體的一分子時，我們經常會意識到自己的社會身份；而當我們的社會團體佔多數時，可能我們就不太考慮它。作為一個男性團體中惟一一名女性，或一個歐洲群體中的加拿大人，我們都會意識到自己的獨特性。作為白人學校中的黑人學生，或黑人學校中的白人學生，個體都會敏銳地意識到自己的種族身份並因此做出反應。在加拿大，大多數人把自己看做「加拿大人」。除非是在魁北克，那裡少數法國血統的人更多地感覺自己是「魁北克省人」。
在英國，英格蘭人比蘇格蘭人多十倍，蘇格蘭人對自己身份的定義與英格蘭人不同。「蘇格蘭人，在某些程度上，不喜歡甚至憎惡英格蘭人」。作為多數的英格蘭人，很少會意識到自己不是蘇格蘭人。在我最近入住的一家蘇格蘭賓館的房客登記簿上，所有的英格蘭房客在國籍一欄填寫的均是「英國」，而所有的蘇格蘭人（他們同樣是英國人）在國籍一欄填寫的則是「蘇格蘭」。此外，在美國的大學裡，英國學生更多地把自己看做英國人，而很少把自己看做歐洲人。
社會比較
我們如何判斷自己是否富有、聰明或矮小？一種方式是通過社會比較。我們周圍的人會幫助我們建立富有或貧窮、聰明或愚蠢、高大或矮小的標準：我們把自己和他人進行比較，並思考自己為何不同。社會比較可以解釋為什麼學生進入一所優秀生很少的學校後，會有更高的學業自我概念。當結束了名列前茅的中學學習後，很多在學業上非常自信的學生發現，他們的學業自尊在進入了一些知名的大學後受到了挑戰，因為這些大學中的很多學生在中學畢業時都曾是班裡的尖子生。這就好比放在小池塘裡的魚看起來會大一些。
艾賓浩斯錯覺（中間兩個圓形哪一個更大？）
我們生活的大部分是圍繞社會比較而進行的。當別人不漂亮時我們就覺得自己美麗或英俊，當別人遲鈍時就覺得自己聰明，當別人冷血時就覺得自己有同情心。當我們評價某個人的表現時，不可能不把他和自己做比較。因此，我們可能會為別人的失敗而竊喜，特別是當我們嫉妒的人遭受失敗或不幸，而且我們又不太可能遇到這種倒霉事之時。
社會比較同樣會給人帶來煩惱。當人們的財富、地位或業績增長時，他們會提高對自己成就的評價標準。當人們自我感覺良好並獲得成功時，通常會向上看，而不是向下看。當和競爭對手做比較時，我們常常認為競爭對手本來就固有一些優勢，以此來保護我們業已動搖的自尊（比如對大學游泳運動員的一個研究發現，他們會說競爭對手有更棒的教練，並且已經練習了一段時間）。
成功和失敗
自我概念並不僅僅由我們的角色、社會認同和社會比較所決定，它也受我們日常生活經驗的影響。嘗試具有挑戰性但依然現實的任務，並取得了成功會使我們感到自己很能幹。如果女性憑借自己的力量擊退了性侵犯，她們會感覺自己並不是那麼容易受到攻擊，不用再那麼擔心，並且更加感覺事情在自己的掌控之中。學業上取得成功的學生會對自己的學術能力做出更高的評價，從而激發自己更加努力地工作以取得更大的成就。全力以赴並取得成功會使人感到更加自信有力。
成功增強自尊的原則引發了很多研究，心理學家指出：用積極的信息（「你是重要人物！你與眾不同！」）來提高自尊，會激發個體做出更大的成就。低自尊有時確實會帶來問題。與低自尊的人相比，感覺自己有價值的人更加快樂，不那麼神經質，較少受潰瘍和失眠困擾，較少發生藥物和酒精依賴，更加百折不撓。但反過來也同樣成立，批評者聲稱：困境和失敗導致低自尊。感覺來自現實。當我們征服挑戰或學到技術後，成功會讓我們具有一種充滿希望和自信的態度。自尊不僅來自於告訴孩子他們有多棒，還要讓他們通過辛苦努力獲得成功。
其他人的評價
成就得到認可能增強個體的自我概念，因為我們看到了別人對自己的積極評價。當別人認為我們很好時，我們也會認為自己不錯。如果我們稱讚某個孩子很有才華、學習刻苦或者樂於助人，那麼這個孩子就會把這些觀點融入其自我概念和行為中去。如果少數學生因為對自己學業能力的消極印象而感到恐懼，或者女性因為對自己在數學和理科上的低期望而感到恐懼，這表明他們可能對這些領域「不認同」。他們不對這種預判做出辯駁，而是認定自己的興趣在別處。
社會學家查爾斯·庫利用「鏡像自我」來描述個體把別人當做鏡子來進行自我感知。庫利認為，我們根據自己出現在他人面前的樣子來感知自我。之後社會學家喬治·米德精煉了這個觀點，他指出：與我們的自我概念有關的並不是別人實際上如何評價我們，而是我們覺得他們如何評價我們。我們通常感到讚揚別人比批評別人更自在（我們抑惡揚善）。如果某個人因此高估我們對他的評價，其自我意象會變得有些膨脹。
查爾斯·庫利（Charles Horton Cooley，1864～1929），美國社會學家，生前在芝加哥大學執教社會學和經濟學，曾任美國社會學會第8屆主席。其「鏡像自我」概念影響深遠。
——編者注
自我膨脹，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在西方國家中最常見。有心理學家報告說，日本人到北美後通常會因朋友間的互相恭維而感到驚訝。當他和同事詢問別人最後一次稱讚他人是什麼時候時，美國人典型的回答是一天前。在日本，人們很少為自己個人的成就而感到驕傲，而是更多地為讓別人失望感到羞愧。因此，日本人一般的回答是四天前。此外，如果告訴北美人他們的任務完成得很好，會比告訴他們做得不好而堅持更久。但是日本人在失敗時卻更能堅持。
喬治·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1863～1931），美國社會學家、哲學家，實用主義代表人物之一，20世紀的一位重要思想家。從1894年開始，米德在芝加哥大學哲學和心理學系執教40年。其間曾任哲學系主任。他在芝加哥大學最後10年對社會學系的影響使該系享有「米德的前哨」之稱。
——編者注
我們祖先的命運決定於別人如何評價他們。當他們受其群體保護時，生存的機會會變大。當他們意識到群體對自己不滿時，他們會感到羞愧並做出低自尊的行為反應。馬克·利裡指出，作為他們的後代，我們有類似的根深蒂固的歸屬需要，當我們面對社會排斥時會感到低自尊的痛苦。他還指出，我們基於自尊這一心理學尺度來對他人如何評價我們進行監控，並做出相應行為反應。
自我與文化
你是如何完成前文中「我是_____」這個句子的？你給出的是你個人特點的信息，例如「我很正直」、「我很高」或是「我很外向」，還是描述你的社會同一性的信息，例如「我是雙魚座的」、「我是快餐愛好者」或「我是基督徒」？
對於某些人群而言，特別是那些西方工業文化中的人，個人主義盛行，身份更多是獨立的。青春期是與父母分離的時期，個體開始依靠自己，並且開始定義個人獨立的自我。即便個體來到一片陌生的土地上，其特性——作為有特殊能力、特點、價值和夢想的獨特個體——也會完整地保留下來。西方文化中的心理學假定，定義你的可能自我並相信你具有很強的自我控制能力會使你的生活富足。在20世紀結束之前，個人主義已成為流行文化中的主導聲音。
現代個人主義的聲音
西方文學，從《伊利亞特》到《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大都讚美那些依靠自己成功的人，而較少稱讚那些滿足別人願望的人。電影專門描寫那些反抗制度的英雄。歌詞中也常常鼓吹：「我行我素」、「我是我自己」，並且推崇「至高無上的愛」——愛自己。當人們經歷過富裕、變革、都市化和大眾傳媒後，個人主義就開始迅速發展起來。
在20世紀結束之前，個人主義已成為西方流行文化中的主導聲音。
而亞洲、非洲和中南美地區的本土文化則把集體主義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這種文化孕育了相互依存的自我。這些文化中的人們喜歡進行自我批評，卻很少自我肯定。人格被更多地定義為自我與他人的關係。馬來西亞人、印度人、日本人和傳統的肯尼亞人，比澳大利亞人、美國人和英國人更可能用群體特性來完成「我是_____」的句子。聊天時，人們比較少地說「我」。當語法或上下文能夠清楚地表明主語時，個體會說「去看電影」而不說「我去看電影」。
集體主義有很長的歷史，例如在中國農村，人與人之間的協調與合作能夠更好地進行糧食生產。社會心理學家理查德·尼斯比特在《思維地理》中主張，其結果不只是社會關係與倡導個人主義文化的西方不同，而且思維方式也不盡相同。想一想，一隻熊貓、一隻猴子、一根香蕉，哪兩者更可能在一起？在西方文化中，可能是猴子和熊貓，因為它們都屬於「動物」；而亞洲人卻比美國人更可能看到這樣一種關係：猴子吃香蕉。
當呈現一種栩栩如生的水下場景時，日本人自然地回憶出比美國人多60%的背景特徵，他們的講述以關係為主（比如青蛙在植物旁邊）。美國人把注意更多地放到焦點目標上，比如單獨的大魚，而較少注意環境特點。心理學家也發現，日本人更多的是對知覺到的情境做出反應。尼斯比特等人的研究表明，東亞人的思維更趨整體化，經常在與其他事物或環境的關係中理解和思考對象與人。
亞洲和西方的思維
當呈現一種水下場景時，亞洲人常常描述環境和魚群之間的關係。美國人更多地注意單獨的大魚。
然而，將文化分為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似乎過於簡單化了，因為任何文化中的個人主義都會在不同的個體之間有所差異。這種差異同樣存在於同一國家的不同區域和政治觀點之間。在美國，夏威夷人和住在最南部的人要比那些西部山區比如俄勒岡州和蒙大拿州的人表現得更為集體主義。保守派傾向於成為經濟上的個人主義者（「不要徵稅或管制我」）和道德上的集體主義者（「制定法律來約束不道德行為」）。而自由主義者則傾向於成為經濟上的集體主義者和道德上的個人主義者。
一個具有相互依賴自我的人會有更強烈的歸屬感。相互依賴型的人在與家人、同事和朋友完全分開後，會失去那些定義自我的社會聯繫。他們不是只有一個自我，而是有很多個自我：與父母相處時的自我、工作時的自我以及與朋友一起時的自我。相互依賴型的自我是存在於社會關係中的。袒露心聲的交談比較少，大多是禮貌性交談。社會生活的目標更多地是協調並支持他所在的群體，而不是增強個體自我。金和馬庫斯指出：個性化的廣告板——「無咖啡因咖啡、單份的、脫脂的、溫度更高的」——在北美的咖啡店裡看起來很正常，但是在漢城就顯得有些怪異了。他們的研究證實，在韓國，人們並不看重獨特性，而是傳統文化和分享行為。韓國的廣告較少強調個人的選擇和自由，其特色是與眾人在一起。
你會選哪支筆？
當金和馬庫斯要求美國人從中選擇一支筆時，77%的人選擇顏色不尋常的那支（不管它是橙色的還是綠色的）。面對同樣的選項時，31%的亞洲人選擇了顏色不同的筆。研究者指出，該結果表明不同文化對獨特性和一致性的偏向。
自我概念：獨立或相互依賴
在集體主義文化中，自尊與「別人怎麼評價我和我的群體」密切相關。自我概念是有彈性的（與特定的情境有關）而不是固定不變的（跨情境的持久性）。在一項研究中，認為在不同活動領域裡保持相同自我（內在自我）的加拿大學生為五分之四，而中國與日本的學生則僅為三分之一。
個人主義文化中的人，特別是那些少數學會輕視別人偏見的人，並不在意對他自己及其所在群體的外部評價。自尊更多的是個人的而不是關係的。對個人特性的威脅會比群體特性的威脅更讓人感到氣憤和鬱悶。
現在請你想像一下，集體主義文化中的日本大學生和個人主義的美國大學生會如何報告他們的積極情緒，比如高興和得意？研究發現，對於日本學生來說，高興是伴隨積極的社會交往而來的——親密感、友好和尊敬。而對美國學生而言，這種情緒通常伴隨解脫的情緒——效能感、出眾和驕傲。集體主義文化中的衝突常常發生在群體之間；而個人主義文化則會發生更多個體之間的爭鬥。
在美國進行了10年的教學和研究後，Kitayama訪問了他的日本母校——京都大學，當他介紹西方的獨立自我的觀點時，研究生們感到「震驚」。「我堅持介紹西方的自我概念的觀點（我的美國學生直觀理解的觀點）並最終說服他們真的相信，很多美國人對自我都有這種分離的想法。儘管如此，最後還是有一個學生深深地歎息道，『這確實是真的嗎？』」
當東西方文化發生交流後，例如，由於西方對日本大都市的影響以及日本學生到西方國家訪問或交換，他們的自我概念會變得越來越個人主義嗎？伴隨著「相信個體自己的能力」的忠告，個人英雄主義式的警察不顧他人阻撓捉住壞人的電影，這些宣揚個人成就的西方文化會對日本人產生衝擊嗎？根據斯蒂文·海因及其合作者的報告，似乎確實是這樣的。日本的交換學生在英國哥倫比亞大學生活了7個月後，個人自尊增強了。在加拿大，那些長期亞洲移民的個人自尊要高於那些近期的移民（也高於生活在亞洲的人）。行動中的集體主義：2011年3月，日本發生9級大地震，重災區連日來面臨嚴重的食品和飲用水短缺。即便如此，人們抵抗爭搶的誘惑，表現出集體主義的文明。圖為隨處可見排著長隊等待領取食品和水的災民。
——編者注
自我認識
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忠告我們：「認識你自己。」我們當然要嘗試。我們很容易形成對自己的信念，而且可以毫不遲疑地解釋我們的感覺和行為表現的原因。但是我們對自己真正瞭解多少呢？
C.S.劉易斯故居
克利夫·史戴普·劉易斯（Clive Staples Lewis，1898～1963），英國著名文學家、學者，先後在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任教。20世紀30年代在牛津大學莫德林學院任教期間，和托爾金相識並成為摯友，相約各寫一部奇幻史詩。這就誕生了兩部關於信仰與想像的偉大著作：C.S.劉易斯的《納尼亞傳奇》和托爾金的《魔戒》。C.S.劉易斯被譽為當代「最偉大的牛津人」，是《哈利·波特》的作者J.K.羅琳最喜愛的作者。
——編者注
作家C.S.劉易斯自信地寫道：「在整個宇宙中有一件事，而且只有一件，我們對之的瞭解比我們能從外部觀察學到的還要多，這就是『我們自己』。可以這麼說，我們擁有內在信息；我們知道內情。」實際上，儘管有時候我們以為自己知道，但是我們的內在信息往往是錯的。這就是一些相關的研究得出的結論。科學研究再一次驗證，直覺往往是錯的，偉人也不例外。
解釋我們的行為
「其實，我並不知道我為什麼如此傷心。」
——《威尼斯商人》，莎士比亞，1596
你為什麼會選擇那所學校？你為什麼要攻擊室友？你為什麼會愛上他（她）？有時候我們知道原因，而有時候我們不知道這是為什麼。當問到我們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感覺和表現時，我們會做出看似合理的回答。然而，當原因有點微妙時，我們的自我解釋常常是錯誤的。我們會忽視影響別人的一些因素，但對自己就另當別論了。研究發現，人們錯誤地把雨天憂鬱症歸因為生活的空虛，把過吊橋時的興奮歸因為對路人的吸引，而且人們都矢口否認媒體對自己的影響，但是卻承認媒體會對其他人產生影響。
尼斯比特和沙克特用實驗證明了人們是怎樣誤解自己心理的。他們對哥倫比亞大學的學生實施一系列逐漸增強的電擊。實驗前，給其中一些被試吃一片假藥，並告訴他們一會兒可能會導致心悸、呼吸不規律和神經質的發抖——而這恰恰是電擊通常引起的症狀。尼斯比特和沙克特預期人們會將電擊的症狀歸因為藥效作用，這樣他們就會比沒有吃藥的人更能忍受電擊。確實，這種效果非常明顯——吃過藥的人所忍受的電擊強度是沒吃藥的人的四倍。事後詢問吃藥的人為何忍受了比平均值高的電擊時，他們都沒有提到藥。當被告知可能是之前服用的藥在起作用時，他們仍然否認藥的影響。他們大都說那片藥可能影響一些人，但絕不會是他們。典型的回答是，「我甚至沒有想到那片藥」。
還有一些研究也發人深思。要求人們在兩三個月的時間內每天記錄自己的心情。他們同樣報告了一些可能影響自己心情的因素：星期幾、天氣、睡眠時間等等。研究最後要求人們判斷每個因素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自己的心情。引人注目的是（他們的注意事實上受其日常心情的影響），他們對因素重要程度的認識與實際的重要程度之間並沒有什麼關係。這些發現給人們提出了這樣一個令人不安的問題：我們對讓自己高興或不高興的事情真正有多少洞察力？
此外，我們對自己意願的自由度又有多少洞察力呢？如丹尼爾·韋格納在《有意識的意願的幻覺》一書中所說，當人們與行動有關的想法先於其行為時，人們會感覺他們是按意願做出這種行動的。否則，行為似乎就很難解釋了。在韋格納的一項實驗中，兩個人共同操作一個電腦鼠標在表面是小圖片的木板上滑動。當鼠標滑行時，被試會通過耳機聽到物體的名稱，然後可以停在任何想要的圖片上。甚至當其中一個人（主試的同夥）在某些任務中強迫鼠標停在某張圖片上時，那些真正的被試通常都認為鼠標停在該圖片上是他們自己的意願。在類似這種情況下，大腦會產生個人效能的直覺。其他一些時候，比如當探尋水源或當一個人的胳膊在催眠暗示下舉起時，人們會誤以為這種外部意願是（或不是）其行動的原因。人們有時會犯錯。
預測我們的行為
人們在預測他人行為時同樣會犯錯。如果詢問他們是否會服從命令對別人實施強烈的電擊，或是他人在場時會不會對受害者提供幫助表現出遲疑，人們毫不猶豫會否認他們容易受到影響。但是通過實驗我們可以看到，事實上多數人還是容易受到影響的。而且，悉尼·施勞格發現，讓大學生預測在接下來的兩個月內經歷各種不同事件的可能性（談一場浪漫的戀愛，生病，等等）時，他們的自我預測並不比根據日常經歷做出的預測更準確。
人們在預測他們的關係命運時同樣也會經常犯錯。約會中的一對情侶往往過於樂觀地預言他們的關係會天長地久。他們往往只看到積極的方面，感覺他們肯定會是永遠的戀人。而其朋友和家人常常比他們有更好的瞭解，麥克唐納和羅斯通過對滑鐵盧大學學生的研究做出了以上報告。他們的父母和室友的客觀預測往往更加準確。（許多親眼目睹過孩子不聽任何勸告陷入不幸關係的父母對此很贊同。）而當預測自己消極的行為比如哭泣或說謊時，自我預測卻比父母和朋友的預測更準確。然而，我們可以肯定的是，你的未來有時候甚至連你自己都很難預測。當進行自我預測時，最好的建議是思考過去在相似情境下的行為。那些瞭解你的人可能會比你能更好地預測你的行為（例如，當你同一個陌生人見面時你會有多緊張和語無倫次）。因此，要預測你的未來，就應想想自己的過去。
心理學家發現，有時候人們預測別人的行動比預測自己的更加準確。在康奈爾大學每年的「水仙花日」慈善活動的前五周，埃普利和鄧寧讓學生預測他們是否會為慈善活動至少買一支水仙花，同時讓他們預測自己的同學中可能購買的比例。超過五分之四的學生預測自己會購買水仙花。但是實際上只有43%的人買了，這與他們對其他人的購買比例為56%的預測接近。在一個賭錢的實驗室遊戲中，84%的參與者預測自己會與其他人合作以共同獲益，而實際上只有61%的人做到了（此外，這與他們對其他人的合作比例為64%的預測接近）。如果老子所說的「知人者智也，自知者明也」是正確的，那麼很明顯大多數人是智大於明的。
預測我們的感覺
「當一種感覺存在的時候，他們感到它好像永遠不會離開；當它離開了以後，他們感到它好像從未來過；當它再回來時，他們感到它好像從未離開。」
——蘇格蘭作家，演說家和詩人，喬治·麥克唐納
人生中會有許多重大的決定，其中包括對我們未來感覺的預測。和這個人結婚能一輩子都幸福嗎？進入這個行業會有滿意的工作嗎？這次度假會是一次愉快的經歷嗎？抑或最後的結果更可能是離婚、失業和令人失望的假期？
喬治·麥克唐納（George MacDonald，1824～1905），蘇格蘭作家，一生中創作了30多部小說，被譽為維多利亞時代的「童話之王」。其作品多以蘇格蘭生活為題材，至今仍十分暢銷。其中《北風的背後》《公主和妖魔》等作品家喻戶曉，與《魯濱遜漂流記》《小人國與大人國》《寶島》和《愛麗絲漫遊奇境記》並列為英國兒童古典文學名著。在麥克唐納的世界裡，人性一直是其關注的中心。他始終相信，充滿情感的心靈就是打開整個世界的金鑰匙。
——編者注
有時候我們知道自己會有怎樣的感覺——如果我們考試不及格，在大型比賽中獲勝，或用半小時漫步來減輕我們的緊張情緒。我們知道什麼會讓自己愉快，什麼會讓自己擔憂或感覺無聊。當然有時候，我們可能錯誤地預測自己的反應。如果在求職面試時被問起性騷擾的問題，自己會有什麼感覺，伍德茨卡和拉弗朗斯調查的女性大都回答她們感到憤怒。然而，當實際問到這樣的問題時，女性更多地體驗到害怕。「情感預測」的研究顯示，人們很難預測自己未來情緒的強度和持續時間。人們會錯誤地預測自己談過一場浪漫的戀愛、收到禮物、輸掉選舉、贏得比賽和被侮辱後的感覺。正如蘇格蘭作家喬治·麥克唐納所言：「當一種感覺存在的時候，他們感到它好像永遠不會離開；當它離開了以後，他們感到它好像從未來過；當它再回來時，他們感到它好像從未離開過。」下面還有一些例子：
●向男青年呈現引發性喚起的圖片，然後讓他們進入一個充滿激情的約會情境，在他們約會時要求他們「停止」，他們承認自己可能無法停止。如果他們事先沒有看過引發性喚起的圖片，他們會否定其性侵犯的可能性。當沒有性喚起時，個體會很容易錯誤地預測一個性喚起的人的感覺和行為——這也就是為什麼人們在性慾強烈時表達愛意，意外懷孕，以及誠心悔改的性虐待者卻一再侵犯他人的原因。
●飢餓的購物者會比那些吃完了很多藍莓鬆糕的人有更強的購買衝動（「那些油炸圈餅會很美味！」）。當飢餓的時候，個體會錯誤地預測自己對油炸圈餅的食量。當吃飽了以後，個體會錯誤地預測深夜喝牛奶時再吃個油炸圈餅會很美味。
●只有七分之一偶爾抽煙的人（每天少於一支）預測自己五年內會一直吸煙。但是他們低估了藥物成癮的作用，實際上，大約一半的人會繼續吸煙。
●人們會高估暖冬、體重減輕、更多的電視頻道或更多的休閒時間對自己的積極影響。甚至一些極端的事件，比如中了彩票或意外癱瘓，對長期幸福的影響也會低於多數人的想像。
我們的直覺理論似乎是：我們想要，我們得到，我們快樂。如果這是事實，這本書的字數就會少很多。實際上，吉爾伯特和威爾遜指出，我們常常「錯誤地想要得到某些東西」。人們常常想像擁有一個有陽光、海浪和沙灘的田園荒島假期，但一旦他們發現「自己多麼需要日常生活、智力刺激或可口零食」時，可能會很失望。我們通常會認為，如果我們的候選人或小組贏得勝利，我們會高興很久。但多個研究顯示，我們對這些好消息的情緒痕跡消失得比自己預期的要快得多。
在消極事件之後我們尤其會傾向表現出「影響偏見」——高估情緒事件的持久性影響。要求進行HIV檢測的人預測其知道結果的五周後會有怎樣的感受，人們預期自己會對壞消息感到痛苦，對好消息感到興高采烈。五周以後，與他們的預期相比，得到壞消息的人的痛苦要小一點，得到好消息的人的高興也少一些。吉爾伯特及其同事讓助理教授來預測他們獲得或沒有獲得終身職位的幾年後的快樂程度，多數人認為好結果對他們未來的快樂很重要。「失去工作會壓垮我的生活目標。那是可怕的。」然而當事件過去幾年後再調查時，那些沒有得到職位的人與得到職位的人幾乎同樣快樂。
「哭泣可能會持續整個夜晚，但是快樂會隨早晨而到來。」
——詩篇30：5
讓我們說得更私人化些。吉爾伯特和威爾遜讓我們想像：如果我們失去了左手，一年之後會有怎樣的感覺。與現在相比，你會多快樂？
思考這件事的時候，你也許會認為這種不幸可能意味著：不能拍手，不能繫鞋帶，不能打籃球，不能彈鋼琴。儘管你可能會永遠為失去而遺憾，但你在事件發生後一段時間內的快樂會受這一事件及其他所有事件的影響。因為關注消極事件，使得其他所有事件對快樂的貢獻均會大打折扣，所以就會過高地預期自己的痛苦。「沒有什麼你所關注的事會帶來你所認為的那樣大的改變，」研究者斯卡迪和卡尼曼如是說。
此外，威爾遜和吉爾伯特還認為，人們會忽視自己心理免疫系統的速度和力量，包括合理化策略、忽視、原諒和限制情緒創傷。在很大程度上，被我們忽視的心理免疫系統（吉爾伯特和威爾遜稱之為免疫忽視現象）讓我們比預期更容易適應殘疾、戀愛關係的中止、考試不及格、失去職位和個人與團隊的失敗。令人驚訝的是，吉爾伯特與其同事報告，重大的消極事件（可以激活我們的心理防禦機制）可能比輕微的憤怒（不能激活我們的防禦機制）所引發的痛苦持續的時間反而更短。換句話說，我們是有復原力的。
自我分析的智慧和錯覺
自我沉思是讓過去的混亂變得更糟的禍根。
——美國詩人，馬奧多·羅特克
令人驚訝的是，我們對什麼會影響自己以及行為與感覺的直覺經常是完全錯誤的。但是我們也不要誇大這種情形。當行為的原因很明顯，而正確的解釋又符合我們的直覺時，這種自我知覺是準確的。賴特和裡普發現，加利福尼亞的高中生可以辨別一個大學的特點（比如規模大小、學費和離家的距離）能在多大程度會影響他們對其的反應。但是當行為的原因對一個觀察者來說不是顯而易見的時候，那麼它們對行為者來說也不是顯而易見的。
我們對大部分心理事件都沒有覺察。有關知覺和記憶的研究顯示，我們對自己思維的結果比對思維的過程知道得要多。凝視我們心靈的海洋，我們在它的意識層面底下卻什麼也看不見。然而，當我們在心裡設置時鐘來記錄時間或在指定的時間喚醒我們時，或當我們在一個問題無意識地「孵化」後自發獲得一種創造性靈感時，我們的確經歷了心理的無意識工作。舉例來說，具有創造性的科學家和藝術家，常常不知該如何報告其產生靈感的思維過程。
心理學家威爾遜提出一個大膽的設想：控制我們社會行為的心理過程與解釋我們行為的心理過程截然不同。理性的解釋可能會因此忽略實際上指引我們行為的內在態度。在9個實驗中，威爾遜及其同事發現，對事和人表現出的態度常常能較好地預測以後的行為。如果他們事先讓被試分析自己的感覺，那麼他們的態度報告將變得無效。例如，情侶對於他們關係的快樂感可以很好地預測在幾個月後他們是否會繼續約會。但是，如果被試在評價自己的快樂程度之前就已經列出其關係好壞的所有原因，那麼之後他們的態度報告在預測未來關係時變得無效！很顯然，仔細研究自己關係的過程會使個體更多地注意容易描述的因素，而事實上這些因素並沒有關係中的其他方面重要。我們常常是「自己的陌生人」，威爾遜如是說。
蒂莫西·威爾遜（Timothy D.Wilson ），美國弗吉尼亞大學心理學教授，當代社會心理學家。因「自我認識」和「情感預測」等方面的傑出研究而知名。
——編者注
在稍後的研究中，威爾遜及其同事讓被試從兩個藝術海報中選擇一個帶回家。那些被要求在做出選擇時說明理由的被試都指出，海報的幽默感是促使他們做出選擇的原因（他們可以更容易地描述其積極的特點）。但是幾周以後，他們對自己選擇的滿意度比那些僅僅靠感覺選擇另一個海報的人的滿意度低。萊文及其同事報告，與人們根據多種面部特徵做出的邏輯判斷相比，本能反應更一致。第一印象可能很有效。
威爾遜及其同事認為，這說明我們有雙重態度系統。我們關於人或事的自動的內隱態度通常與受意識控制的外顯態度不同。例如，從兒童時期開始，我們可能會對那些我們現在口頭上尊敬和欣賞的人保持一種習慣的、自動的恐懼或反感。威爾遜指出，儘管可能外顯態度改變起來相對容易一些，「內隱態度就像老習慣一樣，改變起來非常緩慢」。然而通過重複練習來形成新的態度，新的習慣態度就能夠代替舊的態度。
米勒和特瑟認為威爾遜誇大了我們對自我認識的無知性。他們的研究指出，吸引人們對原因的注意會減少態度報告對由感覺引發的行為預測的準確性。如果威爾遜提問時不讓人們分析戀愛關係，而是提問有關感覺的問題（「你和伴侶在一起和分開時會有怎樣的感受？」），那麼態度報告可能更有洞察力。其他行為領域（比如，根據花費、未來職業生涯發展等方面的考慮選擇讀哪一所學校，等等）似乎是更受認知驅動的。對於這些問題，分析原因可能比分析感覺更有用。儘管感覺有其理由，但有時候頭腦的理性是決定性的。
這些自我認識的局限性具有兩種應用價值：第一是對於心理學調查，自我報告常常是靠不住的，自我理解中的錯誤限制了個人主觀報告的科學性。第二是對於我們的日常生活。人們報告和解釋其經驗的真實性無法保證這些報告的有效性。個人的證言具有強大的說服力，但是這有可能是錯誤的。牢記這種潛在錯誤，可以幫助我們較少地產生受人脅迫和上當受騙之感。
至此，我們可以做如下小結：我們對自我的認識可以幫助我們組織思想和行為。當我們加工有關自己的信息時，我們可以很好地回憶它（一種叫做自我參照效應的現象）。自我概念的成分包括指導我們對與自我有關的信息進行特殊加工的自我圖式，以及我們夢想或害怕成為的可能的自我。自尊是對自我價值的整體認識，影響我們如何評價自己的特點和能力。
是什麼決定了我們的自我概念？其中有很多影響因素，包括我們扮演的角色，我們所做的比較，我們的社會同一性，我們如何知覺別人對我們的評價，以及成功和失敗的經歷。文化也會塑造自我。某些人，特別是在崇尚個人主義的西方文化中，擁有獨立的自我。還有一些人，主要存在於亞洲和第三世界文化中，擁有相互依賴的自我。這些不同的觀念有助於解釋社會行為的文化差異。
我們的自我認識存在奇妙的缺陷。我們常常不知道自己為什麼以這種方式行動。當觀察者也無法發現我們行為的影響因素時，我們也會忽視它。這些控制我們行為的內部的微妙過程與我們對它有意識的、清楚的解釋不同。我們也往往會錯誤地預測自己的情緒。我們會低估心理免疫系統的力量，並且因此傾向於高估我們對重大事件的情緒反應的持久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