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心理學的研究已經發現了一些導致衝突的因素，令人吃驚的是，這些因素在社會衝突的各個層面中普遍存在，不管是國與國之間，還是團體之間或個人之間的衝突。
社會困境
一些對人類未來威脅最大的問題——核武器，全球性氣候變暖，人口過度增長，自然資源枯竭——這些問題的根源都是不同的團體追逐他們各自的私利所致。但是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些行為最終都損害了集體的利益。很多人都會這樣想：「為了那個昂貴的污染控制計劃，我可要花一大筆錢，但是我自己造成的污染不過是一點點而已。」其他人也有類似的想法，這樣想的結果就是我們要面對污濁的空氣和不潔的水源。
在某些社會中的人會有這樣的觀點：生育更多的孩子能夠對家庭式的勞作有所幫助，並能在父母年老後提供保障。但是當大多數家庭都有很多孩子之後，結果是人口過剩給整個社會帶來危害。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對個體有利的決策對整體而言可能是不利的，於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兩難問題也就產生了：我們如何能讓人們追求個人利益的權利和集體利益協調一致？
為了分離並更好地說明這一困難的選擇，社會心理學家們進行了一些實驗室遊戲，它們很好地體現了許多真實的社會衝突的實質。在這些實驗中我們可以看到，思維正常的人是如何陷入相互矛盾的行為，它們揭示了人類生存過程中一些奇妙但是使人困惑的悖論。
「研究衝突的社會心理學家，在許多方面與天文學家有類似之處，」一位衝突的研究者多伊奇這樣寫道。「在社會學問題上我們無法完成樣本容量較大的現場實驗研究，但是我們可以通過大樣本與小樣本之間的相似性來推導我們的理論，二者的關係正如天文學家眼中的行星與牛頓的蘋果間的關係。因此在實驗室中少量被試進行的遊戲可能會加深我們對戰爭、和平以及社會公正的理解。」
在這裡我們將考慮兩個例子：囚徒困境和公地悲劇。
囚徒困境
這個難題源於一個故事，故事的核心是兩個犯罪嫌疑人由地方檢察官分別審問時採取的策略。他們合夥犯罪，但是檢察官掌握的證據只能判他們很輕的罪。因此檢察官為了使嫌疑犯願意單獨承認自己的罪行，設置了一種鼓勵辦法：
如果一個嫌疑犯認罪而另一個沒有，認罪的嫌疑犯將贏得豁免（並利用他的供詞使另一名罪犯得到最嚴厲的判決）。
如果兩個嫌疑犯都認罪，他們都能得到中等程度的判決。
如果兩個人都不認罪，他們都會得到較輕的判決。
圖21的矩陣總結了各種選擇帶來的結果，面對這樣一個情境，你會認罪嗎？
為了使對自己的判決減至最輕，很多人都會承認罪行，儘管實際上兩個人互相指控會比都不認罪帶來更加嚴厲的懲罰。從圖21的矩陣中我們可以看出，不管另一嫌疑犯如何選擇，認罪總是比較有利的做法。一名嫌疑犯的思路可能是這樣的：如果另一名嫌疑犯也認罪，那自己將會得到中等懲罰而非最重的；如果另一名嫌疑犯不認罪，那麼自己就可以直接得到自由。兩名嫌疑犯當然都能夠認識到這一點，因此他們就陷入了社會困境。
圖21 經典的囚徒困境
在每個格子中，斜線以上部分表示嫌疑犯A得到的處罰。我們可以看到，如果兩名嫌疑犯都認罪，他們都會被關5年；如果兩人都不認罪，那麼都被關1年；如果只有一人認罪，那麼他就會因為表現良好而被釋放，另一個倒霉鬼則要被關上10年。如果你是其中一個嫌疑犯，而且你沒法和你的同夥商量，在這樣的情況下你會認罪嗎？
在2000個左右的研究中，大學生們被要求在類似於囚徒困境的各種情境下做出選擇，在這些實驗情境中，他們考慮的結果並不是牢獄之災，而是薯條、錢或是學分等不同的事物。如圖22所示，在任何一種選擇中，背叛對方總是能得到較好的結果（因為這一行為可以從對方合作的企圖中得到好處，或是防止對方背叛給自己帶來嚴重後果）。但是問題是如果雙方不合作，他們得到的結果總是比在他們互相信任併合作的情況下要壞得多。這個難題常常使人處於令人發狂的困境中，一方面雙方都知道他們都可以從合作中受益，另一方面他們卻無法溝通從而相信對方，所以難以脫離不合作的行為方式。
圖22 實驗室版的囚徒困境
表格中的數字代表了某種獎勵，比如金錢。在每一個格子中，斜線上方的數字代表了A能夠得到的獎勵數量。和經典的囚徒困境（只有一次決策）不同的是，實驗室版本可以多次進行。
在這樣的困境中，個體未經約束的追求對於群體而言，可能是有害的。1945年後美國與前蘇聯之間的軍備競賽也是如此。一個外星的觀察者很可能認為這個「相互毀滅」的軍事政策正如這個詞組的縮寫（MAD）一樣，是瘋狂的。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哀歎道：
每一桿槍，每一艘戰艦，每一支發射的火箭，在它們最深層的意義上，都是對那些食不果腹、衣不蔽體的人的剝削。這個武裝自己的世界花費的不僅僅是錢本身，它花費的是勞動者的汗水，是科學家的智慧，也是孩子們的希望……就我們最真實的感受來說，在戰爭陰雲的威脅下生活根本不是一種合適的方式，在這樣的生活中，人性被鐵十字碾過。
在一個國家可能對其他較弱的國家發動攻擊並獲得利益的情況下，一種恐怖威脅形成的平衡可能會防止戰爭的發生。但是無論從歷史記錄還是我們即將看到的心理學研究中，試圖用大棒（比如核武器）威脅敵人來防止戰爭的做法都難以得到支持。在武器裝備氾濫的20世紀80年代，世界上發生的戰爭比以往的任何年代都要多。此外，如果能夠消除武器帶來的威脅，並且能夠將軍事開銷用於生產上，世界各國的人民都會得到更多的安全感。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人們獲准持有槍支以維護個人安全的國家中，整體上的安全程度往往不如那些禁止私人持槍的國家。
對囚徒困境做出這樣的分析並不難，但是國家領導人也在面臨同樣的問題。當在實驗室中將大學生置於類似於軍備競賽的情境當中時，如果有一方單方面進行裁軍，就會使自己處於一種脆弱而容易遭到攻擊或敲詐的境地。在實驗室中，那些無條件地對其他人採取信任和合作態度的人經常使自己陷於不利的境地。所以世界各國仍在不斷地把錢花費在武器上。
公地悲劇
很多社會困境都包含了兩個或更多的利益集團。例如，全球性氣候變暖問題的根源，包括日益嚴重的濫砍濫伐、世界各地的汽車、使用油料的燃爐和火力發電廠排放的廢氣中含有的二氧化碳。但是每一輛汽車排放的尾氣對整個問題來說幾乎是微不足道的，那一點點的危害在分攤到所有人身上之後會變得極小。為了建立能夠描述這一困境的模型，研究者們在實驗室對現實問題進行了模擬，並研究了不同類型人的行為反應。
生態學家加勒特·哈丁把這種社會困境表現出的醜惡人性比喻為公地悲劇[1]。這一名稱來源於舊時英格蘭鄉鎮中心的牧場，但是「公地」在這裡包括了空氣、水、海洋中的鯨類、罐子裡的餅乾或是其他任何被共享但是有限的資源。當所有人都適度地對資源進行利用時，資源自行再生的速度可以與資源被消耗的速度相匹配。植被能夠生長，鯨魚能夠繁衍生息，餅乾罐也會被重新填滿。而一旦對資源的利用超過限度，公地悲劇就會發生。
假設有100個農民佔有了一塊能夠供應100頭牛足夠牧草的草地，當每一個農民在這塊地上養一頭牛的時候，對資源的利用是最優的。但是某一個農民可能會有這樣的想法：「如果我多養一頭牛，我的收入就可以翻倍，而土地只會受到一點點影響。」因此他很有理由添加他的第二頭牛。而當所有的農民這樣想並這樣做時，會有什麼樣的結果呢？公地悲劇就不可避免了—— 一片荒蕪的土地。
很多現實中的問題在本質上與上面的故事都是類似的。在對互聯網的使用中，所有人都希望在網上衝浪，並無節制地試圖提高自己的效率，他們會同時打開很多鏈接，這時網絡傳輸線中充斥著數字和圖片信息，網絡塞車也因此產生了。類似地，人類對環境的污染也是由很多輕微的污染一步步累積起來的。對每一個污染者來說，停止污染所能給他們（也給環境）帶來的好處，與污染給他們帶來的方便來說仍是不值一提的。我們在保持個人居所衛生的同時，在公共場所——諸如宿舍走廊、公園、動物園等——隨地扔垃圾。我們也會為了對我們來說很直觀的利益而消耗人類的自然資源，洗一個長長的舒適的熱水澡能夠對環境產生什麼影響呢？捕鯨者知道即使他們不去捕鯨，別人也會，況且多捕幾條鯨魚對物種能造成什麼影響呢？悲劇就這樣發生了，與所有人都有密切關係的事情（比如環境保護）竟成了無人關心之事。
這種個人主義是否為美國所獨有？薩托在1987年進行了類似的實驗，不過被試來自文化更加傾向於集體主義的日本。實驗開始時，被試都支付相同數量的錢來種植一片虛擬的森林，在實驗中他們可以通過砍伐虛擬的樹木得到現金，實驗的結果與西方文化背景下得到的結果基本一致：超過一半的樹木在生長到最佳的砍伐時機之前就被搶著砍掉了。
薩托的森林讓我想起了自己家裡的餅乾罐子。如果按照局外人的看法，我們應該在重新裝滿罐子之前保證罐子不是空的，以確保我和我的家人每天都能吃兩三塊餅乾。但是，缺乏節制和對其他家庭成員的不信任使我們禁不住要增加自己對餅乾的消費，於是每個人都一塊接一塊地填充自己。結果是24小時內餅乾就被徹底消滅了，罐子空空如也。
當一種資源未獲得明確的分配時，人們往往會不自覺地消耗更多。例如當一盆土豆泥在有10個人的桌子上傳遞時，會有更多的人傾向於舀出不適當的份量；但是把土豆泥換成10只烤雞，情況就要好得多。
囚徒困境和公地悲劇有一些共同點：首先，在兩種情境下參與者都會把自己的行為動機解釋為外界的壓力（「我不得不提防被對方利用」），而且不客觀地評價對方的行為（「她很貪婪」，「他是不可靠的」）。多數人從未意識到對方看待他們時，同樣會有這樣的基本歸因偏差。
其次，行為的動機是在變化的。在一項任務中，開始時人們的動機可能是掙些小錢，然後變成了減少自己的損失，到了最後就只是保存臉面防止徹底的失敗。這種動機的變化在20世紀60年代的越南戰爭中體現得尤為明顯。戰爭剛開始的時候，約翰遜總統在他的演講中常常強調戰爭是以自由、民主和正義為目標的，但是隨著衝突的升級，總統的論調便成了為了美利堅的榮譽並防止戰敗帶來恥辱而戰。
再次，現實生活中的多數衝突，就像囚徒困境或是公地悲劇一樣是非零和博弈[2]。衝突雙方得到的利益和損失之和並不一定為零。雙方可能都贏，也可能都輸。每種情境都將個人能夠在短時間內得到的回報與群體的長期利益對立起來。在面對這類令人頭疼的問題時，即使每個人都表現出了足夠的「理性」，其結果仍有可能是災難性的，正如地球的大氣層內日益增厚的二氧化碳層並不是某個喪心病狂的人有意策劃的，而是由許多看似合理的行為造成的總體後果。
並非所有的利己行為都對集體有害。在很大的程度上——正如18世紀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對當時社會的描述——由於每個個人都試圖通過努力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在這一過程中也將必然使整個社會的產值達到最大。亞當·斯密通過對生產行為的觀察得出：「我們能夠得到我們的晚餐，並不是因為那些屠夫、釀酒師或是做糕點的師傅大發善心，而是因為他們關心自身的利益。」
解決社會困境
在這些使人左右為難的社會困境中，我們如何使人們願意通過合作，以提升他們共同的利益呢？一些針對兩難情境的實驗研究提供了幾種可能的途徑。
適當的管制 哈丁這樣總結了公地悲劇：「當一個社會中的人們對公共資源的使用享有完全的自由時，他們便會一擁而上試圖獲得最多的好處。在這樣的情況下，這些『公地』最終必然會成為一堆廢墟。」試想：如果稅收的徵繳完全依靠人們的自覺性，那麼有多少人會交出應當交付的數目呢？很顯然對多數人來說是做不到的，因此在現代社會中，不能依靠慈善事業來支付學校、公園以及國防安全的開支。
小團體更易於合作。在位於蘇格蘭西海岸外的馬克小島上，康斯特布爾·勞倫斯·麥克尤恩很輕鬆地管轄著島上的居民，因為現有居民只有33人。在他40多年的職業生涯中，從未發生過一起犯罪事件。
為了保護公共資源，人們發展出了相應的法律和規範系統：國際捕鯨者協議規定了一個使鯨魚能得到足夠繁殖機會的捕撈限制；美國與前蘇聯簽署的核武器試驗禁令，減少了空氣中的放射性物質。這類協議將環保的責任分攤至每個人頭上，沒有哪一個鋼鐵廠需要擔心其他廠家會不顧環保責任以獲得競爭優勢。
在日常生活中，管制也是要付出代價的——包括強制執行這些管制的成本，以及對個人自由的限制。這樣一個棘手的政治問題便產生了：在什麼情況下，管制的成本會超出它們帶來的好處呢？
小即是美 另一種解決社會困境的方法是：縮小群體的規模。在一個較小的集體中，每個人都能更加明確地感受到自己的責任和自己對集體的影響，而當一個集體變得較大時，人們就更容易有這樣的想法——「反正我也不會起多大作用」，正是這一想法常常導致不合作。在較小的集體中，團隊的成功也能夠給成員帶來更多的滿足感。此外，其他任何使人們團隊意識增強的因素，也會增加合作行為。甚至幾分鐘的討論，或者認為和團隊其他成員有某些相似之處的想法，都會增加集體成員的「我們感」和合作的可能。
此外，在較小的團體中，成員對公共資源的消費也會較有節制並通常能夠維持在平均應得的水平。在我童年時居住的位於太平洋西北部的島嶼上，生活用水的來源是以幾戶鄰居為單位共享的蓄水池。在炎熱的夏天當蓄水池水位下降時，池上的警示燈會亮起，提醒我們15個家庭該注意節約用水了。當我們意識到自己對於其他家庭的責任，並能感覺到我們的節約真的起了作用的時候，每個家庭都會節約。於是蓄水池從未乾涸過。
在大得多的群體中——比如說城市，自覺的節約則很少能夠成功。這是因為一個人造成的危害會被很多其他的人所分擔，因此每個人都可能不再考慮對群體的責任。因此一些政治理論專家和社會心理學家建議，只要可行，就應當將公共資源劃分為較小的單位。在1902年出版的《互助論》上，俄羅斯革命者克魯鮑特金向我們展示了一個由小型共同體根據公共利益來決策，而不是由中央政府做出重要決策的社會體系。
與最廣大群體利益相關的事情往往是被關心得最少的事情。
——亞里士多德
溝通 人們只有通過溝通才能解決某些社會困境。在實驗室創造的情境中，實驗小組內部的交流有時會惡化成恐嚇和罵人。但是在更多的情況下，溝通可促成人們的合作。對兩難問題的討論會增進小組成員的群體意識，並使成員們更加關注小組的整體福利。通過溝通，也使小組能夠達成一致的意見和期望，並對組內成員產生一定的服從小組內部規範的壓力。在溝通過程中，尤其是當人們面對面交流時，他們可以產生很好的合作行為。
羅賓·道斯設計了一個精巧的實驗來說明溝通對衝突解決的重要性。設想一下：在這個實驗中，你將與6個陌生人組成一個小組，你們每人會得到6美元。你們可以選擇保留這6美元或是將它捐獻出去。如果你選擇捐獻，則實驗者會將它翻倍並使其他6個人均得到2美元。別人不會知道你的選擇。因此，如果7個人都選擇捐獻，那麼每人可以得到12美元；但如果只有你選擇保留而其他人都選擇捐獻，你就能得到18美元；如果不幸只有你選擇捐獻而其他人都選擇保留，那麼你什麼也得不到。很明顯，對於群體來說，合作是最有利的行為，但是也需要個人的犧牲、信任並有一定的風險。道斯的實驗結果表明，如果實驗參與者沒有進行過討論，大約只有30%的人會選擇捐獻，而在討論之後這一數字將升到80%。
開放、明確而坦誠的交流也能消除人與人之間的不信任。在缺乏溝通的情況下，那些預期別人不會有合作行為的人，自己也必然不會表現出任何合作的傾向。缺乏信任之人不會與別人合作，而缺乏合作又帶來了進一步的不信任（「我還能怎麼樣呢？這個世界就是黑吃黑」）。在實驗中，溝通減少了不信任感，使人們有可能達成使他們共同的福利得到增加的一致觀點。
為了改變人們的行為，許多城市選擇了改變激勵機制的方法：公共交通工具專用快車道的開闢，增加了公共交通的優勢，也提高了單獨駕駛的成本。
改變激勵機制 當實驗者通過改變激勵機制使合作行為能夠得到更多的強化，而自私行為能夠得到的好處變少時，人們的合作行為就會增加。激勵機制的改變也有助於解決一些實際的困境。例如在一些城市中，由於開私家車去上班的人很多，高速公路常常出現堵塞並且造成嚴重的空氣污染。人們喜歡開私家車的原因之一是這樣比較舒適，而且每個人都認為多一輛車對交通情況和污染只能產生微不足道的影響。為了使人們的想法發生改變，許多城市對政策進行了調整，增加了對公共交通服務的激勵，包括在高速公路上開闢公交專用車道，以及降低通行稅。
倡導利他規範 一般來說，增加人們對他人的責任感有助於利他行為的產生。我們是否也可以認為，通過增加利他動機，促使人們更多地為公共利益著想呢？
我們從事實中得到了不同指向的證據。一方面，對非合作行為帶來的可怕後果的瞭解，並沒有對合作行為的出現產生多大的影響。在實驗室情境下，人們即使清楚他們的利己行為會帶來對整體而言非常糟糕的結果，他們仍然不會改變自己的選擇。在現實生活中，對世界末日的警告和對節約資源的呼籲，也是應者寥寥。1976年剛剛上台的美國總統卡特提出，美國人對能源危機的態度應當與他們對戰爭的態度一樣，並強烈號召人們節約能源。在接下來的一個夏天，美國對汽油的消費比以往都要多。在新世紀開始的時候，人們已經認識到全球性氣候變暖正在日益嚴重——而對耗油的運動型多用途汽車的購買量也達到了歷史新高。從這些事實中我們可以看出，態度對行為的影響有時並不明顯；對很多人來說，知道怎麼做是好的與實際的行為之間並沒有必然聯繫。
儘管如此，多數人仍能較好地遵守社會責任、互惠、公平的規範，始終承擔著個人的義務。問題在於如何激發出他們的這種情感，一種有效的方法是通過一個有超凡魅力的、無私的領導的影響來鼓勵其他人進行合作。另一種方法是以合作規範來定義情境。在李·羅斯與安德魯·沃德進行的實驗中，他們請來斯坦福大學的一些宿舍管理員對他們熟悉的男學生在囚徒困境中可能出現的行為做出預測，指出他們認為哪些大學生更富於合作性，哪些更可能背叛。實際結果顯示，這兩組學生在合作行為上並沒有什麼差異。有趣的是研究者對實驗情境的不同命名對學生們的合作行為有較大影響：當實驗情境被稱為「華爾街遊戲」時，大約只有三分之一的參與者表現出合作行為；但當實驗情境被稱為「團體遊戲」時，合作者的數量增加到了總人數的三分之二。
溝通也能促進利他規範的產生。在實驗中當允許參與者交流時，他們往往會尋求一致的社會責任規範：「如果你背叛了我們這些人，你的餘生必將一直背負這一惡行」。羅賓·道斯注意到了這個問題，他和助手改變了實驗的程序。在實驗開始之前，主試先向實驗的參與者就集體的利益、自私的行為以及道德等進行布道，這一程序能夠很好地引導參與者們的利他行為。在加入這一程序後，參與者們會更加堅定地為了集體的利益放棄個人的眼前利益（例如，經常在教堂做禮拜或接受布道的人與其他人相比，會有高得多的獻身精神和慈善之心，表現出更多的利他行為）。
能通過類似的引導解決更高層面上的社會難題嗎？傑弗裡·斯科特·米奧和他的同事發現，當實驗的參與者閱讀過有關社會困境的材料後（正如你們現在所做的），他們在公共場合隨地扔垃圾的行為比起只閱讀了與競選有關的材料的參與者要少得多。此外，當合作行為很明顯可以增加公共福利時，個人就更可能表現出符合社會責任規範的行為來。例如在人們都知道使用公共交通能夠比私人交通工具節省時間的情況下，如果他們還知道公共交通可以減少對環境的污染，那麼他們使用公共交通的傾向就會更強。在爭取公民權利的鬥爭中，許多領導者往往會情願為了大集體的利益而遭受折磨、拷打和牢獄之災。在戰爭時期，人們為了自己國家或民族的利益也常常會做出巨大的個人犧牲。正如溫斯頓·丘吉爾對二戰中英國軍人做出的評價，戰爭中英國皇家空軍飛行員的行為是徹底無私的：明知在每一次任務中都有大約70%的飛行員無法平安回來，他們依舊堅定地完成了他們的任務。
在人類衝突領域，從未有過多數人虧欠少數人這麼多。
——溫斯頓·丘吉爾
綜上所述，能夠減少社會困境危害的方法包括：確立法規以限制利己行為；將群體分為較小的單位；讓人們能夠充分地溝通；改變激勵機制使合作能得到更多的回報；倡導利他的行為規範。
競爭
當不同的群體為稀缺的職位、住所和資源進行競爭時，敵意便產生了。當利益相牴觸時，衝突便產生了——這就是「現實群體衝突理論」所描述的現象。生存空間、工作崗位以及政治權力上的競爭也是引燃北愛爾蘭長期衝突的一些因素。從1969年起，在北愛爾蘭佔多數並具有統治地位的新教徒和佔少數的天主教徒衝突不斷，已經有超過3200人為此喪生。（這一人口比例大約與美國的515000人、英國本土的107000人、加拿大的57000人或澳大利亞的36000人相當）。
競爭加強了知覺到的差異。當一個人處於和他人競爭的情境中時，他們的態度有更大的不同。但引發敵對性衝突的僅僅是競爭本身嗎？為了找到答案，克雷格·安德森和梅利莎·莫羅進行了一個實驗，在實驗中參與者們兩兩配對一起玩任天堂的超級馬利兄弟遊戲。一半被試玩的是競賽模式（比較兩人的得分），另一半玩的是合作模式（最後將兩人分數相加得總分）。實驗結果顯示，在競爭模式下，遊戲者會更加經常而不必要地殺死一些遊戲中的動物（通過腳踩或發射火球），比合作模式下遊戲者這種行為的總數要多出61%。因此，競爭會引發較多的攻擊行為。
那麼在現實的情境下，競爭是否也會誘發更多的破壞性行為呢？為了得到這個問題的答案，我們可以隨機地將一些人分為兩組並讓他們為某種稀缺的資源而競爭，然後觀察他們在競爭中體現出的行為模式。謝裡夫和他的同事們正是這樣做的，他們以一群典型的11～12歲的男孩為被試進行了一系列有意思的實驗。這一實驗的靈感，來源於謝裡夫對1919年目睹希臘軍隊入侵他的家鄉土耳其的回憶。
他們開始四處殺人。（這）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並使我開始對人類為何會有這樣的行為感到疑惑……我希望能夠通過科學或者任何別的專業手段，來理解群體之間野蠻行為的產生。
在研究了野蠻行為的社會根源之後，謝裡夫將可能的要素用於幾個為期三周的夏令營活動中。在其中一個研究中，謝裡夫將22名來自俄克拉荷馬的普通男孩分成了兩組，並將他們用巴士分別運到了不同的童子軍營地。兩個童子軍營地均位於俄克拉荷馬州的山賊洞州立公園，相距半英里。在活動的第一周，兩組童子軍都不知道對方的存在。通過準備食物、紮營、修建游泳池和建立繩橋等活動，兩組童子軍內部分別形成了比較親密的關係，並且給自己的小組起了名字：「響尾蛇」和「老鷹」。為了表達對童子軍生活的滿意，其中一間小木屋上還寫上了「家，甜蜜的家」的字樣。
當團體的認同感確立之後，兩個小組也將進入衝突的產生期。在第一周即將結束的時候，響尾蛇組成員「發現老鷹組的成員出現在『我們』的棒球場上。」此後，夏令營活動的組織者在兩組童軍間開展了一系列競爭性的活動（包括棒球比賽、拔河、營地內務檢查、尋寶等），兩個小組對這些活動均顯示了很高的熱情。在遊戲中兩組必須分出輸贏，所有的優待（獎章、小刀之類的獎品）都屬於勝利一方。
競爭導致衝突：圖為謝裡夫的山賊洞實驗中，一組男孩洗劫了另一組男孩的營地。
結果如何呢？整個營地逐漸進入了公開的戰爭狀態，一切就像威廉·戈爾丁的小說《蠅王》中描寫的場景——在荒島上野營的男孩之間的社會瓦解。在謝裡夫的研究中，衝突是從比賽過程中雙方對罵開始的，然後迅速升級為餐廳內的「垃圾大戰」，燒燬對方的旗幟，對對方營地進行搶掠甚至互毆等嚴重的爭鬥行為。當被要求對另一個小組進行描述時，男孩們使用的形容詞包括：「卑鄙的」、「自作聰明的」和「臭鬼」，而在評價自己的組員時使用的則是：「勇敢的」、「堅強的」和「友好的」。（鮮為人知的事實：謝裡夫怎麼能夠自然地觀察到孩子的行為，而不會抑制孩子的行為呢？答案就是謝裡夫擔任了營地的維護者。）
分勝負的競爭活動帶來了激烈的衝突，對其他組成員的歧視，在組內強烈的團結意識和集體榮譽感。群體極化也加劇了衝突。根據實驗觀察，在鼓勵競爭的環境中群體總會表現出比個人更多的競爭性行為。
兩組之間沒有任何文化、體質或是經濟上的差異，而且在與他們相熟的人眼中都是溫和可愛的「社會未來的希望」，但還是發生了上述的一幕幕。謝裡夫提到，如果我們此時來到這個營地，我們會認為這些男孩是「一幫邪惡、自私而貪婪的渾小子」。事實上，他們的邪惡是被邪惡的環境誘發的。後來的研究表明，尤其在（a）人們知覺到諸如金錢、工作崗位和權力這些資源是有限的，並且是零和的（一個人的獲得就意味著另一個人的損失），（b）一個明顯的外團體成為潛在的競爭者，在這種情況下競爭更易於引發衝突。因此，那些把移民看成是他們工作的競爭者的人，更傾向於對移民者和移民制度持否定態度。
幸運的是，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謝裡夫不但將陌生人變成了敵人，他在最後又將敵人變成了朋友。
知覺到的不公正
「不公平！」「多麼卑劣啊！」「我們應該得到更多的！」類似的話語代表了由於覺察到不公正而產生的衝突。但什麼才是「公正」呢？根據社會心理學家的理論，人們將公正理解為公平——或者說是付出與獲得之間要成比例。如果你和我有某種關係（例如僱主—僱員、老師—學生、丈夫—妻子或是同事關係等），當我們的付出和所得滿足下列等式時，我們之間是公平的：
我的所得/我的付出=你的所得/你的付出
如果你的貢獻比我要大而獲得的收益卻沒有我多，你就會感到不滿和惱火；而我可能覺得冒犯了你並感到內疚，不過你可能比我對不公平更加敏感。在實驗中我們看到，人們通常不會主動要求對自己或自己所在團體給予優待，但是讓他們接受更多的好處時，他們是絕對會欣然而心安理得地接受的。拉提沙不會要求超出平均水平的獎金，但是如果有人做出利於她的決定的話，她會很容易地證明這是正當的。
我們也許會同意用公平原則來定義公正，但對我們的社會關係是否公平卻往往不能達成一致。對於一家公司中的兩個職員來說，他們怎樣看待自己的投入呢？年紀較大的一個可能會希望按照資歷來安排工資水平，而年紀較輕的則會希望按照產出評價績效。當出現這樣的分歧時，誰的意見會勝出呢？事實上，在多數情況下，有較強社會影響力的人會利用自己的力量使別人相信，他們獲得的就是他們應得的。這一現象被稱為「黃金定律」：總是由擁有黃金的人來制定規則。
佔了便宜的小組會有一種集體負罪感，就如同個人在獲得自己不該得到的東西時會有負疚感一樣。為了公平，這種集體負罪感會引發道歉或是提供補償。然而，這些自利者也可以通過貶低他人的付出來緩解自己的罪惡感。正如有的罪犯會對被害者進行指責，從而維持他對公正世界的信念。
那麼那些利益受損害者是如何回應的呢？伊萊恩·哈特菲爾德等人發現了三種可能性。他們可能接受並認同自己較低的地位（「我們窮，但是我們很快樂」）。他們可能會尋求補償，例如騷擾、為難或者欺騙那些侵害了他們的人。如果上述兩種可能都沒有實現，他們可能會嘗試通過報復來獲得心理平衡。
從公平理論中能推出一個有趣的結論——這個結論也在實驗中得到了證明——當一個人越是感覺自己有較高的能力和價值時（他們對自己的投入評價越高），他就會越容易感到懷才不遇並意圖報復。對社會強烈不滿者大都是受過教育、認為自己應該得到比實際所得更多的那些人。
報酬應該「取決於價值」，因為所有的人都會同意，公平的分配在某種程度上取決於價值，雖然他們所指的價值有所不同。
——亞里士多德
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女性從事專業性工作的機會顯著增加了。但是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人們認為男女之間的不平等更加嚴重了（表5）。對於公平理論者而言，這是可以理解的。如果女性只和其他女性比較自己得到的機會和掙得的錢，她們一般會感到比較滿意，正如她們常常分擔更多的家務一樣。當女性更為經常地視自己與男性平等時，她們的相對剝奪感就會增強。如果我們認為秘書工作與開卡車具有「相同的價值」（對技術有類似的要求），那麼這兩樣工作也應當得到相當的報酬；提倡男女平等的人們認為，這樣才算公平。
表5 蓋洛普民意測驗顯示人們對性別歧視的知覺有所增加
批評者認為公平並不是公正惟一的定義。（你能想到另一個嗎？）愛德華·桑普森認為，公平理論的倡導者錯誤地以為指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學原則具有普適性。事實上，一些非資本主義國家並不認為公正就是公平，而是將公正看做平均或按需分配：「從按勞分配到按需分配」（卡爾·馬克思）。當利益在同一團體內部進行分配時，來自集體主義文化背景（如中國和印度）的人們，比來自個人主義文化背景的美國人，會更多地按照平等性或是各人的需要進行分配。
在崇尚集體主義並尊重老年人的日本，工資水平常常與資歷而不是績效有更密切的關係。在個人主義盛行的美國，多達53%的被調查者認為工資水平應當與工作業績有關，而在英國和西班牙，相應的比例則只有32%和26%。那麼政府是否需要減少收入差異或設定最低工資呢？有39%的美國人、48%的加拿大人和65%的英國人持贊成態度。由此可見，即使在個人主義的文化背景下，人們有時也會用公平以外的其他標準來定義公正。那麼，在家庭或是一個利他性的情境下，人們會考慮按需分配；在朋友關係中，可能是平均分配；而在完全競爭型的關係中，則是勝者為王，敗者為寇。
那麼把公正定義為公平這種傾向具有多大的普遍性呢？報酬應該基於什麼標準進行分配呢？按價值？平均分配？按需分配？還是把這些方式結合起來？政治哲學家約翰·羅爾斯請我們設想這樣一個未來，我們所有人都不清楚自己在社會經濟階梯中處於哪個階層，我們會選擇什麼樣的公正標準？格雷戈裡·米切爾和他的同事報告了美國大學生對這個問題的看法，他們希望一部分報酬是基於績效進行分配，同時也有學生認為如果自己處於社會的最底層，會優先選擇平均分配來滿足他們的需要。
誤解
開頭我們提到，衝突是被知覺到的行為或目標的不相容。實際上，很多衝突中真正對立的目標只是核心處的一小部分；更大的問題來自對對方動機和目標的誤解。在前面提到的例子中，老鷹組和響尾蛇組的男孩們確實有一些相互對立的目標，但是他們對對方的誤解在主觀上誇大了他們的差異（圖23）。
圖23
多數衝突中只有核心的一小部分來自真正的矛盾，外面包裹著的則是各種各樣的誤解。
我們之前討論過引起類似誤解的原因。自我服務偏見會使個人或群體樂於承認自己做的好事，而對自己做的壞事卻推卸責任，同時並不會考慮對方的類似行為方式。當無法擺脫自己的醜惡行徑時，自我合理化的傾向進一步使人們向否認錯誤傾斜。由於基本歸因偏差，衝突中的雙方都認為對方的敵意行為反映了他們邪惡的品質，然後他們將會按照自己的成見過濾並理解得到的信息。而在一個群體中，利己、合理化和偏見都會得到極化。群體思維的一個表現就是將自己所屬的群體描述為高尚而強大的，並將對立的群體描述為卑劣而弱小的，被多數人認為是殘酷暴行的恐怖主義行為在一些人眼中卻是「聖戰」。事實上，僅僅是成為一個群體的成員，就會使人產生群體偏見，而負面的刻板印象一旦形成，就很難被改變。
因此我們可以明確肯定，在衝突的雙方眼中，對方的形象都是被歪曲的，儘管這種誤解很容易被我們理解，但它仍深深影響著我們的行為。無論你居住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難道你們國家發動的最近的一次戰爭不是披著道德的外衣嗎？難道在戰爭發動前沒有極力醜化敵人嗎？然後人民接受了政府的借口並集結在它的旗下。社會心理學家艾爾文·斯托布和丹尼爾·巴塔爾認為，一個處於難以處理的衝突中的群體具有如下幾個特徵：
把自己的目標看做是最重要的。
為「我們」感到驕傲，而極度貶低「他們」。
堅信自己是受到損害的。
強調對集體的熱愛、團結，和對集體利益的忠誠。
表揚自我犧牲，並壓制批評。
雖然衝突的一方可能更有理些，但問題在於敵人的形象是很容易預見的，甚至更有趣的是，連誤解的類型都是可以預見的。
鏡像知覺
在衝突中，雙方對對方的誤解常常具有令人吃驚的一致性，他們都會美化自己和醜化對方。當1960年美國心理學家尤里·布朗芬布倫納到前蘇聯對很多普通的蘇聯公民進行訪談時，他吃驚地發現：蘇聯人對美國人的描述，與美國人對蘇聯人的印象驚人一致。在蘇聯人眼中，美國政府在軍事上具有很強的侵略性，它蠱惑並剝削美國的民眾，而且在外交上美國從來不可信賴。「我們慢慢而痛苦地發現，蘇聯人對美國人歪曲的印象與我們對他們的印象具有奇怪的一致性，二者正如鏡像一般。」
根據心理學家和政治學家的研究，美蘇之間類似鏡像的偏見一直持續到了20世紀80年代。對任何一方來說，同樣的舉動（潛艇出現在對方的海域；向小國出售武器等）由對方完成時，看起來更具敵意。
這種鏡像知覺也推動了軍備競賽。如果我們能夠相信政治聲明的話我們將會發現，對兩個國家來說：（1）比起其他任何情況來說，它們都更加希望雙方都能夠解除武裝；（2）當另一方具有強大武裝時，絕對不能解除自己的武裝；（3）認為對方會試圖實現軍事上的霸主地位（表6）。因此兩個國家在聲稱自己希望解除武裝的同時，都感到不得不把自己武裝起來。
表6 導致軍備競賽的鏡像知覺
當雙方知覺到衝突時，至少有一方對另一方存在誤解。當出現這樣的誤解時，布朗芬布倫納認為，「就後果的嚴重性而言，這一心理現象是無與倫比的……因為這種印象的特點就是，它們可以自我證實。」也就是說當A認為B對他有敵意時，那麼A就會以充滿敵意的方式對待B，那麼A的期望就得到了證實，因此一個惡性循環開始了。莫頓·多伊奇解釋道：
你從小道消息中聽說你的一個朋友在說你的壞話，儘管這個消息是錯的但是你相信了，於是你開始反擊——侮辱這位實際上是無辜的人，他當然不能忍受於是也回擊了，而這正好肯定了你原先的想法。類似地，東西方的政治家總會沉浸在對戰爭威脅的擔憂中，並認為對方會試圖通過軍事稱霸，因此他們採取了不斷加深對方誤解的行動。
負面的鏡像知覺[3]在很多地方都成了通往和平的障礙：
阿以衝突的雙方都堅持認為，「我們」進行軍事活動的動機，是保衛自己的人身和領土安全；而「他們」的意圖，則是將我們消滅並奪取我們的土地；「我們」是這裡的原住民而「他們」是侵略者；「我們」是受害者，「他們」則是侵犯者。在這樣極端不信任的情況下，進行和平談判顯然是一件困難的事。
在北愛爾蘭的阿爾斯特大學，亨特和他的同事給信仰天主教和新教的學生播放了兩段錄像，錄像的內容分別是一群新教徒對一場天主教葬禮的襲擊和天主教徒對新教徒葬禮的襲擊。多數學生在觀看錄像後認為，與自己持相反信仰的攻擊者的攻擊動機顯示了他們嗜血的本性，而與自己信仰相同的攻擊者則不過是為了自衛或者還擊而已。
美國和伊拉克在備戰時期，雙方在談到對方時多次使用「邪惡的」這種說法。在喬治·布什看來，薩達姆·侯賽因就是一個「殺人的暴君」和「瘋子」，他擁有威脅世界和平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而伊拉克政府認為，美國政府才是「威脅世界和平」的「一群瘋子，他們只是貪婪地想獲得中東的石油」。
鏡像知覺常常引起衝突：在2000年的美國總統大選佛羅里達的選票統計風波中，兩個政黨的支持者都認為自己想要的是公正明確的結果，而對方則在徇私舞弊。
津巴多指出，這種衝突將整個世界一分為二，即好人（像美國人）和壞人（比如「他們」）之間的衝突。衝突中對立的雙方常常誇大這種差異。在墮胎、移民和其他一些議題上，並不是像對手想像的那樣，支持者就是那麼激進的，而反對者就是那麼保守的。對他人想法的理解有助於衝突的解決，但並非易事。羅伯特·賴特指出：「如果一個人做了一件你很討厭的事情，而讓你站在他的立場去思考，這無疑是道德訓練中最難的一課了。」
具有破壞性作用的鏡像知覺在較小的團體或個人之間也有所體現。例如我們前面提到的博弈遊戲中，雙方都會有這樣的反應：「我們想合作，但對方的拒絕態度使我們也不得不採取自我保護的策略。」在對經理人的研究中，肯尼斯·托馬斯和路易斯·龐迪發現了這樣一種歸因的傾向。當被要求回憶最近遇到的一次較嚴重的衝突時，只有大約12%的人認為衝突的另一方具有合作的意願；而74%的人認為自己是願意合作的。在解釋衝突發生的原因時，這些經理人認為，自己在交流時採取的是「建議」、「暗示」和「勸告」的方式，而對手的態度則總是「提出要求」、「認為自己的意見一無是處」或是「拒絕合作」。
要想成功地打擊恐怖主義，我們必須弄清楚為什麼世界上那麼多地方討厭美國。那些人生來具有和你我同樣的人性，而他們卻成長為人體炸彈或者是為之鼓掌歡呼的人，這裡面一定是有原因的。
——羅伯特·賴特
激化衝突的另一個常見的錯誤觀念是，認為儘管對方的領導階級是邪惡的，但是他們控制和操縱著的民眾則是支持我們的，這種「領導邪惡—民眾善良論」明確地體現在美蘇冷戰的雙方身上。在越戰之前，幾乎整個美國都相信，美軍士兵一進入這塊被越共「恐怖分子」控制的地區，就將有大批被壓迫的民眾揭竿而起加入戰鬥，事實證明這種說法是癡人說夢。2003年，美國開始了對伊拉克的戰爭，他們以為「存在大量的地下組織會支持聯軍，幫助他們建立安全和法律體系」。事實上，地下組織沒出現，戰後的安全真空倒是使搶劫、破壞和對美國士兵的襲擊不斷。
鏡像知覺的另一種形式是誇大雙方的分歧。在諸如墮胎、死刑或政府預算削減這些問題上有分歧的人們一般很難覺察到，他們的分歧並沒有他們想像的那麼嚴重，實際上雙方往往在不自覺的情況下將對方的觀點極端化了。雙方都認為自己的觀點是完全依據事實說話的，而對方的觀點則是對實際情況不負責任的主觀臆斷。這類對雙方分歧的誇大有時會導致文明間的戰爭。
簡單化思維
當形勢緊張時，正如在國際危機中發生的那樣，理智的思考變得非常困難。對敵人的看法變得更加簡化和刻板，更可能出現憑經驗式的判斷。卡內瓦萊和普羅布斯特進行的實驗研究表明，即使是對衝突的預期都會固化人們的思維，阻礙他們創造性地解決問題。社會心理學家菲利普·泰特洛克在對俄羅斯和美國在1945年後的政治語言的複雜性進行分析之後，發現了非常僵化的思維方式。在柏林封鎖、朝鮮戰爭和蘇軍入侵阿富汗期間，政治聲明被簡單化為刻板的、非好即壞的措辭。在其他時期，尤其是戈爾巴喬夫擔任蘇共總書記之後（圖24），政治用語公開承認每個國家的動機都是複雜的。
圖24 美國和前蘇聯官員的政治用語的複雜性
研究者還分析了在大戰爆發、軍事突襲、中東衝突和革命前的政治語言。幾乎在所有的事件中，那些發起攻擊的領導者就在他們開始攻擊行動前，都會顯示出愈加簡化的思維方式——我們是好的而他們是壞的。泰特洛克認為，擺脫這種簡單化思維，將使美俄達成新的一致。他的樂觀主義在後來得到驗證，1988年美國總統裡根訪問莫斯科並簽署了美俄中程核武器條約，隨後戈爾巴喬夫訪問了紐約，並向聯合國聲明俄羅斯將從東歐撤走50萬軍隊：
我相信通過我們共同的努力，我們能夠實現這些願望，使戰爭、地區衝突與對峙、對自然的掠奪、對飢餓和貧窮的恐懼以及政治恐怖主義都成為歷史。這是我們共同的目標，而且只有我們共同努力才能實現這一切。
知覺轉換
如果說誤解與衝突總是一同出現，那麼隨著衝突程度的起伏變化，誤解也會不斷出現和消失。事實證明確實如此，而且有著極強的規律性。當一股勢力成為敵人時，我們會將它的形象扭曲，而在化敵為友之後它的形象也會朝相反的方向發展。因此在二戰中美國民眾和傳媒眼中「嗜血、殘暴、奸詐、長著齙牙的小日本鬼子」，在戰後迅速變成了美國媒體和人民心目中「聰明、勤勞、自律而足智多謀的盟友」。
德國人，他們因為世界大戰的緣故兩次成為全世界人民憎恨的對象，又兩次重新得到了世界人民的尊重，對他們的民族性中是否包含了殘酷已不是我們關心的問題。而儘管伊拉克使用了化學武器並在國內展開對庫爾德人的大屠殺，它對伊朗的戰爭仍得到了很多國家的支持，不過是由於敵人的敵人就是我們的朋友。當兩伊戰爭之後伊拉克開始侵略重要產油國科威特時，它的行為立刻成為了「野蠻的行徑」。由此可見，觀念變化的速度是令人難以置信的。
知覺轉換：美國曾經是伊拉克的盟友和武器供應商，繼而變成了伊拉克的敵人，而在戰後又尋求成為伊拉克的朋友。
在衝突之中誤解的嚴重程度讓我們感到心寒：一個既不瘋狂也不邪惡的人，在衝突中可以很容易地產生對對方的歪曲印象。在與另一國家、另一個群體甚至是與室友或家長的衝突中，我們很容易把自己的動機和行為誤解為完全的正確，而將對方的行為理解成徹頭徹尾的邪惡，同時我們的對手也會對我們形成鏡像式的誤解。
因此，在受困於社會難題、為了稀缺資源而競爭或是感到不公正的時候，我們只有同時拋開偏見並努力解決確實存在的分歧，才能使衝突結束。一個好的建議是，在衝突中不要認為別人與你在價值觀與道德上格格不入；反之，進行換位思考，設想一下：也許對方會從一個不同的角度理解這個問題。
小結
當兩個人、兩個群體或是兩個國家交往時，他們就可能因為需要或某個目標產生衝突。當人們將個人的利益看得比集體的利益更重要時，很多社會困境就會出現，囚徒困境和公地悲劇很好地詮釋了這種個人與集體利益間難以抉擇的情況。在現實生活中，正如在實驗中那樣，我們的解決辦法包括：通過制定法律規則限制利己行為，通過劃分較小的社會群體使人們有更多責任感，通過增進交流減少不信任感，通過改變激勵機制使合作行為能得到更多回報，以及倡導利他的行為規範。
當人們為了某種稀缺資源而競爭時，人際關係也常常陷入偏見和敵意。在謝裡夫著名的實驗中我們可以看到，非贏即輸式的競爭使陌生人迅速成為了敵人，即使對那些正常而優秀的男孩，都會引發徹底的爭鬥。
當人們認為他們受到不公正的對待時，衝突常常會爆發。根據公平理論，人們以付出和獲得的均衡來定義公正，當人們認為他們的付出沒有得到足夠的回報時，他們就會感到不公正，並產生衝突。
在衝突中，雙方真正在目標或行為上的對立只是衝突的一小部分，不過由於對對方動機或目標的誤解，使衝突往往顯得更加嚴重。此外，群體的衝突中雙方常常會產生鏡像知覺，即雙方都相信「我們愛好和平，而他們則具有侵略性。」在這種誤解之下產生的行為，往往會強化原有的誤解。而在國際性的衝突當中，「領導邪惡—民眾善良」也是一種常常被信以為真的假象。
[1]公地悲劇（tragedy of the commons）：所謂公地是指任何共同的資源，包括空氣、水、能源和食物供應。當個體消耗的資源普遍超過限度時，公地悲劇就會發生。
[2]非零和博弈（non-zero-sum games）：產出總和不為零的遊戲。合作導致雙贏，競爭導致雙輸。
[3]鏡像知覺（mirror-image perception）：競爭中的政黨對彼此的看法通常是彼此相反的；比如，雙方都認為自己是正義和愛好和平的，而對方是邪惡和好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