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那些有害的力量會導致毀滅性的衝突，我們卻可以借助其他的力量把衝突引向具有建設性的解決途徑。這些能夠帶來和平與調解的因素是什麼呢？
我們已經瞭解了衝突是怎樣由社會困境、激烈的競爭、知覺到的不公正以及誤解引起的。儘管這種圖景看來頗為殘酷，卻不是絕沒有希望得到解決的。我們可以把敵意轉變為友誼，把握緊的拳頭變成張開的雙臂。社會心理學家在幫助人們「化敵為友」的策略上有四個建議，我們可以把它們記成「和解的四C」：接觸（contact）、合作（cooperation）、溝通（communication）、調和（conciliation）。
我們對戰爭的瞭解要多於和平，對殺戮的瞭解要多於生活。
——美國前陸軍參謀長 奧馬爾·布拉德利
接觸
能不能把兩個互相衝突的個人或者團隊放在一起，進行近距離的接觸，以使得他們互相瞭解彼此並喜歡上彼此呢？由於負面的期待會影響判斷和產生自我實現的預言，似乎這樣做是不可能的。當緊張開始升級，接觸可能會導致打鬥。
但是，另一方面，接近性——以及互動、對互動的預期和曝光效應——都能夠增加喜愛的程度。我們看到，在廢除種族隔離政策頒布之後，對種族的偏見大幅度地減少了，這表明「行為決定態度」。如果這個社會心理學理論現在看來是順理成章的話，請記住：一旦你瞭解了事件，那麼它們看起來就是那樣。1986年對於美國最高法院來說，絕不可能的事情就是，廢除種族隔離的行為可能會影響對於不同種族的態度。那麼在那個時期看起來最明顯的事情就是：「立法對於消除種族歧視無濟於事」。
在美國，近30年來，種族隔離和歧視已經一併漸漸消亡。這是不是因為種族間的接觸改善了人們的態度呢？那些經歷過「廢除種族隔離」制度的人是否受到了該制度的影響呢？
廢除種族隔離制度是否改善了對少數民族的態度
廢除種族隔離制度在學校裡產生了明顯的好處，比如使得更多的黑人進入大學並在學校取得成功。但廢除種族隔離制度在學校、鄰里、工作場所是否都產生了良好的社會效果呢？這方面的證據是模糊的。
一方面，二戰結束後頒布了廢除種族隔離制度，在這期間和之後不久進行的研究表明，白人對黑人的態度有了明顯的改善。不論是百貨公司的職員、顧客、店主、政府工作人員、警察、鄰居或者學生，種族接觸都使得歧視減少了。比如在二戰即將結束的時候，美國的軍方部分地解除了一些來復槍製造公司中的種族隔離制度。當這些被問及對於廢除種族隔離制度的看法時，在有種族隔離的公司中的11%的白人士兵表示支持這個法案，而在廢除種族隔離的公司中，60%的白人士兵支持該法案。
莫頓·多伊奇和瑪麗·柯林斯利用一個預定的自然實驗，觀察到了相同的結果。根據本州法律，紐約廢除了公眾按種族居住的方案，把家庭不按種族分配到各個公寓。而河對岸的內瓦克也經歷了同樣的進程，白人和黑人最初分別住在不同的住宅裡面。在廢除種族隔離的地區，白人婦女更加支持不同民族的混居，並且說他們對黑人的看法也有了改善。被誇大的刻板印象在事實面前臣服了，就像其中一個婦女說的：「我真的變得喜歡這種制度了，我發現他們是和我們一樣的人。」
在非種族領域中，接觸也能預期寬容的態度。琳達·特羅普和托馬斯·佩蒂·格魯收集了515個研究的數據，這些研究是對38個不同國家或民族的250513人進行的。他們對這些數據進行了艱苦而完整的分析，最後得出，94%的研究表明，增加接觸能夠預測偏見的減少。邁爾斯·休斯頓指出，這種相關不僅存在於種族間的接觸，還存在於和老年人、精神病患者、同性戀者以及殘疾兒童的接觸。
上述這些研究結果使得美國最高法院在1954年做出了在學校廢除種族隔離制度的決定，並推動了20世紀60年代的公民權利運動。但是後來對學校的廢除種族隔離制度效應的研究卻變得不是那麼令人振奮了。沃爾特·斯蒂芬在對所有此類研究進行回顧後，得出了「廢除種族隔離制度對於種族觀念的改變幾乎沒有作用」的結論。對於黑人來說，廢除學校種族隔離最明顯的結果是他們有了更多的機會能夠進入聯合大學（或者主要是白人的大學），住在種族混合的居民區，同時在種族混合的地方工作。
很多國際學生交流項目同樣不能使學生對居住國的印象產生預期的積極影響。比如，當一個上進的美國學生來到法國學習時，他通常仍然跟其他的美國人住在一起，因此他們對法國的刻板印象並沒有得到改善。同樣，接觸也不能減少盧旺達的圖西人被他們的胡圖人鄰居嫌惡的情況，頻繁的接觸也並未減少很多男性的性別歧視。通常人們很容易去歧視他們從來沒有見過的同性戀者或者移民，但是他們也會輕視那些他們經常見到的人。
所以，廢除種族隔離制度有時能夠改善對少數民族的態度，而有時則不能。這種不一致的情況激起了科學家的探索熱情。如何解釋這種差異呢？目前為止，我們已經提到了各種各樣的廢除種族隔離的做法。真正地廢除種族隔離可以通過很多途徑、在很多不同的情況下實行。
廢除種族隔離制度何時能夠改善種族態度
種族間接觸頻率會是一個因素嗎？看起來的確如此。很多研究者調查了數十個廢除種族隔離的學校並觀察了那些和他們一起吃飯、談話和遊戲的特定種族的兒童。種族的不同影響了孩子之間的接觸。白人孩子更願意和白人孩子玩，黑人則和黑人在一起。在一個夏日（12月30日）的午後，約翰·狄克遜和凱文·多爾漢姆對在南非一個廢除種族隔離的海灘上散步的白人、黑人和印第安人進行觀察時，發現種族隔離的情況也是很明顯的。促進交流的努力有時會奏效，有時則無濟於事。一個信奉天主教的年輕人在和北愛爾蘭的學校進行交換學習後解釋道：「我希望有一天能成立一些新教的學校。因為你知道，現在有些學校好像是混合性的，但實際上很少有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在一起，並不是我們不想，只是真的覺得很尷尬」。
友誼 相對來講，早期的那些對於商店店員、士兵和安居計劃的鄰里關係的研究之所以得到理想的結果，是因為有大量的種族之間的接觸，使得那種由於最初的不同種族的接觸產生的焦慮得到緩解。另一些研究涉及長期的、個人之間的接觸——在黑人和白人混居的監獄，以及白人和黑人女孩一起參加的夏令營——得到了同樣好的結果。那些曾經在德國或者英國留過學的美國學生中，跟當地的人民接觸越多，對他們的印象也就越好。在一些實驗中，那些和其他群體的人建立了友誼的人，往往容易對這些群體產生積極的態度。並不僅僅是由於對他人的瞭解，還有情感紐帶形成了親密的友誼並降低了焦慮。
然而，「群體突顯」也會起作用。如果你總是把你的朋友看成是單一的個體，你對他的情感紐帶也不會推廣到你朋友所在群體的其他成員身上。因此很理想的方式，是建立突破群體界限的相互信任的友誼，同時我們也要認識到我們的朋友能夠代表他所在的群體，他們在很多方面是相同的。
如果我們一開始就弱化了他們的外群體身份——認為他們在本質上和我們是一樣的，而不是覺得他們的不同會威脅到我們，那麼我們就更可能友好相待。如果我們能將自己對新朋友的喜歡擴大到對他人身上，那麼他們的群體特性也一定會在某種程度上突顯。因此，為了減少偏見和衝突，我們最好一開始就將群體差異最小化，然後承認這種差異，最終跨越這種差異。
一項針對4萬歐洲人的調查顯示，友誼關係是成功接觸的關鍵：如果你有一個少數群體的朋友，那麼你就更有可能對這一群體表示同情和支持，甚至會更為支持他們移民到你的國家。無論是西德人對土耳其人的態度，還是法國人對亞洲人和北非人，或者是荷蘭人對蘇裡南人以及土耳其人，英國人對西印度人和亞洲人的態度都是如此。同樣，對同性戀的厭惡情緒也會由於自己有一個同性戀的朋友而減少。另外還有一些針對人們對於老人、精神病人、艾滋病人以及殘疾人的態度的研究，發現態度也會因為經常的接觸而得到改善。
地位平等的接觸 那些支持廢除種族隔離制度的社會心理學家，也並不認為所有類型的接觸都能夠改善對待少數民族的態度。他們認為，如果接觸是競爭性的，或沒有權威機構支持，或是不平等的，那麼結果必然是惡化的。在1954年以前，很多持偏見的白人經常和一些黑人接觸——比如擦皮鞋匠和家庭僕人等。但這種不平等的接觸只能讓那些白人繼續認為白人和黑人之間的不平等地位是合理的。因此，接觸必須是雙方地位平等的接觸[1]才是有效的，比如在商店店員、士兵、鄰居、囚犯或者夏令營參與者之間。
在廢除種族隔離的學校中，學生之間的接觸往往是不平等的。白人學生往往更加活躍，更有影響力，更成功。當一個7年級的黑人女孩從一個較差的學校轉到一個以中產階級白人的孩子為主的高中班級，同時她的白人中產階級教師也有點看不起她時，她的同學包括她自己都會認為她是一個比較差的學生。
密歇根大學的研究者古林和他的同事們從一項對全國大學的調查中得到，在高等院校或是綜合大學裡，種族多樣化引起的非正式的班內互動對所有的學生都是有益的。這樣的互相接觸能夠促進智力的提高，並培養出對差異的更大程度的接受，從而達到各社會單元的融合——這一結果推動了美國最高法院在2003年的決議——種族多樣化是高等教育必須考慮的一個因素，而且可以作為招生的一個標準。
合作
儘管地位平等的接觸有助於改善態度，但有時這還是不夠的。謝裡夫在他的夏令營實驗中阻止了「老鷹」和「響尾蛇」之間的競爭，讓這兩個團體進行一些非競爭的活動，比如看電影、放焰火和吃飯等——但是這些行動卻並沒有帶來效果。因為他們彼此之間的敵意非常強烈，簡單的接觸只能給他們提供一個互相嘲弄和攻擊的機會而已。當「老鷹」隊中的一個成員被一個「響尾蛇」隊員弄傷後，他的夥伴會鼓動他去雪恥。顯然，在這兩個團體之間消除隔離基本無法促進他們的社會融合。
德國的沃爾瑪工人的罷工行為，表明共同的危機能夠導致合作。
既然有如此根深蒂固的敵意，那麼該怎麼做才能達成和解呢？回想一下那些成功的和不成功的廢除種族隔離的努力。軍隊中的來復槍公司把不同種族的人混合在一起，不僅僅使白人和黑人有了平等接觸的機會，而且使他們變得彼此依賴。他們在一起為了共同的目標，打敗共同的敵人。
這是否表明了預測廢除種族隔離有效性的第二個因素？是否競爭性的接觸只能分化他們的關係，而只有合作性的接觸才能使他們團結？看看那些面臨共同困境的人們是怎麼做的吧。
共同的外部威脅能建立內部的團結
你是否曾經和別人一起站在大街上等待一場大雨的結束呢？是否曾經由於煩惱而和別人一起加入了一個團體？是否曾經和同學一起被老師批評過？是否由於你的社會地位、種族以及宗教信仰而與他人一起被迫害或嘲笑呢？如果是，那麼你就可以清楚地回憶起對那些跟你一起面對困境的人的親切感。當你們互相幫助一起掃雪開闢道路或者一起對付共同的敵人時，你們之間的社會性障礙就有可能消除。
這種友善的行為經常在人們共同面對危機的時候出現。約翰·蘭則塔曾經做過一個實驗來證明，共同的危機對人們彼此態度的改變的作用。他讓四人一組的海軍軍官後備學校的學生完成一個問題解決的任務，然後用廣播告之其中一些組，他們的答案是錯誤的，並且他們答題的效率非常低，他們的想法都非常愚蠢。其他的組則沒有受到這樣的懲罰。蘭則塔發現：那些受到批評的組員們彼此變得更加友好、更合作，以及出現更少的爭吵和競爭。他們團結在一起，意氣相投。
在謝裡夫的夏令營實驗中，有一個共同的敵人，可以統一那些彼此懷著競爭的男孩們——其他很多類似的實驗也都證明了這一點。民族間的多次衝突會提高民族自尊心。比如在多倫多的中國留學生面對歧視時，會和其他的中國人產生更加強烈的歸屬感。當一個人被提醒不屬於某個群體（如別的學校）時，會增強他對於自己群體的責任感。當我們明確意識到「他們」是誰時，我們同時也明確了「我們」是誰。
我忍不住要對戈爾巴喬夫先生說：如果現在有一個來自其他星球的異族生物前來攻擊地球，那麼我們在這種會議上所採取的行動將會變得多麼簡單明瞭。我們將很快發現我們同是人類，共同生活在這個地球上的人類。
——美國前總統 裡根
在戰爭時期面對一個明確的外部威脅時，我們的群體歸屬感高漲。公民組織的會員數快速增長。公民們團結在他們的領導人周圍並支持他們的軍隊。這種情況在9·11災難之後，當人們面臨著進一步的恐怖襲擊的威脅的時候尤為明顯。《紐約時報》報道，在紐約城，「由來已久的種族對抗已經緩和」，至少是在一段時間內。「在9·11恐怖事件發生以前只以為自己是一個黑人」，18歲的路易斯·約翰遜說道：「現在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覺得自己是一個美國人。」這是9·11之後人們思想變化的一個例證。另一個例子就是美國紐約市長朱利亞尼在9·11後的新聞發佈會上使用的「我們」這個詞比以前多了一倍。
喬治·布什的政績支持率也反映了這種外部威脅帶來的內部團結。就在9·11之前，他的民眾支持率只有51%。而9·11之後，他的支持率則高達90%。在公眾看來，這個得到90%民眾支持的平庸總統已經成為了人們100%高貴的總統——在我們同「那些憎恨我們的人」的戰爭中的「我們的領袖」。在那之後，他的支持率逐漸下降，但是在伊拉克戰爭之前他的支持率再度攀升（圖25）。當所羅門和他的同事在讓美國學生回憶9·11事件時（而不是回憶即將到來的考試），這些學生更可能會同意這種說法——「我贊同美國總統布什和他的官員們在伊拉克進行的勇敢的軍事行動」。
有時候，領導人會刻意創造出一個假想的敵人來提高民族的凝聚力。喬治·奧維爾的小說《1984》中就描寫了這樣的一個策略：國家的領袖利用增加和其他兩個強大勢力的對抗來減少民族內部的矛盾。隨著時間的推移，敵人不停地變換，但是敵人永遠存在。事實上，國家似乎就需要這樣一個敵人。對於整個世界，對於一個國家，對於一個群體，一個共同的敵人是一種強大的凝聚力量。
圖25 外部威脅會導致內部的團結
從總統喬治·布什的支持率的起伏可以看出，國家衝突可以影響公眾的態度。。
同時發生的外部威脅也會導致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團結。發生在以色列的自殺性爆炸事件使分散的猶太人集結在總理沙龍和他的政府旗下，而當以色列的防禦力量殺死了幾名巴勒斯坦人並破壞了他們的財產時，穆斯林的各個派別都把他們的仇恨指向了沙龍。在美國攻打伊拉克之後，Pew 研究中心對印尼和約旦的穆斯林進行民意調查，發現他們的反美情緒高漲。2002年有53%的約旦人表示他們對美國人持有積極的看法，然而在戰後急劇下降到18%。「在戰前，如果我說奧薩瑪（本·拉登）對兩座高樓真的負有責任，我們不會為此事感到自豪，」敘利亞一個研究伊斯蘭法律的21歲學生說道。「但如果他現在這麼做，我們會為他驕傲。」
超級目標會促進合作
與面對一個共同的外部危機時形成的凝聚力量緊密相連的另一個凝聚力量是超級目標[2]。它是能夠將群體的所有成員團結起來、共同合作來完成的目標。謝裡夫為了促成彼此競爭的露營者的和解，曾使用過這樣的目標。一次，他讓夏令營的供水出現了問題，使得營員們必須通過合作來修復水管。另一次，他提供了一個可以租借影碟的機會，但是所需的費用必須動用兩個團隊的共同資金，這時他發現合作又一次發生了。還有一次，他們在行進途中有一輛卡車「拋錨」，實驗人員在路邊有意留下了一根拔河用的繩，於是其中一個男孩就提議大家用繩子把客車拉到啟動。當卡車啟動後，所有的成員互相擊掌表示慶祝。
經過這樣幾次共同完成超級目標的活動後，男孩子們開始在一起吃飯，一起坐在篝火旁聊天了。友誼在兩個團隊之間蔓延開來。敵意直線下降（圖26）。在最後一天，男孩們決定一起坐巴士回家，在路上他們不再按照團隊分開乘坐。當巴士到達他們的家俄克拉荷馬州時，他們情不自禁地唱起「俄克拉荷馬州」的州歌，彼此在祝福中道別。就這樣，謝裡夫用隔離和競爭製造了陌生人之間的敵意，又用超級目標使得這些敵人變成了朋友。
謝裡夫的實驗僅僅是小孩子的遊戲嗎？或者說對於成人來說，把彼此衝突的人們叫到一起完成一個超級目標也會取得類似的結果嗎？羅伯特·布萊克和簡·穆頓想知道這些問題的答案。在一系列為期兩周的實驗中，共有150個不同的團體，1000個經理人，他們重現了「響尾蛇」和「老鷹」之間競爭情境的基本特徵。一開始每個團體各自活動，然後組與組之間互相競爭；而後讓不同的組在一個超級目標之下合作。他們的結果明確顯示，成年人和謝裡夫實驗中那些年輕被試是一致的。
圖26
競爭之後，「響尾蛇」和「老鷹」之間對彼此的評價是負面的；在一起為了超級目標合作之後，「響尾蛇」和「老鷹」之間的敵意下降了。
塞繆爾·蓋特納和約翰·多維迪奧和他們的合作者拓展了這些結果，他們發現在一起工作尤其對分解小群體，建立一個新的、更具包容性的群體很有用。當兩個團隊選擇圍著圓桌坐下來（而不是對立地坐著），給他們的新團隊起一個名字，然後在一個良好的氛圍下一起工作時，他們原先對彼此的那種帶有偏見的不良感覺就會減少。「我們」和「他們」合在一起就可以成為「咱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為了打敗德國、意大利和日本，美國和前蘇聯以及其他國家組成了「同盟國」。只要「打敗共同的敵人」這一目標存在，那麼美國對俄國的態度總是支持的。
促進「內群體一致性」。歐洲和美國都越來越多地在學校推廣校服，目的是為了把「咱們」和「他們」變成「我們」。
「響尾蛇」和「老鷹」一起合作的努力最後以成功告終。但是，如果當時供水並沒有恢復，影碟沒有買成，或者那輛卡車仍然停在路中央，男孩之間的和解還會出現嗎？似乎不會了。在對弗吉尼亞的大學生做的一個實驗中，斯蒂芬·沃謝爾和他的助手們發現，成功的合作能夠增強兩組人之間的吸引力。如果曾經敵對的組在一個合作的任務上失敗了，並且他們又可以把失敗的責任推卸到對方身上時，他們之間的衝突反而會惡化。謝裡夫的實驗中，團隊之間已經彼此懷有敵意，因此如果他們想要集資租影碟時不能湊夠足夠的錢，那麼他們很可能歸結為對方的組員太「小氣」或「自私」。這不僅不能減輕他們的衝突，反而會加重矛盾。
合作學習能夠改善種族態度
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看到在學校廢除種族隔離制度的有限的社會好處（尤其是沒有友誼帶來的情感紐帶或平等的關係相伴時）。我們也看到了在兩個敵對的群體之間進行成功的、合作性的接觸所帶來的戲劇性的社會好處。這兩方面的研究結果結合起來，是不是能夠讓我們對傳統的廢除種族隔離制度的實踐提供更好的選擇呢？一些獨立的研究小組認為是可以的。每個小組都希望知道，我們能否在不影響學業成績的情況下，通過把那些激烈競爭的學習環境變成一種合作的環境，從而改善種族之間對彼此的態度呢？在各種各樣的方式中，幾乎每一個都涉及到讓學生參加一個學習小組，有時會要求他們和其他的組競爭——這些研究的結果是令人吃驚和振奮的。
那些參加了現有的合作活動的學生，比如種族間的田徑隊和課程小組，是不是會有更少的偏見呢？羅伯特·斯萊文和南希·馬登對71所美國高中的2400名學生進行了調查，結果令人鼓舞。那些和其他民族的人一起學習和遊戲的學生更多地報告說有非本族的朋友，對其他民族的態度也更加積極。查爾斯·格林和他的同事們對上述的結果做了進一步的證實。他們對3200名佛羅里達的中學生進行的調查表明：相對於在傳統的、充滿競爭的學校裡學習的學生而言，那些在學校參加混合民族的學習小組的學生，有著更好的種族態度。
從上面這些相關研究中，我們是否能得出結論說，在種族間合作性的活動能夠改善他們對彼此的看法呢？應該說，我們仍然是需要實驗的證據的。隨機地抽取一部分學生參加種族混合的活動，而另一些不參加，這樣才能看出真正的差異。斯萊文和他的同事們把班級拆分成各個種族混合的學習小組，每個組包括四到五個學習成績水平各異的學生。每個小組的成員坐在一起，學習各種科目，並在每週末的班級競賽中和其他小組競爭。小組的成員通過自身的努力提高小組的總體成績，他們既可以和其他組同等程度的學生比較，也可以和自己以前的成績比較。每個人都有機會取得成功。並且，小組成員都被鼓勵互相幫助準備每週的競賽——比如準備一些小知識、拼寫，或者歷史事件的背誦——各種小事都可以。和單打獨鬥的學生相比，這種組與組之間的競爭使學生們有更親密的接觸，也更容易產生互助和支持的關係。
不同種族間的合作——在田徑小組、課堂活動、課外活動中——溶解了彼此的差異，改善了對彼此的態度。在要求合作的團體運動中（比如籃球）和黑人隊友一起打球的白人運動員，比那些在個人項目中（比如摔跤）的白人運動員對黑人表現出更多的喜愛和支持。
另一個由阿倫森領導的研究小組使用「拼圖」的方法進行了類似的小組合作的研究。在得克薩斯州和加利福尼亞州的小學中，研究者根據學生的種族和學習成績把他們分成六人小組。這樣一來，一個科目就可以變成六個部分，而每個小組成員將成為他自己那一部分專家。在關於智利的一個單元中，其中一個學生可能是關於「智利的歷史」的專家，而另一個則是智利的地理專家，還有精通智利文化的專家等。一開始，這些所謂的「歷史專家」、「地理專家」們分別聚在一起研究他們的學習材料。然後他們回到自己原來的小組把所學的知識教給同學。也就是說，每個小組成員都有了一塊「拼圖」。沉默寡言的學生也可以向那些平時很自信的學生講述他們的意見，他們很快就會發現自己對於同伴的重要性。其他的研究，比如戴維·約翰遜和羅傑·約翰遜在明尼蘇達大學的研究，伊麗莎白·科恩在斯坦福大學，施羅默·沙蘭和亞爾·沙蘭在特拉維夫大學，斯圖爾特·庫克在科羅拉多大學的研究都採用了不同的方法來研究合作性學習。
從所有的818個研究中，我們可以得出什麼結論呢？在合作性的學習中，我們發現學生不僅學到了知識，他們還學到了很多寶貴的經驗。斯萊文和羅伯特·庫珀說：「合作性學習讓所有的學生在得到學業上的成就的同時，也改善了不同種族背景的學生之間的關係。」阿倫森也報告說：「在存在『拼圖』的班級裡面，孩子們互相幫助，對於同伴也更加喜愛，對學校的感覺也更加良好，同時他們的自尊也比在傳統的班級中的孩子要高。」
合作與和平。研究者找出40多個和平的社區——這些社會中人與人之間沒有暴力事件。對其中25個社區（包括圖中的Amish社區）的分析發現，在這些社會中人們的價值觀主要基於合作而不是競爭。
同時，民族間的友誼也在飛速增長。少數民族學生的考試成績有了提高（也許因為現在的學業成績是同伴間互相支持的）。在實驗結束之後，許多老師仍然繼續採用合作學習的方式。「很顯然，」種族關係專家約翰· 麥科納希寫道，「合作學習是目前為止在那些廢除種族隔離的學校中，最為有效的改善種族關係的實踐方法。」
事實上，我們一直都知道這個規律。早在1954年的最高法院決議中，奧爾波特代表很多社會心理學家預言，「歧視可以通過主流民族和少數民族之間，為實現同一個目標而進行的平等接觸來消除」。合作學習的實驗研究支持了奧爾波特的預言，使得斯萊文和他的同事很樂觀地表示：「在奧爾波特提出基本原則30年後的今天，我們將這一原則以合作學習的方式實現了可操作化，終於用實驗證明了，在廢除種族隔離的課堂中實行接觸可改善態度的理論的正確性……關於合作學習的研究，是教育研究史上最成功的案例之一。」
因此，無論是對露營的男孩們，還是工廠的經理人，大學生們，或者中小學校的孩子們，合作與地位平等的接觸都能夠產生積極的影響。那麼，這個規律是不是對於所有的人際關係都適用呢？通過把全家召集到一起參加農園勞動，或是修理舊屋，或是駕駛帆船能夠促進家庭的團結嗎？社區中的人對於社區的認同會因為一起飼養家禽，或者合唱，或者一同踢足球而得到增強嗎？國家之間的理解會因為在科技和空間技術上的合作，或者對地球的自然資源的共同管理，或者通過不同國家之間個體的接觸而得到改善嗎？很多跡象表明，這些問題的答案是肯定的。因此，對於我們目前這個四分五裂的世界來說，一個很重要的挑戰就是怎樣建立起一個超級目標，並建立合作的關係來實現它。
群體和高級認同
我們每天都在處理各種各樣的身份。我們認同小群體中的身份（作為父母或者孩子），然後超越這種身份（把更大的群體認同為家庭）。離異父母再婚組合的家庭、兼併的公司等都讓我們提醒著自己，我們曾經是誰，現在又是誰。在我們的道德傳統中，自豪感需要我們擁有更為廣泛的群體的、民族的身份認同。小群體和社會中的身份認同是可以同時存在的。
但是，在種族多元的文化中，人們怎樣平衡他們的種族身份和國家身份的關係呢？
他們可能具有身份認同研究者珍妮·菲尼所說的「雙文化」認同，既認同他本身的種族文化，又認同更大的社會文化。生活在英國的民族意識清晰的亞洲人，也會強烈地感覺到自己是英國人。法裔加拿大人根據自己的種族根基來認同自己，因此他們可能會也可能不會強烈地覺得自己是加拿大人。那些仍然覺得自己是古巴人（或者墨西哥人、波多黎各人）的西班牙語裔美國人也會強烈地覺得自己是美國人。正像杜波依斯在《黑人的靈魂》中闡述的那樣，「美國黑人渴望自己既是一個黑人，也是一個美國人。」
隨著時間的流逝，對於新文化的身份認同會增加。前東德和西德人都逐漸把自己看成是「德國人」。移民到澳洲和美國的中國人的第二代中，對於自己的中國人身份的認同有所下降，而對於新的國家公民的身份認同卻比那些在中國出生的移民要強。不過，通常第三代的移民，也就是孫子輩的孩子會對自己的民族身份有更好的認同。
我們中的大部分人的身份認同有交疊的部分，這就使我們能夠與非常不同的群體團結在一起。我們可以喜歡我們自己，同時也不去討厭那些不同於我們的。我們可以從他人那裡學習，並尊重他們的文化，但同時也在自己的傳統中茁壯成長。
——聯合國第七任秘書長 科菲·安南
研究者們也希望知道，個體對自己群體的認同與對更大的文化背景的認同之間會不會出現競爭。我們有時會根據我們所在的群體來評價我們自身。如果我們把所在的群體（學校、僱主、家庭、民族、國家）看成是優秀的，那麼我們也會覺得自己很優秀。因此，積極的民族身份認同有助於提高積極的自尊心。同樣，那些融入主流文化的人也會擁有一個積極的社會身份認同。而那些既沒有民族身份
表7 民族和文化的認同
認同也不被主流文化接受的「邊緣人」（表7）通常自尊心就比較低。「雙身份認同」的人則通常有很強的積極自我概念。他們能夠在兩種身份之間變換，和什麼樣的人在一起時就採取什麼樣的語言和行為方式。
發展到極端的話，民族自豪感會演變成破壞性的種族主義。對多樣性的成見可能會與能夠促進衝突解決的團結感發生牴觸。甘地、馬丁·路德·金和納爾遜·曼德拉等人通過和平的方式爭取公正，比如尋求理解、體諒、保護所有的人等。
通過提出一致的理想來推廣公民身份的認同，使得很多移民國家如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避免了民族之間的戰爭。在這些國家中，愛爾蘭人和意大利人、瑞典人和蘇格蘭人、亞洲人和非洲人很少為捍衛自己的民族身份而廝殺。然而，即使在移民國家中，也為分裂與整合、民族尊嚴和國家統一、承認現實的多樣性和尋求共同的價值觀而鬥爭。對於一個「共性整合多元」的社會的追求造就了美國人的格言：合眾為一。
難於平衡的法案。這些有很強的民族意識的法裔加拿大人——支持101法案「允許法國人在魁北克居住」——可能他們在某種程度上也非常認同自己加拿大人的身份，也可能不會。隨著國家越來越民族多樣化，人們一直爭論著我們怎樣才能建設一個既多元又統一的國家。
溝通
群體間的衝突還有其他方法可以解決。當夫妻之間、勞資雙方或者兩個國家之間發生不同的意見時，他們可以談判[3]；可以請第三方通過提議或促進協商來調解[4]；或者將雙方的分歧交由第三方進行研究並仲裁[5]。
談判
如果你想要買或者賣一輛新車，你是選擇進行一場激烈的討價還價——開一個極端的價格然後尋求妥協比較好呢？還是一開始就出一個善意的價格？
實驗沒有給我們簡單的答案。一方面，那些出價高的人賣得也高。羅伯特·恰爾迪尼等人提供了一個有代表性的結果：在控制條件下，詢問很多雪佛蘭牌汽車的經銷商一輛蒙特卡洛汽車的價格。而在實驗條件下，他們跟另一些經銷商接洽，並且一開始就進行激烈的討價還價，詢問另一種汽車的價格然後表示太貴（「我需要更便宜的價格，那樣太貴了」）。當這些人再次詢問這些經銷商蒙特卡洛汽車的價格時（就像控制條件中的那樣），但這次他們得到了平均下降了200美元的出價。
激烈的討價還價可以降低對方對你的期望，從而使他們願意降價。但有時也會被反咬一口。如果衝突一直持續，那麼我們面對的不是一個大小不變的蛋糕，而是一個縮水的蛋糕。協商有時並不能夠實現雙方共同的利益，大約有20%的協商最後以「雙輸」告終，雙方利益都受損。
而遲來的協議也代價不菲。當一個罷工長期持續時，勞資雙方都遭受損失。激烈的討價還價還可能失去達到真正一致的機會。如果其中一方堅持與另一方同樣極端的條件，那麼雙方可能都會因為面子上下不來而僵持。在1991年海灣戰爭的前一星期，布什總統在公眾場合威脅說要「踢薩達姆的屁股」。薩達姆·侯賽因毫不示弱地表示要讓異端的美國人「在自己的血海中游泳」。在這樣好戰的宣言之後，雙方都很難既挽回面子又避免戰爭的發生了。如果雙方都給對方留一點面子，也許協商能夠避免戰爭。
調解
第三方調解人可以提供一些建議，使得衝突的雙方可以在做出讓步的同時，仍挽回面子。如果我的讓步是對調解人的，並且他同時也從我的對手那裡取得了讓步，那麼我們都不會把這種讓步看做是對對手要求的滿足。
把「非贏即輸」變成「雙贏」 調解人也可以通過促進雙方建設性的溝通來解決衝突。他們首先要做的是讓雙方重新思考這個衝突，並知道對方的利益所在。通常，衝突雙方都有一個「非贏即輸」的想法：如果對方對結果感到失望，那麼他們就成功了；如果對方對結果滿意，他們則失敗了。調解人要通過讓他們暫時放下衝突中的自身需求，而換位思考對方的需要、利益和目標，從而把這種「非贏即輸」的想法變成「雙贏」的取向。利·湯普森在實驗中發現，有經驗的協商者更能夠作出折衷的讓雙方都有利的決定，從而達成雙贏的解決方案。
一個關於「雙贏」的經典故事，來自爭桔子的兩姐妹。最終她們的決定是把桔子平分成兩半，其中一個女孩把她的一半搾成橙汁，另一個女孩用她那一半的桔子皮來做蛋糕。迪安·普魯伊特和他的同事在紐約州立大學的一個實驗中，鼓勵被試對這個故事找出更好的整合性協議[6]。如果這兩個女孩同意分享桔子，其中一個得到全部的橙汁，而另一個得到全部的桔子皮，那麼她們就得到了兼顧雙方利益的決定。和那種要讓雙方犧牲掉一些東西的妥協來說，整合性協議更具有持久性。因為她們是互相滿足的，因此也可以帶來持續的夥伴關係。
用克制的溝通來消除誤會 溝通可以減少自我證實的誤解。回憶一下，也許你也能想起和這個大學生類似的經歷：
我經常在很長一段時間沒有和瑪莎交流後，就覺得她這種沉默是不喜歡我的表現。而她也認為我的寡言是對她厭惡的結果。我的沉默導致了她的沉默，而這又使得我更加沉默……這種滾雪球效應直到一次我們必須交流的意外事件的發生才得以打破。而我們通過交流消融了彼此之間所有的誤解。
像上面這種衝突的結果，往往取決於人們怎樣彼此交流他們的感受。羅傑·克努森及其同事邀請已婚夫婦到伊利諾伊州立大學心理實驗室，通過角色扮演重新體驗他們過去的衝突。在他們的談話（往往產生和先前的真實矛盾同樣激烈的衝突的談話）之前、中間和之後，都仔細地觀察和詢問了他們的情況。那些迴避問題的夫婦——或者不能夠澄清他們的處境或者未能認清其配偶的處境——讓他們自己有一種比以前更和諧的錯覺。他們會覺得彼此現在能夠在更多的事情上達成一致，而事實上只是更少的一致。而那些主動面對問題的夫婦——能夠認清他們的處境並站在對方的角度考慮問題——
表8 怎樣建設性地鬥爭
得到了更多真正的一致並且對彼此的想法有了更確切的瞭解。這個結果可以解釋，為什麼直接、開誠佈公地交流想法的夫婦通常擁有幸福美滿的婚姻。
上述的結果引發了一個教育夫婦和孩子如何建設性地解決衝突的活動。如果能夠建設性地解決衝突，那麼衝突能夠提供和解的機會和更多真正的和諧。心理學家伊恩·戈特利布和凱瑟琳·科爾比提出了關於如何避免破壞性的爭吵和怎麼進行建設性的爭吵的幾點建議（表8）。比如，孩子們應該瞭解到生活中的衝突是正常的，人在這個針對青少年的多樣化訓練中，溝通的促進者打破了孩子之間的隔閡。們可以試著和不同的人打交道，很多爭吵可以「雙贏」地解決，非暴力的溝通是暴力和欺凌的替代品。這種「阻止暴力的課程……並不是被動的，」德博拉·普羅思羅-斯蒂思認為，「它是旨在讓人們合理地引導自己的憤怒以免傷及自己或他人，旨在改變這個世界。」
戴維·約翰遜和羅傑·約翰遜讓六個學校的一到九年級的孩子進行約12個小時的衝突解決訓練，得到了非常令人振奮的結果。在訓練之前，這些孩子總是糾纏在日常的小衝突中——互相奚落嘲笑，運動場上互相廝打，爭奪東西——所有的衝突都導致一勝一負的結果。在訓練之後，孩子們經常能找到雙贏的解決方案，更好地調解朋友的衝突，並在整個學年都能把他們的新技能用於校內外的各個地方。當整個學生群體都經過這樣的訓練後，學校社區變得非常和諧安靜，孩子的學習成績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衝突研究者認為信任是其中的一個關鍵因素。如果你相信對方是善意的，你就會更容易流露你的需要和想法。沒有這樣的信任，你可能就會擔心你的坦誠會給了對手反對你的信息。
我們之間存在著心理上的隔閡，這個隔閡來自猜疑、拒絕、害怕和詭計，但這種隔閡其實是來自幻覺……
——埃及總統安瓦爾·薩達特對以色列議會的講話
當雙方互相不信任並且進行無效的溝通時，第三方的調解者——婚姻顧問、勞資調解員、外交官——有時候是有幫助的。通常調解者是衝突雙方都信任的人。阿爾及利亞的穆斯林在20世紀80年代充當了伊朗和伊拉克的調解人，而羅馬教皇則化解了阿根廷和智利在領土上的分歧。
在說服衝突雙方重新思考他們所認為的「非贏即輸」的衝突之後，調解人讓雙方都確認自己的目標，並按重要性給目標排序。如果目標是相容的，那麼排序的過程就可以讓雙方在一些不太重要的目標上讓步，以實現最主要的目標。南非的黑人和白人認可對方的最高利益——以多數決定原則代替種族隔離，同時保護白人的安全、財產和權利，通過這種方式南非獲得了內部的和平。
一旦勞資雙方彼此相信，管理者提高生產效率和利潤的目的與勞動者希望得到更高的工資和更好的工作條件是一致的話，他們就可以共同尋求雙贏的解決方案了。如果員工能夠放棄那些對他們有一點小利益卻可能讓老闆花費很多的好處（比如公司提供牙科護理費），如果老闆能夠放棄對管理者有一點小利益卻可能讓員工感到非常反感的安排（比如不固定的工作時間），這樣的話勞資雙方都獲益了。與其說這樣做是讓步，不如把這種協商看成是用做交換更有價值的東西的籌碼。
當兩個衝突的群體聚在一起開始直接的對話時，不能天真地認為光靠眼球對著眼球，衝突就會自動地解決。在一個具有威脅性的、劍拔弩張的衝突中，高亢的情緒經常阻礙人們站在對方的立場看問題。在最需要溝通的時候，溝通往往變得最困難。這時調解人需要建立一種情境，幫助雙方去理解對方，並感到被對方理解。調解人可以讓衝突中的雙方把爭論僅限於對事實的描述，包括陳述如果對方怎麼做他們就會有什麼樣的感覺，會做出何種反應：「我喜歡開著音樂，但如果你開得過大，我會覺得注意力難以集中，那就會使我感到很暴躁。」另外，調解人也可以讓人們角色互換，去討論對方的處境或者想像和解釋對方所體驗的經歷。（實驗證明引發共情能夠減少刻板印象，增加合作性）或者調解人可以讓雙方在描述自己感受之前描述對方的處境：「我把音響開得過響使你很煩躁。」
中立的第三方還可以提出雙方都能接受的建議，而這些建議如果由衝突的任何一方提出均會被駁回（「相對貶值」）。康斯坦絲·斯蒂林格和她的同事發現，當解除核武器的建議由前蘇聯提出時，美國人表示不同意，但當這個建議由中立的第三方提出時就變得可接受多了。類似地，人們對於對手提出的讓步總是嗤之以鼻（「他們肯定不在乎這一點」）；而當這種讓步由第三方提出時，他們就不會覺著這是一種虛假姿態了。
這些調停的原則，有的基於實驗研究，有的基於實踐經驗，它們對國際和工業上的衝突的調解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社會心理學家赫伯特·凱爾曼帶領一個由阿拉伯人和美國猶太人組成的小團隊，曾舉辦了許多工作坊，使阿拉伯和以色列的名流坐到了一起。另一個社會心理學家組成的團隊是由斯托布和皮爾曼領導的，他們1999～2003年在盧旺達工作，他們訓練了一些記者，理解並準確地寫出盧旺達的創傷，以便能夠治癒創傷，達成和解。凱爾曼和他的同事運用了我們前面提到的一些方法，當遭遇誤解的時候時，讓他們主動去尋求對雙方都有利的解決辦法。被試在單獨的情況下可以自由地和他們的對手直接交談，不必擔心他們的委託人會在猜測他們在說什麼。結果如何呢？來自雙方的人都開始漸漸瞭解對方的觀點，以及他們的行動會使對方有什麼樣的反應。
仲裁
有些衝突是很難解決的，雙方的潛在利益有很大分歧以至於無法達成雙方都滿意的解決方案。波斯尼亞和科索沃的塞爾維亞人和穆斯林之間不能對同一塊土地擁有主權。在一次關於孩子的監護權的離婚爭論中，父母雙方不可能同時擁有孩子的監護權。在這種情況下，包括其他很多情況（比如是否由房客來付房屋修理費、運動員的工資、國家領土爭端等），在解決這種衝突時，第三方調解者可能發揮作用，也可能起不到作用。
如果調解解決不了，衝突雙方應該採用仲裁，由調解人或者其他的第三方組織來做一個決定。爭論的雙方通常並不喜歡用仲裁來解決他們之間的矛盾，他們擔心會對結果失去控制。尼爾·麥吉利卡迪等人在一個實驗中觀察到了這種傾向性。實驗中，爭論者來到一個矛盾解決中心。當他們意識到如果調解失敗，他們將面臨仲裁時，他們會竭盡全力去解決問題，表現出更少的敵意，也更容易達成協議。
在那種矛盾非常明顯難以妥協的事件中，意識到將面臨仲裁時，衝突的雙方會固守他們的立場，並希望在仲裁人選擇一個折衷方案時，自己能從中獲益。為了消除這種傾向，一些比如涉及棒球運動員個人工資的爭論中，採用「最後提議仲裁」的方法，也就是第三方在最後的兩個方案中選擇一個。最後提議仲裁能夠促使矛盾雙方做出比較合理的建議。
但是通常情況下，如果雙方不能夠擺脫自私的偏見，從對方的角度來看他們的建議，那麼最後提議仲裁就不是所想的那麼合理了。協商的研究者們報告說，大多數的爭論者最後被「樂觀的過於自信」所羈絆，變得非常固執。通常是雙方都深信，他們有贏得最後提議仲裁的三分之二的好運氣，結果導致調解的失敗。
和解
有時衝突雙方的緊張和懷疑程度如此之高，不要說解決問題，就是溝通都是不可能的。每一方都會威脅、脅迫或者報復對手。更不幸的是，這種行為是相互的，使得衝突愈演愈烈。因此，是否可以通過一方的無條件合作來安撫對方，以達到一個比較好的結果呢？事實上通常是不行的。在實驗室的遊戲中，那些百分之百合作的人最後往往會被傾軋。比較明智地說，單方面的妥協是行不通的。GRIT
人們總覺得自己對於和解表現得比較主動，而對方則更傾向於強迫。
社會心理學家查爾斯·奧斯古德提出了第三種方案，即和解，直到足可以消除傾軋。奧斯古德把它叫做「逐步（graduat）、互惠（reciprocat）、主動（initiative）地減少緊張（tension reduction）」。他戲稱之為「GRIT[7]」，標明它所需要的決心。GRIT致力於通過引發互惠的衝突的逐步降級來扭轉衝突的「螺旋上升」。它引進了社會心理學的概念來構建理論，比如互惠規範、動機歸因等。
GRIT要求一方在宣佈希望調和的願望之後，做出一些小的意在降低衝突的行為。發起調和的一方，在實行每一個表示調和的行為之前都聲明這種希望減少緊張的主張，並邀請對手進行回報。這種聲明可以建立一種框架，使對手能正確理解其意圖，而不是當作示弱或欺詐。並且這種聲明也給對手造成了輿論上的壓力，使他們必須遵循互惠的規範。
接下來，發起者必須如聲明中所說的做出一些可以證實的和解行動，以建立信任與真誠。這可以對回報行為施加壓力。調和行動可以是各種各樣的——比如提供一些醫藥信息，關閉一個軍事基地，取消貿易禁令——但是不要讓發起者在任何一個領域做出非常大的犧牲，並且要讓對手能夠自由地選擇他們做出回報的方式。如果對手出於自願地進行回報，那麼它自身的和解行為會緩和它的態度。
GRIT是和解性的。但並不是屈服於「分期付款計劃」。這一計劃的另一面是可以通過「維持報復的能力」來確保雙方各自的利益。最初的一些調和的行為可能要使雙方承擔一定的風險，但是並不會危及各自的安全；相反，這是讓雙方從劍拔弩張的台階上面下來的一個方法。比如，若其中一方採取了暴力行動，而對方卻報以友善，並申明他們不會容忍任何傾軋。而如果這時對手也提供了相當的或者稍超出的回報行為，那麼，這種回報就不是一種會導致衝突升級的過激行為了。莫頓·多伊奇在建議協商時對GRIT作出了概括，可以說抓住了精髓：「『堅定、公平、友善』，堅定就是反對脅迫、傾軋和骯髒的手段；公平就是堅持自己的道德準則，無論對手怎樣挑釁，決不回敬對方不道德的行為；友善則是指人們願意發起和回報合作行為」。
GRIT真的有用嗎？在實驗室的兩難遊戲中，一個簡單的「投桃報李」的策略被證明是成功的。大家開始進行一個合作的開放性遊戲，然後雙方盡量配合對手的最後一個反應。雖然一開始都是友好的，「投桃報李」會及時地懲罰出現不合作行為的成員，但也會立即原諒那些願意重新合作的反覆無常的對手。在俄亥俄大學進行的一系列的實驗中，斯文·林德斯格爾德和他的助手們發現了對GRIT策略的不同步驟的強有力的支持。在實驗室的遊戲中，聲明合作的願望的確大大地促進合作。不斷的和解行為可以培養更大的信任感（儘管自我服務偏見總是讓人覺得自己的行為比對方更加具有和解性，更少具有敵意）。保持一種力量上的平衡，可以避免傾軋。
我並不是說，個人行為的規律可以被直接而簡單地應用於國家間的行為。我想要說的是，這些原則也許能夠給我們關於國際行為一些啟發，用基於更大舞台的社會經驗來檢驗這些規律。
——傳播心理學家 查爾斯·奧斯古德
林德斯格爾德認為實驗室的小環境並不能反映日常生活中的複雜世界，但是實驗可以使我們構建並證明一些理論，比如互惠規範和自我服務偏見。林德斯格爾德寫道：「最終被用於解釋現實世界的是理論，而不是單獨的實驗。」
在現實世界中的運用
類似GRIT的策略在實驗室之外也偶爾被運用，並取得了不錯的結果。在20世紀60年代早期的柏林危機中，美國和俄國的坦克炮管對炮管地碰頭了。這場危機由美國一步一步地撤回自己的坦克而得以化解。美國人每退讓一步，俄國人也予以回報。而以色列和埃及的緊張關係也因為小小的讓步（比如，以色列允許埃及開放蘇伊士運河，而埃及則允許去以色列的貨船通過）得到緩解，從而使協商成為可能。
在眾多的例子中，最著名的要數所謂的肯尼迪實驗。1963年6月10日，肯尼迪總統發表了一個重大的演說——「實現和平的策略」 。他說：「我們的問題都是人為造成的……並且可以由人來解決」，然後他聲明了他的第一個和解行動：美國停止所有的大氣核試驗，除非其他國家進行試驗否則將不會再繼續。在前蘇聯，肯尼迪的演講被全文發表。五天之後，前蘇聯總書記赫魯曉夫做出回應，聲明他已經停止生產戰略導彈。不久，進一步的回報行為出現了：美國同意賣小麥給俄國，而俄國則同意在兩國之間開通「熱線」，兩國很快還簽署了「停止核試驗」的協議。在一段時期內，這些和解行動使得兩國的關係變得趨於緩和。
和解行動能夠減少個人之間的緊張情緒嗎？有很多理由可以認為它會。當兩個人的關係受阻，溝通難以進行下去的時候，通常一個小小的和解姿態——一個溫和的回答，一個善意的微笑，一個輕柔的觸摸——可以使雙方從緊張的台階上下來，使得接觸、合作以及溝通重新變得可能。
小結
儘管衝突經常被社會困境、競爭和誤解所引發，但是一些強大的力量，比如接觸、合作、溝通與和解可以化干戈為玉帛。
把人們召集在一起進行密切的接觸，是否能夠減少他們之間的敵意呢？無論一些早期的研究結果有多麼鼓舞人，其他的研究表明，在學校中，僅僅廢除種族隔離對於改變民族態度並無多大影響。但是，當種族間的接觸促進了與其他種族的個體之間的情感紐帶，並且這種接觸是建立在雙方地位平等的情況之下時，敵意通常能夠減少。
當人們為了克服同一個困難或者實現同一個超級目標而在一起工作時，接觸會變得特別有益。一些研究合作性接觸的實驗中，研究小組把競爭性的課堂變成了合作學習的樂園，取得了令人振奮的結果。
衝突的雙方還可以通過直接談判，或者第三方調解人來解決他們之間的矛盾。第三方的調解人可以促使敵對的雙方把他們競爭性的「非贏即輸」邏輯變成更富合作性的「雙贏」取向。調解人還可以創造消除誤會、增加互相瞭解和信任的溝通氛圍。當協商不能達成共識時，衝突的雙方可能就需要一個仲裁人來做一個決定，或者從他們提供的最後建議中選擇其一。
有時候，衝突的氣氛太緊張了，以至於實質性的溝通變得完全不可能。在這種情況下，某一方的一些小小的和解行動可以引發對方回報性的和解行動。其中的一種調和策略就是GRIT（逐步、互惠、主動地減少緊張）的行動，致力於減少國家之間的緊張狀態。
調解勞資矛盾和國際爭端的人有時也使用其他的和解策略。他們在衝突進行時指導參與者瞭解衝突與和解的機制，就好像這一章指導你的一樣，希望能夠幫助大家建立並享受和平的世界，以及良好融洽的人際關係。
作者後記：個人權利和公共權利之間的衝突
很多社會衝突是個人權利和集體權利的競爭。一個人擁有槍支的權利和他的鄰居享受安全的社區的權利之間有衝突；一個人抽煙的權利和其他人享受一個清潔的無煙環境的權利之間有衝突；一個工業廠商進行任意生產的權利和社區需要淨化空氣的權利之間有衝突。
為了使個人和集體的利益都得到最大化，一些社會科學家——包括我自己——正在探索平衡個人與公共權利以增進共同利益的共產主義社區。「如果我此刻在阿爾巴尼亞，」 共產主義社會學家阿米泰·埃奇奧尼說，「我多半會認為，那裡關心太多集體利益而不夠重視個人權利。」不過，共產主義者同時也質問另一種極端——那些粗魯的個人主義和放縱：20世紀60年代（「做自己的事」），70年代（「我的時代」），80年代（「慾望是好的」），90年代（「尋找自己的幸福」）。他們說，無節制的個人自由毀壞了社會的文化結構；他們還認為，無節制的貿易自由會掠奪我們公共的環境。回憶一下：法國革命者的座右銘，就是「自由、平等和博愛」。
這是個人的時代。
——美國前總統 羅納德·裡根
沒有社會，只有個人和他們的家庭。
——英國前首相 撒切爾夫人
在20世紀後半葉，西方的個人主義開始氾濫。父母開始對孩子的獨立和自我依靠表示越來越多的讚賞，而較少關心他們的服從。衣服和首飾越來越多樣化，個人自由增加，共同的價值觀在漸漸消退。隨著個人主義的流行，到目前為止漸漸暴露出很多弊病，不僅僅是抑鬱情緒的增加，還有一些社會的退化——比如西方社會一直處於明顯上升的離婚率，青少年自殺，青少年暴力和單親家庭。
注意：這種趨勢有很多原因。個人主義的流行和社會的退化在時間上的相關性並不能證明二者有因果關係。同樣，共產主義者也不贊成緬懷過去——比如回到20世紀50年代的嚴格的不平等的性別角色的時代。相反，他們建議在西方的個人主義和東方的集體主義之間尋找一個中間地帶，在獨立的、男子氣的傳統男性描述和相依的、體貼人的傳統女性描述之間，在只關心個人利益和堅持集體利益之間，在自由和博愛之間，在「我想」和「我們想」之間尋找一個平衡點。
機場的行李檢查、飛機上的禁煙、高速公路上的酒精檢查和限速，這些都是社會為確保公共利益而對個人權利做出的一些調節。環境中的一些對個人自由的限制（不能污染，不能捕鯨，不能砍伐森林）同樣也是以犧牲暫時的個人自由來換取長遠的共同利益。一些個人主義者警告說，這些對個人自由的限制會把我們沿著光滑的繩索拖入一個陷阱當中，我們將失去更重要的自由。如果今天我們讓他們檢查行李，那麼明天他們就有可能敲開我們家的大門。如果今天我們讓他們檢查香煙廣告和電視上的色情節目，那麼明天他們可能就會從我們的書房把書拿走。如果今天我們禁止了手槍，那麼明天他們可能就會收繳我們打獵用的來復槍。為了保護大多數人的利益，我們能冒著壓制少數人的基本權利的風險嗎？集體主義者回答說：如果我們不能夠在個人利益和社會穩定之間做一個平衡，我們會遭受更嚴重的社會弊病，那時可能又該呼籲需要一個專制性的鎮壓了。
毫無疑問，隨著個人權利和集體權利之間衝突的繼續，文化之間和性別之間的知識可以使我們看到其他文化的價值觀，從而使我們對自己的價值觀看得更加清楚。
[1]地位平等的接觸（equal-status contact）：基於平等的接觸。地位平等的人群之間的關係產生與其關係相一致的態度。因此，為了減少偏見，種族間的接觸應該是在地位平等的人之間。
[2]超級目標（superordinate goal）：需要合作的共同目標；超越個體差異的目標。
[3]談判（bargaining）：群體間通過直接協商來尋求衝突的解決。
[4]調解（mediation）：中立的第三方通過促進溝通和提供建議來解決衝突。
[5]仲裁（arbitration）：第三方通過對雙方進行研究，強制解決衝突。
[6]整合性協議（integrative agreements）：使雙方利益協調一致的雙贏協議。
[7]GRIT：「逐步、互惠、主動、減少緊張」四個英文單詞首字母的縮寫。降低國際性緊張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