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考察了攻擊的本能論、挫折-攻擊理論以及社會學習理論，我們也詳細考察了影響攻擊行為的各種因素。那麼，我們怎樣才能減少攻擊行為呢？理論和研究可以提供控制攻擊行為的方法嗎？
宣洩
「年輕人應該學會排解他們的憤怒。」安·蘭德斯建議。如果一個人「壓抑了自己的憤怒，我們就要找到一個出口。我們應該給他一個機會排遣憤怒」。傑出的精神科醫生弗裡茲·珀爾斯這樣主張。沙利文在《紐約時代週刊》的一篇文章中則主張，「一些偏激的言論……幫助釋放了憤怒……它通過言語轉移了衝突，避免見諸行動。」兩個觀點都採取了「水壓模型」——聚集的攻擊能量就像用壩攔住的水，需要一種釋放。
宣洩的概念一般認為是由亞里士多德創造的。雖然亞里士多德實際上沒有提到任何關於攻擊的內容，但他確實提到，我們可以通過體驗情緒來擺脫它們，通過觀看經典悲劇而達到一種對憐憫和恐懼情感的宣洩（「淨化」）。他相信，讓某種情緒興奮，就是讓那種情緒得到釋放。宣洩假設已經擴展到不僅僅包括觀看戲劇，也包括回憶、重新體驗往事、表達情緒和各種行動。
在攻擊行為或幻想耗盡了被壓抑的攻擊能量這一假設下，一些臨床醫學家和群體的領導鼓勵人們通過攻擊行為來疏導受壓抑的攻擊能量——用泡沫塑料球棒互相痛打，或一邊尖叫一邊用網球拍打被子。如果人們相信宣洩能夠有效地改善情緒，那他們在面對侮辱時，將會表現出更強的敵意，來釋放不良的情緒。一些心理學家認為宣洩具有心理治療作用，並建議家長鼓勵孩子在攻擊型遊戲中釋放他們的情緒壓力。實際上布什曼指出：通過發洩來減少憤怒的情緒，如同火上澆油。
很多普通民眾接受了這種觀點，反映為三分之二的民眾贊同這樣的觀點：「性內容為禁錮的衝動提供了出口」。但是之後其他的全國性的調查顯示，大部分美國人同樣贊成「性內容引發人們強姦。」那麼，宣洩理論到底有效嗎？
如果觀看色情作品為性衝動提供了出口，那麼性期刊訂閱率高的地方強姦率應該很低，而且人們在看了色情作品以後，對性的慾望應該消失了，男人應該不會把女人看作和當作發洩對象。但是研究顯示，事實完全相反。錄影帶中露骨的性描寫是一味春藥；它誘發性幻想，繼而催生各種性行為。
社會心理學家一致認為，與弗洛伊德、洛倫茲及其追隨者的猜想正相反，暴力並不能實現宣洩。例如，羅伯特·阿姆斯和他的同事報告說，加拿大和美國的足球、摔跤和曲棍球比賽的觀眾在觀看了賽事之後表現出更多的敵意。乃至戰爭似乎也沒有減少人們的攻擊情緒。戰爭過後，國家的謀殺率有躥升的趨勢。
在對宣洩假說的實驗室檢驗中，布什曼安排已被激怒的被試擊打沙袋，控制其中一組被試回想惹自己生氣的人，另一組則想像通過擊打使自己身體得到鍛煉，並設置控制組不擊打沙袋。接下來，實驗者告知被試可以對惹自己生氣的人大聲吼叫，結果顯示：擊打沙袋並進行回想的那組被試的行為最具攻擊性。由此可見，也許什麼都不做反而比「發洩怒火」能更有效地減少人們的攻擊傾向。
在一些真實生活情境的實驗中，同樣發現攻擊行為增強了攻擊性。埃貝·埃伯森和他的研究夥伴在100個工程師和技師收到解雇通知並被此激怒後的很短時間內採訪了他們。先詢問一些問題，給他們提供向其僱主或主管表達敵意的機會——例如，「你認為什麼樣的原因導致了公司對你的不公正待遇？」之後他們回答了一個問卷，評價對公司和主管的態度。之前「發洩」或「排出」敵意的機會減少了這個評價裡的敵意了嗎？相反，他們的敵意增加了。表達敵意導致了更多的敵意。
慣於擺出暴力姿勢的人，只會增加自己的憤怒。
——達爾文，《動物和人類的情緒表達》，1872
輕微的攻擊行為可以為自己找到正當理由。人們貶低受害者，從而使進一步的攻擊合理化。即使有時（在短期內）合理化降低了壓力，最終也會降低抑制。即使當憤怒的人們擊打一個沙袋，相信這樣能夠宣洩，但影響是相反的——導致他們表現得更殘忍，布拉德和他的同事這樣報告。「這就像那個老笑話，」布什曼說道。「如何走向事業的成功?實踐，實踐，再實踐。如何成為一個憤怒的人?答案是一樣的，實踐，實踐，再實踐。」
我們應該因此而禁錮憤怒和攻擊的慾望嗎？生悶氣顯然不是更好的辦法，因為它讓我們在頭腦中對話的同時仍不斷發著牢騷。幸運的是，我們可以用非攻擊的方法來表達我們的感覺和告知別人，他們的行為是怎樣影響了我們。在不同文化情境中，那些能夠把對
「你」的指責重組成「我」的信息的人——「我很憤怒」或者「你把髒盤子留在那裡讓我很不愉快」——以一種能使別人更好地做出積極反應的方式交流他們的感受。我們可以不採取攻擊性的方式，而仍然堅持自己的利益。
社會學習觀點
如果攻擊行為是習得的，那麼就存在控制它的希望。讓我們簡單回顧一下影響攻擊行為的因素和思考如何消除它們。
厭惡體驗，如期望的破滅、人身攻擊等都會導致敵意性攻擊。所以避免給人們以錯誤的、不可達到的預期是明智的。預期的回報與代價會影響工具性攻擊。它建議我們應該獎勵合作性的非攻擊的行為。在實驗中，當看護者忽略他們的攻擊行為，並強化非攻擊性行為時，兒童的攻擊性降低。懲罰攻擊者的效果不那麼穩定。只有當懲罰措施嚴厲、及時並且確定，當它和對期待的行為進行獎勵結合起來，而且接受者不憤怒這樣的理想條件下，威脅性懲罰才能消除攻擊行為。若缺少這種威懾力量，可能導致攻擊行為的爆發。這一點在1969年和1992年都被證實。1962年，蒙特利爾警察進行了一場持續16小時的罷工；1992年，對洛杉磯暴動進行的直升機電視報道顯示，部分地區沒有警力。在兩種情況中，直到警方返回時，爆發性的破壞和掠奪才停止。
但是懲罰的有效性也是有限的。大多數致命的攻擊是一時衝動、激烈的攻擊——因爭辯、侮辱或受攻擊而引起。所以我們必須在攻擊發生之前阻止它。我們應該學會用攻擊之外的手段來解決問題。除非這種致命的攻擊是冷靜的工具性攻擊，我們才能期望等到它發生之後，通過嚴厲的懲罰來杜絕此類行為。在這樣的世界中，實行死刑的州謀殺率會低於沒有死刑的州。但在我們這個世界，殺人多是一時衝動，情況就不同了。
體罰同樣能產生消極作用。懲罰是一種令人厭惡的刺激；它為我們盡力防止的行為提供了榜樣。而且它是強迫的（回想一下，我們很少因為很強的外部理由而強迫內化某種行為）。暴力少年和虐待孩子的家長大多出自以嚴酷體罰來管教孩子的家庭，便不足為奇了。
為了創造一個溫和的世界，我們可以在孩子很小的時候就開始做出榜樣並獎勵敏感性和合作，或許可以通過訓練家長用非暴力的方式教育孩子達到此目的。訓練計劃鼓勵家長強化期待的行為，積極地表達觀點（「清理完你的房間以後，你就可以玩了」而不是「如果你不清理你的房間，你哪兒也別去」）。一個「替代攻擊項目」通過教給年輕人和他們的家長交流的技巧、訓練他們控制自己的憤怒並提高他們道德推理的水平，已經降低了青少年罪犯和團伙成員的再犯率。
如果觀看攻擊榜樣可以降低抑制和引起模仿，那麼我們也可以減少電影和電視上野蠻、缺乏人性的表演——這些步驟相當於已經在使用的減少種族主義和大男子主義表演的措施。我們也可以讓兒童不受媒體暴力的影響。我們對於電視網絡「面對現實，並更改節目」已不抱任何希望。埃倫和休斯曼訓練來自伊利諾伊州奧克帕克的170名兒童：電視描述的世界是不真實的，攻擊並不是像電視說的那樣常見和有效；實際上，我們並不提倡攻擊行為（利用態度探討法，研究者鼓勵兒童自己做這些推理，從而把對電視的批評歸因為自己的信念）。在兩年後的再次研究中，這些孩子比沒有受過訓練的孩子受電視暴力的影響要小。在一項最新的研究中，斯坦福大學的研究者用了18個學時來說服兒童，只是減少他們看電視和玩電視遊戲的時間。他們看電視的時間下降了1/3——而且他們在學校的攻擊行為和控制學校的兒童相比，下降了25個百分點。
攻擊性的刺激也會引發攻擊。這提示我們應該增大武器（例如手槍）的獲取難度。牙買加於1974年施行了一個大規模的反犯罪計劃，包括嚴格的槍支控制和對電視電影中槍戰場面的審查制度。在之後的一年中，搶劫下降了25%，非致命的槍擊降低了37%。在瑞典，玩具產業不再銷售戰爭玩具。瑞典新聞署表明了國家的態度：「拿戰爭當遊戲，意味著學習用暴力手段解決爭端。」
類似這樣的建議可以幫助我們減少攻擊。但是我們知道導致攻擊的原因是很複雜的，而且控制起來不那麼容易，那麼誰還能理解安德魯·卡內基在20世紀做的樂觀的預言呢：「殺一個人將會被認為是令人憎惡的，正如今天的我們認為吃人是令人憎惡的那樣。」自從他1900年發表上述言論以來，已經有20億人被殺了。這真是一個令人悲傷的諷刺——儘管今天我們已經能更好地理解人類的攻擊性，但是人性中的暴虐卻依然如故。但是，文化是可以改變的，正如納塔莉·安吉爾所言，「北歐海盜曾燒殺搶掠，而他們在瑞典的後裔近200年來卻沒有打過一次仗。」
小結
我們如何減少攻擊？與宣洩假設相反，發洩攻擊更多地引發攻擊的產生，而非減少進一步的攻擊 。社會學習觀點建議通過消除引發攻擊的因素來控制它——通過減少令人厭惡的刺激，獎勵和塑造非攻擊行為，以及引發與攻擊行為不一致的反應。
作者後記：對暴力文化的改革
美國在1960年（首先向其他國家的讀者表示抱歉，不過我們美國確實存在特殊的暴力問題）在平均每起報道的暴力案件中有3.3個警官負責。到了1993年，就變成了每個警官平均負責3.5起案件。從那時候起，犯罪率開始有輕微的減少，這在一定程度上歸功於監獄監禁了相當於1960年時的6倍的人數，而且現在15～25歲的男性的人數有暫時的下降。然而，在我所在的這所大學裡，在1960年不需要任何校警，而現在僱用了6個全職和7個兼職保安，而且我們提供了夜間班車，以護送住在校園周邊的學生。
美國人對於自我保護的想法有：
買一把槍用於自我保護（我們有……2.11億把槍支……這使得被謀殺的風險提高了兩倍，經常是被某個家庭成員殺害，而且自殺的幾率提高到了原來的5倍。更為有效的方式，應該是服
從國家的政策——禁止私人持槍）。
建更多的監獄[犯罪案件一直在持續增加，直到最近仍是如此。此外，社會和國庫在監禁200萬犯人上的支出（大多數是男人）相當龐大]。
利用「三振出局」（棒球比賽中，擊球手若三次都未擊中投球手所投的球，必須出局——編者注）的規則終身監禁那些犯了三次暴力罪行的人（但是，我們真的準備好了負擔所有這些嗎？新的監獄，以及監獄醫院和護理病房，用以容納和照顧這些昔日的暴徒）。
阻止野蠻的犯罪和消滅窮凶極惡之徒，像伊朗和伊拉克那樣，槍決那些罪犯。為了說明殺人是錯誤的，殺掉殺人的人。（但是幾乎所有擁有高暴力犯罪率的12個城市和州業已實施死刑。由於大多數的殺人行為只是一時衝動或是在藥物或酒精的影響下進行，所以殺人者很少會考慮到後果。）
比懲罰的嚴重程度更重要的是它的確定性。美國國家研究委員會報告說，與將刑期加倍相比，拘捕率增加50%，犯罪量的減少是前者的兩倍。儘管如此，美國聯邦調查局前局長路易斯還是相信更強硬、更及時的懲罰措施才是最為根本的方法：「我們所面臨的無視法律的程度是如此可怕，它更像一場瘟疫，已不是單純的執法問題。絕望的貧民、缺少關愛的兒童、濫用毒品導致的犯罪與混亂的氾濫，不是單單靠無底的監獄、依法審判、增加警力就能解決的。」等犯罪發生後才有所反應，其社會效果就如同拿創可貼治療癌症。
另一種觀點來自於在急流中營救落水者的故事。在成功救起一個以後，幫助者發現另外一個掙扎的人，然後把她也拉了出來。如此反覆發生數次後，救人者突然打住，跑開了，無視這時流水捲著另外一個溺水的人進入視線。「你不準備救那個傢伙了嗎？」有旁觀者問道。「當然不，」救人者吼道，「我非要到上游看看，到底是什麼見鬼的東西把這些人推到水裡。」
為了得到保障，我們需要警察、監獄和社會工作者，以幫助我們對付這些困擾我們的社會病。打蚊子確實不錯，但排干沼澤的水會更好——通過改造我們的文化，去除那些腐蝕年輕人的社會毒瘤和重建我們的道德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