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什麼情況下人們會攻擊他人？誘發因素包括厭惡事件、喚醒、媒體和群體氛圍。
厭惡事件
能誘發攻擊行為的事件通常不僅包括挫折，還有一些令人厭惡的體驗：疼痛、令人不適的炎熱、受攻擊、過度擁擠等。
疼痛
內森·阿茲林曾經試圖研究，切斷足部電擊，是否可以強化兩隻老鼠間積極的關係。他計劃先對老鼠進行電擊，一旦兩隻老鼠互相接近，就把帶來疼痛的電流切斷。但讓他十分吃驚的是，這個實驗任務是不可能完成的，因為一旦老鼠感覺到疼痛，馬上就開始互相攻擊，實驗者根本來不及把電流切斷。電擊（和疼痛）越強烈，攻擊就越猛烈。
是否只有老鼠才這樣呢？研究者發現，對於很多種動物，遭受的待遇越殘酷，它們對同伴施加的行為也就越殘忍。電擊—攻擊反應在多種生物中普遍存在。所有這些動物在電擊下做出的攻擊反應都迅速而穩定，和老鼠一樣，彷彿是由「按鈕操控」的。
這些動物不會挑剔攻擊目標，不論同類還是異類的動物，甚至是充氣娃娃和網球，它們都會發動攻擊。
研究者還考察了其他形式的疼痛是否具有同樣的作用。結果發現：不光電擊會引發攻擊，強烈的炎熱和「心理疼痛」——比如，一隻飢餓的鴿子在訓練過程中，只要啄一個圓盤就可以得到食物作為獎賞，這次卻突然沒有獲得食物——都可以帶來相同的反應。當然，這裡的「心理疼痛」就是我們所說的挫折。[現在的倫理準則限制了研究者對可以帶來疼痛的刺激的使用。]
疼痛引發攻擊行為。
1997年重量級拳王爭霸賽，邁克·泰森在與霍利菲爾德前兩回合的較量中受到挫敗，處於下風。這時二人的頭又意外地撞在了一起，在疼痛的驅使下，泰森咬下了霍利菲爾德的一塊耳朵。
疼痛同樣會提高人類的攻擊性。大概我們每個人在頭痛或者絆了腳之後，都曾有過那樣的反應。伯克威茨和他的同事對此問題進行了研究。他們以威斯康星大學的學生為被試，讓他們把手放在一杯微熱的水，或者一杯冰涼刺骨的水中。結果，對旁邊一個不斷發出討厭聲音的傢伙，那些將手放在冰水中的被試更為急躁和煩惱，並且更傾向於對此人表示強烈的不滿。基於這些結果，伯科威茨認為，厭惡事件而非挫折才是敵意性攻擊行為最基本的誘發因素，雖然挫折確實是一類重要的不愉快事件。事實上任何形式的厭惡事件，比如希望破滅、人身侮辱、軀體疼痛等，都可以激起情緒爆發，甚至沮喪狀態造成的折磨也會增加敵意性攻擊行為發生的可能性。
炎熱
很長時間以來，人們都認為氣候對人類行為有著影響。希波克拉底（約公元前460～337）把當時文明的希臘人和現屬德國、瑞士的地區未開化的野蠻人進行比較，他認為造成他們之間顯著差異的原因是北歐嚴酷的氣候。後來，英國人把他們「優越」的文化歸功於英格蘭理想的氣候，法國思想家對他們的法國也有著同樣的看法。但一個地區的氣候總是穩定的，而文明的特性卻會發生改變，因此文明的氣候理論在有效性上顯然有其局限性。
好邁邱西奧，咱們還是回去吧，
天氣這麼熱，凱普萊脫家裡的人滿街都是，
要是碰到了他們，又免不了一場吵架；
因為在這種熱天氣，一個人的脾氣最容易暴躁起來。
——莎士比亞，《羅密歐與朱麗葉》（朱生豪譯）
儘管如此，短時的天氣變化還是會影響人們的行為。令人厭惡的氣味、香煙味、空氣污染都與攻擊性行為有著某種聯繫，但得到最廣泛研究的環境誘發因素還是炎熱。威廉·格裡菲特研究發現，相比那些在室溫條件下回答問卷的被試，在炎熱的房間裡（高於32℃）完成任務的被試感覺更為疲憊，更富攻擊性，對陌生人表現出更強的敵意。隨後的實驗發現炎熱還可以引發報復行為。
實驗室條件下如此，真實世界裡令人不快的炎熱是否也會增加人們的攻擊行為呢？請看以下的材料：
當熱浪侵襲亞利桑那州的鳳凰城時，那些汽車裡沒有空調的司機更可能對堵住路口的車大按喇叭。
在全美棒球聯賽1986～1988的幾個賽季中，當比賽在30℃以上的氣溫下進行時，擊球手被球擊中的事件比在26℃以下進行的比賽多出三分之二。在炎熱的天氣裡，投手不會為如何投球而迷惑猶豫。他們不再走來走去，猶豫著該投什麼樣的球。他們投出的球也更多重重地打在擊球手身上。
1967～1971年發生在79個美國城市的暴動更多地發生在炎熱的日子裡。
在6個城市進行的研究都表明，天氣炎熱時更易出現暴力犯罪。
在整個北半球，不僅酷熱的日子會發生更多的暴力犯罪，在一年中較為炎熱的季節裡，在更為炎熱的那些夏季，更為炎熱的年份、城市或地區，也都是如此。安德森等人認為，如果全球溫度上升約2℃，那麼僅美國每年就會增加至少5萬起嚴重的襲擊事件。
洛杉磯，1993年5月。在夏季炎熱的天氣裡更易發生暴亂。
真實世界裡的這些情況是否足以說明炎熱帶來的不適直接導致了攻擊行為的發生呢？雖然這個結論看上去有道理，但溫度和攻擊行為之間的這些相關並不能證明這一點。在炎熱潮濕的天氣裡，人們當然會更加急躁；在實驗室裡，高溫的確能增強我們的情緒喚醒和帶有敵意的想法。但也可能存在其他因素。可能夏季炎熱的夜晚只是把人們從家裡趕到了大街上，在那裡，其他相關的群體因素發生了作用。
攻擊
受到攻擊或侮辱尤其容易引發攻擊行為。日本大阪大學研究者的實驗都證實蓄意的攻擊將招致報復性回擊。此類實驗中，有兩名被試在一項反應時測試中進行比賽；每組測驗之後，由獲勝者決定給失敗者施加多大強度的電擊。事實上，每個被試的對手都是一個設計好的電腦程序，該程序會穩步地、逐級增加電擊的強度。我們真實的被試在反應上是否會比較仁慈呢？事實幾乎都不是這樣的，大部分的回應方式是：以牙還牙。
喚醒
我們已經看到很多種厭惡刺激可以喚起人們憤怒的情緒，是否其他形式的喚醒，如伴隨體育鍛煉或性興奮的情緒喚醒，也有相似的效果呢？試想，塔娜在高強度的短跑鍛煉後回到家，發現本來說好晚上約會的男孩來過電話，留言說他晚上另有計劃。相比在小睡醒來時收到這樣的消息，此時剛跑完步的塔娜是否會更容易發怒呢？或者，剛做完運動之後，她的攻擊傾向會被削弱嗎？為了回答這個問題，讓我們來看一些關於我們如何對自己的身體狀況進行解釋分類的有趣實驗。
在斯坦利·沙克特和傑爾姆·辛格的著名實驗中，發現人們可以通過不同方式體驗到機體的喚醒狀態。實驗以明尼蘇達大學的學生為被試，給他們注射腎上腺素，使其達到喚醒狀態，這種藥物可以使人臉紅、心跳加速、呼吸急促。如果告訴被試注射的藥物會產生這些效果，即使和一個充滿敵意或者歡快的人一起等待，人們的情緒波動也會很小。顯然，他們會把自己的軀體感覺歸因於藥物作用。但另一組被試被告知藥物不會產生任何副作用。同樣，他們被安排和一個充滿敵意或者歡快的人待在一起，他們又是如何反應的呢？和不友好的人在一起，被試會被激怒；而和歡快的人在一起時，被試則過得很愉快。由此，我們似乎可以總結出這樣的原則：一種軀體喚醒狀態會引發怎樣的情緒，取決於人們對這種喚醒的解釋和分類。
但另一些實驗卻顯示，喚醒並非像沙克特相信的那樣，在情緒上無所差別。軀體的興奮狀態確實可以強化幾乎所有情緒。例如，如保羅·比內所報告的，在被明亮的燈光喚醒時，被試對無線電廣播中的靜電噪聲尤其反感；多爾弗·齊爾曼、詹寧斯·布萊恩特及其合作者發現，剛剛參加完自行車鍛煉，或者剛剛看完有關披頭士搖滾音樂會的電影，人們都會更容易錯誤地把他們的喚醒狀態歸因於挑釁，然後用更強烈的攻擊行為進行反擊。雖然我們可能想當然地認為，劇烈運動會消耗掉塔娜攻擊性的緊張壓力，讓她可以平靜地接受壞消息，但以上實驗證明，喚醒的狀態只會強化情緒。
因此，性喚醒和憤怒等其他各種形式的喚醒狀態之間是可以相互增強的。性愛只有在打完架或者受到驚嚇之後才最富激情。在實驗室條件下，那些剛剛受到驚嚇的被試被色慾刺激喚醒的程度更高。類似的，坐一次過山車引起的喚醒狀態也可能使人深深陷入對伴侶的浪漫感覺之中。
圖14 敵意性攻擊行為的要素
厭惡性情境可以激起人們敵對性的認知、敵對情緒和喚醒狀態，繼而引發攻擊行為。這樣的反應使我們更容易將他人意圖理解成惡意的，並報之以攻擊。
挫敗、炎熱或者侮辱性的情境都會提高我們的喚醒水平。這種情況一旦發生，喚醒狀態就會與敵對的想法和情緒一起，促成攻擊性行為（圖14）。
攻擊線索
如前所述，當攻擊線索「拔掉瓶塞」，胸中怒火噴湧而出時，攻擊行為最容易發生。伯科威茨等人發現，看到武器就是這樣一種線索，尤其是當它被看做一種暴力工具而非消遣時。實驗中，剛玩過玩具槍的小朋友更願意推倒另一個小朋友堆起的積木。在另一個實驗中，相比附近只有羽毛球拍的情況，當附近有來復槍或者左輪手槍（被試以為這是上一個實驗遺留下來的）時，憤怒的威斯康星大學被試對給他們造成痛苦的人施加了更為強烈的電流刺激。所見即為所思。槍支會啟動敵對性想法和懲罰性的判斷。因此，伯科威茨認為：美國一半的謀殺是用手槍完成的，而家藏的手槍殺死家庭成員的可能性遠高於殺死入侵者這樣的事實是完全合乎情理的。他認為：「槍支不僅使暴力成為可能，還可以刺激它的發生。手指扣動扳機，但扳機同樣可以拉動手指。」
伯科威茨同樣認為，禁止持有手槍的國家謀殺率較低是合情合理的。英國人口為美國的1/4，但謀殺案只有它的1/16。美國每年有1萬起手槍槍殺案件；澳大利亞約有10起，英國20起，加拿大100起。在華盛頓特區通過了限制人們持有手槍的法律後，與槍有關的謀殺案和自殺事件都迅速降低了25%。但其他形式的謀殺和自殺案件沒有發生任何改變，該法案適用範圍之外的鄰近地區也都沒有發生類似的下降。
研究者還考察了持有或不持有槍支的家庭發生暴力事件的危險性。由於這些家庭在相關的背景上都有可能不同，因此這項研究受到質疑。一項由疾病控制中心發起的研究中，對相同性別、種族、年齡和住所的槍支持有者和非槍支持有者進行比較。研究結果帶有諷刺和悲劇意味，那些家中藏有槍支（通常是為了自衛）的人被謀殺的可能性是其他人的2.7倍——幾乎都是被家人或者密友殺死的。同樣，藏有槍支的家庭發生自殺的可能性也高出5倍。與相同性別、年齡、種族的其他人相比，家有槍支者被殺的可能性要高出41%，而自殺的可能性則高出3.4倍。家中有槍與否，往往意味著這樣的區別：是爭鬥還是葬禮，是忍受折磨還是飲彈自盡。
槍支並不只是提供攻擊線索，它們還拉大攻擊者和受害者之間的心理距離。就像米爾格拉姆的服從實驗告訴我們的那樣，與受害人的遠離使我們更加殘忍。刀也可以殺人，但遠遠地扣動扳機要比持刀發動攻擊容易得多（圖15）。
圖15 2002年美國發生的謀殺案所用凶器
媒體影響：色情文學和性暴力
1960年到20世紀90年代初期暴力犯罪案件的增多，特別是在青少年中，這促使我們發問：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變化？什麼樣的社會力量導致了暴力的迅速增加？
酒精可以引發攻擊行為，但是酒精的使用自1960年以來並沒有改變很多。其他的生物因素（睪丸激素、基因、神經遞質）同樣影響了攻擊行為，但無法解釋文化的巨大改變。暴力事件的急劇增多難道說是個人主義和物質主義膨脹導致的嗎？還是由於不斷拉大的貧富差距？是由於雙親家庭的減少與無父家庭的增多？還是因為媒體中越來越多的暴力形象和對性的大肆渲染？最後一個問題的產生，源於暴力、性攻擊的增長同媒體混亂、對性的渲染是同時發生的。這種歷史上的一致性純屬巧合嗎？色情文學（《韋氏詞典》的定義：用以提高性興奮水平的性愛描寫）的社會效果是什麼？電視和電影中的暴力榜樣產生的影響是什麼？
在當今的美國，色情行業迅速發展，其規模大於職業橄欖球、籃球和棒球的總和。每年用於色情業的投資達100億，包括工業電纜和衛星網絡的架設，提供相關服務的劇院、收費電影、酒店室內電影、色情雜誌、性服務電話，還有預計40萬的收費色情網站等等。在一項對大學生的調查中，57%的男生和35%的女生報告自己曾經搜索過與性有關的網頁，6%的男生和1%的女生報告他們經常登陸此類網站。
社會心理學對色情文學的研究著重於對性暴力的描寫。一個典型的性暴力場景中，一個男人強制和一個女人性交。最初她會抵抗並試著擊倒襲擊她的人。但逐漸地，她被性喚醒，也停止了抵抗。最後她完全進入了欣快狀態，並不斷地要求更多。我們都看過或者閱讀過對這一場景的非色情的描寫：她反抗，他堅持。精力充沛的男人抓住並強吻抗拒的女人。不一會兒，女人本來一直推搡著男人的手已經緊緊地抓住了他。她的抗拒已經被他釋放的激情壓倒了。在《飄》一書中，斯佳麗被帶到床上的時候還是抗拒和踢鬧的，但是當她醒來，就又放聲歌唱了。
社會心理學家提出，觀看這樣的虛構場景（一個男人制服一個女人，激起她的性興奮）可以：（1）歪曲其關於女人對性攻擊的真實態度的認識；（2）增加男人對女人的攻擊行為。至少實驗室情境下是如此。
對性現實的歪曲理解
觀看性暴力是否可以強化所謂「強暴謬論」：女性會歡迎性騷擾——女性在說「不要」的時候並非真的意味著「不要」？為了找出答案，馬拉默斯和切克給曼尼托巴大學的男生觀看兩個與性無關的電影或是描寫性的電影（一個男人制服了一個女人）。一個星期以後，做另外一個主試的實驗時，看過有適度性暴力描寫電影的被試更容易接受對女人施以暴力的行為。另外也有相關研究顯示：接觸色情信息會增強人們對「強暴謬論」的接受度。在馬林和林茨的實驗中，連續看了3天的性暴力的電影後，男性被試對強姦和砍殺的焦慮水平逐漸降低了。和其他沒有觀看這種電影的被試相比，他們對家庭暴力的受害者表現出更少的同情心，對受害者受傷害的程度估計偏低。正如唐納斯坦等人所說，要使人們接受一個邪惡的角色、面對受到折磨與摧殘的女性無動於衷，恐怕沒有什麼方法比給他們看逐步升級的暴力影片效果更好了。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性啟示（即「許多女人喜歡被征服」）是非常微妙、不大可能招致反駁的。媒體常常把性攻擊描述為：女性的抗拒融化在男性有力的臂膀中。我們不難理解，甚至許多女性也會相信：或許其他女性喜歡被征服——而實際上沒人認為自己會是這樣。「我被一個攻擊我的男人激起性慾？下輩子的事兒吧！」
針對女性的攻擊
有證據表明，色情文學也會導致男性對女性的實際攻擊。相關研究提出了這種可能性。約翰·柯特指出，由於20世紀60、70年代色情文學的蔓延，世界各地報告的強姦案發率陡然上升——除了那些色情文學得到控制的國家和地區。（與這一潮流相反的例子，如日本，暴力色情文學比較普遍而強姦案發率卻較低。這提醒我們，其他因素也是很重要的。）在夏威夷，報告的強姦案數目在1960～1974年增長了9倍，實行了對色情文學的限制措施後下跌，措施取消後再次回升。
特德·邦迪在其因為一系列姦殺案而被處決的前夜，承認色情文學的毒害，抑或是一種自我開脫：「色情文學中最有破壞性的種類（是）性暴力。就像上癮，你不斷地渴望得到某種更難得到的東西，這種東西能給你帶來更興奮的感覺。等你看到了色情文字所能達到的極致，這時候你會開始想：也許真正去做會給你帶來超越閱讀和觀看所能帶來的快感。」
在另一項相關研究中，拉裡·巴倫和默裡·斯特勞斯發現，露骨的色情雜誌（如《好色客》和《花花公子》）在50個州的銷售量與該州的強姦案發率存在相關，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如各州的青年男性人口比重）之後仍然如此。阿拉斯加在色情雜誌銷量和強姦案發率上均排名榜首，內華達州則在兩項指標上均列次席。
在採訪中，加拿大和美國的性罪犯普遍承認了色情文學的作用。例如，威廉·馬歇爾報道說：安大略省的強姦犯和猥褻兒童的罪犯看的黃色書刊，要遠多於非性罪犯的男人。美國聯邦調查局的一項研究也報道了連環案的兇手對黃色書刊的使用，洛杉磯警察局則是發現了對兒童性虐待的犯人和黃色書刊間的相關。
雖然實驗室研究僅適於短期行為，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它相比相關研究的優越之處在於能夠揭示現象間的因果關係。21位主要的社會科學家對研究的成果做了總結：暴力色情刺激增加了對女性的懲罰性行為。其中之一的唐納斯坦做了這樣一個實驗：給威斯康星大學的120名男生觀看中性、色情和色情暴力（強姦）的影片各一部。然後，這些學生作為另外一個實驗的部分被試，需要教他們的一個男性或女性同伴學習一些無義音節，並由他們控制對同伴的錯誤答案給予多強的電擊。看過強姦電影的男生傾向給予同伴更強的電擊（圖16），尤其當他們感到憤怒而且同伴為女生時。
如果你為此類實驗涉及的倫理問題而擔憂，那麼請放心，這些研究者已經考慮到了他們給予被試的這些體驗可能引起的爭議及其影響。實驗必須是在被試知情的情況下才能進行。而且實驗完成後，主試會針對影片傳達的荒謬說法對被試進行矯正。
圖16
在觀看了一個色情暴力片後，男大學生選擇了比以前更強的電擊（對別人），尤其是對女性。
進行此類實驗，不僅是為了科學研究，也是出於人道主義的考慮：
在一項細緻的全國性調查中，22%的婦女報告曾被男性強迫與之發生與性有關的行為。
另一項研究中，18%的婦女報告曾有過符合強姦定義的經歷。七分之六的作惡者是她們認識的人。
瑪麗·科斯及其同事對全國範圍內6200名大學生和2200名俄亥俄州職業女性的調查發現，28%的女性報告曾有過符合法律上強姦或強姦未遂定義的經歷（但其中的多數發生在約會時或是發生在與熟人之間，並未將它說成強姦；女性對強姦的描述，通常包括陌生人施予的暴力行為）。
其他工業化國家中進行的調查得到了類似的結果（表2）。3/4的陌生人強姦和幾乎所有的熟人強姦都未曾報告警方。因此，報告的強姦案發率嚴重低於實際的強姦案發率。
有8項不同的調查，都是詢問男大學生，「如果你確定絕對不會有人知道，而且絕對不會因此被懲罰，那麼你是否有可能強姦女性？」。一個令人擔憂的比例——1/3左右的人——承認至少有微小的可能會這樣做。和表示絕對不會強姦的人相比，他們在許多方面與強姦犯有更多共同之處，如相信「強暴謬論」，很容易被強姦片段的描寫引起性興奮，以及對女性採取攻擊性行為（在實驗室情境中和在約會中）。在那些接受了色情文學所宣揚的贊同強姦的態度的人中，這種攻擊是最強烈的（圖17）。
表2 五個國家中女性報告有被強姦經歷的比例
圖17 性侵犯的男性
對女性施以性脅迫的男性，常常既有不涉感情的性經歷，又有男性特有的暴力征服傾向。
媒體意識教育
正如二戰時，大多數德國人已對大屠殺中充斥的可恥的反猶行徑熟視無睹；今天，對於媒體中充斥的對婦女的騷擾、虐待、強迫的畫面，人們業已司空見慣。那麼，我們是否應當對媒體中貶低、侵犯女性的內容進行限制呢？
在對個人權利和集體權利的比較中，大多數西方國家的人傾向於認為個人權利高於集體權利。作為媒體監管制度之外的另一種方法，很多心理學家都喜歡使用「媒體意識訓練」。以往對色情文學的研究中，研究者成功地教育被試並使他們重新認識女性對性暴力的真實態度；那麼同樣地，教育者能夠促使人們對色情作品進行批判性的思考嗎？通過增強人們對色情作品中「女性主導」的觀點和存在的性騷擾、性暴力等問題的警覺性，我們或許可以揭穿女性喜歡受脅迫的謬論。正如唐納斯坦等人所說，「我們理想主義乃至天真的願望，就是科學所揭示的真理終將勝利；公眾將會相信，這些作品不僅貶低了其中的角色，也貶低了它們的觀眾。」
這個願望天真嗎？試看：在沒有禁止香煙的情況下，美國的煙民從1965年的42%降到了本世紀初的23%。在沒有對種族歧視進行審查的情況下，一度常見的非裔美國人在媒體中的形象：單純、迷信的小丑形象已近乎絕跡。隨著公眾意識的改變，劇本作者、製作人以及媒體監製開始覺得醜化少數民族是不合適的。最近，他們開始認為藥物沒有20世紀60、70年代的歌和電影裡所描繪的那樣迷人，卻非常危險，不過高中生在過去一個月中吸食大麻的比率已經從1979年的37%降到1992年的12%。由於社會上反對毒品的呼聲有所緩和，1996年又反彈至23%，於是一些音樂電影又開始渲染毒品的使用。將來有一天，當我們回顧起當年的電影通過醜化黑人、血腥殘殺、性暴力來取悅觀眾時，是否會備覺尷尬？
媒體影響：電視
我們已經知道，觀看一個攻擊者可以引發孩子的攻擊慾望，並教給他們實施攻擊的新辦法。我們還知道，在看過性暴力影片後，很多憤怒的男性會對女性更加暴力。那麼觀看電視是否會有類似的效應呢？
我們來看看與看電視有關的一些研究結果。1945年，蓋洛普民意測驗曾調查美國人，「你知道什麼是電視嗎？」。今天在大多數工業國家，基本上每個家庭都有電視機（如在澳大利亞，電視機的普及率為99.2%），超過了電話的擁有率。大多數家庭擁有不止一台的電視機，這可以幫助我們解釋：為什麼家長報告他們的孩子看什麼，與孩子自己報告他們看什麼之間的相關很低。隨著MTV在140個國家普及，CNN的勢力跨越全球，電視正在創造一種全球的流行文化。
在一般的家庭中，電視機一天開7個小時，平均每個家庭成員要看三四個小時，這意味著，如果一個人可以活到80歲，那麼他有10年都花在了看電視上面。女性比男性看得更多，非白人比白人看得更多，學齡前兒童和退休的人比上學的和工作的人看得更多，教育程度低的比高的看得更多。在很大程度上，美國人在觀看習慣上的這些特點同樣也存在於歐洲人、澳大利亞人和日本人。
在這7小時中，哪些社會行為被模仿了呢？從1994年到1997年，國家電視暴力研究中心的職員日夜不停地對來自各大網絡和有線頻道的約一萬個節目進行調查。他們發現了什麼？10個節目中有6個包含暴力內容（「以身體上的脅迫造成傷害和殺害的威脅，或是造成實際傷害和殺害」）。在格鬥中，佔下風的人往往擺脫掉對手，再回來的時候變得更強了——不像真正的格鬥那樣，最後一擊決定結果（其下場往往是傷到下巴或手）。73%的暴力情景中，攻擊者沒有受到懲罰。58%的受害者沒有表現出疼痛。在兒童節目中，只有5%的暴力情景顯示其有長期的後果；2/3只是拿暴力描寫取樂。
結果是什麼呢?正如專家所言，電視發射的電磁波吸引了孩子的眼球，以至於他們花在電視上的時間甚至多於花在學業上的。實際上，比花在任何一項清醒狀態下的活動上的時間都多。到了小學畢業，平均每個兒童在電視中看了8000個謀殺案和10萬種其他的暴力行為。格布納在經過了長達22年的對暴力節目的統計以後，悲歎道：「人類曾經有過許多更嗜血的時代，但是從來沒有一個像現在這樣暴力影像無處不在。我們被暴力作品的潮流所淹沒，這個潮流是前所未見的……它用經過專業編排的殘忍畫面淹沒了每個家庭。」
黃金時段播放的犯罪節目會刺激類似行為的產生嗎？還是說，觀眾通過觀看節目間接地參與了暴力行為，從而釋放了其攻擊性的能量？
後面的那個觀點，是宣洩[1]假說的一個變體，這個理論主張，觀看暴力節目可以讓人們釋放他們被壓抑的敵意。為媒體辯護的人經常援引該理論，並提醒我們，暴力行為是先於電視出現的。倘使和批評電視的人進行一次想像中的辯論，維護媒體的人會爭辯說：「電視沒有參與對猶太人和印第安人的滅絕性屠殺。電視僅僅反映和迎合了我們的口味。」「這個我同意，」批評者回答，「但是你無法否認，自從有了電視以後，美國報告的暴力犯罪增長的速度遠遠高於人口的增速這一事實。顯然你不會這樣認為：流行文化只是被動地反映公眾意識卻對其沒有任何影響，或者說，廣告商所信賴的媒體的力量只是一種幻覺。」辯護者回答：「暴力氾濫的原因很多。通過讓人們待在家裡而不是街上，以及為他們發洩攻擊能量提供無害的機會，電視可能反而在減少攻擊行為。」
對看電視與攻擊行為關係的研究，旨在發現比吸引公眾眼球的偶發的「照貓畫虎」式謀殺案更為微妙、也更為普遍的效應。它們想要知道的是：電視怎樣影響觀眾的行為和觀眾的思想？
電視最大的貢獻之一就是它把兇殺帶回它本來的家。觀看電視中的兇殺是一種很好的治療。它能幫助消除一個人的對抗（情緒）。
——希區柯克
電視對行為的影響
觀眾會模仿暴力榜樣嗎？大量的例子表明，人們在實際生活中重演著電視上的犯罪。在一項對208例判刑罪犯的調查中，10人之中有9人承認他們通過觀看犯罪節目學習到新的犯罪技巧。10人之中有4人說他們曾經嘗試在電視中看到的那些犯罪行為。
看電視與行為的相關研究 犯罪故事不能算是科學的證據。因此研究者用相關和實驗研究來檢驗觀看暴力節目的效應。一種經常用於學齡兒童的技術可以用來檢驗，觀看電視是否可以預測他們的攻擊行為。在一定程度上，這種預測是可行的。一個兒童看的電視節目中包含越多的暴力內容，那麼他的攻擊行為就會越多。這種相關不高，但在美國、歐洲和澳大利亞都存在。
由此我們是否能夠得出結論，觀看暴力電視會助長攻擊行為？也許你早就已經開始思考這個問題：因為這是一個相關研究，反方向的因果關係可能也是存在的。或許是攻擊性強的兒童喜歡暴力節目。還可能是某些潛在的其他變量（如低智商），使得有些兒童既喜歡暴力節目同時又表現出較多的攻擊行為。
研究者們發展了兩種方法來檢測這些可能的解釋。他們用統計方法去除某些可能因素的影響，以考察「潛在變量」解釋。例如，威廉·貝爾森對 1565個倫敦男孩進行了研究。與那些沒觀看多少暴力的孩子相比，看了大量的（尤其是現實中的而不是動畫中的）暴力節目的兒童，在過去6個月中多表現出了50%的暴力行為（例如，「我破壞了電話亭裡的電話」）。 貝爾森還檢查了22個可能的干擾因素，比如家庭規模。在控制了干擾因素後，看得多和看得少的被試間仍舊表現出了差異。所以他推測，看得多的人的確是因為看了更多的電視，而增加了暴力行為。
類似地，倫納德·伊儂和羅威爾·霍斯曼發現在875個觀看暴力電視的8歲兒童中，即使在統計上剔除了一些明顯可能的干擾因素，也能發現兩者間存在相關。而且，當這些人19歲時再次進行研究，結果顯示：在8歲的時候對暴力的接觸能夠中度預測他們在19歲時的攻擊性，但是在8歲時的攻擊性並不能預測19歲觀看暴力的多少。攻擊行為隨著觀看出現，但是反過來卻不能成立。此外，到了30歲，童年看了大量的暴力電視的人因罪判刑的可能性更大（圖18）。
圖18 兒童看電視的頻率與隨後的犯罪行為在8歲時觀看暴力可以預測其30歲時的嚴重犯罪行為
休斯曼和他的同事對芝加哥地區的青少年進行的追蹤研究，再一次證實了上述結論。研究者發現：8歲時觀看暴力電視最多的前20%的男孩，15年後，承認自己有過推、搶或是毆打妻子行為的人是其他人的兩倍。相應地，8歲時觀看暴力電視最多的前20%的女孩，報告自己曾對丈夫扔東西的是其他人的兩倍。
傑弗裡·約翰遜和他的合作者對700名個體進行的追蹤研究結果顯示：青春期時，對暴力電視的接觸也可以預測其成年之後的攻擊行為。14歲時，每天看電視少於一個小時的個體，在16～22歲之間，有6%的人報告曾經參與攻擊性活動（如毆打、搶劫、威脅恐嚇），而每天看電視多於3小時的個體，有29%的人報告參與攻擊性活動，是前者的5倍。
目光敏銳的讀者這時可能會提出質疑：這些相關關係，只是源自於那些最初觀察時已富於攻擊性的，或者受教育、智力水平較低的個體所表現出的較高水平的攻擊性（受教育和智力水平較低者，的確會把更多的時間花費在看電視上）。事實上，當休斯曼和約翰遜小組對這些因素進行有效控制後，仍得出了同樣的結論。
另外一個需要考慮的事實是：哪裡有電視，暴力便隨之增多，乃至於謀殺率也是隨著電視的出現增長。在加拿大和美國，1957～1974年，殺人案發生率隨著暴力電視的傳播增長了2倍。在人口普查地區內，電視出現得晚的那些地方，殺人率的攀升也出現得晚些。在南非白人聚集的地方，電視直到1975年才被引進，而這種類似的殺人率的翻倍也直到1975年才出現。一個對電視出現得很晚的加拿大鄉村的嚴密的研究，結果表明：運動場上的暴力行為在電視出現後很快翻了一番。
要注意的是，這些研究顯示了研究者現在是怎樣利用相關研究的結果來間接推論因果關係的。然而，仍舊可能是那數不清的潛在變量造成了看暴力節目與攻擊行為之間純屬巧合的聯繫。幸運的是，實驗方法可以控制這些無關的因素。如果我們隨機的選擇一些兒童來觀看一個暴力電影而另外一些看非暴力電影，之後兩組在攻擊行為上表現出來的什麼任何差異都應歸因於他們之間惟一不同的因素：他們觀看的是什麼。
看電視的實驗研究 艾伯特·班杜拉和理查德·沃爾特斯所做的開拓性試驗中，有時讓幼兒觀看成人重擊一個充氣娃娃的電影而不是親眼觀看這個場面——發現兩者產生了幾乎一樣的效果。之後，伯科威茨和吉恩發現，觀看了一部暴力電影的憤怒的大學生比觀看一部非暴力電影的同樣憤怒的大學生表現出更強的攻擊性。這些實驗室實驗，加上越來越多的社會關注，促使美國醫事總署在20世紀70年代初批准了50項新的研究項目。隨著這些研究及後來100餘項研究的開展，逐漸證實了觀看暴力導致攻擊增加的結論。
難道我們會允許我們的孩子聽隨便什麼人任意編造的故事，等他們長大時腦子裡想的與我們認為他們應該想的完全背道而馳嗎？
——柏拉圖，《理想國》（約公元前360年）
例如，分別由美國的羅斯·帕克和比利時的雅克·萊恩斯所領導的研究小組給收容的美國和比利時少年犯男孩觀看攻擊性或非攻擊性的商業電影。結果一致表明：「觀看暴力電影……導致觀眾的攻擊性增加。」與看電影前一個星期相比，觀看暴力電影的男孩們在小屋裡出現身體襲擊的數量暴增。與之相類似，多爾弗·齊爾曼和詹姆斯·韋弗給男性和女性被試在連續的4天內觀看暴力或非暴力的電影。第5天，當他們參與另外一項研究時，看暴力電影的人對研究助手表現出了更多的敵意。
這些實驗激發出的攻擊並不是襲擊和毆打；它更多地表現為買午餐排隊時的推搡、出口傷人和威脅性動作這一水平。無論如何，這些證據的一致性還是令人吃驚的。「不可辯駁的結論，」美國心理學會青年暴力委員會1993年這樣表示，「是觀看暴力節目導致了暴力的增加。」對於有攻擊傾向的人尤其如此。當一個有魅力的人因正當理由而實施了適度的暴力，而這種暴力未受懲罰且沒有造成任何傷害時，觀看暴力節目的效果是最為顯著的。
總而言之，布拉德·布什曼和克雷格·安德森總結道，觀看暴力之於攻擊行為的影響，要勝過被動抽煙之於肺癌，鈣的攝入量之於骨質密度，以及家庭作業之於學業成就。正如抽煙之於癌症，並不是每個人都會表現出這種影響——因為其他因素也有重要作用。值得擔憂的是這種影響的長期累積可能會使公眾忽視其存在。但是，現在這種證據已經是「壓倒性的」，布什曼和安德森指出，「觀看媒體中的暴力會導致攻擊行為的顯著增加。」一項國家心理健康研究所的項目中，主要的媒體暴力研究者均認為，研究的基礎是廣泛的，方法是多樣的，而總的發現則是一致的。「我們深入的回顧發現，有明確的證據顯示，觀看媒體中的暴力，無論是即時的還是在長期的情況下，均會增加攻擊行為和暴力行為的可能性。」
處於過多的媒體暴力之中，是當今美國社會暴力事件比率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
——社會心理學家 克雷格·安德森
鑒於相關研究與實驗研究結論的一致性，研究者探索了為什麼觀看暴力節目會有這種效果。考慮三種可能性。其一，導致社會暴力行為的不是暴力內容本身，而是由它造成的喚醒狀態。而如前所述，喚醒狀態容易引發其他行為。
另一些研究顯示，觀看暴力使人們降低抑制。在班杜拉的實驗中，成人對充氣娃娃的重擊似乎使這種發洩方式顯得合理，從而減低了兒童的抑制。觀看暴力內容通過激活與暴力關聯的想法，進而引發了觀眾的攻擊行為。聽歌詞中含有性暴力的音樂似乎有類似的效果。
媒體內容同樣引起模仿。班杜拉實驗中的兒童模仿了他們之前看到的特定行為。商業電視對於電視導致人們的模仿行為很難辯駁：它的廣告商引導了消費。然而，媒體的主管聲稱，電視只是對這個暴力社會的鏡像反映；藝術是對生活的模仿；因此膠片上的世界向我們展示了真實的世界。這些說法是對是錯?事實上，電視節目中，攻擊行為遠遠超出愛撫行為，二者比例為4︰1。同樣地，電視在其他方面也塑造了一個不真實的世界（表3）。
表3 美國電視中的世界和真實的世界 黃金時段的電視劇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我們周圍的世界？比較一下電視劇中與現實\r\n中的人和行為的比例。電視也許反映了文化的假象，卻扭曲了現實。
有一種對電視的批評認為，如果現實生活中的人按電視裡的速度被謀殺的話，那麼50天之內人就會被殺絕了。
不過這裡也有好消息，如果電視上塑造的聯繫和問題解決的方式真的導致了模仿，特別是在年輕的觀眾中，那麼對親社會行為[2]的塑造對社會就將是有利的。好消息是：電視微妙的影響在於，它確實可以教孩子學習積極的行為。
長時間看電視的人會認為世界是個危險的地方。
電視對思維的影響
我們之前關注的是電視對行為的影響。研究者同樣也考察了觀看暴力對認知的影響：持續的觀看是否讓我們對殘忍的行為麻木了？它是否歪曲了我們對現實的覺知？它是否引發了攻擊的想法？
脫敏作用 重複呈現一個激發情緒的刺激，例如一個猥褻的詞語，一遍又一遍地重複，會發生什麼？一般常識告訴我們情緒性反應會「消失」。在看了上千遍殘忍的行為後，我們有同樣的理由相信會發生類似的情緒麻痺。最通常的反應也變成「一點也不困擾我」。這樣的反應正好是維克托·克萊因和他的同事們從121個剛看了一場野蠻的拳擊賽後的猶他州男孩那裡所觀察到的結果。和很少看電視的男孩相比，這些男孩的反應更多的只是聳聳肩，而非關注。
當然，這些男孩也許在別的方面也存在差異。但是在考察觀看性暴力的影響的實驗中，觀看暴力影片的年輕男性出現了類似的情緒敏感度降低——一種心理麻痺。此外，羅納德·德拉布曼和瑪格麗特·托馬斯證實：看完這類暴力影片之後，再看打鬧的電影或是真實地觀察兩個孩子在打架，更易使人產生厭煩的反應。
一項對5456名中學生的調查發現，觀看暴力電影是非常普遍的現象。三分之二的學生看到過痛苦的尖叫。因此我們不難理解，為什麼在蓋洛普青年調查中，儘管有那麼多極端暴力的鏡頭（或者毋寧說正是由於它們），調查結果卻顯示13～17歲青少年中感到電影中有太多暴力的人所佔比例在下降，由1977年的42%下降到了2003年的27%。現在電影中，有關性的鏡頭更加暴露，卻已經不能再吸引青少年的眼球。蓋洛普研究員馬祖卡指出：如今，有關暴力和性主題的影像描寫對孩子的吸引力遠遠低於他們父母的那個時代了。
改變知覺 難道電視虛構的世界也塑造了我們對現實世界的覺知嗎？格布納和他的同事猜測這是電視最強烈的影響。他們對成年人和兒童所作的調查結果顯示，看電視多的人（每天看4個小時以上）比看電視少的人（2個小時或更少）更容易誇大周圍世界暴力發生的頻率，更害怕遭到人身攻擊。南非女性在觀看了對女性使用暴力的節目以後也產生了類似的脆弱感。一個在全美國7～11歲的兒童中進行的調查發現，看電視多的人比看電視少的人更容易承認他們害怕 「一些壞人可能會闖入你的家」或者「當你外出，別人可能會傷害你」。
認知啟動 最後，有新證據表明，觀看暴力錄影帶可能會激活與攻擊有關的概念網絡。在觀看了暴力節目之後，人們對他人的行為會作出更富敵意的解釋（推搡行為是有意的嗎?），解釋同音異義字的時候選擇更具攻擊性的意義（把「punch」解釋為擊打而不是一種飲料），而且對攻擊性詞語的識別更加迅速。
任何一代人在性格形成時期花在看電視上的時間越長，公共活動參與度就越低（投票、參加組織、集會、捐助和志願活動）。
——羅伯特·普特南，《一個人打保齡》，2000
也許，電視的最大影響是間接發生的，每年電視代替了上千小時或更多其他活動的時間。如果你跟別人一樣，每年花費上千小時的時間看電視，試想一下，你將如何度過沒有電視的日子。為了尋找20世紀60年代後期市民活動和組織成員數減少的原因，普特南報告說每一點增加在電視上的時間都是在與市民參與活動競爭。電視從俱樂部會議、志願活動、教堂禱告和政治活動那裡偷走了時間。
媒體影響：電子遊戲
「科學界關於媒體傳播暴力對人們是否有影響的爭論已漸漸平息，」金泰爾與安德森這樣認為。研究者現在將注意力轉向了電子遊戲。電子遊戲作為一種娛樂產品正越來越受到大眾的歡迎，而且其中暴力血腥內容愈來愈多。金泰爾與安德森指出，教育研究表明「電子遊戲是一種良好的教學工具。如果健康的電子遊戲能夠使人們學會健康的行為，模擬飛行的電子遊戲可以教會人們如何飛行，那麼人們從模擬謀殺的遊戲中會學到什麼呢？」
兒童電子遊戲
2002年，電子遊戲工業成立30週年。如表4所示，自從1972年推出第一個電子遊戲以來，已經由電子乒乓遊戲發展到暴力遊戲。
這些暴力遊戲很流行。據統計，本世紀初，一年的遊戲銷售量達2億，2～17歲的未成年人，平均一周玩電子遊戲的時間為7小時。在一項對四年級學生的調查中，59%的女生和73%的男生報告，暴力遊戲是他們最喜歡的遊戲。雖然遊戲會以「M」（成年人）為標誌，以示其只對17歲以上的成年人出售。但在市場上，卻常常對未成年人出售。聯邦貿易委員會調查發現，未成年兒童嘗試購買暴力遊戲的成功率為五分之四。
電子遊戲對兒童的影響
在肯塔基州、阿肯色州和科羅拉多州，十幾歲的青少年模仿他們在屏幕上玩的暴力恐怖遊戲，這一現象的出現引起了人們對暴力遊戲的關注。人們開始擔心：當年輕人在遊戲中體驗對人進行襲擊和對人體進行肢解，他們習得的某些東西是否會一直伴隨他們?
表4 暴力電子遊戲發展史
大多數煙民並不是因為心臟病死掉的，大多數受過虐待的兒童也沒有因之變得殘忍，虐待他人。大部分在兇殺模擬器上花掉數不清的時間的人，其實過著文雅的生活。所以暴力遊戲的支持者可以宣稱，和人們對煙草、電視感興趣一樣，暴力遊戲是無害的。交互數碼軟件協會主席洛溫斯坦指出：「至今，沒有任何證據證明，玩暴力遊戲可以導致攻擊行為。」金泰爾和安德森卻給出了一些理由，證明為什麼玩暴力遊戲有可能比觀看暴力電視更容易誘導人們做出攻擊性行為。在玩電子遊戲時，遊戲者：
認同暴力人物的身份並進行角色扮演。
積極地演練暴力行為，而不是被動地觀看。
參與扮演暴力活動的全過程——選擇刺殺對象，購買槍支彈藥，靠近目標，進行瞄準，扣動扳機。
參與持續武裝暴力活動並進行威脅恐嚇。
不斷地重複暴力行為。
從有效攻擊中獲得獎賞。
基於上述原因，軍隊為使戰士在戰鬥中英勇射擊（據報道，二戰時許多士兵顯得動作遲疑），常常訓練他們玩模仿攻擊遊戲。
但實際中，科學的研究結果又有怎樣的發現呢？克雷格·安德森對36個研究的數據進行統計分析，結果發現五種一致的效應。與非暴力電子遊戲相比，玩暴力電子遊戲更容易：
提高喚醒水平——心跳加速和血壓升高。
引發攻擊性思維——如布什曼和安德森的研究發現：大學生玩一組暴力遊戲後，請其對汽車尾部受到撞擊的司機的行為進行預測時，他們更傾向於認為司機會做出攻擊性反應，如言語辱罵，打架，踢破窗子。安德森和同事發現含暴力內容的歌詞也會啟動人們的攻擊性思維：學生在進行補筆測驗時，更容易將「h_t」補成「hit」而不是「hat」。
喚醒攻擊性情緒——挫折體驗增強，表達出的敵意也更多。
誘發攻擊性行為——玩過暴力遊戲的兒童，在與同伴相處時，更容易表現出攻擊性傾向，與老師爭執，喜歡集群打架。無論是同伴、教師還是家長報告，無論是實驗室內還是實驗室外，這一效應均普遍存在。原因見圖19。
減少親社會行為——人們在玩暴力遊戲之後，在幫助在走廊上哭泣的人或自己的同伴方面反應變得遲鈍。
圖19 暴力遊戲攻擊傾向的影響
此外，玩暴力遊戲的時間越長，這種效應越明顯。現在，電子遊戲中的暴力不斷升級，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最新的研究所揭示的影響是最大的。還有更多影響機制需要進一步的研究，但就目前的研究，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結論：與宣洩假說相反，過多地模擬暴力行為只會促使其攻擊性傾向增強，而不是宣洩暴力情緒。
安德森憂心忡忡地向家長呼籲，父母應該關注孩子周圍的媒體，並保證其接觸健康的媒體。至少在家裡，應該完全做到這一點。雖然家長不可能完全得知孩子在其他地方的行為，但是最起碼在家裡，應為孩子創造良好的成長環境，鼓勵其參與健康的遊戲。也可以與其他父母進行交流，共同為孩子建立良好的成長環境。學校應該有針對性地對學生進行媒體意識教育。
群體影響
前面我們已經考察了哪些因素會激發個體的攻擊性。如果挫折、侮辱和攻擊性榜樣能夠增強孤立個體的攻擊傾向，那麼這些因素也一樣會對群體有類似的影響。當一場騷亂開始的時候，一旦有人開始對抗，便如同扣動了扳機，攻擊行動迅速蔓延。看著別人肆無忌憚地瘋搶，搬走電視機，守法的旁觀者可能會違背道德，倣傚前者的行為。
社會傳染。當17頭沒有父母的年幼雄像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遷移到一個南非的公園時，它們成了一個失控的幼年團伙，殺了40只白犀牛。1998年，公園的管理人員又遷進了6只年齡更大、更強壯的雄象，狂暴的象群迅速安靜下來。其中的一頭象（圖左）降服了一些幼年象。
群體通過責任擴散使攻擊行為增大。在戰爭中，進攻決策是遠離前線的戰略家做出的。他們下命令，但是由其他人執行。這種距離是否會讓下命令發動攻擊變得更為容易呢？
蓋布蘭和曼德在實驗室中模擬這種情景。他們讓自己學校——北卡羅來納州格林斯博羅大學的學生電擊某人，或者是建議某人應該給予多強的電擊。如果執行者還沒有像攻擊的受害者那樣被激怒過，那麼這些親自執行的人會給予比所建議的小一些的電擊，而那些建議者不會覺得自己應該對任何傷害負直接責任。
責任擴散隨著距離的增大和人數的增多而變強。布賴恩·馬倫對1899～1946年間的60起私刑案件進行分析發現：參與私刑的暴民越多，謀殺和殘害就越殘酷。
通過社會「傳染」，群體能夠放大攻擊傾向，正如他們極化其他傾向一樣。例如，青年團伙、足球球迷、搶奪的士兵、本地暴徒以及斯堪迪納維亞人所說的匪徒——結伙的學生不斷地騷擾和攻擊沒有安全感的軟弱的同學。這是一種群體行為，單個欺凌弱小的人極少進行嘲弄和攻擊。
具有共同的反社會傾向、缺乏緊密的家庭聯繫、對學業成就不感興趣的年輕人，會在幫派中找到社會認同。隨著群體認同的發展，服從的壓力和去個體化在增加。自我認同隨著成員把他們自己完全投入了群體而逐漸消失了，經常感到與他人融為一體而十分滿足。通常的結果是群體喚醒、去抑制和極化。團伙專家阿諾德·戈爾茨坦解釋道，直到團伙成員結婚了，年老了，找到了工作，進了監獄或是死了，他們才退出。他們確定自己的地盤，張揚他們的個性，挑戰對手，有時也犯罪以及為了毒品、地盤、面子、女孩或者侮辱而打架。
20世紀超過1.5億人的大屠殺「不是個體行為的集合」，羅伯特·扎伊翁茨指出，「種族屠殺不是殺人行為的重複。」大屠殺是被道德規範所強化的社會現象——一種集體思想（包括圖騰、辯術和意識形態）動員一個群體或是一種文化做出異乎尋常的舉動。對盧旺達圖西族人的大屠殺、對歐洲猶太人的屠殺以及對美洲土著的屠殺都是集體現象，它需要廣泛的支持、組織以及參與。盧旺達胡圖族政府和商業領袖出錢購買並分發了200萬把大砍刀「僅僅是為了一個目的」。
戰爭最殘忍的是，它強迫人們集中在一起，幹一些就個人而言誰都很反對的事情。
——艾倫·凱，《戰爭、和平和未來》，1916
以色列的傑夫和義農的實驗證明群體可以強化攻擊傾向。在一個實驗中，大學男生被一個虛擬同伴激怒，他們在群體條件下決定的電擊比獨自一人時強度更大。在另一個實驗中，人們單獨或是在群體中決定對某人在ESP任務中回答錯誤的懲罰。如圖20所顯示的，隨著實驗的進行，個體使用的虛擬電擊逐漸增大，群體決策增強了這種個體傾向。當環境激發了個體的攻擊反應，額外的群體互動往往會增大它。當個體選擇執行多大的電擊作為對回答錯誤的懲罰時，隨著實驗的進行，他們選擇的電擊水平逐漸增高。群體決策進一步使這種傾向極化。
圖20 群體增強攻擊
我們可以以對攻擊行為的研究為契機，探討社會心理學的實驗室研究在日常生活中的適用性。導致人們採取電擊的實驗情境與現實中使得人們出口傷人或打人耳光的情境能有多大可比性呢？克雷格·安德森和布拉德·布什曼指出：社會心理學已經對實驗情境和日常世界中的攻擊進行了研究，而且結果表現出驚人的一致。在兩種情境下，攻擊的增強可以被這些因素預測：
男演員 匿名
攻擊性或A型人格 被激怒
酗酒武器的存在
觀看暴力群體互動
實驗室使得我們可以在控制條件下檢驗以及修訂理論。現實事件給我們靈感並且為理論的應用提供了用武之地。攻擊研究顯示控制性的實驗室研究和複雜的現實社會間的相互影響，可以增進心理學對人類福祉的貢獻。從日常生活經驗中得到的靈感激發了理論，理論刺激了實驗室研究，而實驗室研究又深化了我們的理解和把心理學應用於實際問題的能力。
小結
厭惡事件不僅包括挫折，也有不適、疼痛，以及身體、言語上的人身攻擊。幾乎由任何一種來源，甚至包括身體鍛煉或性刺激導致的喚醒，都能被轉化成憤怒。
電視表現了相當多的暴力。相關和實驗研究得出一致的結論：觀看暴力節目不僅會導致攻擊行為出現一定的增長，尤其是在被激怒的人中，而且還會降低觀眾對攻擊的敏感度和改變他們對現實世界的覺知。這兩個發現和對觀看暴力色情文學的研究結果是一致的：觀看色情文學會增加男性對女性的攻擊，並且扭曲他們對於女性對性脅迫的態度的知覺。反覆玩暴力遊戲則會引發更多的暴力攻擊性的想法、情緒和行為。
很多攻擊行為是群體發生的。激怒個體的情境同樣可能激怒群體。通過分散責任和極化行為，群體情境能夠增強攻擊反應。
[1]宣洩（catharsis）：情緒釋放。攻擊行為的宣洩觀點認為，當一個人通過表現攻擊或想像攻擊來「釋放」攻擊能量時，攻擊動機會得到減弱。
[2]親社會行為（prosocial behavior）：積極的、建設性的、有益的社會行為；與反社會行為相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