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學家把人類的攻擊行為分為「敵意性」和「工具性」兩種。
在分析敵意性和工具性攻擊行為的原因時，社會心理學家主要有三種觀點：（1）人類有基於生物本能的攻擊性驅力；（2）攻擊行為是對挫折的自然反應；（3）攻擊行為是習得的。
什麼是攻擊行為
在印度北部，曾有一個犯罪團伙，這些最早的暴徒在1550～1850年間絞死了200萬以上的人，聲稱這是為一位女神服務，他們無疑是具有攻擊性的。但人們同樣使用「有進取心」來形容一個熱情的售貨員。社會心理學家把這種自信、精力充沛、有雄心的行為區別於傷害、損害、破壞性行為，前者稱為敢於自表性，後者稱為攻擊行為。
19世紀的雕版畫，描繪西班牙戰士征服蒙提祖瑪二世統治的阿茲台克王國。
我們把攻擊行為[1]定義為意圖傷害他人的身體行為或者言語行為。這一定義排除了車禍、牙科治療和人行道上的碰撞，但包括打耳光、當面侮辱，甚至說風涼話。研究者通常通過讓人們決定傷害他人的程度，如施加多強的電刺激，來度量攻擊行為。
該定義涵蓋了兩種不同的攻擊行為。當動物發怒時，它們在展示典型的社會性攻擊行為；而當掠食者潛行在獵物之後時，它們表現的是靜息的攻擊行為。社會性和靜息攻擊行為分屬不同的腦區。對於人類，心理學家把攻擊行為分為「敵意性」和「工具性」兩種。敵意性攻擊行為[2]由憤怒引起，以傷害為目的。工具性攻擊行為[3]只是把傷害作為達到其他目的的一種手段。
大多數恐怖活動屬於工具性攻擊。羅伯特·佩普對1980～2001年間發生的所有自殺性爆炸事件進行研究後指出：「所有自殺性恐怖活動的一個共同特徵是都有明確的、現實的和戰略性的目標——迫使自由的民主國家從恐怖分子眼中屬於他們家園的領土上撤軍。」
謀殺大多是敵意性的。其中約有一半因為意見不合而爆發，其餘的源自戀愛中的三角關係和酒精或致幻毒品導致的爭吵。這些謀殺是衝動性的情感爆發，這有助於解釋為什麼來自110個國家的數據顯示：更為嚴厲的死刑懲罰並沒有減少殺人案件的發生。儘管如此，一些謀殺以及由於報復、性脅迫導致的暴力活動卻是工具性的。1919年以來，發生在芝加哥的1000多起團伙謀殺中，大部分是冷靜並有計劃的。
人類不斷增強自己破壞能力的同時，卻沒有使自己制止攻擊的能力同步增強。
攻擊行為的生物學理論
哲學家關於人性的爭論由來已久，有人認為人性在根本上是仁慈、知足而高貴的，另一些人則認為人性的本質是殘忍的。第一種觀點以18世紀法國哲學家盧梭（1712～1778）為代表，把社會罪惡歸咎於社會而非人性。第二種觀點則以英國哲學家霍布斯（1588～1679）為代表，將社會法律視為控制殘忍人性的必要手段。20世紀，「性惡論」，即攻擊性驅力與生俱來、無可避免的觀點得到了弗洛伊德和德國的洛倫茲的贊同。
本能論和進化心理學
弗洛伊德認為，人類的攻擊行為根源於一種自我破壞的衝動。攻擊行為把這種對死亡原始的強烈欲求所蘊涵的能量轉向他人（一般而言，他稱這種強烈欲求為「死本能」 ）。作為動物行為專家，洛倫茲認為攻擊行為更多是適應性的而非自我破壞。兩種理論都認為，攻擊性的能量來自本能[4]，是非習得的和普遍的。如果得不到釋放，這種能量就會越積越多，直到爆發為止；或者有一個合適的刺激使之得到發洩，就像老鼠擺脫捕鼠器一樣。雖然洛倫茲認為我們同樣擁有一個可以抑制攻擊行為的先天機制（如消除我們的防備），但他為人類在不斷武裝自己好戰本能的同時，卻未能增強控制能力而深感擔憂。人們對兩種釋放攻擊性本能的方法關注的失衡也許有助於解釋——為什麼在20世紀，死於戰爭的人數多於此前所有戰爭的總和。
為了涵蓋幾乎每一種可以想見的人類行為，假設的人類本能的清單越來越長。這時，「攻擊是一種本能」的觀點開始瓦解。1924年一項對社會科學著作的調查，列出了近6000種假設的人類本能。社會科學家試圖通過「命名」來解釋社會行為，就像玩一個循環論證的遊戲：「為什麼綿羊總待在一起呢？」「因為它們有群居的天性。」 「你怎麼知道它們有群居的天性？」「只要看看它們就好了：它們總待在一起！」
本能理論也無法解釋攻擊行為在個體和文化之間的多樣性。如果攻擊行為只是一種人類共有的本能，那又如何解釋易洛魁人在白人入侵者到來之前是如此的愛好和平，而在那之後又是如此充滿敵意呢？雖然攻擊行為的確有其生物學基礎，但人類的攻擊傾向不能僅僅被限定為一種本能行為。
進化心理學家巴斯和沙克爾福德發現，攻擊行為對我們的遠古祖先在特定情況下的確有著適應意義。攻擊行為對於獲得資源、抵抗攻擊、威嚇乃至幹掉情敵、防止配偶的不忠都是一種有效的策略。在前工業化時代的一些社會裡，一名優秀的戰士可以得到更高的社會地位和更多的繁衍機會。巴斯和沙克爾福德相信，攻擊行為的適應性價值有助於解釋為什麼這種行為在人類歷史上更多地出現在男性之間。「這並非因為男人有一種『攻擊本能』，感覺到一些能量被壓抑著必須釋放。這是男人從他們成功的祖先那裡繼承而來的一種心理機制」，從而幫助他們提高自己的基因在下一代中得到保留的幾率。
神經系統的影響
攻擊行為是複雜的，並非簡單地受大腦中某個特定區域控制。儘管如此，研究者還是在動物和人類身上發現了一些能夠促進攻擊行為的神經機制。當科學家激活這些腦區時，人們的敵意程度增加了；當這些腦區的活動被抑制，敵意程度下降。通過這樣的方法，溫馴的動物也可以被激怒，同樣可以讓狂怒中的動物恢復順從。
在一項實驗中，研究者以一隻行為專橫的猴子為研究對象，將電極安置在抑制其攻擊行為的腦區。另一隻小猴子掌握著激活電極的按鈕，它很快就學會了在這只跋扈的大猴子變得危險時按下按鈕。對腦區的激活機制在人類身上同樣有效：一位婦女在其腦區的杏仁核受到無痛的電刺激後發怒，把她的吉他砸向牆壁，差點砸中她心理治療師的頭。
既然如此，那些有暴力傾向的人是否在大腦某些方面存在異常呢？為了回答這一問題，阿德裡安·雷恩等人利用大腦掃瞄來測量殺人犯的腦活動，並測量了有反社會行為障礙的人的大腦灰質總量。結果發現，未受過虐待的殺人犯的前額葉激活水平比正常人低14%，反社會者的前額葉則比正常人小15%，而前額葉被認為是對與攻擊性行為有關的腦區進行緊急抑制的。其他對殺人犯和死囚的研究也證實，腦區異常可能導致異常的攻擊行為。僅僅大腦異常本身就可以導致暴力行為嗎？也許答案並不那麼簡單，但對於一些有暴力傾向的人來說，這似乎是一個因素。
基因的影響
遺傳因素影響神經系統對暴力線索的敏感性。我們早就知道，很多種動物可以被馴養得有很強的攻擊傾向。有時這是為了一些實際目的，如培養鬥雞等；有時，這種馴養只是為了科學研究。芬蘭心理學家賴格斯佩茲在一組正常小鼠中挑選出攻擊性最強的和攻擊性最弱的分別飼養，在此後它們繁殖的26代中始終重複這一選擇過程，最終她得到了一組兇猛的小鼠和一組溫順的小鼠。
基因影響了這只鬥牛犬的攻擊性。
在靈長類動物和人類中，攻擊性有著較大的多樣性。我們的氣質（即我們的反應性和反應強度）部分是與生俱來的，同時也受交感神經系統反應性的影響。一個人在幼年表現出來的氣質通常是穩定的。一個大膽、衝動、容易發脾氣的孩子更有可能發展出青春期暴力行為。在8歲時沒有表現攻擊性傾向的兒童，成年後到48歲時也不會成為富有攻擊性的人。在分開詢問的條件下，相對異卵雙胞胎來說，同卵雙胞胎更可能在「脾氣很大」或者「經常打架」的問題上給出一致的回答。如果同卵雙胞胎中的一個被判有罪，那另一個雙胞胎有一半的可能也有犯罪記錄，而在異卵雙胞胎中這一比率僅為五分之一。
在一項研究中，研究者對幾百名新西蘭兒童進行了追蹤，結果顯示攻擊行為是由一種能夠改變神經遞質平衡的基因和童年時期的受虐待經歷共同決定的。攻擊性和反社會行為並非單純地只受「不良」基因或「不良」環境的影響；相反，基因會使某些兒童對虐待更敏感，反應更強烈。先天和後天因素是互相影響的。
生物化學因素
血液中的化學成分同樣可以影響神經系統對攻擊性刺激的敏感性。實驗室研究和警方資料都表明，一旦人們被激怒，酒精會使攻擊行為更容易發生。有暴力傾向的人比一般人更可能飲酒，在喝醉以後更可能變得具有攻擊性。請看以下材料：
在一項實驗研究中，喝醉的人會施加更強的電擊，在回憶人際關係衝突時感覺到更強烈的憤怒。
一項對強姦犯的調查顯示，他們中有略多於一半的人在犯案前喝了酒。在最近一項對171所大學近9萬名學生的調查中，五分之四有過不愉快交往經歷的學生承認在那之前使用了酒精飲料或藥物。由此可以推測，那些攻擊他們的人也大多如此。
在65%的殺人案件和55%的家庭暴力案件中，攻擊者和（或）受害者喝過酒。
如果虐待配偶的酗酒者能夠在治療後終止他們的問題飲酒行為，那他們的暴力行為通常也會停止。
酒精與性攻擊。《紐約時報》這樣描寫在2000年6月，一夥公然襲擊了參加紐約市遊行的約50名婦女的暴徒：「那是一些平常的男人，喝了過多的酒，就開始向婦女大聲叫囂，搶奪她們的東西，用水把她們澆透，扯下她們的上衣和褲子」。
酒精可以降低人們的自我覺知和考慮後果的能力，進而增加暴力行為發生的可能。酒精使人們的個性弱化，降低我們的抑制能力。
暴力行為與雄性激素即睪丸激素也有關係。儘管激素的影響對低等動物比對人類要強烈得多，但降低雄性激素水平的藥物的確可以削弱有暴力傾向男性的攻擊性。在聽到尋呼機的嘟嘟響聲時，睪丸激素水平很高的個體報告，他們感覺到了更多的不安與緊張。他們顯得較為衝動、易怒，挫折忍受能力也相對較低。
只要把12～28歲強壯的年輕人全部保持在低溫睡眠的狀態，就可以消除2/3的犯罪。
——戴維·萊肯，《反社會人格》，1995
25歲以後，暴力犯罪率與人們的睪丸激素水平均下降。被判為蓄意的或無端的暴力犯罪的罪犯，其睪丸激素水平比非暴力犯罪的罪犯要高。在正常的青少年和成年人中，那些睪丸激素水平高的人更容易出現不良行為、使用致癮麻醉品以及對挑釁產生攻擊性回應。正如詹姆斯·達布斯所言，睪丸激素「分子雖小，但作用巨大」。給男性注射睪丸激素並不能直接使人變得富於攻擊性，雖然睪丸激素水平低的男性一定程度上不易被激惹起攻擊性行為。睪丸激素大致可比作電池的電力，只有電力水平很低時，暴力犯罪才會有明顯下降。[為了擺脫自身持久存在的破壞性衝動，也為了縮短他們的刑期，一些因性暴力而入獄的罪犯主動請求對他們施行閹割。相比女性子宮切除，這種手術對人體的侵入性危害較小。是否應該同意他們的要求呢？如果這一要求得到滿足，並且此後他們被認為不再有實施性暴力的危險，他們的刑期是否應該被縮短甚至取消呢？]
暴力行為另一個常見的元兇是神經遞質5-羥色胺的缺乏，在控制衝動的額葉區有其許多受體。在靈長類動物和人類中，有暴力傾向的幼兒和成人5-羥色胺水平均偏低。此外，在實驗室條件下降低人們的5-羥色胺水平，可以增強他們對厭惡事件的反應和釋放電刺激的意願。
還有一點非常重要，睪丸激素、5-羥色胺和行為之間的作用是相互的。比如，睪丸激素可以促進支配欲和攻擊行為的產生，但同時支配或取勝的行為也會提高睪丸激素的水平。在勁敵之間進行的一場世界盃足球賽或者重大籃球比賽之後，勝利一方球迷的睪丸激素水平顯著上升，而失敗一方球迷的睪丸激素水平則下降了。社會經濟地位比較低的人5-羥色胺水平往往也比較低。進化心理學家認為，這也許是一種自然的反應，這種狀態使他們敢於承擔風險去增進他們的利益和地位。
綜上所述，神經系統、基因、生物化學因素對某些人在面對衝突、挑釁時會不會做出攻擊行為都有重要的影響。但攻擊性是否真的如此多地源自人類本性，乃至使世界和平的願望無法實現呢？美國心理協會和國際心理學家理事會已經聯合其他組織簽署了一份由來自12個國家的科學家起草的有關暴力行為的聲明：「在科學上，（聲稱）戰爭與其他暴力行為是世代相傳的人類天性（或者）戰爭是由『本能』或者某個單一動機引發的說法，都是不正確的。」因此，正如在下文中將要看到的，我們可以通過一些方法減少人類的攻擊行為。
攻擊行為的挫折—攻擊理論
那是一個暖和的夜晚，在兩個小時的認真學習之後，你覺得又累又渴，於是你向朋友借了一些零錢，走向最近的一個自動售貨機。你把錢放入機器裡，迫不及待地想要喝一口冰涼爽口的可樂。但是，當你按下提貨的按鈕時，售貨機卻完全沒有反應。你又按了一次，然後按下了把錢退回的按鈕，機器仍然毫無動靜。你用力地敲打著按鈕，然後用拳頭捶它們。最後你晃動、敲打售貨機。可一切仍然無濟於事。你跺著腳回到自己的房間，兩手空空。此時，你的室友是不是該很小心地對待你呢？那時的你是否更容易說出一些傷人的話語，甚至做出一些傷害性的事情呢？
作為最早對攻擊行為進行解釋的心理學理論之一，流行的挫折—攻擊理論[5]對此問題的回答是肯定的。約翰·多拉德和他的同事認為，「挫折總會導致某種形式的攻擊行為。」這裡的挫折[6]指的是，任何阻礙我們實現目標的事物（比如那個出現故障的自動售貨機）。當我們達到一個目標的動機非常強烈，當我們預期得到滿意的結果，卻在行動過程中遇到障礙時，挫折便產生了。魯珀特·布朗和他的同事對乘渡船去法國的英國乘客進行了調查，結果發現：當法國的漁船堵塞碼頭，擋住渡船前行時，他們的攻擊性顯著增強了。由於達成目標的願望受阻，在看了一些圖片後，乘客們更加同意打翻咖啡杯的法國人應受到斥責，對威脅到當地鄉村麵包師生計的法國糕點應予抵制。
如圖11所示，攻擊的能量並非直接朝挫折源釋放。我們學會克制直接的報復，特別當別人會對這種行為表示反對或者進行懲罰時；相反，我們會把我們的敵意轉移到一些安全的目標上。一則古老的故事為轉移[7]做了很好的詮釋：一個被老闆羞辱的男人回家以後大聲斥責他的妻子，妻子只好向兒子咆哮，兒子只能踢狗解氣，而狗則把來送信的郵遞員咬了一口。在實驗情境和現實生活中，當新的目標與挫折源有相似之處，並且稍稍刺激了攻擊能量的釋放時，攻擊的轉移最容易發生。相信大多數人都經歷過這樣的情況，當一個人滿懷著怒火時，哪怕是平時根本不予理會的輕微冒犯也可能引發一個爆炸性的過度回應。
圖11 經典挫折—攻擊理論
挫折產生攻擊的動機。由於對反對和懲罰的畏懼，人們往往不直接對挫折源進行攻擊，因此攻擊驅力可能會被轉移，指向其他目標，甚至轉而指向自己。
許多評論認為，可以理解，9·11恐怖事件激起了美方的強烈憤怒，促成了其對伊拉克發動襲擊。美國人此時需要尋找宣洩憤怒的對象，於是把矛頭指向了罪惡的暴君——薩達姆·侯賽因，他們昔日的盟友。2003年，托馬斯·弗裡德曼指出：「發動這次戰爭的真正原因在於：9·11事件後，美國需要對阿拉伯世界的某些人進行打擊。而之所以選擇薩達姆，原因很簡單：他罪有應得，而且他正處於這一世界的中心部位。」戰爭的另外一位發動者，副總統理查德·切尼似乎同意這一觀點。他在被問及為什麼大多數國家都反對美國發動戰爭時指出：「因為他們沒有經歷9·11事件。"
挫折觸發的攻擊行為有時表現為公路狂暴。
修正後的挫折—攻擊理論
對挫折—攻擊理論的實驗檢驗得到了不盡一致的結果：有些情況下挫折增加了被試的攻擊性，另一些卻並沒有。如果這種挫折是可以理解的，例如在一項實驗中，如果一名成員是因為他的助聽器發生故障而不是粗心大意阻礙了團體的問題解決時，那麼它只會導致憤怒，而不是攻擊行為。
圖12 經倫納德·伯科威茨修正的挫折—攻擊理論簡圖
伯科威茨認為原有的理論誇大了挫折與攻擊行為之間的關聯，因此他對該理論進行了修正。伯科威茨認為挫折產生的是憤怒，攻擊行為的一種情緒準備狀態。憤怒起源於某個有其他行為選擇可能的人阻撓了我們實現目標。一旦有攻擊線索「拔掉了瓶塞」，受挫者就特別容易大發雷霆，把憤怒「倒個底兒朝天」（圖12）。有時瓶塞也可能在沒有這樣線索的情況下被打開。但是，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與攻擊行為有關的線索會放大這種攻擊行為。[請注意：挫折—攻擊理論是用來解釋敵意性攻擊而非工具性攻擊的。]
挫折是否與剝奪相同
如果一個人沒有得到人們通常認為有吸引力並且值得追求的目標對象，那麼我會說他是被剝奪的；而只有在他未能從這個對象身上獲得他原本預期可以得到的快樂時，才可以說他受挫了。
——倫納德·伯科威茨，1972
請描繪一下一個極端受挫的人是什麼樣子的，不論是經濟方面、性方面還是政治方面的挫敗。
憑直覺，我猜你在想像的一定是一個在經濟方面、性方面或者政治方面被剝奪的人，並且自認為有一個很好的理由：一旦社會失業率上升，暴力犯罪率也隨之上升。當20世紀90年代後期美國失業人數大幅下降時，暴力犯罪也顯著減少了。21世紀初，失業率再次上升，暴力犯罪亦然。
但是，我們所說的挫折可能和這種剝奪並沒有關係。在性方面最為受挫的人可能並不是獨身的人；在經濟方面最為受挫的人可能並不是那些生活在牙買加臨時陋屋裡的貧困者。在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時期，到處都是經濟破產的人，但暴力犯罪率並沒有因此顯著上升。如暴力成因與預防國家調查組1969年總結的那樣，經濟上的進步甚至可能增加挫折的發生，使暴力犯罪逐步上升。同樣地，巴勒斯坦的「人體炸彈」也並不是巴勒斯坦最貧困的人。如北愛爾蘭的愛爾蘭共和軍，意大利的紅色旅，德國的巴德爾-邁因霍夫團伙，大都是中產階級。9·11恐怖襲擊者也是如此，他們受過專業訓練且遊歷過世界各地。集體的羞恥感與敵意催生了恐怖主義，而遠非單純的剝奪。讓我們來一探究竟。
1967年的一天，密歇根州長向媒體吹噓：該州在公民權立法上在處於全國的領先地位；在過去的5年時間裡，3.67億美元的聯邦救助被投放到底特律。這些話剛剛在電台廣播完，底特律一個大型黑人居住區就爆發了美國20世紀最嚴重的城市暴亂，43人死亡，683處建築被焚燬。
人們驚呆了：為什麼暴亂會發生在底特律？雖然相對於當地白人的富裕生活，黑人居住區仍然較為貧困落後，但在其他一些地方這種不公平的現象要嚴重得多。為回答此類問題而建立的民事動亂國家顧問委員會得出這樣的結論：20世紀60年代公民權立法和司法的成就提高了人們對生活狀況的期望，而當預期與現實存在差距時，挫折感便產生了，這是暴亂發生的一個直接的心理原因。當底特律等地市民的預期發生 「革命性上升」時，挫折感就可能漸漸積累，即使真實的生活狀況正在得到改善。
當不幸看上去不可避免時，人們可以耐心地承受；一旦人們感到他們可以擺脫這些不幸，它們就變得令人無法忍受了。
——亞歷克斯·德·托克維爾
這一原則普遍適用。伊沃和羅莎琳·費厄瑞本德組成的政治科學家、社會心理學家小組應用挫折—攻擊理論來研究84個國家政治的不穩定性。在高速現代化的國家裡，隨著城市化程度和人們的文化水平的提高，他們對物質生活的可能的前景越來越敏感。但富裕群體通常只能較慢地擴展。因此，人們的期望與實際所得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這使得他們的挫折感變得更為強烈。一旦人們的期望超過了現實生活，即使我們完全消除剝奪現象，挫折和政治攻擊行為也依然會逐步增加。
這並不是說，剝奪與社會不公和社會動盪無關；關鍵在於，期望與實際所得之間的差距產生挫折感。當你的所得滿足了你的期望，你的需求是你的收入水平可以實現的，這時你會感到滿足，而不會是挫折感。
相對剝奪
當我們把自己和他人進行比較時，我們的挫折感就會變得較為複雜。工人的幸福感取決於和同一條工作線上其他人相比他們獲得的報酬是否公平。提高城市警察的工資水平雖然可以暫時提高他們的士氣，卻可能同時降低該市消防員的士氣。
這種感覺稱為相對剝奪[8]。它可以預測少數人群體在感覺到不平等待遇時會做出什麼樣的反應。相對剝奪同樣可以解釋，為什麼在貧富差距大的國家和社會裡，人們的幸福感較低而犯罪率較高。相對剝奪同樣可以解釋東德人民反抗他們的政權的原因：雖然他們的生活水平要高於一些西歐國家，但卻低於他們的西德同胞，從而使他們有挫折感。
「相對剝奪」這一術語是學者在研究美國二戰士兵滿意度時首先使用的。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美國空軍士兵對於自己獲得晉陞的機會比軍警有著更強烈的挫折感，而事實上軍警的晉陞要比空軍士兵緩慢而不可預期得多。空軍的晉陞是很快的，而大多數的空軍人員可能都覺得自己比一般的空軍成員更為出色（自我服務偏見），因此他們所期望的要比實際獲得的更多。結果，當然就是挫折感啦。
房子自然是有大有小的，如果附近的房子都和這間一樣小的話，那它便足以實現一個住所的所有社會功能。但如果這座小房子旁建起了一座宮殿，它就一下子變成了一間破草棚。
——卡爾·馬克思
婦女的不滿與她們的發展是完全同步增加的。
——伊麗莎白·凱迪·史丹頓
今天，電視節目和廣告中所描繪的富裕生活也是挫折感一個可能的來源。在電視普及的社會裡，它把絕對剝奪（缺乏別人擁有的東西）的感覺轉化為相對剝奪（被剝奪感）。卡倫·亨尼根和她的同事考察了電視在美國城市中推廣的時期內犯罪率的變化。在被考察的34個城市中，電視從1951年開始普及，而當年的盜竊犯罪率（如在商店中行竊、偷自行車等）出現了跳躍性的上升。在另外34個由於政府控制而使電視的普及被延遲到1955年的城市裡，一個相似的盜竊犯罪率的飛昇也出現了，而時間正是在1955年。
攻擊行為的社會學習理論
基於本能和挫折的攻擊行為理論認為：充滿敵意的強烈衝動來自內在的情緒，這些情緒可以把體內的攻擊慾望「釋放」出來。社會心理學家指出，學習同樣可以「引導」出攻擊行為。
攻擊行為的回報
通過親身經歷和對別人的觀察，我們學習到攻擊行為通常需要付出什麼。實驗可以把溫馴的動物改造成凶殘的好戰者，嚴重的挫敗則可以導致順從。
同樣，人類也可以習得攻擊行為的回報。兒童一旦成功地使用武力脅迫了其他兒童，他很可能會越來越富於攻擊性。那些最常因為比賽中的粗野動作而被處罰的強攻擊性曲棍球手比攻擊性不太強的運動員得分更多。在加拿大青少年曲棍球手中，那些父親贊同身體攻擊性動作的選手顯示了最富攻擊性的比賽態度和方式。在這些例子裡，攻擊行為是為了得到特定回報而採取的手段。
集體暴力也有類似的效果。在1967年底特律暴亂後，福特汽車公司加大了僱用少數民族工人的力度。喜劇演員迪克·格雷戈裡為此開玩笑說：「去年夏天的大火燒得離福特的工廠太近了。寶貝，別把野馬汽車烤焦了。」
恐怖主義活動同樣如此：它們可以使無職無權的人得到廣泛的關注。如中國古語所說：「殺一儆百」。在這個全球化的年代，殺幾個人就可以恐嚇住上億人口。傑弗裡·魯賓得出這樣的結論，如果沒有瑪格麗特·撒切爾所謂 「公開性的氧氣」，恐怖主義必然會被消滅。這就好像20世紀70年代經常發生的觀眾為了在電視上能有幾秒鐘的上鏡時間而裸體飛奔入足球場的事件一樣，一旦社會決定不再理睬這樣的事情，這一現象也就消失了。
觀察學習
班杜拉提出了攻擊行為的社會學習理論[9]。他認為，人們對攻擊行為的學習不僅發生在親身體驗其後果時；通過觀察別人，人們也可以進行同樣的學習。像很多社會行為一樣，當看到別人表現攻擊行為並沒有受到懲罰時，我們會習得攻擊行為。
班杜拉曾做過這樣一項實驗：實驗者讓斯坦福幼兒園的一個小朋友做一項有趣的繪畫活動，同時一個成年人在房裡的另一個角落，那裡有組合玩具——萬能工匠、一個錘子和一個充氣娃娃。在玩了一分鐘萬能工匠之後，成年人站起身，對充氣娃娃進行了持續10分鐘的攻擊。她用錘子重重地砸它，踢它，把它扔來扔去，一邊還大叫著：「揍他的鼻子……把他打翻……踢死他……」
目睹了這次突然爆發之後，小朋友被帶到另一個屋子，裡面有很多漂亮可愛的玩具。但在兩分鐘之後，實驗者打斷了小朋友，說這些是她最好的玩具，她必須「把它們留給別的小朋友」。受到挫折的小朋友現在到了另一個房間，裡面有各種玩具，有的可用於攻擊，另一些則不能，其中包括充氣娃娃和錘子。
有樣學樣。在班杜拉的經典實驗中，觀察到成年人對玩具娃娃進行攻擊的兒童更傾向於表現出相同的行為。
如果小朋友沒有看到成年人富於攻擊性的示範，他們很少表現出攻擊性的言語和行動。雖然有挫折感，他們仍然很平靜地玩著。但那些觀察到成年人攻擊行為的小朋友則很可能拿起錘子擊打玩具娃娃，這一現象的發生概率要比沒看過的小朋友高出許多倍。對成人攻擊行為的觀察降低了他們對自己的抑制。而且，孩子常常重複示範者的動作和話語。所以觀察攻擊性行為不僅降低了孩子對自我的控制，還教給了他們怎樣去攻擊。
班杜拉認為，日常生活中，我們受到來自家庭、文化和大眾媒體的攻擊性榜樣的影響。
家庭 身體富於攻擊性的兒童往往有慣用體罰的父母。父母用尖聲訓斥和拳打腳踢管教他們，從而塑造了他們的攻擊性行為。這些家長通常也受過來自他們父母的體罰。雖然受虐待的孩子日後並不一定變成罪犯或者虐待子女，但其中30%的人確實對自己的孩子實施了類似的虐待，這一比例是平均水平的4倍。在家庭裡，暴力的結果往往是新的暴力。
家庭的影響還表現在社會中較高的暴力犯罪率與缺少父親的家庭的關係。美國司法統計局的報告顯示，單親家庭中成長起來的孩子佔了青少年拘留案件中的70%。利用這些數據，戴維·萊肯經過分析發現：相比其他孩子，成長過程中父親不在身邊的孩子被虐待、輟學、離家出走、成為未婚少年父母、暴力犯罪的可能性要高出7倍。雙親家庭的好處在於，不僅能夠得到父親更多的關懷和正面教導，還意味著貧困可能性的降低和更多的受教育機會，更不會無家可歸。父母的缺失（通常是缺少父親）和暴力之間的相關不因種族、收入水平、教育程度和地區的不同而改變。英國的一項研究中，研究者追蹤了1萬名兒童從出生到33歲的成長歷程，發現在父母關係破裂之後，兒童發生問題的危險也隨之增加。
這種關係還表現在時代的變遷中。1960年，只有略多於1/10的兒童生活在單親家庭中，因暴力犯罪被捕的青少年只有16000人。到了2000年，有3/10的兒童生活在單親家庭中。雖然青少年總數與1960年基本相當，卻有10萬人因暴力犯罪被捕。並不是說在缺少父親的環境下成長起來的兒童就會去違法或者有暴力傾向（如果有母親或者大家庭的精心呵護，這類兒童都可以健康成長），也不是說缺少父親是惟一可信的解釋。關鍵在於，無論何時何地，若缺少父親，暴力犯罪的可能性確實增加了。看來，家庭情況確實是有影響的。
文化 家庭之外的社會環境也給我們提供了學習的榜樣。在崇尚「男子漢氣概」的社會裡，攻擊行為可以很容易地傳遞給下一代。青少年團伙的暴力的亞文化為新成員提供了攻擊行為的榜樣。
更廣義的文化也有影響，來自經濟不發達、貧富嚴重不均、尚武且參與過戰爭的非民主文化的人，會傾向於支持和參與攻擊行為。尼斯比特和科恩補充道，來自崇尚榮譽的文化的人，也會有攻擊性的心理傾向。據他們報告，在美國內部存在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化，居住在新英格蘭、東海岸中部地區的民族冷靜而注重合作，而定居在南部大部分地區的民族（他們大多是蘇格蘭、愛爾蘭後裔）則崇尚武力和個人榮譽。前者多是農場主和手工工匠，後者則是富於攻擊性的獵人和牧人。因此到目前為止，在南方人居住的地區中，白人的殺人案發率要比北方人定居的地區高。例如，得克薩斯州狹長地帶（移民者來自上南部地區）白人的殺人率是內布拉斯加州（移民者來自東部、中西部和歐洲）的4倍。相比內布拉斯加州貧困程度更高的城鎮，得克薩斯州貧困率較低的城鎮殺人案發率卻更高。
南方人並不提倡在任何情況下都使用武力，但捍衛自己的財產與尊嚴、懲戒惡行的暴力行為則是受到推崇的。只有18%的白種非南方人同意「為了保護自己的家園我們有權殺人」，而36%的南方白人都這樣認為。南方白人的持槍率是中西部鄉村的白人的兩倍；南方人還更傾向於支持戰爭和打屁股的懲罰方式（塑造社會關係中的暴力行為方式）。
通過親身經歷和觀察攻擊性的榜樣，都可以習得攻擊性的反應方式。但什麼情況下會真的出現這種反應呢？班杜拉認為，攻擊行為是由挫折、疼痛、受辱等令人不快的體驗激發的（圖13），這些體驗在情緒上把我們喚醒。但我們是否真的選擇攻擊性行為還取決於我們對結果的預期。當攻擊行為看上去比較安全甚至會帶來好處時，我們在被喚醒之後就很可能會那麼做了。
圖13 攻擊行為的社會學習理論
由不愉快體驗產生的情緒喚醒激發攻擊行為。但我們是真的發起攻擊行為，還是做出其他的回應，還取決於我們對結果的預期，這是通過學習獲得的。
小結
攻擊行為有兩種形式：敵意性攻擊，由憤怒等情緒引起並以傷害為目的；工具性攻擊，是達到其他目的的一種手段。
關於攻擊行為有三種主要理論。與弗洛伊德和洛倫茲關係密切的本能觀點認為攻擊性的能量會在體內不斷積累，就像水在大壩後積聚一樣。雖然這種觀點很少有直接證據的支持，但攻擊行為確實受到遺傳、血液化學成分和大腦等生物學因素的影響。
第二種觀點認為是挫折產生了憤怒和敵意，如果存在攻擊性的線索，這種憤怒就可能激起攻擊行為。挫折感不僅來自剝奪本身，還來自期望和現實之間的差距。
社會學習理論認為我們的攻擊行為是習得的。通過親身經歷和觀察別人的成功，我們會習得攻擊行為的好處。社會學習使家庭、亞文化和大眾媒體都能對攻擊行為產生重要的影響。
[1]攻擊行為（aggression）：意圖傷害他人的身體或言語行為。
[2]敵意性攻擊行為（hostile aggression）：由憤怒驅動的、以傷害為目的的攻擊行為（也被稱為情感性攻擊）。
[3]工具性攻擊行為（instrumental aggression）：為實現其他目的的攻擊行為。
[4]本能行為（instinct behavior）：某種群的所有成員表現出的天生的、非習得的行為模式。
[5]挫折—攻擊理論（frustration-aggression theory）：挫折引發攻擊準備的理論。
[6]挫折（frustration）：目標導向行為受到阻礙。
[7]轉移（displacement）：將攻擊行為導向挫折來源之外的目標。新目標一般更加安全，或者更為社會所接受。
[8]相對剝奪（relative deprivation）：將自己與他人比較時，覺得自己的處境不如他人。
[9]社會學習理論（social learning theory）：我們通過觀察和模仿、獎勵和懲罰來學習社會行為的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