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偏見的原因之外，考察偏見的後果也非常重要。刻板印象能自我永存——它們的存在就能阻止它們的變化。刻板印象還能將自身變成現實。儘管最初它們並不是事實，但刻板印象的存在能使它們成為事實。偏見的消極斷言還能在無形之中損害人的行為表現，影響人們對歧視的看法。
自身永存的刻板印象
偏見是一種預先判斷。預先判斷是在所難免的：我們誰也不是毫無私心雜念的社會事件記錄員，一五一十地記錄支持或者反對我們各種偏見的事實。我們的預先判斷能引導我們的注意、解釋以及記憶。
只要群體成員行為舉止符合我們的預期，我們就會重視這一事實；我們先前的看法獲得驗證。當群體成員的行為舉止與我們的預期不一致的時候，我們就會以特殊情形為由為這類行為開脫。某人的表現與刻板印象截然相反，也會讓這個人看上去像個特例。告訴一些人「瑪麗打過籃球」，對其他人說「馬克打過籃球」，這會令瑪麗顯得比馬克更加愛運動。因此，刻板印象會影響我們如何分析人的行為。
也許你也能回憶起在過去某個時候，你無論怎樣努力都擺脫不了某人對你的評價，當時你無論做什麼，始終被人誤解。一旦某人預期與你見面不會愉快時，誤解就很有可能會發生。威廉·伊克斯和他的同事在一個實驗研究中證明了這一點，他們針對的是幾組正處於大學年齡階段的男士。當這些男士來到實驗室時，兩兩配對為一組，實驗者向每對當中的一人預先給予虛假的告誡：另外那個人是「我近來交談過的人當中最不友好的人之一」。隨後介紹兩個人相互認識，並讓他們單獨相處5分鐘。在實驗的另一條件下，引導這些學生，讓他們以為參與的另一方特別友善。
當人們違背我們的刻板印象時，我們會通過分出一個新的子群體刻板印象來維護以前的刻板印象，比如區分出「老年奧林匹克運動員」。
在兩種條件下，對方對新結識的人都非常友好。事實上，預期對方不友好的人，異乎尋常地試圖表現出友好，而且他們的微笑及其他友好舉止激起了熱烈的回應。但與有積極偏見的學生有所不同，這些預期自己會遇到不友好夥伴的人，把這種相互友好歸結於是他們自己「小心翼翼」地對待對方的結果。他們事後表現出對對方更多的不信任和不喜歡，並且認為對方的行為不那麼友好。儘管他們的搭檔實際上很友好，但消極的偏見誘導這些學生「看見」了隱藏在對方「強顏歡笑」背後的敵意。如果他們不曾這樣想過，他們是看不到這些的。
標籤的作用猶如一個拉響的汽笛，它讓我們對所有平時能感知到的細微差異充耳不聞。
——戈登·奧爾波特，《偏見的本質》，1954
我們的確會注意到那些與刻板印象明顯不一致的信息，但即使是這類信息，它們的影響可能比我們預期的要小。當我們集中關注一個反常的事例時，我們可以分出一個新的範疇來維護已有的刻板印象。英國學齡兒童對和藹可親的學校警官形成了非常積極的良好印象（他們把學校警官視為特殊的一類），但這絲毫改善不了他們對警察的整體看法。這種再分類[1]——把偏離常規的人歸入一個不同的類群——幫助維持了警察不友善、可怕這樣的刻板印象。認識到刻板印象並非適合一類人當中的每一個人，這是應對不一致信息的另一種方式。周圍的黑人鄰居和藹可親，房主會形成「職業的、中產階級黑人」這樣一個新的刻板印象。這種再分群[2]——形成一個子群體的刻板印象——傾向於讓分化中的刻板印象適度地發生變化。子類別是群體的例外；子群體則被認為是整個群體的一部分。
歧視的影響：自我實現的預言
態度之所以可能與社會階層等級相一致，不僅僅是由於合理化的需要，還因為歧視影響到了它的受害者。「個人聲望，」奧爾波特寫道，「一點一點地被敲入大腦，它不可能對一個人的性格絲毫不產生影響。」如果說我們能夠在彈指一揮間結束一切歧視，那我們就會天真地宣稱，「艱難的日子已經過去了，同胞們！你們現在可以身穿盛裝，成為體面的管理者或職場人士。」壓迫結束了，但它的影響還將延續，猶如一種社會遺留物。
在《偏見的本質》一書中，奧爾波特列舉了15種可能的受害效應。奧爾波特認為這些反應可以歸納為兩大類——一種涉及責怪自己（退縮、自我痛恨、攻擊自己的群體），一種涉及責怪外部的原因（反擊、懷疑、群體自豪感增強）。如果最終結果是負面的——比如說犯罪率比較高——人們可以借此為歧視進行辯解，並促使其得以繼續存在，「如果我們允許那些人搬進我們可愛的社區與我們為鄰，房價會一落千丈的。」
那些受壓迫的人對文明形成一種強烈的敵意是可以理解的，他們以自己的勞動使文明得以實現，但分享到的文明財富卻少得可憐。
——弗洛伊德，《一個幻想的未來》，1927
歧視是否是以這種方式影響著受害者？對於這一點我們必須很謹慎，不能誇大這一說法。對許多人來說，黑人文化的靈魂和風格是一筆令人驕傲的遺產，這並不僅僅是受傷害後的反應。因此，查爾斯·賈德和他的合作者指出，一方面是白人青年正在學習不去強調種族差異以避免刻板印象，另一方面是非裔美國青年「正日益以他們的種族特性為榮，積極地評價種族差異」。文化差異不一定意味著社會缺陷。
然而，社會信念能夠自我驗證，如同沃德、曾納和庫珀的一對巧妙實驗所展示的那樣。在第一個實驗中，白人和黑人研究助手冒充求職者，由普林斯頓大學的白人男子來進行面試。與求職者為白人的時候相比，當求職者為黑人時，面試官坐得更遠，平均提前25%的時間結束面試，並且多犯50%的言語失誤。想像一下在接受面試的時候，人家遠遠地坐在那裡，說話結結巴巴，急急忙忙就結束了面試。你的表現或你對面試官的感受是否會受到影響？
為找到答案，研究者進行了第二個實驗，經過培訓的面試官以第一個實驗當中面試官對待黑人的方式來對待白人和黑人求職者。稍後對面試錄像進行評定，結果發現，那些受到類似於第一個實驗中黑人的待遇的學生顯得更為緊張、表現更差。而且，面試者自己也可以感到區別；那些被當做黑人對待的學生認為他們的面試官舉止相對不夠妥當，不那麼友善。研究人員總結說，「黑人表現方面的『問題』，部分在於互動情境本身。」如同其他自我實現的預言一樣，偏見對其對像產生了影響。
如果我們預言同伴有災禍，則我們傾向於挑起它；如果是好事，則是我們引發的。
——戈登·奧爾波特，《偏見的本質》，1958
刻板印象威脅
當你置身於別人都預期你會表現很差的情境當中，你的焦慮可能會導致你證實這一信念。我是一個60歲出頭的矮個子。當我與一群高個、年輕的選手臨時拼湊在一起玩籃球比賽時，我常常懷疑他們是否會認為我是隊裡的累贅，這將削弱我的信心，影響我的表現。克勞德·斯蒂爾和他的同事稱這一現象為刻板印象威脅[3]——一種自我驗證的憂慮，擔心有人會依據負面刻板印象來評價自己。
在一些實驗中，斯潘塞、斯蒂爾和奎因給學生一個難度非常高的數學測驗，這些男女大學生具有相同的數學背景。當告訴學生這個測驗沒有性別差異，不會對任何群體刻板印象作評價時，女生的成績始終與男生相同。一旦告訴學生存在性別差異，女生就會戲劇性地使得這種刻板印象得以驗證（見圖8）。當遇到難度很大的題目而受挫時，她們明顯地感到格外擔憂，這影響到了她們的成績。
媒體能激起刻板印象威脅。保羅·戴維斯及其同事讓男性和女性觀看一系列電視廣告，讓他們覺得自己將要參加細節記憶測驗。對其中的一半參與者來說，廣告中只包含中性的刺激；對另一半參與者來說，有些廣告包含「沒頭腦」的女性形象。看過刻板化的形象之後，女性不僅在數學測驗中表現得比男性差，並且對數學及理科專業表現出更少的興趣，或者說不願意進入數學或理科職業生涯。
圖8 刻板印象弱點與女性的數學成績
史蒂文·斯潘塞、克勞德·斯蒂爾和戴安娜·奎因讓能力相當的男女被試參與一次難度很大的數學測驗。當引導參與者相信測驗具有性別差異時，女性的得分會低於男性。一旦去除驗證刻板印象的威脅（當不預期會有性別差異時），女性的表現就和男性一樣。
種族刻板印象是否也可能以類似的方式自我實現？斯蒂爾和阿倫森的研究證實，當給白人和黑人一些難度較大的語言能力測驗時，情形確是如此。在接受測驗時，黑人只是在受到較高的刻板印象威脅的情形下表現比白人差。傑夫·斯通及其同事報告說，刻板印象威脅同樣也會影響運動員的成績。當把高爾夫活動表述為「運動智力」測驗時，黑人的表現就比平時要差；當表述為「天生運動能力」測驗時，白人的表現比較差。斯通推測，「當人們想起有關自己的負面刻板印象時，如『白人男子不擅長跳躍』或者『黑人男子不擅長思考』，它就會對運動成績產生不良的影響。」
斯蒂爾認為，如果你告訴學生他們有失敗的風險（如同少數群體支持項目經常暗示的那樣），那麼刻板印象就可能損害他們的行為表現，並且導致他們「不認同」學校，到其他地方去尋求自尊（見圖9）。事實上，隨著美國黑人學生從8年級升入10年級，他們的學習成績與自尊之間的相關有所減弱。而且，那些被引導認為自己進入大學或學術群體是受惠於種族或性別偏見的學生，其表現傾向於比那些被認為自己很能幹的學生差。因此，斯蒂爾評論道，最好給學生一些挑戰，讓他們相信自己的潛力。他的研究小組進行了另一項實驗，其中的黑人學生因為他們的寫作而受到批評，同時還告訴他們，「從你的來信來看，我認為你有能力達到我所說的更高水平，否則我不會自找麻煩給你這樣的反饋」，如此一來，黑人學生會做出較好的回應。
但是，刻板印象威脅是如何破壞表現的呢？一種途徑是認知性的。刻板印象威脅令人分心：不理會其說法需要付出努力，這會增加心理負擔，降低工作記憶。另一個效應是動機性的：在刻板印象威脅下擔心犯錯可能損害一個人的表現，而且伴隨刻板印象威脅的生理喚醒，會妨礙人們在困難測驗中的表現。
圖9 刻板印象威脅
面對負面刻板印象而引起的威脅可能造成表現缺憾以及不認同
如果刻板印象威脅能干擾成績，那麼正面刻板印象會提高成績嗎？希、皮廷斯基和安巴蒂證實了這種可能性。在做數學測驗之前，向亞裔美國女性詢問一些個人經歷問題，借此提醒她們自己的性別身份，她們的成績（相對於控制組而言）陡然下降。當以類似的方式提醒她們的亞洲身份，她們的成績有所提高。負面刻板印象干擾成績，而正面刻板印象似乎能促進成績。
刻板印象會使個體判斷出現偏差嗎
是的，刻板印象導致判斷出現偏差，但令人欣慰的是：人們在評價個體的時候，往往比評價由這些個體構成的群體時更為積極。安妮·洛克斯裡、尤金·博吉達和南希·布裡克發現，一旦某人認識一個人，那麼「刻板印象對判斷這個人的影響微乎其微」。他們是在明尼蘇達大學的大學生中發現這一現象的。他們給大學生提供有關「南希」最近生活事件的信息。在一個假定的電話會談記錄中，南希給一個朋友講述三種情境下（比如，在購物時受到一個衣衫襤褸的傢伙的騷擾）她是如何做出反應的。有些學生讀到的材料把南希描述成果斷做出反應（直接叫那個衣衫襤褸的傢伙走開）；其他人看到的報道是被動的反應（只是不理會他，直到他最終離去）。還有其他一些學生也接受了同樣的信息，只是人物姓名是「保羅」而不是「南希」。一天之後，學生們預測南希（或保羅）針對其他情境會如何反應。
知道當事人的性別是否會影響這些預測呢？一點也不會。判斷某個人是否果斷，僅僅受到前一天學生們所瞭解到的當事人行為的影響。甚至有關男性化和女性化的判斷，也不受學生是否瞭解當事人的性別的影響。性別刻板印象被遺落在角落，學生們把保羅和南希當做單獨的個體進行評價。
這一發現可以通過一個重要原理來進行解釋。假定有：（1）關於一個群體的一般信息；（2）關於一個群體特定成員的瑣碎但生動的信息，生動的信息通常在效果上要超出一般信息。當這個人與我們有關該群體成員的典型形象不符時，這一效應尤為突出。例如，設想有人告訴你在一個從眾實驗中大多數人的實際行為，然後讓你觀看一個簡短對話，對話一方為假定參與過實驗的人。你的反應是否會類似於典型的觀察者呢？典型的觀察者都是根據對話來猜測這個人的行為，忽略多數人實際如何行為的信息。
人們常常相信一些刻板印象，然而一旦接觸到生動的軼聞趣事時，他們又會無視這些刻板印象。因此，許多人認為「政治家是騙子」，但「我們的參議員瓊斯是誠實正直的」。（難怪為什麼人們對政治家的評價如此之低，卻常常反覆去選自己的代表。）
這些發現解決了前面提到的一系列研究結果所留下的疑惑。我們瞭解到，性別刻板印象非常強烈，但是基本不影響人們評價特定的某位男性或女性的工作。現在我們明白為什麼了。人們可能具有強烈的性別刻板印象，但在評判特定的個體時又會忽略這些刻板印象。
強烈的刻板印象並非無關輕重
不過，強烈而且顯然相關的刻板印象確實能影響我們對個體的判斷。托馬斯·納爾遜、莫妮卡·比爾奈特和梅爾文·馬尼斯讓大學生估計男女單人照片當中每個人的身高，他們總是判定男性個體更高，即使他們的身高是一樣的，即使告訴他們這個樣本中性別不能預測身高，即使實驗對預測準確性提供現金獎勵。
在一個後續研究中，納爾遜、阿克和馬尼斯讓密歇根大學的學生看其他來自該大學的工學院或護理學院的學生的照片，同時給出有關每一位學生的興趣描述。即使告訴他們來自兩個學院的男生和女生數量相同，當呈現的是女生面孔時，同樣的描述更有可能被判斷為來自護理學院。因此，即便已經知道與之毫不相干，但強烈的性別刻板印象仍有一種無法抗拒的影響力。
刻板印象扭曲認知解釋和記憶
戴維·鄧寧和戴維·捨曼指出，刻板印象同樣會影響我們對事件的解釋。如果告訴人們，「有人覺得那個政治家的話不正確」，人們就會推斷那個政治家在騙人；如果告訴他們，「有人覺得那個物理學家的話不正確」，人們只是推斷那個物理學家有所失誤。當被告知有兩個人發生了爭吵的時候，如果說當事人是兩名伐木工人，人們會以為發生了鬥毆；但如果說當事人是兩名婚姻顧問，人們會認為發生了口角。同樣是關心自己的身體狀態，如果是模特，就會顯得愛慕虛榮；但如果是三項全能運動員，則顯得具有健康意識。人們實際上常常會在事後「重新組織」某一事件的錯誤描述，使其符合他們受刻板印象影響所形成的解釋。鄧寧和捨曼總結說，如同監獄對囚犯進行管理和限制，我們刻板印象的「認知監獄」管理和限制著我們的印象。
我們在做判斷或者開始與某人交往時，可能只依賴於刻板印象。在這種情形下，刻板印象能強烈地扭曲我們對人的解釋和記憶。例如，查爾斯·邦德及其同事發現，在逐漸瞭解病人後，白人精神病護士對黑人和白人病人進行人身限制的頻率是一樣的。但是，白人精神病護士更多地對那些新來的黑人病人施加人身限制，同樣的白人病人較少受到限制。在缺少其他信息的情形下，刻板印象的影響就會舉足輕重。
這種偏差還能以更微妙的方式起作用。在約翰·達利和佩吉特·格羅斯的一個實驗中，普林斯頓大學的學生觀看了一個名為漢娜的四年級女孩的錄像。錄像帶或者描述她生活在一個貧困的市區，父母是社會下層人士；或者描述她生活在一個富裕的郊區環境，父母是職業人士。兩組觀眾都被要求就不同主題猜測漢娜的能力，但他們都拒絕用漢娜的社會階層背景來預先判斷她的能力水平；各組都根據漢娜的年級來評估她的能力水平。另一些學生還觀看了第二部錄像帶，描述漢娜在參加一個口試，她的回答有對有錯。
人們有時保留一般性（諸如針對男同性戀和女同性戀的）偏見，並不將偏見應用於他們瞭解和尊敬的特定個體，如著名脫口秀主持人艾倫·德傑尼勒斯（右）和音樂人艾爾頓·約翰（左）。
那些被事先介紹漢娜來自社會上層家庭的學生，判斷她的回答表現出了較高的能力，並且回憶出她多數回答都正確；那些認為漢娜來自社會下層家庭的學生，判定她的能力低於她的年級水平，回憶出她幾乎答錯了一半題目。但是請注意：對兩組學生來說，第二部錄像帶是完全一樣的。因此我們看到，當刻板印象足夠強，而關於某人的信息又模稜兩可（不同於南希和保羅的例子）時，刻板印象能微妙地扭曲我們對個體的判斷。
最後，當人們的行為違背了我們的刻板印象時，我們會對他們做出比較極端的評價。當一個婦女在電影院排隊時，指責一個在她前面插隊的人（「你該排到最後去！」）會讓她比一位做出類似反應的男士還要顯得強硬。在社會心理學家蘇珊·菲斯克和她同事的證詞的支持下，美國最高法院注意到了這類刻板印象所起的作用。在這一案件中，普華永道公司，全美頂尖的會計公司之一，拒絕安·霍普金斯晉陞為合夥人。在88名晉陞候選人中，霍普金斯是惟一的女性，她給公司帶來的業務量位居第一，並且所在人都認為她是一個勤奮、嚴謹的人。但在一些人看來，她需要參加「禮儀學校的培訓課程」，學習「像女人一樣走路，像女人一樣說話，像女人一樣穿著打扮……」。在仔細考慮了案情以及刻板印象的相關研究之後，最高法院於1989年做出裁決，認為鼓勵男性而不是女性更加進取，是「基於性別」的行為：
我們開庭並不是要確認霍普金斯夫人是否友善，而是要裁定合夥人對其人格的負面反應是否是因為她是女性……一個僱主反對女性表現出來的進取精神，但她的職位又需要這一品質，這讓女性處於難以容忍的兩難境地：如果行為積極進取，她們將得不到一份工作；如果不積極進取，她們也得不到一份工作。
小結
偏見和刻板印象會造成非常重要的後果，尤其是當它非常強烈的時候，在判斷不瞭解的個體的時候，在就整個群體進行決策的時候。刻板印象一旦形成，就趨向於永久存在，並且抗拒改變。它們還會通過自我實現的預言創造出相應的現實。偏見通過讓人擔心其他人會刻板化地看待自己，利用刻板印象威脅來妨礙一個人的表現。
作者後記：我們能夠減少偏見嗎
相對於減少偏見而言，社會心理學家在解釋偏見方面做得更為成功。因為偏見源於很多相互關聯的因素，所以沒有簡單的糾正方法。不過，現在我們有望找到一些辦法來減少偏見：假如不平等的狀態滋生偏見，那麼我們可以謀求建立合作、地位平等的關係。如果偏見常常使得歧視行為合理化，那我們可以通過法律要求非歧視。如果社會制度支持偏見，那麼我們就取消這些支持（例如，說服媒體宣揚種族和睦）。如果外群體看起來比事實上更不像某人自己的群體，那麼我們可以努力將他們的成員個性化。如果自發的偏見導致我們做出一些讓我們愧疚的行為，那麼我們可以利用這種愧疚感激勵我們打破偏見。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一系列這類矯正方法一直在得以應用，種族和性別偏見的確減弱了。社會心理學的研究也一直在幫助突破歧視的壁壘。
蘇珊·菲斯克後來寫道：「代表安·霍普金斯來作證，我們是冒了很多風險的，這一點毫無疑問。」
據我們所知，以前沒有人把有關刻板化的社會心理學引入性別歧視的案件中……假如我們獲得成功，我們將讓有關刻板印象的最新研究從塵封的期刊中走出來，進入法庭辯論的泥潭，在那裡也許會有用。假如我們失敗了，我們將傷害我們的委託人，抵毀社會心理學的形象，損害我作為一名科學家的聲譽。當時，我對於我們的證詞是否最終能在最高法院獲勝沒有一點把握。
本世紀能否繼續取得進展，或者是否會像人口增加、資源減少的時期容易發生的那樣，對立再次演變為公開的敵意，對此，我們還要拭目以待。
[1]再分類（subtyping）：通過把偏離其刻板印象的人視為擁有不同特質的特別類群，將他們進行歸類。
[2]再分群（subgrouping）：通過形成子群體的新刻板印象，將偏離其刻板印象的人進行歸類。
[3]刻板印象威脅（stereotype threat）：擔憂他人基於負面的刻板印象來評價自己。刻板印象威脅的情境能馬上發揮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