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刻板印象和偏見，還有助於瞭解我們的心理機制是如何發揮作用的。我們思考世界、簡化世界的方式如何影響我們的刻板印象，以及刻板印象又如何影響我們的判斷。
上述有關偏見的說法大都發表於20世紀60年代——但接下來要講的內容則有所不同。對偏見的這種全新視角興起於20世紀90年代，2100多篇有關刻板印象的研究論文促進了這一觀點的發展，它應用最新的研究成果來探討社會思維。這種視角的基本觀點是：刻板信念和偏見態度的存在，不僅僅是因為社會的條件作用以及因為這些條件作用能讓人們發洩敵意，還因為它們是正常思維過程的副產品。許多刻板印象，與其說源於內心深處的怨恨，還不如說產生於心理活動機制。錯覺是我們解釋世界過程的副產品，與此類似，刻板印象也是我們簡化複雜世界的心理機制的副產品。
類別化：將人歸入不同群體
我們簡化世界的方法之一就是分類——通過把客體歸入不同的類別來組織世界。生物學家區分出植物和動物。一個人也會將人分類。這樣做了之後，我們思考這些事物的時候就會更輕鬆。如果一個群體內部的人具有一些相似性：如「門薩」（MENSA，世界頂級智商俱樂部——編者注）成員大都很聰明，籃球運動員大都很高，那麼我們瞭解一個人的群體成員身份，就可以不費吹灰之力獲得很多有用的信息。刻板印象有時能提供「獲得信息與付出努力二者間的一個較好收益率」。正因為如此，海關檢查員和飛機反劫機人員對可疑分子給出了「外形描述」。
自發類別化
在以下情形中，我們會發現依賴刻板印象能使我們既輕鬆又高效：
時間緊迫
心事重重
疲憊不堪
情緒激昂
年輕氣盛而無法包容多樣性
種族和性別，是當今世界最有效的對人進行分類的方式。想像一下，湯姆，45歲，非裔美國人，新奧爾良房地產代理商。我可以推測，「黑人男性」形象遠比「中年人」、「商人」和「美國南方人」等類別要突出。而且，當呈現黑人或白人的個體照片時，我們的大腦有不同的反應，這種差異大約在最初的1/10秒就開始了。
實驗結果表明，我們會根據種族對人進行自發分類。正如顏色實際上是一個連續光譜，但我們把它知覺為不同的顏色一樣，我們無法抗拒將人歸入不同群體的傾向。人們的祖先千差萬別，我們簡單地將他們標定為「黑人」或「白人」，就好像這些類別黑白分明一樣。當人們觀看不同的人發表言論時，他們常常不記得誰說了什麼，但是他們記得每個發言者的種族。這種類別化本身並不是偏見，但它的確為偏見提供了基礎。
事實上，偏見是必要的。在社會同一性理論看來，那些對自己的社會身份敏感的人，會十分關注他們自己，準確地把人們區分為「我們」或「他們」。為了檢驗這一預測，吉姆·布拉斯科維奇和他的合作者比較了具有種族偏見的人（他們能敏銳地感受到自己的種族同一性）和沒有種族偏見的人——經過證實他們能同樣快速地分辨黑色、白色和灰色的橢圓形物體，但是兩組人分別花了多長時間將人按種族進行分類呢？尤其在所呈現面孔的種族特徵模稜兩可的時候（圖5），具有種族偏見的人花費的時間更長，更明顯地在考慮把人歸類為「我們」（某人自己的種族）還是「他們」（另一個種族）。偏見要求必須進行種族分類。
圖5 種族分類
快速回答：這個人屬於什麼種族？偏見少的人反應較快，因為他們不那麼明顯地擔心把人分錯了類別（就好像在想「誰在乎呢？」）。
知覺到的相似性和差異性
請畫出以下物品：蘋果、椅子和鉛筆。
讓一個群體中的物品看上去比實際上的更為一致，這種強烈傾向普遍存在。你看到的蘋果都是紅的嗎？你的椅子都是直背的嗎？你的鉛筆都是黃色的嗎？一旦我們把兩個日子歸在同一月份，那麼與跨月份但間隔相同的兩個日子相比，它們看起來就更相像，氣溫更接近。比如說，人們來猜測8天平均氣溫的差別，11月15日至23日之間的氣溫差異比11月30日至12月8日之間的氣溫差異要小。
對人也一樣。一旦我們把人分成群體——運動員、戲劇專業學生、數學教授——我們就有可能誇大群體內部的相似性和群體之間的差異性。僅僅區分出群組，就能造成「外群體同質效應[1]」——即認為他們都是「相似的」，不同於「我們」和「我們的」群體。因為我們一般都喜歡那些我們覺得與自己相似的人，不喜歡那些我們認為與自己不一樣的人，所以，內群體偏好是一個很自然的結果。
僅僅是群體決策這一事實，也能使外人高估一個群體的全體一致性。如果保守派憑借微弱優勢贏得全國的大選，觀察者就會推斷「人們已經轉向保守」。如果自由主義者以類似的微弱優勢獲勝，儘管選舉人的態度基本上沒變，但觀察者會認為整個國家具有一種「自由主義的心態」。斯科特·艾利森及其合作者注意到，無論決定是按多數人原則做出的還是由指定的群體領導做出的，人們通常會假定該決定反映了整個群體的態度。在1994年的美國大選中，共和黨以53%的選票（該選舉中大部分成年人沒有投票）控制了國會——被評論員解釋為美國政治上的一場「革命」、一次「巨大勝利」、一次「突變」。甚至在2000年的美國總統選舉當中，事實上的平局，被某些人解釋成對落選者阿爾·戈爾的拋棄，而他實際上贏得了更多的選票。
當面對我們自己的群體時，我們更容易看到多樣性：
歐洲以外的很多人將瑞士人看成非常相似的人。但對瑞士人來說，瑞士人是多種多樣的，包括講法語、德語和意大利語的群體。
許多盎格魯血統的美國人把「拉丁美洲人」混為一談。墨西哥裔美國人、古巴裔美國人和波多黎各美國人則能看出重要的差別。
女生聯誼會成員容易把她們自己的成員看成大雜燴，而認為其他聯誼會的成員則大同小異。
一般而言，我們越是熟悉某一社會群體，我們就會看到越多的多樣性。我們越是不熟悉，我們的刻板印象就越嚴重。同樣，一個群體的規模越小、力量越弱，我們對他們的關注也就越少，我們的刻板印象也就越嚴重。我們所關注的，是那些有權有勢的群體。
也許你已經注意到：他們——你自己的種族群體以外的其他任何種族的成員——甚至看起來都很相似。我們中的許多人都有令我們尷尬不已的記憶：將另一個種族的兩個人混淆為一個人，結果被我們叫錯名字的人提醒說：「你以為我們所有人看起來都一樣」。美國學者布裡格姆、錢斯、戈爾茨坦和馬爾帕斯，蘇格蘭學者埃利斯通過實驗發現，與我們自己種族的人相比，其他種族的人的確看起來更為相像。他們向白人大學生顯示幾張白人和黑人的面孔，然後要求他們從一排照片當中挑選出這些曾看過的面孔，結果顯示出同種偏差[2]的存在。白人大學生能更準確地再認白人面孔而非黑人面孔，他們常常錯誤地選擇一些從沒有看過的黑人面孔。（後續研究還發現存在「同齡偏差」：人們能更準確地再認與自己年齡相仿的人。）白人被試能更準確地再認白人的面孔而非黑人面孔；黑人被試能更準確地再認黑人的面孔而非白人面孔。
圖6 同種偏差
如圖6所示，與識別白人面孔的情況相比，黑人更容易辨別其他黑人的面孔。美籍西班牙人更容易識別幾個小時前見過的其他美籍西班牙人，不容易辨別同樣在此之前見過的盎格魯人。
實驗室以外的情況也同樣如此。例如，丹尼爾·賴特及其同事發現，先讓一名黑人研究者或者白人研究者在南非和英國的購物中心接近黑人或者白人，隨後要求這些被試從一隊人中辨認出實驗者，結果表明人們能更好地識別出與他們同一種族的人。這並不是說我們不能感知其他種族面孔之間的差異。實際上當我們看到另一個種族群體的面孔時，我們首先注意到的是種族（「這個人是黑人」），而不是個人特徵。當觀看我們自己種族的面孔時，我們相對較少去考慮其種族，而是更多地關注於個人的細節。
獨特性：感知那些突出的人
我們感知世界的其他方式也會導致刻板印象的產生。獨特的人、生動或者極端的事件往往能吸引我們的注意力並歪曲我們的判斷。
獨特的人
你有沒有發現自己曾經經歷過這樣的情境：你周圍與你相同性別、種族或國籍的人只有你自己？如果這樣，那麼你的與眾不同可能會使你更引人注目，成為人們關注的目標。一位身處白人群體之中的黑人，一位身處女性群體中的男士，或者是一位身處男性群體之中的女士，都會顯得比較突出、有影響力，這個人的優點或缺點都會被誇大。當群體中的某個人變得顯而易見（顯著）時，我們傾向於認為發生的所有事情都是這個人引起的。假如我們把目光定位在喬身上，那麼儘管他只是一名普通的群體成員，但喬看上去對群體具有超乎尋常的影響力。吸引我們注意的人，似乎對所發生的一切承擔更大的責任。
你是否注意到，人們也是以你最獨特的特質和行為來描述你。洛麗·納爾遜和戴爾·米勒報告說，如果向人們介紹某人既是跳傘運動員又是網球運動員，那麼他們會想起來他是一名跳傘運動員。當要求為這個人挑選一本禮品書的時候，人們會挑選跳傘書籍而不是網球書籍。一位既養寵物蛇又養寵物狗的人，看上去更像是養蛇而不是養狗的人。人們同樣也關注那些違背期望的人。「意料之外的智慧更為奪目，就像冬天盛開的花朵，」斯蒂芬·卡特說出了自己作為一名非裔美國知識分子的體會。這種知覺到的獨特性使得來自社會底層但很有才能的求職者更容易脫穎而出，儘管他們也必須努力工作以證實自己的真才實學。
埃倫·蘭格和洛伊絲·英伯非常巧妙地證明了人們如何關注那些與眾不同的人。他們讓哈佛的大學生觀看一位男士閱讀的錄像。當引導大學生認識到這個人非同尋常——癌症患者、同性戀者或百萬富翁時，大學生表現出了更多的關注。他們發現了其他觀察者所忽略的一些特徵，他們對這個人的評價也比較極端。與其他觀眾相比，那些認為自己正在面對一名癌症患者的大學生注意到了對方與眾不同的面部特徵和軀體活動，因此更傾向於認為這個人大大「不同於大多數人」。我們對與眾不同者的極度關注製造了一種錯覺，使得這些人比實際上更顯得與眾不同。如果人們認為你擁有天才般的智商，那他們就會留意到許多你身上那些平常被人忽略不計的事情。
形象獨特的人吸引人們的注意力，如休斯敦火箭隊身高2.29米的隊員姚明。
當周圍都是白人的時候，黑人有時能覺察到人們針對他們的獨特之處所做出的反應。許多人說到自己被目不轉睛地盯著或者被人怒目而視，遭遇的評論不顧及他人感受，或者受到的服務很差。有時我們會錯誤地認為他人的反應是針對我們的獨特性的。在達特茅斯學院，羅伯特·克萊克和安傑洛·施特塔發現了這一現象。他們讓女大學生覺得自己變醜了。女生們以為這個實驗的目的是要評估某些人對她們面部通過誇張的化妝製造出來的疤痕會如何反應。疤痕在右側臉頰，從耳朵一直到嘴。事實上，實驗的目的是要看這些女生在感到自己的怪模怪樣之後，會如何看待他人針對自己所做出的行為。化妝之後，實驗者會給每位女生一面小鏡子，讓她們看到臉上逼真的疤痕。女生放下手中的鏡子之後，實驗者就使用一些「保濕霜」，以「避免疤痕出現裂紋」。事實上，「保濕霜」的作用是去除疤痕。
接下去的場景是令人痛苦的。一位年輕女性因為擔心自己本已醜化的臉龐而自我感覺糟糕透頂，她與另一位女士交談，後者其實根本看不到這種醜態，對此前發生的一切事情一無所知。如果你的自我意識也曾有過類似的感受——也許是某種生理殘疾、粉刺，甚至是某日的髮型很糟糕——那麼也許你就能理解那些女生此時此刻的自我感受了。與那些被告知她們的談話對像只是認為她們有些過敏的女生相比，那些「被醜化」的女生對同伴觀看自己的方式變得十分敏感。她們將談話夥伴評價為緊張、冷漠、傲慢。事實上，事後觀看錄像帶的觀察者分析了談話夥伴是如何對待「被醜化」的人的，結果發現並不存在這種對待上的差別。「被醜化」的女性自我感覺變得不一樣了，進而曲解了他人的行為方式和評價，而在其他情形下她們並不會注意到這類誤解。
因此，即使雙方都是善意的，一個強勢的人和一個弱勢的人之間自我意識的相互作用仍會令人感到緊張。湯姆是個公開的同性戀者，他遇到異性戀的比爾。寬容的比爾希望自己的反應不帶任何偏見，但比爾對自己不是很有把握，他略微猶豫了一下。然而，湯姆預期大多數人會持有負面態度，他把比爾的猶豫錯誤地理解為是一種敵意，他的回應似乎有點懷恨在心。
任何人都能體驗到這種現象。多數派群體成員往往心裡清楚少數派成員對於他們的刻板印象——「元刻板印象」。即使是相對沒有偏見的加拿大白人、以色列猶太人、美國基督徒，也會感到其他少數派群體對他們的刻板印象是持有偏見、傲慢或儼然一副屈尊俯就的樣子。如果喬治擔心加默爾把自己視為「有教養的種族主義者」，那麼他在同加默爾交談的時候就會時刻加以提防。
人們的污名意識千差萬別。污名意識就是人們在多大程度上預期他人會對他們產生刻板印象。例如，男同性戀和女同性戀對於其他人怎樣從同性戀的角度來「解釋我的所作所為」上的假定程度是有差異的。把自己看成是流行偏見的受害者，這既有積極意義，也有消極意義。消極的一面在於：那些認為自己屢屢成為受害者的人會生活在刻板印象的威脅、想像中的對立等壓力當中，因此體驗到較低的幸福感。居住在歐洲、具有污名意識的美國人認為歐洲人比較反感美國人，與那些感覺被接納的美國人相比，感到活得更累。
對於差異的自我意識影響了我們如何解釋他人的行為
積極的一面在於：偏見知覺為個體的自尊提供了緩衝。如果某人骯髒不堪，他會說「噢，人們並不是針對我個人。」此外，知覺到的偏見和歧視強化了我們的社會同一性，讓我們做好準備參與集體性的社會行動。
生動的案例
我們的內心也利用一些獨特的案例，以此作為判斷群體的一條捷徑。黑人是優秀的運動員嗎？「嗯，看看威廉姆斯姐妹和奧尼爾，是的，我想是這麼回事。」注意這裡所採用的思維過程：針對特定的某一社會群體，已知有限的經驗，我們回憶案例，並由此概括出結論。不僅如此，遇到負面刻板印象的典型例子時（比如說，遇到一位有敵意的黑人），這種刻板印象就會被啟動，導致我們盡可能地減少與該群體的接觸。
根據個別案例來概括會引起一些問題。儘管生動的例子更容易出現在回憶之中，但它們很難代表更大的群體。傑出的運動員雖然鶴立雞群、令人難忘，但對於判斷整個群體的運動天賦情況並不是最好的依據。
來看看1990年蓋洛普的民意調查報告，報告表明普通的美國人都大大地高估了美國人口當中黑人和西班牙裔的人口比例（見圖7）。2002年的蓋洛普民意調查發現，普通的美國人認為21%的男性和22%的女性是同性戀，而重複調查表明，同性性取向的男性約為3%～4%，女性約為1%～2%。
邁倫·羅思巴特及其同事發現，獨特的案例也會強化刻板印象。他們讓俄勒岡大學的學生觀看50張幻燈片，每張幻燈片都描述了一位男士的身高。對其中一組學生來說，50張幻燈片中有10張的男士身高略高於1.8米（最高為1.93米）。對另一組學生來說，其中10位男士身高明顯超過1.8米（最高為2.1米）。隨後詢問這些學生這些男士中身高超過1.8米的人有多少。那些接觸適中身高樣例的人，印象當中高個子比實際要多出5%；而那些接觸極端身高樣例的人，印象當中高個子比實際要多出50%。在後續的一個實驗中，學生們閱讀有關這50位男士所作所為的描述，其中10人要麼有過諸如偽造罪這樣的非暴力犯罪，要麼有過強姦之類的暴力犯罪，那些看過暴力犯罪描述清單的學生，大都高估犯罪行為的數量。
圖7
獨特、極端的案例具有吸引注意力的效果，這有助於解釋為什麼中產階層人士會極力誇大他們與下層階級的差異。我們對一個群體瞭解得越少，就越容易受少數生動案例的影響。人們對「福利女王」（對靠政府救濟生活的黑人婦女的貶稱——編者注）的刻板印象是她們開著卡迪拉克四處招搖，但實際情形恰恰相反，生活貧困的人通常與中產階層有著同樣的志向，他們更願自食其力而不是接受公共救濟。
獨特事件
刻板印象假定在群體成員身份和個人特徵之間存在某種相關性（「意大利人多愁善感」，「猶太人精明能幹」，「會計師吹毛求疵」）。即使在最理想的情況下，我們對非同尋常的事情的格外關注也會產生出一些虛假相關。因為我們對獨特事件比較敏感，所以當兩件這樣的事情同時發生時就特別引人注意——比非同尋常的事情單獨發生更加惹人注目。因此，魯珀特·布朗和阿曼達·史密斯發現英國的大學老師會過高地估計他們大學裡女性高級教員的數量（儘管引人注意但相對少見）。
戴維·漢密爾頓和羅伯特·吉福德在一個經典實驗中證實了虛假相關的存在。他們給大學生呈現上面有許多人的幻燈片，這些人要麼屬於「A組」，要麼屬於「B組」，並且告訴他們兩組的成員做了一些好事或壞事。例如，「約翰，A組成員，他探望了一位生病住院的朋友」。對A組成員的描述比B組多一倍，但兩組中好事和壞事的比例都是4:9。因為B組和壞事出現的頻率都相對較低，所以當它們共同出現時——如艾倫，B組成員，他把停在路邊的小汽車的擋泥板撞癟了，但沒有留下自己的名字——就成為了一個非同尋常的組合而抓住了人們的注意力。因此，參加實驗的大學生們就會高估「少數派」群體（B組）行為不當的頻率，並且對B組的評價相對比較苛刻。
請記住，B組人做壞事的比率與A組實際上是完全一樣的。而且，這些大學生對B組成員並沒有預先存在的偏好或對立的偏見，與任何日常生活體驗相比，他們在實驗中接受的信息相對而言更加系統。儘管研究者還在爭論這種現象的原因，但他們一致認為確實出現了虛假相關，並且為種族刻板印象的形成提供了又一個來源。
大眾媒體反映並助長了這種現象。當一個自稱是同性戀的人謀殺某人或者對其實施性虐待，人們往往會提到同性戀這一點。如果某個異性戀的人做了同樣的事情，他的性取向卻很少會被提及。同樣道理，當有精神病史的馬克·查普曼和約翰·辛克利分別射殺約翰·列儂和裡根總統之後，殺手的精神病史主導了人們的注意力。殺手和因精神病住院，兩者都是相對少見的，二者結合在一起就特別具有新聞價值。這樣的報道加深了人們的錯覺，讓人們誤以為暴力傾向和同性戀或者住精神病院二者之間有很大的關係。
我們往往有預先存在的種種偏見，這一點與上面對A組和B組進行判斷的大學生很不一樣。戴維·漢密爾頓與特倫斯·羅斯一同開展的進一步研究顯示，我們預先存在的刻板印象能引導我們「看到」根本不存在的聯繫。研究者讓加州大學聖巴巴拉分校的學生閱讀一些句子，句子採用了各種形容詞來描述不同職業群體的人士（道格是一名會計、膽小害羞、細緻周到）。事實上，在描述每個職業的時候，每個形容詞所採用的頻率是相同的。會計、醫生和推銷員按同樣的頻率被描述為膽小害羞、富有、健談。但是，這些大學生認為他們看到了更多的有關會計害羞、醫生富有、推銷員健談的書面描述。他們的刻板印象讓他們感知到了根本不存在的關聯性，其刻板印象也因而得以保持。
歸因：這是一個公正的世界嗎
在解釋別人的行為時，我們常常犯基本歸因錯誤：我們總是熱衷於將人們的行為歸結於他們的內在傾向，而忽視那些重要的情境力量。之所以犯這類錯誤，部分原因在於我們關注的焦點在人而不是情境。一個人的種族或性別總是鮮明而引人注意的，而作用於這個人的情境力量通常卻不那麼顯而易見。我們常常忽略奴隸制度是奴隸行為的原因之一，代之以奴隸們自身的天性來解釋奴隸行為。就在不久之前，我們在解釋已知的男女差異時，同樣的思路再次重現。由於性別角色的約束難以看到，所以我們把男性與女性的行為簡單地歸結為他們的天生傾向。人們越是認為人的特質是一成不變的，他們的刻板印象就越強烈。
利群偏差
托馬斯·佩蒂格魯的研究表明了歸因錯誤是如何使得人們在解釋群體成員的行為時出現偏差的。我們總是對自己群體的成員給予善意的理解：「她之所以捐贈是因為她心腸好；他不捐贈是迫於目前的處境。」在解釋其他群體的成員行為時，我們更容易從最壞的角度去設想：「他之所以捐贈是為了博得好感；她不捐贈是因為她很自私。」因此，就像我們在前面所提到的那樣，同樣的推搡動作，如果是白人所為，那麼就會被認為只是「鬧著玩」；一旦是黑人所為，就會變成「暴力行為」。
外群體成員的積極行為相對而言經常被人忽略。它可以被視為只是一個「特例」（他的確聰明並且努力——完全不像其他人……），由於運氣或者某種特殊優勢（她之所以被錄取，可能僅僅是因為她報考的那所醫學院必須完成女生招生名額），由於情境的要求（在那種情形下，那個吝嗇的蘇格蘭人除了掏錢照單結賬還能幹什麼？），或者歸因於額外的努力（亞洲學生成績之所以比較好，是因為他們太用功了）。處於不利位置的群體、強調謙虛的群體（諸如中國人），較少表現出這種利群偏差[3]。
利群偏差能非常微妙地影響我們的言語風格。帕多瓦大學一組由安妮·馬斯領導的學者發現，內群體其他成員的積極行為往往被描述成一種普遍品性（例如，露西樂於助人）。當同樣的行為是由外群體的成員所為時，人們常常將其描述為一個特定、孤立的行動（瑪麗亞為那個拄枴杖的男人打開了門）。當我們描述消極行為時，特點正好相反：「喬推了她一下」，對應於「胡安好鬥」。馬斯把這種利群偏差稱為「語言性群體間偏差」。
我們在前面提到過，指責他人能為指責者本人的優越地位提供辯護（見表1）。責備的出現，是因為人們把外群體的失敗歸結於該群體成員的內在品性有缺陷。正如邁爾斯·休斯敦所言：「他們失敗是因為他們很笨；我們失敗是因為我們沒有嘗試。」如果女性、黑人或者猶太人受人虐待，那他們一定是多少有些咎由自取。當英國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際讓一群德國平民去參觀貝爾根—貝爾森集中營的時候，一名德國人的反應是：「這些囚犯一定犯了特別可怕的罪行所以才會受到這樣的懲罰。」
表1 自我強化的社會同一性如何支持刻板印象
公正世界現象
在滑鐵盧大學和肯塔基大學經過一系列的研究之後，梅爾文·勒納及其同事發現，僅僅是觀察到其他無辜者受害，就足以讓受害者顯得不那麼值得尊敬。設想你同其他人一道，參加了勒納的一項被說成是感受情緒線索的研究。以抽獎的方式選擇一名參與者承擔一項記憶任務。這個人一旦給出錯誤答案，就要接受痛苦的電擊。你和其他人要注意他的情緒反應。
在觀看了受害者接受這些顯然十分痛苦的電擊之後，實驗者讓你對受害者進行評價。你會怎麼回應呢？是深表同情的憐憫嗎？我們可能會這樣期待。就像愛默生所寫的那樣：「受難者是無法玷污的。」與此相反，實驗結果表明，受難者是可以被玷污的。當觀察者無力改變受害者的命運時，他們就經常會否定和貶低受害者。羅馬諷刺作家尤維納利斯早就預見到了這樣的結果：「羅馬盜賊信奉的是運氣……他們討厭那些被判過刑的人。」
琳達·卡莉和她的同事指出，這種公正世界現象[4]會影響我們對強姦受害者的印象。卡莉讓人閱讀有關一個男性和一個女性交往的詳細描述。例如，一個女性和她的老闆相約共進晚餐，她來到老闆的家，每人飲了一杯紅酒。有些人閱讀的故事有一個快樂的結局：「他將我引到沙發旁。握著我的手，向我求婚。」事後看來，人們不覺得這個結局有什麼大驚小怪，還十分讚賞男女主人公的表現。其他人看到的故事則是另一個不同的結局：「但他隨後變得非常粗暴，把我推向沙發。他把我按倒在沙發上，強姦了我。」如果是這個結局，人們會覺得它在所難免，並且指責那位女士故事前段當中的行為就有失妥當。
勒納指出，之所以存在這種對不幸者的貶低，是因為人們需要相信：「我是一個公正的人，生活在一個公正的世界，這個世界的人們得到他們應得的東西。」他說，從很小時開始，我們受到的教育就是「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勤奮工作和高尚情操會換來獎賞，而懶惰和不道德則不會有好結果。由此我們很容易進一步認定春風得意的人必然是好人，而受苦受難的人是命中注定的。
最經典的例子是基督教《舊約全書》中有關約伯的故事。約伯是一位好人，卻歷經可怕的厄運。約伯的朋友紛紛猜測，這個世界是公平的，約伯一定是做了什麼缺德的事，引發這樣可怕的苦難。跟約伯的朋友一樣，三分之二的美國人認同這樣的說法：「大多數一事無成的人不應該責怪這個體制，他們只能怪他們自己。」因此，意在糾正以往歧視現象的《反歧視行動法案》之所以遇到一些抵制，不僅僅是偏見的原因，還在於有人認為《反歧視行動法案》違反了公正和公平的原則。
公正世界現象
這類研究表明，人們之所以對社會不公漠不關心，並不是因為他們不關心公正，而是因為他們眼裡看不到不公正。那些相信世界是公正的人，認為強姦受害者一定行為輕佻；遭遇虐待的配偶一定是自作自受；窮人注定就過不上好日子；生病的人應該為他們的疾病負責。這些信念使得成功人士確信他們所得到的一切也是完全應得的。富有和健康的人看到的是自己的好運、別人的厄運，一切都是天經地義的。把好運和美德、厄運和不道德聯繫起來，能使幸運的人在自豪的同時，也不必對不幸的人承擔責任。
人們厭惡失敗者，即使失敗者倒霉的原因顯然僅僅是運氣不好。人們明白賭博結果純粹是運氣的好壞，不應該影響他們對賭博者的評價。然而，他們還是忍不住要放馬後炮——根據人們的結果去評價他們。好的決策也可能帶來壞的結果，可人們無視這一事實，他們認定失敗者能力較差。與此類似，律師和股市投機商可能根據自己的結果來評價自己。成功的時候自鳴得意，失敗的時候自責不已。不能說天才和主動性與成功無關，但公正世界假設低估了不可控因素，這些因素會使一個人竭盡全力的努力付諸東流。
小結
近期的研究對偏見有了新的視角，這些研究展示了支持偏見的刻板印象怎樣成為我們思維——我們簡化世界的方式——的副產品。首先，將人分門別類的做法，誇大了群體內部的一致性和群體之間的差異性。第二，一個與眾不同的個體，諸如唯一的一位少數派人士，具有引人注目的特點。這種人會讓我們意識到在其他情形下注意不到的差異。兩個獨特事件的發生——或許是一位少數派人士犯了一種非同尋常的罪行——幫助建立了人與行為之間的虛假相關。第三，將他人的行為歸結於內在品質，會導致利群偏差：將外群體成員的消極行為歸結於他們的天生特點，對他們的積極行為則搪塞過去。指責受害者，還源於一個公認的假設：因為這是一個公正的世界，人們得到的是他們應得的一切。
[1]外群體同質效應（outgroup homogeneity effect）：感覺外群體成員之間比內群體成員更相似；因此「他們是相似的；我們是不同的」。
[2]同種偏差（own-race bias）：人們能更準確地識別自己種族面孔的傾向。
[3]利群偏差（group-serving bias）：為外群體成員的正面行為辯解；將負面行為歸因於他們的內在品質（同時為自己群體這樣的行為尋求借口）。
[4]公正世界現象（just-world phenomenon）：人們傾向於相信世界是公正的，因此人們能得到他們應得的，得到的都是應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