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見可能由於社會情境而滋生，但偏見中的敵意以及希望沒有偏見的願望背後都有動機方面的原因。挫折感可以激發偏見，如同想看到自己的群體高人一等的意願一樣。但有些時候，人們也希望避免偏見。
挫折與攻擊：替罪羊理論
痛苦和挫折（目標受阻）常常引起敵意。當我們遭遇挫折的原因令人膽怯或者尚未可知的時候，我們往往會轉移我們的敵對方向，這種「替代性攻擊」現象，也許助長了（美國）內戰之後南方地區對美國黑人濫施私刑的行為。1882～1930年之間，當棉花價格下跌、經濟受挫的時候，濫用私刑的情況大體就越嚴重。近幾十年來，仇視性犯罪似乎並不隨著失業率的波動而波動，但是，當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的時候，社會民眾就對（民族）多樣性和反歧視法案持更開放的態度。繁榮時期，民族和睦更容易維護。
替罪羊為挫折和敵意提供了一個發洩渠道
這種替代性攻擊的目標是變化不定的。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戰敗之後又出現經濟的混亂，許多德國人都把猶太人看成是罪魁禍首。早在希特勒掌權之前，德國一位領導人就闡述道：「猶太人只不過是替罪羊……如果沒有猶太人，反猶太分子也會創造出猶太人來。」在幾世紀以前，人們曾經把他們的恐懼和敵意發洩到女巫身上，女巫有時在公共場合被燒死或溺死。憤怒激起了偏見。
競爭是挫折的來源之一。當兩個群體為工作、住房或社會聲望而競爭的時候，一個群體實現了目標，這將成為另一個群體的挫折。因此，現實群體衝突理論[1]認為，一旦群體為稀缺資源而競爭，就會出現偏見。高斯定律就是一個與此有關的生態學原則，它認為有同樣需求的物種之間的競爭是最激烈的。
例如，西歐有些人讚成這種說法，「過去5年當中，像你這樣的人經濟狀況比大多數（該國某個少數民族）人都差。」這些飽受挫折的人公然表現出相對較高的偏見。在加拿大，自1975年開始，加拿大人對移民的牴觸隨失業率而上下波動。在美國，敵視黑人的偏見在那些社會經濟地位與黑人最為接近的白人身上表現得最為強烈。當利益發生衝突時，偏見——對某些人來說——就成為報復的手段。
任何對自己不滿意的人，隨時都準備好了進行報復。
——尼采
社會同一性理論：感覺自己比他人優越
人是群居性動物。我們的祖先教會了我們如何滿足和保護我們自己——在群體中生存。人類為其所在的群體而歡呼，為之而殺戮，為之而獻身。澳大利亞社會心理學家約翰·特納和米歇爾·霍格以及他們的同事注意到，我們還很自然地以我們的群體來描述自己。自我概念——我們感覺自己是誰——所包含的不僅僅是個人同一性（我們對自己的個人特性和態度的感受），而且還是一種社會同一性[2]。菲奧娜把自己看做一位女性，一名澳洲人，一名工黨黨員，一名新南威爾士大學的學生，一名麥克唐納家族的成員。我們肩負如此多的社會身份，如同玩紙牌，在最恰當的時候打出各張牌。
在與英國已故社會心理學家亨利·托什菲爾一起工作時，特納提出了社會同一性理論。特納與托什菲爾觀察到以下現象：
我們歸類：我們發現將人，包括我們自己，歸入各種類別是很有用的。在表述某人的其他事情的時候，給這個人貼上印度人、蘇格蘭人或公共汽車司機的標籤，不失為一種簡單有效的方法。
我們認同：我們將自己與特定的群體（我們的內群體[3]）聯繫起來，並以此獲得自尊。
我們比較：我們將自己的群體與其他群體（外群體[4]）進行比較，並且偏愛自己的群體。
我們在評價自己的時候，會部分地依據自己的群體成員身份。擁有一種「我們」的感覺能增強我們的自我概念。這種「感覺」好極了。我們不僅在群體中為我們自己尋求尊重，還在群體中尋求自豪感。而且，認為我們的群體比較優秀，有助於讓我們感覺更好。這就像我們都想過的，「我是一名X（你的群體）。X很優秀，所以，我也很優秀。」
人們傾向於積極地描述自己的群體，以便於能夠積極地評價自己。
——約翰 · 特納
圖4 個人同一性與社會同一性共同培育自尊
如果缺乏積極的個人同一性，人們往往會通過認同某一群體來獲得自尊。因此，很多年輕人通過加入幫派來尋找自豪感、權力和同一性；許多極端的愛國者以他們的國籍來描述自己。很多迷茫的人投身於新的宗教運動、自助群體或兄弟會後，在其活動中找到同一性（圖4）。
內群體偏見
以群體方式來描述你是誰——如你的種族、宗教、性別、所學專業——意味著描述你不是誰。包含「我們」（內群體）的圈子，自然就排除了「他們」（外群體）。因此，僅僅是感覺到被歸入某一群體，也可能增加內群體偏見[5]。如果問孩子們：「你們學校的學生和他們（附近另一所學校的學生）比起來，哪裡的學生更優秀？」基本上所有的孩子都會說自己學校的學生更優秀。對成年人來說也同樣如此，離家越近看上去就越好。超過80%的白人和黑人都認為他們鄰里之間的種族關係總體良好；但只有不到60%的人認為整個國家的種族關係總體良好。在實驗情境中，僅僅與某個人同一天生日就能建立足夠強大的聯繫，以激發密切的合作。
內群體偏見是人們尋求積極自我概念的又一個例證。我們的群體意識是如此之強烈，以至於只要有理由認為我們是一個群體，我們就會這麼做，隨後就會表現出內群體偏見。根據駕駛證的最後一位號碼將人們歸入不同的群體，他們就會感覺到號碼匹配的夥伴之間存在某種親密的關係。托什菲爾和比利希經過一系列的實驗發現，只需一些十分細微的線索，就能激發出人們對自己的偏袒和對他人的不公。在一項實驗中，托什菲爾和比利希讓英國的青少年評價現代抽像派繪畫，然後告訴他們，他們以及其他一些人更欣賞保羅·克利的畫，而不太喜歡瓦西裡·康定斯基的畫。最後，甚至在從沒有見到群體其他成員的情況下，這些青少年就開始在群體內的成員之間分錢了。
這個實驗以及其他一些實驗以如此微不足道的方式來定義群體，但也產生了內群體偏愛。懷爾德總結了典型的結果：「當獲得機會來分配15分的分值（相當於錢）時，被試一般都給自己的群體9～10分，其他群體5～6分。」這種偏見在不同性別、各種年齡、各種國籍的人身上都會發生，尤其是來自個人主義文化的人。（來自集體主義文化的人更認同所有的同伴，因而更能夠做到一視同仁。）
當我們的群體相對於外群體而言規模較小、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時候，我們更容易表現出內群體偏見。當我們屬於一個較小的群體，被一個較大的群體包圍時，我們同樣也會意識到我們的群體成員屬性；當我們內群體是多數派時，我們倒不怎麼容易想到它。在一些社交聚會當中，作為外國留學生、男同性戀或者女同性戀者、少數民族或弱勢性別的一員，人們能更敏銳地感受到自己的社會身份，並且做出相應的反應。
民族是一種歸屬感和一種位置感——陶醉於你們的歷史、你們民族的行為特徵、你周圍世界的音樂和熟悉的聲音。我不認為一種文化就比另一種文化更好。我只是認為它是一種你相對比較熟悉的文化。
——比爾·威爾遜
即使是毫無邏輯依據而形成的群體意識——比如，通過投擲硬幣來組建X組和Y組——也會產生某種內群體偏見。在庫爾特·馮內古特的小說《打鬧劇》當中，電腦給每個人名和姓之間取了一個中間名字；於是，所有中間名字為「Daffodil-11s」的人，感到他們彼此之間團結一致，疏遠那些中間名字為「Raspberry-13s」的人。自我服務偏見再次出現，使得人們獲得更積極的社會同一性：「我們」比「他們」好，即使「我們」和「他們」是隨機界定的！
因為我們有社會同一性，所以我們服從於我們的群體規範。我們為團隊、家庭和國家犧牲自我。我們可能不喜歡外群體。我們的社會同一性越重要，我們就越強烈地感受到對群體的依戀，而面對來自其他群體的威脅，我們的反應就越充滿偏見。伊斯蘭歷史學家、前耶路撒冷副市長梅倫·本維尼斯提說過，在耶路撒冷的猶太人和阿拉伯人當中，社會同一性對於自我概念來說是如此的重要，以至於它能不斷地提醒人們他們不是誰。因此，他生活在一個混合居住的街區，但他自己的孩子——令他驚訝的是——「沒有結識任何一位阿拉伯朋友」。
陶醉於折射的光輝。當牙買加裔加拿大賽跑選手本·約翰遜獲得奧林匹克100米冠軍後，加拿大媒體描述一位「加拿大人」取得了這一勝利。當約翰遜由於濫用類固醇而被取消金牌之後，加拿大媒體就開始強調他的「牙買加」身份。
當我們的群體已經獲得成功時，通過強烈地認同於該群體，我們也可以使自己感覺更好。當大學生在他們的橄欖球隊獲勝之後被人詢問時，他們通常回答「我們贏了」。當他們的球隊輸了以後被人問及時，他們更可能說「他們輸了」。對於那些剛剛經歷突如其來的自我打擊的個體，比如瞭解到他們在「創造力測驗」中表現很差，內群體成員的成功最讓他們洋洋自得。一位朋友的成就同樣讓我們沾光——除非這個朋友在某些與我們的同一性有關的事情上勝過我們。如果你認為自己是一個傑出的心理學學生，你可能因為一位朋友優秀的數學成績而感到高興。
內群體偏見是偏愛自己的群體。這種偏愛可以反映在：（1）喜歡內群體；（2）討厭外群體；（3）兩者兼而有之。如果兩者兼而有之，那麼對自己群體的忠誠應該會造成對其他群體的貶低。真是這樣嗎？種族自豪感會導致偏見嗎？強烈的女權主義認同，會使女權主義者討厭非女權主義者嗎？忠誠於某一男生或女生聯誼會，是否會導致其成員貶低那些獨立者和其他聯誼會的成員？
某些被「外群體」喜愛的事物可能會被賦予負面色彩
實驗同時支持兩種解釋。當人們敏銳地感受到自己的內群體身份時，諸如當人們與其他內群體成員在一起時，外群體刻板印象就容易盛行。在俱樂部聚會時，我們會強烈地感受到我們與其他俱樂部成員之間的差別。當預期自己的群體會遭遇偏見的時候，我們會更強烈地貶低外群體。
然而，內群體偏見的產生，可能是源於感覺到其他群體很糟糕，也可能是感覺自己的群體很不錯。因此，對我們自己的群體所持的積極感受，並不一定完全映射出對外群體同樣強烈的消極感受。積極投身於自己的種族、宗教和社會群體，有時的確使某人傾向於貶低其他的種族、宗教和社會群體，但這一系列關聯並非是自動化的。克裡斯托弗·沃爾斯科等人根據他們對大學生所做的研究指出，事實上，多元文化而非色盲視角，不會導致對群體差別的知覺更加敏銳。但是，多元文化觀所形成的刻板印象有的卻對外群體有利。他們指出，為了心理和社會健康，我們需要同時承認我們的個體獨特性、我們的群體同一性以及我們共同的人性。
父親、母親、我、姐姐和姑媽都說：所有與我們相像的人是「我們」，其他的每一個人都是「他們」。他們住在海的那一邊，而我們住在街對面。但你相信嗎？「他們」把「我們」視為只是他們中的一類！
——拉迪亞德·基普林
社會地位、自我關注和歸屬的需要
社會地位是相對的：要感覺自己有地位，就需要有人不如我們。因此，從偏見或任何地位等級系統中可以獲得的一個心理好處就是高人一等的感覺。大多數人都能回想起自己曾經因為別人的失敗而竊喜的情景——比如看見兄弟或姐妹被懲罰，或者同學考試不及格。在歐洲和北美，社會經濟地位低下或正在下滑的群體，以及那些積極的自我形象受到威脅的群體，偏見往往更為強烈。在一項研究中，同社會地位較高的女生聯誼會成員相比，社會地位較低的女生聯誼會成員更容易貶低其他的女生聯誼會。也許那些有著穩定社會地位的人對於優越感的需要相對弱一些。
然而，與地位低下相關聯的其他因素也可以解釋偏見現象。設想你是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的一名學生，參加了羅伯特·恰爾迪尼和肯尼思·理查森的一項實驗。你正獨自在校園裡漫步，有人走近你，並請你幫忙完成一項5分鐘的調查。你同意了。研究者給你一個簡短的「創造力測驗」，之後他告訴你一個消息：「你在這個測驗上的得分相對較低」，你備感挫折。然後，研究者在結束調查之前，向你詢問了若干有關你們學校或者一貫對手——亞利桑那大學——的評價性問題。你的受挫感會影響你對這兩所學校的評價嗎？通過對比自尊沒有受到威脅的控制組，體驗到挫折感的學生對他們自己學校的評價更高，對競爭對手的評價更低。顯然，通過吹噓自己的群體、詆毀外群體來維護自己的社會同一性，能夠膨脹一個人的自我意識。
是什麼導致朋黨結派？高中學生形成內群體並且貶低外群體（運動員、預科生、野蠻、討厭鬼）的傾向，是否助長了部落氛圍？近來在科羅拉多州科倫拜恩高中以及其他地方發生的校園屠殺案的事件背景當中是否有這種氛圍的影響？
詹姆斯·邁因德爾和梅爾文·勒納發現，一次丟臉的經歷——如不小心打翻了某人很重要的一疊電腦卡——會引起講英語的加拿大學生對講法語的加拿大學生表現出更多的敵意。特雷莎·阿馬比爾和安·格萊茲布魯克發現，達特茅斯學院那些被引發出不安全感的學生，在評價別人的工作時更加苛刻。
一次又一次的研究表明，考慮一下自己的死亡問題——寫一篇短文談談死亡以及因想到死亡而引發的情緒——也會引發人們足夠的不安全感，並會進一步強化內群體偏好和外群體偏見。在白人中，想到死亡甚至會使他們更青睞鼓吹自己群體優越性的種族主義分子。心中想到死亡的時候，人們就會採用「恐懼管理」策略，即蔑視那些不斷挑戰他們的世界觀、使他們感到更焦慮的人。當人們已經感覺到他們有可能死亡，偏見有助於支撐一個受到威脅的信念系統。不過，有關死亡的消息並非一無是處，想到死亡，也能導致人們努力追求公共的情感，如團結精神和利他主義。
所有這些都說明，一個懷疑自己的能力和獨立性的男人，可能通過宣稱女人的弱小和依賴是如何令人可憐，以此來誇耀自己的男子漢形象。當喬爾·格魯伯和蘭迪·克萊恩漢斯林克等人讓華盛頓州立大學的男生觀看一些年輕女士的求職面試錄像時，確實發現自我同一性低的男生不喜歡強勢、非傳統的女士，而自我同一性高的男生則喜歡這樣的女士。實驗研究證實了自我形象和偏見之間的聯繫：獲得肯定，人們將對外群體做出更積極的評價；而自尊受到威脅，人們就會詆毀外群體，以恢復自尊。
蔑視外群體還可以滿足另一種需要：對一個內群體的歸屬需要。知覺到一個共同的敵人會使一個群體變得團結起來。只有在與主要競爭對手較量的時候，派別精神才會變得少有的強烈。當員工都感到與管理層對立的時候，員工之間的同事情誼往往最為強烈。為了鞏固納粹對德國的統治，希特勒利用了「猶太威脅論」。蔑視外群體可以強化內群體。馬裡奧·米庫爾林塞和菲利普·謝弗指出，一旦歸屬感需要獲得滿足，人們就變得更為接納外群體。他們採用一些能夠引發歸屬感的詞（愛、支持、擁抱）和一些中性詞，對一些以色列學生進行閾下啟動。學生隨後閱讀一篇假定是由猶太學生或者阿拉伯學生寫的文章。當以中性詞啟動時，這些以色列學生認為猶太學生寫的文章比阿拉伯學生寫的文章要好。當以引發歸屬感的詞來啟動之後，這種偏見就消失了。
避免偏見的動機
動機不僅使人們持有偏見，而且會使人們去努力避免偏見。儘管我們當中的大多數人都不想有偏見，但偏見的習慣卻歷久猶存。帕特裡夏·迪瓦恩和她的同事指出，無論是偏見高的人還是偏見低的人，有時具有相似的自動化的偏見反應。
我們盡可能地壓抑不合時宜的想法，如對食物的想法、追求朋友同伴的想法，以及對其他群體的評判想法，但這些想法有時卻頑固得揮之不去。這一點對老年人來說尤其如此，因為老年人喪失了一部分抑制不好想法、壓抑陳舊的刻板印象的能力。下面的結論適合我們所有人：不好（不和諧）的想法和情感往往經久不衰。打破這種偏見習慣並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在現實生活中，遇到一個少數民族人士就可能觸發一種類似於膝跳反射的刻板印象。無論對同性戀者持接受還是反對態度，在公共汽車上與一名男同性戀者坐一塊，都會感覺不大舒服。人們遇到一名不熟悉的黑人男士時——即使是那些以自己毫無偏見而引以為榮的人——也會小心翼翼地做出反應。在E.J.范曼及其同事所做的一項實驗中，白人觀看一些白人和黑人的幻燈片，想像自己與這些人物來往，評定對這些人物可能的喜愛程度。雖然參與研究的人認為他們自己更喜歡幻燈片中的黑人而不是白人，但他們的面部肌肉卻告訴我們一個不同的故事。儀器顯示，當出現黑人面孔時，參與者面孔上的皺眉肌比微笑肌更加活躍。當一個人觀看其他種族的一個不熟悉的人時，大腦中的情緒加工中心也會變得更加活躍。
研究刻板印象的學者以比較樂觀的態度指出，偏見反應並非不可避免。避免偏見的動機會使人們調整自己的思維和行動。當意識到他們應該如何去感受和他們實際是如何感受的二者之間的差距時，具有自我意識的人就會產生內疚感，並努力抑制他們的偏見反應。迪瓦恩和她的同事指出，當人們避免偏見的動機是內在（因為偏見是錯誤的）而不是外在（因為他們不願意讓別人把他們想得太壞）的時候，即便是自動的偏見也會有所減弱。
我們得到的啟示是：要克服迪瓦恩所說的「偏見習慣」並不是件容易的事。如果你發現自己的反應有一種膝跳反射般的假設或情感，不要失望，這並不稀奇。重要的是你如何對待這種意識。你是否讓這些感受主宰了你的行為？或者是你採取了一些彌補措施，控制和調整你在未來情境中的行為？
小結
人們的動機會影響其偏見。挫折滋生敵意，人們有時候會將這種敵意發洩到替罪羊身上，有時會更直接地針對競爭性的群體來表現這種敵意。人們還有一種願望，即認為他們自己和他們的群體比其他群體優越。即使很普通的群體成員身份，也會使人們喜歡自己的群體要勝於喜歡其他群體。自我形象受到威脅會增強這種內群體偏愛，歸屬感的缺失也會產生同樣的效果。從相對樂觀的角度看，避免偏見的動機能夠引導人們打破偏見習慣。
[1]現實群體衝突理論（realistic group conflict theory）：偏見源自群體間對於稀缺資源的競爭。
[2]社會同一性（social identity）：我們的自我概念的「我們」方面；我們對於來自我們所在群體的「我是誰」這一問題的一部分答案。
[3]內群體（ingroup）：「我們」——擁有共同的歸屬感、相同的同一性感受的一群人。
[4]外群體（outgroup）：「他們」——人們感到與他們的內群體明顯不同的群體。
[5]內群體偏見（ingroup bias）：偏愛自己所在群體的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