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偏見的社會根源

什麼社會條件滋生偏見？社會如何維持偏見？

偏見起源於多種根源。它的產生可能源於社會地位的差異，人們想證明這些差異是正當的，並且願意維持這些差異。偏見也可能是我們從小習得的，我們在社會化的過程中瞭解了人與人之間的重要差異。最後，我們的社會制度可能起到了維持和支持偏見的作用。先考慮偏見是如何發揮作用來保護自尊和社會地位的。

社會不平等：不平等的地位與偏見

記住一條原則：不平等的社會地位滋生了偏見。主人視奴隸為懶惰的、不負責任的、缺乏抱負的——正因為他們擁有這些特點，所以他們適合被奴役。歷史學家在爭論到底是什麼力量造成了不平等的社會地位。不過，一旦這些不平等業已存在，偏見就在促使那些有錢有勢的人在經濟和社會方面的特權合理化。告訴我兩個群體之間的經濟關係，我便可以預測群體之間的態度。刻板印象使不平等的社會地位合理化。即使是社會地位發生暫時變化，也能影響到偏見。裡奇森和安貝蒂引導白人大學生相信自己通過計算機在與黑人或者白人同伴交流，他們扮演同伴的上司或者下屬，如果大學生扮演上司，當他們與一個假定的黑人同伴交流時，更容易表現出自動偏見。

偏見一旦為自己找到理由，它就會從容不迫。

——威廉·黑茲利特

現實生活的例子比比皆是。直至今日，在實行過奴隸制的地區中偏見還最為嚴重。19世紀的歐洲政治家和作家們通過把被剝削的殖民地人民描述成「劣等的」、「需要保護的」、是一種需要承受的「負擔」，從而證明帝國擴張是正當的。40年前，社會學家海倫·邁耶·哈克指出了有關黑人和女性的刻板印象如何促進其社會地位低等的合理化：許多人認為這兩個群體智力低下、情緒化、未開化，對他們從屬的角色「心安理得」。黑人是「劣等的」，女性則是「軟弱的」。黑人的處境正恰如其分；女性的位置則是在家中。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格利克和菲斯克所區分出的「敵意」和「仁慈」的性別歧視，衍生到了其他的偏見上。我們會認為其他群體能幹，或者是親切的，但通常不會兼而有之。我們敬重那些地位高的人所具有的能力，同時也喜歡那些欣然接受較低地位的人。菲斯克和她的同事們報告說，在美國，亞洲人、猶太人、德國人、非傳統的女性、自信的非裔美國人以及男同性戀者往往會受到尊重，但卻不怎麼被人喜歡。傳統的下層美國黑人、西班牙裔、傳統婦女、女子氣的男同性戀者、殘疾人，往往被視為能力較弱，但卻因情感、精神、藝術或運動能力上的品質而受到喜歡。

憎恨那些傷害過我們的人，這是人類的本性。

——古羅馬歷史學家塔西佗

在發生衝突的時候，態度很容易隨行為而改變。人們往往不把敵人當人看，用各種各樣的標籤來貶低他們的人格。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人成了「日本鬼子」。戰爭結束後，他們變成「睿智、勤奮的日本人」。態度的適應性令人驚訝。

性別刻板印象也使得性別角色合理化。在研究了世界範圍內的這些刻板印象之後，約翰·威廉斯和德博拉·貝斯特指出，如果女性在照顧小孩方面付出大部分關愛，那就可能認為女性天生就善於養育孩子；如果男性做生意、打獵及參與戰爭，那就很自然地認為他們咄咄逼人、獨立、愛冒險。實驗表明，在看待未知群體的成員時，人們認為這些人具有一些適合他們角色的特質。

有些人能注意並且適應社會地位的差異。那些社會支配性取向[1]的人，傾向於從社會階層的角度來看待自己。他們願意讓他們的社會群體社會地位高一些——他們喜歡位於社會階層的頂層。處於社會高層支配地位，也傾向於促進這種取向。吉姆·斯達紐斯以及他的同事解釋說，這種希望出人頭地的想法導致那些社會支配性高的人樂於接受偏見，支持那些為偏見辯護的政治立場。的確，社會支配性取向高的人，往往支持那些諸如為富人減稅之類的維護階層等級的政策，反對諸如平權法案之類的破壞階層等級的政策。社會支配性取向高的人，偏向於從事政治和商業領域的職業，以提升他們的社會經濟地位，維持階層等級。他們不願意從事破壞社會階層等級的工作，如社會工作者。社會經濟地位可能滋生偏見，但相比於其他人，有些人會更多地追求社會經濟地位，並且試圖維持這種地位。

在有衝突的時期，種族偏見常常突現出來，比如「9·11」之後許多阿拉伯裔美國人不被信任或遭受敵意。圖中是一位阿拉伯裔美國父親坐在自己遭到暴徒毆打的兒子身邊。

社會化

偏見起源於不平等的社會經濟地位以及其他社會原因，包括我們習得的價值觀和態度。

權威人格

20世紀40年代，美國加州伯克利大學的研究者——其中有兩位是從納粹德國逃離出來的——設立了一個緊迫的研究任務：揭示反猶主義的心理根源。反猶主義影響之惡劣，導致數百萬猶太人被屠殺，而且讓那麼多歐洲人成為冷漠的旁觀者。在研究美國成人的時候，西奧多·阿多納發現，敵視猶太人的人，往往也同時敵視其他少數民族。偏見似乎不只是具體針對某一群體的態度，而是如何對待與自己不同的人的一種思維方式。不僅如此，這些自以為是的種族中心主義[2]者普遍擁有權威人格的傾向——不能容忍軟弱，具有懲罰性的態度以及服從群體內部的權威。這些權威人格傾向，反映在他們贊同諸如「服從和尊敬權威是孩子們應該學習的最重要的品質」之類的陳述上。

權威人格的人，在孩提時代往往經歷過苛刻的管束。這可能導致他們壓抑了自己的敵意和衝動，並將這些敵意和衝動「投射」到了外群體身上。權威人格兒童的不安全感，似乎使他們傾向於特別關注權力和地位，容易形成非對即錯的僵硬思維方式，難以忍受模糊性。因此，這類人就傾向於服從那些權力比自己大的人，攻擊或者懲罰那些地位在自己之下的人。

一些學者對該研究持批評態度，因為該研究只關注右翼權威主義（一種在政治上以保守形式出現的權威主義——編者注），忽略左翼的教條權威主義（激進形式的權威主義——編者注）。儘管如此，該研究的主要結論依然成立：權威主義傾向，有時候在種族緊張局勢中有所反映，在經濟衰退、社會巨變、日子變得艱難的時候，權威主義傾向也會急劇高漲。

不僅如此，馬尼托巴大學心理學家鮑勃·阿爾特邁耶對右翼權威主義的近期研究證實了有些個體以偏見來表達恐懼和敵意。感覺自己在道義上高人一等的人往往會野蠻地對待自認為劣等的人。

不同形式的偏見——對黑人、男同性戀者和女同性戀者、女性、老人、肥胖者、艾滋病患者、無家可歸者——的確可能同時存在於同一個人身上。正如阿爾特邁耶總結的，右翼權威主義往往是「均等機會頑固分子」。

特別讓人感到震驚的是社會支配性取向和權威人格得分高的人。阿爾特邁耶報告說，這些「雙高」人士「屬於我們社會當中偏見最深的人」，這一現象並不令人感到吃驚。他們在各種人格特質上似乎都表現得最差，他們一方面武斷教條、充滿種族優越感，另一方面則常以自欺欺人的方式來努力謀求社會經濟地位。阿爾特邁耶指出，儘管這些人很少，但他們往往會成為仇視群體的領袖。

宗教與偏見

那些得益於社會不平等的人，在聲稱「人生而平等」的同時，還需要為讓各種事情維持現狀而尋求合理化的辯解。除了相信是上帝規定了現存的社會秩序，還有什麼比這更有力量的理由？威廉·詹姆斯指出，對所有的殘酷劣行而言，「表面的幌子都是秉承上帝的旨意」。

幾乎每一個國家的領導者，都利用宗教來使當前的秩序神聖化。利用宗教來維護不公正，這有助於解釋有關基督教這一北美主要宗教的兩個相互印證的發現：（1）教會成員比其他人表現出更明顯的種族偏見；（2）同那些表示自己的傳統信仰不那麼明顯的人相比，那些表示信奉傳統或正統基督教的人表現出更多的偏見。

宗教和偏見這兩個變量之間的相關並不能讓我們瞭解它們的因果聯繫。它們或許根本就沒有什麼聯繫。受教育程度低的人，也許更信奉正統基督教，同時又更多地抱有偏見。可能是偏見導致宗教信仰，即偏見引導人們創造宗教觀念來維護他們的偏見。也可能是宗教導致偏見，即宗教引導人們相信所有人都擁有自由意志，貧困潦倒的少數民族應該就他們的社會經濟地位責備自己。

如果的確是宗教導致偏見，那麼越虔誠的教會成員偏見就越深。但另外三個研究一致表明事實並非如此。

在教會成員中，同偶爾去教堂的人相比，虔誠的信徒在26次對比中有24次顯示出較少的偏見。

奧爾波特和羅斯發現，相對那些將宗教視為實現其他目的的手段的人而言（他們會認同這樣的陳述：「我對宗教感興趣，主要是因為做禮拜是件令人愉悅的社會活動」），那些以宗教本身為目的的人（例如，他們會認同這種陳述：「我的宗教信仰真的是我為什麼這麼生活的理由」）表現出較少的偏見。而且，在蓋洛普的「宗教承諾」指數中得分高的人，更歡迎其他種族的人做鄰居。

新教牧師和羅馬天主教牧師比普通人更支持民權運動。1934年，德國45%的神職人員與組織起來反對納粹統治的認信教會結盟。

那麼，宗教和偏見之間究竟是什麼關係？答案取決於我們如何提問。如果我們將宗教虔誠定義為教會成員或至少在表面上認同傳統信仰的意願，那麼越虔誠的人就懷有越多的種族偏見。頑固分子往往借助宗教使其固執合理化。可是，如果我們以其他幾種方式來評價宗教虔誠的程度，那麼越虔誠的人則懷有越少的偏見——因此，現代民權運動具有宗教的根基，該運動的領導者當中有許多基督教牧師和基督教新教牧師。正如戈登·奧爾波特所總結的那樣：「宗教的作用顯得自相矛盾。它製造偏見，同時又消除偏見。」

讓我們相互仇恨的宗教有很多，但讓我們彼此相愛的宗教卻不夠多。

——喬納森·斯威夫特

從眾

偏見一旦形成，它在很大程度上就會由於慣性而持久存在。如果偏見被社會所接受，那麼許多人將會遵循阻力較小的通道，順從這種潮流。他們的行為可能是因為憎恨的需要而產生，但更可能是因為被人喜歡和接受的需要而產生。

托馬斯·佩蒂格魯對南非和美國南部的白人的研究揭示了在20世紀50年代，那些最遵從其他社會規範的人同時也是最具有偏見的人；那些不怎麼遵從的人則不大有人云亦云的偏見。對於阿肯色州小石城的牧師來說，不從眾的代價顯然是痛苦的，1954年美國最高法院關於在學校解除種族隔離的決議就是在那裡執行的。大多數牧師願意融合，但通常只是私底下這麼說；他們害怕公開宣稱會使他們失去教會成員和捐助者。或者考慮一下同一時代印第安納州的鋼鐵工人和弗吉尼亞州西部的煤礦工人，在工廠和礦井中，工人們認可種族的融合。而鄰里關係的規則卻是嚴格的種族隔離。偏見顯然並非「病態」人格的反映，它只不過是社會規範而已。

從眾同樣也維持著性別偏見。「如果我們來思考一下托兒所和廚房為什麼是女性的天然活動範圍」，蕭伯納在1891年的一篇文章中寫道：「我們的所作所為與英國孩子思考籠子為什麼是鸚鵡的天然活動範圍是完全一樣的——因為他們在其他地方從未看到過鸚鵡。」那些在其他地方見到女性的孩子——職業女性的孩子——對男性和女性看法的刻板化程度相對要低一些。

所有這些觀點中，尚有一線希望。如果偏見並非植根於人格，那麼隨著潮流的改變和新規範的演進，偏見便可能消除。事實上，它的確在變化。

社會制度的支持

種族隔離是社會制度（學校、政府、媒體）助長偏見的一種形式。政治領袖既能反映各種盛行的態度，又能強化這些態度。1957年，當時的阿肯色州州長奧維爾·福伯斯關閉了小石城的中心學校的大門，以阻止種族融合。他所做的，不僅僅是代表他的選舉人，更主要的是使他們的觀點變得合理化。

學校同樣也在強化主流的文化態度。一項研究分析了1970年以前寫作的134份兒童讀物中的故事內容，發現男性人物角色比女性人物角色要多，比例是3︰1。被描寫為主動、勇敢和富有能力的人會是誰？在來自經典兒童讀物《迪克和簡》的一段摘錄當中可以看到答案：簡仰面摔倒在人行道上，身邊是她的溜冰鞋，聽聽馬克向他母親所做的解釋：

「她不會滑冰，」馬克說。

「我可以幫助她。」

「我想要幫助她。」

「你看她，媽媽。」

「你看看她。」

「她就像個女孩子。」

「她放棄了。」

20世紀70年代，有關男性和女性的觀念發生了變化，使得人們對這類描述有了新的看法，這種公開的（對我們而言）刻板印象才被廣為關注，並且隨之發生了改變。

社會制度對偏見的支持往往在不知不覺進行。一般來說，它們並非有意壓制某一群體。更多的時候，它們只是反映了理所當然的文化假定，正如眼筆盒中標有「肉色」的眼筆就是略帶粉色的白色。

今天還有哪些制度性偏見的例子依然沒有被注意到？下面是一個我們多數人都沒有注意到的例子，儘管它就在我們眼前：在查閱了來自雜誌和報紙的1750張照片之後，戴恩·阿徹和他的合作者們發現，大約2/3的普通男性照片集中於面部，而集中於面部的普通女性照片只有不到一半。隨著研究領域的拓展，阿徹發現這種「面孔歧視」十分普遍。在其他11個國家的雜誌上，在6個世紀的藝術作品中收集的920幅人物肖像中，以及加州大學聖克魯茲分校大學生的業餘作品中，他都發現了這一現象。喬治婭·尼格羅和她的同事證實，在其他許多雜誌包括《女士》中也存在面孔歧視現象。

研究者猜測，對男性面孔和女性身體的視覺顯著性，既反映了性別偏見，同時也在延續性別偏見。諾伯特·施瓦茨和伊娃·庫爾茨在德國所做的研究表明，那些在照片中面孔被突出的人顯得更有智慧、更有抱負。不過，全身畫總比什麼都沒有好。露絲·蒂博多分析了過去42年中《紐約客》上的卡通畫，她僅找到一幅與種族無關的畫，上面有一名美國黑人（流行的卡通畫大都沒有表現民族多樣性，所以本書用照片來描述多樣性要比用卡通畫容易得多）。

面孔偏見：在媒體中男性的照片大多只顯示其臉部。

電影和電視節目同樣也體現並且強化了各種盛行的文化態度。20世紀30年代的電影裡，笨拙、天真的非洲裔管家和女僕形象促進了它們所反映的刻板印象經久不衰地延續下去。儘管如今我們多數人會反感這類形象，但即使是一部有關一位具有犯罪傾向的美國黑人的現代電視喜劇，也可能使得另一名被控傷害罪的非裔美國人的罪行顯得更為嚴重。發源於黑人藝術家的激烈說唱音樂，導致黑人和白人聽眾都對黑人形成了某種刻板印象，認為他們具有暴力傾向。

小結

社會情境以多種方式滋生並且維持著偏見。一個享受社會和經濟優越性的群體，往往會以偏見的信念來保護他們的地位。人們同樣也在促進或者減少偏見的方式下被撫養長大。家庭、宗教團體及更廣闊的社會都可能維持或者減少偏見。社會制度出於慣性的原因也對偏見起到支持作用。

[1]社會支配性取向（social dominance orientation）：讓自己所在的群體支配其他社會群體的動機。

[2]種族中心主義（ethnocentric）：相信自己的種族和文化群體是優越的，並且相應地鄙視所有其他群體。